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性合同因给付时间的长度决定给付范围的多寡这一特色,在诸多方面应与一时性合同作出不同的制度设计。我国《合同法》以一时性合同为主线制定,《民法典》相较于《合同法》,对继续性合同予以了更高的关注,特别是针对其任意解除权,在合同编通则中规定了一般性条款,在合同编典型合同中进行了优化。然而,《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依然存在缺失及矛盾之处,较为突出的一为一般性条款与典型合同条款权利行使要件差别过多,造成适用的困难;二为典型合同条款规定的权利行使要件不甚合理,与继续性合同的理论基础相违背。除此之外,一些理论争议也需要探讨。本文即在民法典视域下进行继续性合同任意解除权的研究。本文除导论外,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继续性合同任意解除权的立法变迁。《合同法》只在分则进行列举式规定,《民法典》采取的是“一般条款+特别规定”的规范模式,内容上也更加完善,但依然存在上述问题。第二部分是《民法典》中继续性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认识论分析。主要探究《民法典》相关规定的法理基础。继续性合同任意解除权存在的基础在于,防止不定期继续性合同永无止境地延续,是对个人自主决定权的保护,规定合理期限的基础在于对相对方信赖利益的保护,二者处于平衡的状态。典型合同的特殊规定都基于不同的特别理由,但未必合理。继续性合同任意解除权和服务合同任意解除权在诸多方面不同,应当予以区分。第三部分探讨《民法典》中继续性合同任意解除权具体适用面临的争议点。其一,双方当事人约定放弃或限制其任意解除权的,此约定无效;其二,合理期限的确认主体为法官,若当事人违反合理期限规定,应予以制裁;其三,继续性合同的解除无溯及力,其任意解除权的行使不会引发损害赔偿责任;其四,继续性合同任意解除权同样禁止滥用,其权利滥用的法律后果原则上不是使合同存续,而是引起损害赔偿。第四部分探讨《民法典》中继续性合同任意解除权适用的优化路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能够在个案中弥补法律规范的不足之处,但法官探究立法原意的难度较大,且缺乏普适性。在司法解释中予以进一步的规定,普适性更高。但解决继续性合同任意解除权面临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建立合同“解除”与“终止”二分模式,以彻底使继续性合同与一时性合同平起平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