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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建新，陕西洋县人。作品散见于《散文》《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天涯》《青年文学》等，入选《中国西部散文精选》《新中国散文典藏》等。出版散文集《从黑暗中抽出幸福的嫩芽》《月光照亮的回家路》。曾获首届西部散文奖。
杨填堰，2017年被宣布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它是世界记忆的一部分。
也是洋州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一笔。
沿着一条古老的灌渠走，你会走到哪里？
这是古洋州西部马畅镇高堡村的一条三四米宽的渠道。表面上它平静、简坦，丝毫没有一点古老、幽深的气息。其实，它静水深流，没有一点喧哗，似乎时间才是它内心的凭证。清澈、有着细纹和草丝的水，不像是来自古代某个人的书案中，而更像是一位现代田园画家素净的笔墨。蜿蜒而来、穿村而过的渠线上，树木、房舍、山脉的峰线、天空的倒影宛若一张张交织的古老卡片插于其中，像是复述某些失却的历史口吻。一只白鹤低空飞来，略过渠面时叫了一声，或许它看到了自己飘逸的影子，或者是灵魂的轻切。偶尔驶来一辆装着多种花卉的三轮车，短促的鸣笛中藏着某种拐弯时的焦虑，仿佛在可以看见的缓坡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接口：在与过去对接的时候，无意留下的记忆疤痕？我不得而知。稻草包裹着花木带土的根茎，腥红潮湿，似乎残余着地下的丝丝温热，有着凸出的游动脉茎，宛若医学书上人体血管的动态示意图。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座叫宝山的山边，花木不仅仅是这片大地的修饰词，它还有着自己动人、迂回的笔法，为一片地域量身定做的悦目图案。连在一起的大片花木，摆在以秦岭为背景的天底下，不断提醒我们，即便最为偏僻的地方，色彩也能披上梦想家的翅膀。
灌渠绕着宝山的山沿，如一只倒扣的土碗，碗沿上水流淌淌，有多条小渠与之勾连，就像碗沿上轻微的裂纹。灌渠大部分为水泥砌面，青石、白石之间沟缝明显，渠的宽度基本对等，即使拐弯处弧度也那么优美。一边的渠坎是能过车的平整的水泥路。部分公路与渠坎重叠。重叠意味着认可，或者是双重身份的相互渗入。渠的两边人户密布，鸡鸣狗叫，树密林茂，白杨宽大的叶子在公路上投下了大块的阴影。形势大好的油菜花和麦地傍村散开，你一片我一片的，绿色与黄色各成形状，相互叫嚷，又相互安慰;桃花、梨花竞相穿插于村舍之间、小径之旁，红白相衬，景象呈明。渠两侧有许多楼房，有着明晃晃的玻璃窗、红机瓦顶和实在的外形。为了通行方便，人们在渠上架了一座座小型的桥，两边砌有矮矮的防护栏。而在南边的田野上，高铁的身影清晰明亮，像说书人手中的快板，不断在大地之上来回敲打着春天的节奏。
继续向西走，越过一个个村庄和一片片田畴，直至靠近一条河的内侧。内侧，意味着一条河轻度的弯曲。在它有些淤积的身体上，水流散开，心脉缓慢。没有史书上曾经描绘的那种磅礴，那种体量，更像是从深山里出来走亲戚的女子，挎着小小的竹林，草滩，沙渚，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左顾右盼，没有什么十分要紧的大事，但又有一半个细碎的心事。只不过山下的尘灰比较大，她的面色有些倦慵，神情有些疲惫，总想蹲下来撩一把水洗洗时光的印痕。一条渠从她的身体上叉了出来，就像她向东边伸出了一条带着弧线的胳膊，在由时间勾勒的古老原野上晃动，手指上留下了村落的名称和彼此间的温度，如同一位神灵，在抚摸烟火俗生和苦乐同在的人世。二千多年，对于一条河流来说，显得太短，可对于河边的生命和灌渠，又显得过于漫长而被淡忘，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从史书上寻找一块块在水中泡过的石头或器具，来证明人和水有过伟大而实用的交集。其实，人和水从来都缺少这样的交集，只是人从来都没有办法把这些交集完整地交给后辈，只能在不断的遗忘中记忆，又在反复的记忆中遗忘。水更是自由自在惯了，任其纵横于天地万物之间，在史书的某个页码上留下难以擦掉的水渍，描绘出一张张沾沾自喜、自省的水行图。
