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在一元且权威的意识形态遭遇冲击、制度基础又相对薄弱的情况下，为了增强政权的合法性，我国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各级地方政府掀起了以GDP为核心的政绩竞争热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执政党和政府受到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戴，以经济绩效为表征的政绩成为政权合法性最重要的支柱。但是，在制度约束缺失和利益诱惑刺激的双重效应下，我国地方政府的自利性逐渐凸显，演变成追逐私利的“怪兽”，重经济发展轻社会管理，重业绩增长轻制度建设，忽视了公共职能的提供，导致“政绩”工程泛滥、资源浪费严重、政治寻租猖獗、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社会矛盾与问题，地方政府权威下降，陷入到了“政绩困局”之中。学术界普遍认为，构成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包括意识形态、政绩（有效性）以及制度规则三个方面。任何一个政权要想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以上三个合法性基础同时具备是最可靠的。因此，要化解当前的“政绩困局”，政府就必须转变发展思路，以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为指引，以行政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以及政绩考核制度创新等为手段，降低对政绩合法性的单纯依赖，积极谋求意识形态、政绩(有效性)和制度规则三者结合的散布性支持，以期夯实和巩固政权合法性基础。本文首先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政绩、合法性及“政绩困局”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深入阐述了“政绩困局”的产生机理以及分析“政绩困局”的理论基础。接着，详细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政绩困局”的产生背景、表现和现实危害，并从理念、体制、机制和制度层面，深入剖析了“政绩困局”产生的原因。最后，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对“政绩困局”的化解途径进行了积极探索。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利用合法性理论、政府竞争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相关知识，结合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紧扣官员政绩观和政府制度建设的演变，对“政绩困局”这一政治难题进行了深入、系统、有针对性的分析，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