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持续发展和使用,使数字贸易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而在当前面临全球价值链分工日益深化、市场供需不断变动,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和构建新型竞争优势迫在眉睫。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出口贸易数额逐渐上升,在全球出口范围内跃居首位,但我国出口产品种类长期处于产业链中下游,出口产业由于缺乏人力资本及相应资金、技术不到位的问题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的难题,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需进一步提高,数字贸易的迅猛发展为贸易新发展提供了可能。由此出发,引发以下思考:数字贸易会何时以及如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对于促进数字贸易发展的相应政策制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当前国内外有关数字贸易的研究大多是数字贸易发展历程及特征、数字贸易壁垒、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等领域,而关于人力资本水平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很少,基于数字贸易发展的背景,从理论、实证层面分析数字贸易发展带来的经济效应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研究更少。首先,本文对数字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文献及相关定义进行梳理,归纳形成数字贸易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概念及内涵,再结合国内外己有的研究,分析出数字贸易发展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理论基础和作用机制。将熵值法和TOPISIS法相结合,以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市（除西藏外）为研究对象,共建立5个维度,根据数字贸易的定义选取共18个二级指标对数字贸易的发展水平展开测评。随后,根据海关的产品编码数据对各省市十六类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度,并将各类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加权平均,算出各省市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最后,通过基准回归分析,并且以人力资本水平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验证数字贸易对我国各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机制。本文研究发现:（1）2013-2021年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发展程度逐年提升,但各区域的发展情况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发展态势稳定、中部地区发展迅猛、西部地方发展较慢的态势;（2）数字贸易能够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但因地区发展情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东部、中部地区,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3）人力资本水平在数字贸易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效应,通过地区异质性检验发现,中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的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影响更显著。政策建议:（1）提高政府技术创新投入,强化数字储备能力。相邻省份应在数字贸易发展上努力构建分工协作机制,以达到增强地区间数字贸易相互关联及优势互补;（2）创新数字贸易监管体系,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政府应根据自身情况,积极出台相应监管体系及保护政策,鼓励当地企业积极开展创新活动;（3）加强完善数字基础建设力度,促进出口结构不断优化。为企业贸易提供便利性,降低部分行业之间的壁垒,缓解市场上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空间的矛盾性和不平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