从地理上说，我们的行走是从洋县的地界走到了城固的版图上，距离不过十几里，时间不过一两个小时，有种闲散的郊游的意味。这和古代的诗人们在春天的心思是相似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是从现代走到了宋代，再试图走到遥远的汉代，中间的时间跨度漫长且充满想象。我们反复在其间徘徊，弄不清这一大堆堆叠的水影是如何切割了时间与大地的边框。在一条时间之河的深处，人类不过是逆流而上的无数蝌蚪之一，其它的生灵们也会一如既往地加入其中，如同一幕幕毫無准备而又像模像样的合唱。每一条河都组织了这样的合唱，规模可能有大有小，可能精彩也可能平淡，但每一条河都拥有大量无私的伴奏者，且充满激情和想象力。水流与时光反复叠加，在相互的认可中又矛盾丛丛，因而它的路径曲折，犹豫，开叉，又在某处缝合，有着不断重复的巨大回音，也有着桑田变换的历史暗角。
当然，它不是一条简单的灌渠。在它的水泥砌面之下，在它的众多拐角之中，不知有多少朝代的水流在奔涌，也不知保存着多少质朴古老的智慧和昂然不灭的雄心。我无法复述那些业已消失的心脏的跳动，它们曾否构成了一条灌渠最为古老的波纹，并把这些象征着集体智慧的波纹传递到第次展开的稻田之中。早在宋代以前，它就有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张良渠。命名就是照亮，就是在一条古老的堰渠上挂上了诗意的路灯，那些默默流动的水因为一盏路灯的照耀而心底明亮。张良渠穿过了大小不等的几十个村庄，就是那个年代在湑水河周围盘旋的一轮明月。夜晚来临，人们走在这条叫张良的渠上，看到天上的月亮悠悠地落在水面上，嘴里念叨着张良的名字，内心的感受如夜风般舒畅。想当年，湑水河周围的大片田地因为这条叫张良的灌渠而容光焕发，有了一些骄傲的底气和反复行走的力量。作为史上的名臣，张良的名讳宛如粲然的星辰，遥遥闪烁在汉水的上空，就连汉王朝的缔造者刘邦，也禁不住赞其“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这句名言还真一丝不苟地应在了这条二千多年的古渠上。张良渠究竟诞生于何年，已无从考证，但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像一位勤劳、耐心的送水工，日夜不停地为湑水河东岸的万亩土地送来了润润水流，使之成为不折不扣的小型粮仓。唐代杜甫有诗曰：“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顷间”，他虽不是写这个地方，但他笔下的景象却是这般的相似，我相信这位现实主义诗人真是闻到了大片香稻酣人的香味，内心涌动着万亩田畴的波浪。香稻剥皮后就是香米。关于香米的来历，我们不得不提到另一个历史人物张骞。史料记载，湑水河一带是最早的香米之地，青年时代的张骞第一次发现了它与众不同的香味，内心澎湃着难以抑制的激情，他知道一种新种子对于一片大地的意义是多么巨大，便日日倾心于稻田之间，琢磨沉思，反复辗转，遂小有成效，又经后人精心培植，终成了一片大地上的气候。香米自带香味，煮或蒸熟后不加任何调料，就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清香：一种来自于天地间的纯净的恩惠。