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的网络空间与现实的生活空间有着不同的运行规则,当互联网与犯罪相结合后,网络犯罪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异化趋势,尤其是网络空间中的犯罪帮助行为,相较于现实空间中的传统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对于异化后网络帮助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分别出现了基础法理认定不一、法律适用标准不明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将对网络空间中的犯罪帮助行为进行全面的检视与分析,并从立法与司法、理论与实践等视角对网络帮助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进行探究,从而尝试提出网络帮助行为未来治理的完善方案。本文正文由以下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网络空间中犯罪帮助行为的异化与对传统共犯理论的冲击。目前网络犯罪整体向产业化、链条化的趋势发展,打击链条上游的犯罪帮助行为日益成为规制网络犯罪的关键。然而,借助于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以及发散性,网络帮助行为对正犯提供帮助的样态实现了从“一对一”向“一对多”的转变,由此造成了危害结果的泛化,提高了帮助行为的危害性;互联网的虚拟性模糊了共犯之间的意思联络、消解了共犯之间的行为共同性,由此增强了帮助行为的独立性。网络帮助行为的异化使传统共犯理论需要面对“意思联络缺失下共同犯罪成立之困境”“中立技术帮助行为的处罚困境”“帮助行为危害性提升后的从属性困境”三个问题。第二部分为网络帮助行为立法性质及其正当性研究。为了应对网络帮助行为异化对传统共犯理论的冲击,刑事立法采取了“帮助行为正犯化”的方式,增设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将网络帮助行为拟制为正犯行为并设置了独立的法定刑。这样的立法模式是刑法介入节点前置化的表现,强化了刑法对网络空间秩序等抽象法益的保护,但这并未导致刑罚圈的不当扩大,也没有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帮助行为正犯化立法的正当性体现在:有利于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有利于强化刑法的一般预防作用、解决了实践中因正犯抓捕困难而无法对共犯定罪的问题、解决了在片面共犯问题上的争议。关于共犯从属性的问题,网络帮助行为正犯化的入罪路径填补了因共犯从属性限制而导致的处罚漏洞,是刑法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对共犯从属性理论做出的适当变通与突破。第三部分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适用状况的实证考察。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风险社会背景下针对网络帮助行为所做出的特殊立法,其是否在实践中发挥出了应有的作用,是我们必须予以考察的内容。通过实证分析,本罪虽然在适用数量上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但罪名的改判率却高于其他刑事犯罪,究其缘由主要是主观“明知”内涵不明、本罪正犯与他罪帮助犯界分标准不明、刑法第287条内部罪名适用混乱等问题导致的。本罪“明知”应当理解为帮助者“明确知道”自己所提供的帮助被他人应用于犯罪,但不需要知道被帮助者所实施的是何种具体犯罪;本罪正犯与他罪帮助犯的界分应当从主观上是否达到共谋具体化程度、客观上是否深度参与了下游犯罪、侦办中能否确定被帮助者所实施的犯罪种类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对于刑法第287条内部罪名的区分,可以从两罪的立法初衷判断,即一个为预备行为的实行化,一个为帮助行为的正犯化。第四部分为网络帮助行为规制体系的完善构想。随着互联网的代际更迭,与其相伴而生的网络犯罪也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着,我们应当以前瞻性的思维来应对日新月异的网络犯罪。首先,我们应当促进网络帮助行为立法的精细化,科学的划分种类不同的帮助行为,改变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大包大揽的现状。其次,科学配置法定刑。针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法定刑过低的问题,我们可以将“犯罪情节”作为划分法定刑幅度的标准,为其配置不同档次的法定刑。最后,增加职业禁止措施的适用。网络犯罪作为专业性、技术性程度较高的犯罪种类,对网络犯罪人施以职业禁止的处罚,能够有效的预防其再利用网络技术实施犯罪,从而在避免了重刑化的同时,也能起到更好的预防再犯罪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