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润物无声地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巨变,要享受相关服务,不可避免需要向经营者提供个人信息,大规模的数据处理活动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个人信息权益,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由于网络数据的无形性、信息处理行为的隐秘性,个人仅凭一己之力常常难以发现其信息权益受到侵害,即便有所察觉,诉讼成本之高、举证难度之大又阻碍了个人提起个人信息保护侵权之诉。《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初步规定了公益诉讼救济机制,但较为原则和概括,具体运用中仍存在优化空间。本文以实践案例为依据,从起诉主体、诉讼请求和程序规则三个角度入手,对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实施过程中暴露的不足进行了系统整理,通过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总结既往研究经验与当前实践问题的基础上,尝试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切实有效的进路优化方案。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将最近5年来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相关司法实践案例作为切入点,进行数据总体分析和案例重点剖析后发现,起诉主体具体范围和起诉顺位不明、诉讼请求单一且过度依赖民事侵权责任、程序方面的诸项规则规定不完善等问题制约了公益诉讼真正成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有效路径。第二、三、四部分分别就起诉主体、诉讼请求及程序规则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路径进行了探讨分析。在起诉主体方面,实证分析发现检察院做原告的案件在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中占比超过92%;由于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领域缺乏明确的起诉顺位和举证责任分配之法律规定,消费者组织能够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实践中其作起诉主体的案例占比低于8%;“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目前并未落实到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厘清起诉顺位、规范检察机关与消费者组织诉权的行使、对“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之范围进行界定,迫切需要法律或司法解释专门规定。在诉讼请求方面,目前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请类型局限于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其他请求类型如行为补偿的案件在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总量中占比不足4%,仍有极大的丰富扩展空间。损害赔偿尤其是惩罚性赔偿在实践中虽获得过审理法院的支持,但其适用还需进一步加以规范和明确。在程序规则方面,各地法院要求的起诉标准不一,尤其是对“侵害众多个人权益”的界定还很模糊。举证责任在原被告之间如何分配才能更充分地实现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目标,尚且有待配套制度予以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实践中展现出对刑事公诉案件极强的依附性,有关个人信息侵权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占比高达91%,此种情况下,对个人信息保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进行革新和优化,确保其真正对个人信息保护产生利好作用,显得尤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