北宋时期，寇准把它带到长安，划了一片田，种植试验，准备推广，结果没几年香米就消失了香味。今西安城北有一条街巷叫香米园，据说就是当年寇准试验香米的地方。借用今天的说法，香米就是古代洋州的地理标志产品。 这里原本人口密集，有着几十个撒于其间的自然村落，大型灌渠的开挖更是加大了人口比重的筹码。虽然史书上难以找到那些年代关于粮食收成的详细记录，但湑水河一带成为汉王出兵关中的有力粮食保障地之一，就可以看出它带来的收益是非常巨大的。可这条渠名不副实，张良并不是它的构画师、缔造者。根据《史记》留侯传的内容，张良并未到过湑水河一带，他不可能在此修筑渠坝，而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水利建筑，恐怕多与他的名气有关。“名”作为古代的精神物质是毋庸置疑的。这条渠相传为萧何、曹参所创，至于为什么要在此截取湑水河河水，肯定也是古人的经验所致——舒缓的水面、有一定落差的水位以及合适的地势，水能自行导流等等。他们当时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动用了多少劳力，用了多少石头、木头、竹笆，修了多长时间，就不得而知了。
细想一下，汉代开挖张良渠，民生的考虑并不是第一位的，因为以刘邦当时的境遇看，他在汉中站立脚身，无非是积蓄力量，翻越秦岭，在长安建立一统大业，不可能在汉中待多久。后日他若无法完成跳跃关中的宏大梦想，汉中便是他的巢地，也可修养生息，荫护子孙。修筑水利工程，虽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寻求物质上的丰盈和保障，却也是进退皆宜的良策。至于民生方面，也肯定是有所考虑的，但不足以成为其心头大事。不管怎样，张良渠的开挖，为汉中留下了良好的水利根基和可以复制的范本。
张良渠流经了一千多年后，便改叫杨填堰，是因为南宋一个叫杨从仪的关中人。
杨从仪何许人也，能有李冰父子一样卓然的治水本领？其实，这一切皆出于机缘巧合。杨本是宝鸡凤翔的一介农民，安于田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却因为某一天家乡被金人占领，无安身之所，国仇家恨岂能安然，毅然于三十五岁的年龄报名参军，成为抗金统帅吴玠手下的一名士兵，厮杀于大散关、和尚原一带。杨是读过书的人，加之自身的聪慧与强壮的体魄，数次战斗中，他谋勇有加，痛杀多名金兵，很快从众多的士兵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出色的基层将领。绍兴元年（1131年）三月，金兵气势汹汹地回军凤翔地区，当时凤翔守兵少寡，作为守将的杨从仪不得不告别双亲，率领仅百余人，力战至半夜才成功突围而出，而父母却不幸被金兵囚于清溪寨。清溪寨，多好的名字，诗情画意，却是他那段时间心里最大的隐痛。作为孝子，他时刻都在想救回自己的双亲。次年正月，他请命率军突入清溪寨，与敌军鏖战，一直从上午打到傍晚，终于救回双亲，得到吴玠的高度赞肯。由于他多次在险境中立下战功，于1152年，即南宋绍兴二十二年，任和州防御使的杨从仪，被朝廷赐爵安康郡开国侯，食邑1700户，可见其功绩卓然。
公元1135年，44岁的杨从仪任洋州知州，兼管内安抚使。武将从政在南宋是一个普遍现象，缘于战争的那根弦始终都绷得很急，加之汉中一带又是与金人交战的前哨区域。这个年龄，正值人生的不惑之年，是应该有所成就的时候。而他不仅仅是武将，还是一个很有能力、魄力与远见的人。在任职伊始，他视察了洋州的古老渠堰，知道有八处旧堰，好久都没有治理了，特别是张良渠，虽处于灌溉中心的位置，却废治已久，成片的稻田灌溉不畅，干旱时节无水，多雨时水又无法退去，被人们戏称为呼噜田或龙王腿。一片稻田就像一个壮汉那样打呼噜，看来田里的泥成了壮汉的肚皮，鼾声一起，肚皮随着呼吸在晃动，形象生动。人们在稻田里干活，拔腿时拔不出来，因为泥的粘稠度很高，吸力大，就像龙王的腿一样。