在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愈发重要的时代,如何促进人才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一项重要议题,而股权激励作为一项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管理工具在我国的应用正变得越来越广泛。以往的股权激励计划主要是为了消除高管和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而近十年来,专门针对非高管员工的股权激励计划正在我国不断拓展应用,并对我国的企业经营状况和资本市场环境带来较大的影响。为了确定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本文基于2010年-2020年沪深交易所的公司债券数据,检验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以及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公司所在行业技术特征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形式的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均显著提升了我国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且股票期权的利差抬升作用更为明显;第二,同时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对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强度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且在以限制性股票作为股权激励形式时更为显著;第三,高技术行业特征可以缓解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提高债券信用利差的效果,这一缓解作用同时存在于两种形式的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中;第四,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在我国不能有效降低债券信用利差,并非由于市场无法识别股权激励计划的影响,而是因为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的“避险效应”不明显,导致其公司治理作用未能有效发挥。本研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理论贡献和应用价值三个方面。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本研究着眼于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的经济后果;其次,在理论贡献方面,本研究充实了新兴资本市场股权激励和债券定价领域的研究成果;最后,在应用价值方面,本研究将从微观市场主体中发现的作用机制联系到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这一重要的宏观经济议题。本文对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降低公司融资成本、优化债券定价模型,以及从企业个体的微观角度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