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障碍患者群体的生存状态堪忧,其造成的重大民、刑事案件频发,这一边缘化社会群体所造成的家庭巨额负担、社会整体受损和自身合法权益的严重被侵害等问题,无时无刻不触动着社会大众的神经。对精神障碍患者采取刑事强制医疗,是指对于依法鉴定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障碍患者,实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已达犯罪程度,所实施的强制隔离和医学治疗的刑事实体措施,其旨在促进精神障碍患者的健康恢复、保障其合法权益,以及消除其人身危险性、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保卫社会安全。域内外强制医疗制度在多年的发展中,历经了从无到有、在摸索中前进的探索过程。新刑事诉讼法生效之前,我国强制医疗实体和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定均呈现出“行政化"的导向,实践操作中也存在着行政化色彩,性质不清、适用对象模糊、决定主体不明以及程序严重缺失等方面的问题,导致强制医疗措施在现实运行中缺乏程序保障。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表决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强制医疗程序单立章节作为一项特别程序,在程序法上进行了规制,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次伟大创举。此次,新刑事诉讼法中在特别程序中增设强制医疗程序,对适用条件、启动主体、案件管辖与审判组织、强制医疗的审查与处理、交付执行、救济程序和解除程序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法律规制。2013年5月1日即将生效的《精神卫生法》在尊重和保障人权及科学设计强制医疗方面也有了长足进步。结合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与《精神卫生法》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进行比较,二者在称谓、性质界定和决定权方面仍存在些许差异甚至于冲突,亟待实践中的界定和解决。在肯定立法规定的同时,对于下一步的法律适用和具体操作上,笔者认为,应当充分考虑,仔细考量,在实践操作上尽力予以完善。对于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应当适当予以扩大,应适用于危害行为虽未触犯刑法,但已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对社会造成一定危害结果的精神障碍患者,不具备刑罚适应性的限制刑事责任精神障碍患者,犯罪行为实施完毕,法庭裁判之前患有精神障碍及服刑期间患有精神障碍的患者。当然,基于人道主义考虑,也应明确,对于怀孕、哺乳自己的不满一周岁的婴儿、患有疾病危及自身生命、躯体残疾不再具有严重危害社会安全能力的以及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等精神障碍患者,不适宜采取强制医疗。对“社会危险性"的考量,实践操作中可以由执业医师专业鉴定和法官自由裁量相结合的模式,从“严重违法行为”和“极高的再犯可能性”两方面来考量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危险性”。申请鉴定方面,司法实践中也应赋予精神障碍患者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权利。强制医疗的救济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形同虚设,可以考虑逐步完善强制医疗程序的再审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其他程序方面,笔者认为,实践中可以在看守所或现有社会救助机构中,独立出单独看护精神障碍患者,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场所；医疗期限应予以明确,可以参考精神病学专业知识,不同症状规定不同医疗期限,经鉴定康复即可解除,未康复将适当延长期限；建立费用保障机制,由国家财政承担为主,社会和个人承担为辅,根据实际由政府和个人按照进行分担。强制医疗,意在医疗康复,重在回归社会。笔者认为,应当借鉴出狱人社会保护的理论研究,积极构建精神障碍患者接受强制医疗康复后的重返社会机制,可在后期康复治疗的同时,辅之以真诚、自信、积极的心态培养,注重对被强制医疗者的心态康复矫正；在康复出院回归社会后,强化登记管理,完善医疗保障,全社会共建被强制医疗者的社会保障机制；同时,要关注社会舆论走向,强化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引导社会舆论向着宽容、同情和保护被强制医疗者的方向发展,创造一个关心、善良、理性的心理环境、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为被强制医疗者重返社会创造条件,营造和谐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