面对大片稻田和堰渠，他凝思良久，终下心重修张良渠。我想知道，刚从战马上下来的杨从仪，当时以怎样的心态，来对待这种耗费巨大、时限漫长的水利工程。一座千年的古老堰坝，不仅流淌着时光的烈焰，流淌着岁月的剥蚀与失疊，也流淌着居于其地的人们时刻也无法舒展的忧郁的眼眸。战争时期，任何工程都会格外地劳心费力，需要财力、耐心和缜密的计划。洋州不是大州，山野亘远，民穷州瘦，多年的战争更使财物去之殆尽，民生凋敝，百姓惶然。虽然战争的硝焰暂时淡下，但谁又能保证它不会重新燃起、挥斥天空？杨从仪完全可以不做这个事，于时于境都能说得过去，可他的骨子里流淌的是农民的血液，对农事的倚重自然天成，无须过多的考虑其难易成败等与声誉有关的诸事。重修堰渠是他对自我内心的回答，也是出于与民众疾苦融于一炉的良知。他是否有过忧虑，有过恍惚？我想肯定是有的，但他做出决定的那一瞬间，却像一颗坚韧的钉子一样，把自己的名字永久钉在了世界水利遗产的名录上。这既是历史的巨大荣耀，也是历史的巨大叹喟。他永远也不会想到八百多年后的今天，以武将起身的他，竟会以世界水利遗迹的方式，存活于他曾经担忧过的人世间。历史上的某些瞬间永远是那样的光彩夺目，那样的洞穿后世。
杨填堰位于汉江支流的湑水河东岸、今城固县夭庄附近。夭者，草木茂盛的样子。夭庄，为草木茂盛之村庄。想一下，也对，湑水河边的村庄，岂能不草木茂盛、人丁兴旺？《水经注》记载：“婿水又东径七女冢。冢夹水罗布，如七星，高十余丈，周回数亩。元嘉六年，大水破坟，坟崩，出铜不可称计。得一砖，刻云：项氏伯无子，七女造墩。世人疑是项伯冢。水北有七女池，池东有明月池，状如偃月，皆相通注，谓之张良渠，盖良所开也。”七女冢是湑水河两岸的七个高大土台，四个在河的东岸，三个在河的西岸，就像矗立在天地之间的七个巨型柱顶石，夹湑水于其间。土台高出周围田地二十米左右，为夯土，即人为建造，面积很大。按照《水经注》的说法，七女冢应为西汉的古墓。今天，湑水河东岸的塔冢、房冢和小冢已不复存在，已为村庄，仅存野狐冢一个。那是一片田地之中孤立的高台，仿佛天外来物，有种奇绝于世的味道。上一次去时，见冢下地里有两个农民在种蔬菜，便问及了一些事。其中一个说，野狐冢原来的面积是现在的好多倍，过去人们在冢旁烧砖窑，从冢上取土，冢很快就缩小了很多，下大雨时，又垮掉了一部分，但自从成了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就没有人取土了。至于为何取野狐冢这个名字，没人知道，有着某种历史的神秘。难道是在它取名之前，有成群的狐狸出没于高台之上？它几乎是直立的，无法上下，半腰上长了好多不大不小的树。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小冢出土了500多种殷商青铜器，大多为精品，部分文物还被抽调到国外展览。专家反复考证，说小冢不是墓冢。近些年来，此区域又密集出土了多件殷商时期的青铜器。由此推算，这一带在殷商时期是战争要地，那些冢实为驻军筑建的高台，出土的青铜器极大可能为军队带来的器皿。引文中提到的水北，就是今天灌渠北边的丁家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群居的村落——淡家嘴遗址，那是在渠北面几百米的缓坡地带，面积不算小，出土有绳纹、墨彩圆点纹、弧形三角纹的器物，还有重唇口尖底瓶、钵、盆等。可见，水北也是一个有着历史渊源的地方，只是再三寻问，也无法见到七女池和与之相连的偃月状的明月池，也许它们的美已随时间的漫长流逝而烟消云散。 一大片富饶的土地，平坦，自信，光照如缕，雨水丰沛，是农业生产的沃土。但自古以来，仅靠老天吃饭的人绝对不会是富人，仅靠老天维系的民族也不可能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天道酬勤，也酬智。