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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是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创作了大量抒情诗、叙事诗、歌谣和诗剧。其诗作曾在欧美广泛流传，后来更是传播到中国等亚洲国家。在朗费罗的所有诗歌作品当中，A Psalm of Life(一般译为《人生颂》)可谓是其传播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代表作之一，亦是其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作品。
《人生颂》汉译之事引起众多中国学者的关注。他们或撰写专文，或在专著辟有相关章节，对《人生颂》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详加探讨。其中，钱锺书所做贡献当为最大。他撰写了《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文，从清人方浚师所撰《蕉轩随录》中发掘出威妥玛初译、董恂润饰的《长友诗》即为朗费罗诗歌代表作《人生颂》之汉译。钱锺书还认为，这首《长友诗》不仅是被译成中文的第一首美国诗歌作品，更是被译成中文的第一首英语诗歌作品。钱锤书此文发表之后，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学者们但凡要探讨朗费罗诗作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大多无法绕过这篇论文。有学者甚至指出，《长友诗》乃是经由钱锤书之挖掘而得以进入学界视域，为世人所知。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恐怕不是。
钱锺书查考《长友诗》的历程
《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先后发表在《抖擞》1982第1期、北京大学《国外文学》1982第1期与《新华文摘》1982第4期上，其改定本最早则收入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3月初版的《也是集》，后来又载于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5年12月初版的《七缀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于1987年11月初版的《诗词翻译的艺术》等书。
不过，《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其实是钱锺书根据他早年发表过的一篇英文文章大意而用中文重新撰写而成(《也是集》，钱锺书著，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版，P21)。在1945年12月6日，钱锺书在上海美军俱乐部进行了一次英文演讲，指出威妥玛将朗费罗《人生颂》译成散文，董恂又将其改为七绝，后载于《蕉轩随录》第12卷，而这便是第一首译成中文的西洋近代诗(《钱锺书散文》，钱锺书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P531)。钱锺书的这份演讲稿后来节译成中文，以《谈中国诗》为名，发表在1945年12月26、27日出版的《大公报》综合副刊第19、20期上(《钱锺书散文》，P529-539)。同在1945年，钱锺书在《Chinese Year Book》(《中国年鉴》)第115-128页上发表了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编者按)一文，亦在正文与注释里提到《人生颂》是被译成英文的第一首英语诗歌作品(《钱锺书英文文集》，钱锺书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P295)，即载于方溶师《蕉轩随录》卷12(《钱锺书英文文集》，P304)。到1948年，钱锺书更是专门撰写了一篇英文论文An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Longfellow’s“Psalm ofLife”(《朗费罗(人生颂)一诗早期中文版本》——编者按)，发表在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主办的英文期刊Philobiblon(中译《书林季刊》)第2卷第2期上(《钱锺书先生与(书林季刊>》，张翔、方曙著，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P116)。而这便是《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文的基础。其后，钱锺书还先后在《槐聚日札》与《管锥篇》中提到威妥玛与董恂合作翻译《长友诗》之事。
综上所述，钱锺书最早是在1945年12月6日才开始提出，《蕉轩随录》卷12里收录的由威妥玛与董恂合作翻译的《长友诗》其实就是朗费罗《人生颂》一诗之汉译。但是，我们发现，在此之前大约18年的1927年，就已经有人解决了这个问题。“玉麟”是查考《长友诗》之第一人
1927年1月29日出版的《语丝》第116期刊登了由署名“玉麟”的作者撰写的《同治时长友诗之翻译》一文。玉麟在文中提到，《清朝野史大观》第10卷载有《英人威妥玛长友诗》一文，而“长友”即为“Longfenow”之译义，所谓“长友诗”即为A Psalm of Life一诗(《同治时长友诗之翻译》，玉麟著，《语丝》第116期，P13-15)。