大禹治水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从来都不缺乏真正的注释者，修堰筑坝、治理水源，不仅是对先贤们的致敬，也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反复总结的农事经验。水是万本之源，是农业之重器。在湑水河边，曾出土了一件宋代文物：生铁铸造的铁牛，镇水之用，就可以看出，泛滥的河水是人们的心头之患。“天下之物，大能为天下利害者，水而已。”这句话来自于距杨填堰不远的另一处河堰的碑文中，充分说明了治理水源的重要性，用其利而避其害。杨从仪深知水利是一个地域的命脉，逐说服百姓，调集民夫，重修堰坝、灌渠。原来的土堆石坝，每一年都要修整，但在那个技术落后的时代，不管怎样整修，但经过夏秋两季河水的强力冲刷，堰坝漏洞百出，沙土失之大半，仅剩下一些大石头挡住一部分水流，而大部分河水则顺河道而去。堰首处的分水嘴，远看也有点规模，但近看就不成样子。还有堰堤，因为长期缺乏加固，干旱时松垮，荒草掩径，多雨时节则四处露口，也极有可能伤及更多的农田。这时候的堰渠，其实就是一个全身皆病的病人，需要做一个系统的手术。杨从仪便是操持手术刀的主治医生。他虽然不是水利专家，但在民间还是有一批具备如此能力的贤士，只需要把他们的智慧聚积起来，就可以完成此项艰难的工程。从那时到现在，时间已过去了八百多年，我们无法准确地知道当初筑坝修渠的情形，但那个场面一定是感人的，数千人一同奋斗在河床、河道及田野中，来来回回，扛木的扛木，挑石的挑石，运石灰的运石灰，打桩的打桩，巨石一定要尺寸合理，要不然就无法与其它的石头协作，完成使命。“截河大堰，往岁用木圈装石，横绝中流，密加以桩，遇大水尽冲去，水落又无用，屡年苦之，今岁俱用竹笼装页顺砌，仍用竹笼外铺宽丈许，以防水翻冲坑。”——从后来的《杨填堰重修五洞渠堤工程记略》中知道，杨从仪时代筑坝是用木圈中装石头筑的，又用多个木桩固定。坝的高度其实是一项非常严谨的技术活，坝过高可能会蓄积大量滞留的水流而承受巨大的压力，会带来破坝的危险，过低则起不到适度拦水的作用，无法把水送到田野之中。疏通长距离的渠道，关键是解决人力问题和不同村庄之间的需水矛盾，须平衡各方的需求，统一管理才行。由于修浚工程较大，民间纠纷也不少，杨从仪自赋诗道：折屋变成河，恩多怨亦多，当知千载后，恩怨皆消磨。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民间的恩怨不少，可他的眼光真是常人不能比的，因为在2017年国际灌排委公布的世界灌溉遗产名录中，杨填堰如一颗闪亮的明珠，宛然其中，有着无法比拟的自信和骄傲。
杨从仪在这期间，还做了一件看起来很不起眼、但确实给历史留下了标点的事，那就是给位于洋县龙亭的蔡伦墓立碑、写碑文。对于历代地方官员来说，这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有这个情怀就行。关键是在这篇碑文中，杨从仪首次提到了蔡伦死时的年龄，“卒于辛酉十一，年五十九”，由此推算，蔡伦生于公元63年。这是《东观汉记》和《后汉书》上没有提及的事，杨从仪的这一笔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从而使蔡伦这个历史人物有了某种完整性。但杨从仪写这篇碑文时，与蔡伦离世的时间已隔千年，他有什么样的依据不得而知。
杨填堰重新修整后，这一带真成了稻米之鄉，灌溉的农田达到空前的程度，约二万多亩。夏季的稻田连天盖地，葱绿盈人，淡香纷至沓来，生灵陶醉。由于战事需要，杨从仪任期满后，又到大散关北的和尚原驻守，防止金兵南下汉中四川。洋州的民众念其功德，便改叫张良渠为杨填堰，并于1159年在灌渠旁的水北村，为其修了生祠：杨泗将军祠。
须一瓜说，人心都有善、恶的记忆过滤器，人们大都愿意留存善印。杨泗将军祠便是如此，这个“泗”字是有些来由的。杨从仪在家排行老四，而他兴修水利，惠泽百姓，又与水有关，于是便在“四”字前加了水的偏旁。看来这个“泗”字也是神来之笔，有着不可小视的民间智慧。生前修祠，这在中国是不多见的，表明了当时的民众是多么地敬重他。