我们再查阅《清朝野史大观》所载《英人威妥玛长友诗》，发现尽管该文并未注明出处，但其内容基本上是节录自《蕉轩随录》卷12所录《长友诗》一文，仅按语部分颇有删改(《清朝野史大观4卷10清朝艺苑》，小横香室主人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81年版，P90-91)。
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知道，玉麟在钱锺书之前约18年便已经向世人指出，威妥玛与董恂合作，最早将朗费罗《人生颂》一诗译成中文，后载于《蕉轩随录》卷12。只不过，玉麟只是就《长友诗》展开评论，所论较浅，其文并未产生什么影响。而钱锺书却纵横古今、旁征博引，更给《长友诗》安上了“汉译第一首英语诗”的名头，在令读者瞠目之余更使学界长期误以为钱氏第一个察考出《长友诗》的来龙去脉。
《同治时长友诗之翻译》一文署名“玉麟”，但这不可能是该文作者的全名或通称，因为我们只查到一位名叫“玉麟”之人，生于1766年而逝于1833年，乃是满洲正黄旗人，哈达纳喇氏，字子振，历任乾隆、嘉庆、道光要职。因此，“玉麟”应当是某位作者的笔名，而这位作者活跃于民国时期，曾为《语丝》投稿。
我们查到，除了《同治时长友诗之翻译》一文，“玉麟”还曾在《语丝》第56期(1925年12月7日)上发表过《蓝纸花篮》。此外，另有署名“丘玉麟”的作者先后在《语丝》第62期(1926年1月18日)、第74期(1926年4月12日)和第80期(1926年5月24日)上发表过《表姊》、《我们的女旗手》与《别泡子河畔旧校》三篇文章。那么，“玉麟”与“丘玉麟”是否就是同一个人?答案是肯定的。
“玉麟”在录写完威妥玛译诗原文之后写道：“这倒是首似曾相识的美国诗人的诗。”随后，他还对威妥玛译诗进行了简要评析。这表明，“玉麟”对美国文学相当熟悉，而且其英文水平与翻译能力均比较高。丘玉麟(1900-1960)字拉因，是广东省潮州市意溪镇人。他曾先后在岭南大学(1921-1922)、北平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1923-1926)就读，至1927年7月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潮州文史资料第22辑，2002年，P33)。既然是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那么丘玉麟应当具有较高的西洋文学(包括美国文学)素养，而且其英文水平肯定不会低到哪里去。果然，我们查到，丘玉麟最早译有童话《孔雀之王》，收入上海泰东图书局于1928年初版、1929年4月再版的《彩虹》一书中。其后，他又译有印度洛能斯何卜的《印度情诗》一书，由开明出版部于1930年出版。由此，我们可以推定，“玉麟”与“丘玉麟”确实是同一个人。“玉麟”乃是丘玉麟在《语丝》上发表文章时使用的一个笔名。
综上所述，最早查考出《长友诗》即为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Longfellow)所作A Psalm of Life一诗汉译的并非钱锺书，而是丘玉麟。
(本文编辑：谢宁)
《人生颂》汉译之事引起众多中国学者的关注。他们或撰写专文，或在专著辟有相关章节，对《人生颂》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详加探讨。其中，钱锺书所做贡献当为最大。他撰写了《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文，从清人方浚师所撰《蕉轩随录》中发掘出威妥玛初译、董恂润饰的《长友诗》即为朗费罗诗歌代表作《人生颂》之汉译。钱锺书还认为，这首《长友诗》不仅是被译成中文的第一首美国诗歌作品，更是被译成中文的第一首英语诗歌作品。钱锤书此文发表之后，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学者们但凡要探讨朗费罗诗作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大多无法绕过这篇论文。有学者甚至指出，《长友诗》乃是经由钱锤书之挖掘而得以进入学界视域，为世人所知。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恐怕不是。
钱锺书查考《长友诗》的历程
《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先后发表在《抖擞》1982第1期、北京大学《国外文学》1982第1期与《新华文摘》1982第4期上，其改定本最早则收入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3月初版的《也是集》，后来又载于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5年12月初版的《七缀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于1987年11月初版的《诗词翻译的艺术》等书。
不过，《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其实是钱锺书根据他早年发表过的一篇英文文章大意而用中文重新撰写而成(《也是集》，钱锺书著，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版，P21)。在1945年12月6日，钱锺书在上海美军俱乐部进行了一次英文演讲，指出威妥玛将朗费罗《人生颂》译成散文，董恂又将其改为七绝，后载于《蕉轩随录》第12卷，而这便是第一首译成中文的西洋近代诗(《钱锺书散文》，钱锺书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P531)。钱锺书的这份演讲稿后来节译成中文，以《谈中国诗》为名，发表在1945年12月26、27日出版的《大公报》综合副刊第19、20期上(《钱锺书散文》，P529-539)。同在1945年，钱锺书在《Chinese Year Book》(《中国年鉴》)第115-128页上发表了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编者按)一文，亦在正文与注释里提到《人生颂》是被译成英文的第一首英语诗歌作品(《钱锺书英文文集》，钱锺书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P295)，即载于方溶师《蕉轩随录》卷12(《钱锺书英文文集》，P304)。到1948年，钱锺书更是专门撰写了一篇英文论文An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Longfellow’s“Psalm ofLife”(《朗费罗(人生颂)一诗早期中文版本》——编者按)，发表在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主办的英文期刊Philobiblon(中译《书林季刊》)第2卷第2期上(《钱锺书先生与(书林季刊>》，张翔、方曙著，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P116)。而这便是《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文的基础。其后，钱锺书还先后在《槐聚日札》与《管锥篇》中提到威妥玛与董恂合作翻译《长友诗》之事。
综上所述，钱锺书最早是在1945年12月6日才开始提出，《蕉轩随录》卷12里收录的由威妥玛与董恂合作翻译的《长友诗》其实就是朗费罗《人生颂》一诗之汉译。但是，我们发现，在此之前大约18年的1927年，就已经有人解决了这个问题。“玉麟”是查考《长友诗》之第一人
1927年1月29日出版的《语丝》第116期刊登了由署名“玉麟”的作者撰写的《同治时长友诗之翻译》一文。玉麟在文中提到，《清朝野史大观》第10卷载有《英人威妥玛长友诗》一文，而“长友”即为“Longfenow”之译义，所谓“长友诗”即为A Psalm of Life一诗(《同治时长友诗之翻译》，玉麟著，《语丝》第116期，P13-15)。
我们再查阅《清朝野史大观》所载《英人威妥玛长友诗》，发现尽管该文并未注明出处，但其内容基本上是节录自《蕉轩随录》卷12所录《长友诗》一文，仅按语部分颇有删改(《清朝野史大观4卷10清朝艺苑》，小横香室主人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81年版，P90-91)。
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知道，玉麟在钱锺书之前约18年便已经向世人指出，威妥玛与董恂合作，最早将朗费罗《人生颂》一诗译成中文，后载于《蕉轩随录》卷12。只不过，玉麟只是就《长友诗》展开评论，所论较浅，其文并未产生什么影响。而钱锺书却纵横古今、旁征博引，更给《长友诗》安上了“汉译第一首英语诗”的名头，在令读者瞠目之余更使学界长期误以为钱氏第一个察考出《长友诗》的来龙去脉。
《同治时长友诗之翻译》一文署名“玉麟”，但这不可能是该文作者的全名或通称，因为我们只查到一位名叫“玉麟”之人，生于1766年而逝于1833年，乃是满洲正黄旗人，哈达纳喇氏，字子振，历任乾隆、嘉庆、道光要职。因此，“玉麟”应当是某位作者的笔名，而这位作者活跃于民国时期，曾为《语丝》投稿。
我们查到，除了《同治时长友诗之翻译》一文，“玉麟”还曾在《语丝》第56期(1925年12月7日)上发表过《蓝纸花篮》。此外，另有署名“丘玉麟”的作者先后在《语丝》第62期(1926年1月18日)、第74期(1926年4月12日)和第80期(1926年5月24日)上发表过《表姊》、《我们的女旗手》与《别泡子河畔旧校》三篇文章。那么，“玉麟”与“丘玉麟”是否就是同一个人?答案是肯定的。
“玉麟”在录写完威妥玛译诗原文之后写道：“这倒是首似曾相识的美国诗人的诗。”随后，他还对威妥玛译诗进行了简要评析。这表明，“玉麟”对美国文学相当熟悉，而且其英文水平与翻译能力均比较高。丘玉麟(1900-1960)字拉因，是广东省潮州市意溪镇人。他曾先后在岭南大学(1921-1922)、北平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1923-1926)就读，至1927年7月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潮州文史资料第22辑，2002年，P33)。既然是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那么丘玉麟应当具有较高的西洋文学(包括美国文学)素养，而且其英文水平肯定不会低到哪里去。果然，我们查到，丘玉麟最早译有童话《孔雀之王》，收入上海泰东图书局于1928年初版、1929年4月再版的《彩虹》一书中。其后，他又译有印度洛能斯何卜的《印度情诗》一书，由开明出版部于1930年出版。由此，我们可以推定，“玉麟”与“丘玉麟”确实是同一个人。“玉麟”乃是丘玉麟在《语丝》上发表文章时使用的一个笔名。
综上所述，最早查考出《长友诗》即为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Longfellow)所作A Psalm of Life一诗汉译的并非钱锺书，而是丘玉麟。
(本文编辑：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