在蜿蜒曲折的汉江流域，有许多庙叫做王爷庙、杨爷庙、杨泗爷庙的，还有叫江神庙的，现在的人们无法弄清这些庙里供奉的谁，经过剥茧式的辨析，都指向了一个人——杨从仪，因为他是人们心中的平水明王，平定水患，造福于民。比如在汉中略阳的嘉陵江边，有一座江神庙，气势宏伟，俯瞰江水荡荡而去。它是一座具有氐羌文化特色的古老建筑，有三联两院，分剧院、过厅、前殿、后殿，占地近2000平米，庙内有反映古代民俗民情、神话传说、传统礼节、戏曲故事的彩绘与木雕板绘近400幅。与众不同的是，它不仅可以进行祭祀活动，也可以演出小型戏剧，具有多重功能。它的大门口有一楹联很有意思：“嘉陵连三省草木如沐春风，江神佑万民轻舟笑向斜阳。”长期以来，人们争论江神庙里的神究竟是谁。有人认为它是纪念南宋吴玠将军的，后经盘剥、考证，最终认为是南宋的杨从仪。
位于襄樊城中山后街的鳅子会馆有两个名字，一个是“鳅子会馆”，是襄阳樊城人的口头称呼，另一个是它的学名“寨河明王会馆”。鳅子会馆有副楹联：威慑鲲溟百道波澜平静渚，恩流鷁舰千龛香火篆祥云。意思说出杨泗将军威慑鲲溟水怪，河道波澜平静，像江中冒出水面的一小块陆地。也和江神庙一样，对庙里供奉的神说法不一，但最终认定寨河明王就是杨泗将军。
我小时候，常到汉江边的王爷庙去看庙会，那有一个码头，有一艘不大不小的木船，庙就在江边的沙滩上。夏天的大水常常离庙不远，但很少能淹到庙跟前。至于为什么叫王爷庙，没有人能说清楚。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王爷庙的历史起源，心里还是有一些惊喜的：人民永远会记住他们心中的神，尽管这个神已经离最原始的他很远了，在习惯性的集体记忆中逐渐忘却了原型，但这并不防碍人们用忘却原型的方式来记住他，因为他已成了记忆本身，成了一片大地上挥之不去的乡愁。这些庙名的变化，显示了一条民间的路径，从人到神的信仰的变化。也许，许多人并不知道杨从仪，但他们知道在家乡的河边，会有一座保佑黎民百姓的庙，那里面住着一位水神，这就够了，那个神替杨从仪活在人间。 话说回来。在洋州民众给杨从仪修建生祠的6年之后，即公元1165年，74岁的杨从仪再度担任洋州知州。我好奇的是，一个古稀之人本应该颐养天年，他却为什么于此高龄还选择并不富饶的洋州作为他人生的最后栖所，并担任责任重大的知州？如果说，第一次就任是官府的安排，没有选择的余地，那么第二次他完全有理由选择较为安逸的地方度过自己剩余不多的时光。我想那时的他，在多次目睹了国家的破碎分裂和人民的流离失所之后，痛念自己的家乡身份已变，归于金国，自己再也无法回到最初生养的地方，乡愁永在而无法身体力行，心里的伤痛只有自己最为清楚，而洋州距凤翔不算太远，翻越秦岭数日可达，于是在他的内心洋州是完全可以当作第二故乡的。洋州的百姓夹道欢迎他，说“复得吾帮旧使君矣！”这句话中“旧”字用得真好，表明他是一个被敬重的故人。可他并没有闲下来，利用空余时间，撰写了30卷《兵要事类》。我不知道这些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仅凭书名猜想他为什么要编写这些与军事有关的书籍，而他并非军事名家，由此看来他内心聚积的国仇家恨是一块巨大难以化解的垒块，到老也不甘心，究其原因，他一定认为是军事力量的羸弱导致了国家的残破，内心有一种迫切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的军事经验写出来。这些书不知今在何处，我是很想读一读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在晚年的时候闪烁出的另一种光辉，另一种纸上的人生。
四年之后的1169年，已近耄耋之年的杨从仪病故住地，葬于他所修的杨填堰堰渠之生祠旁，终年78岁。在水边，在那片寂静的地方，一个人的生与死才得到了真正的平衡、融入与照应。有了大众参与的生，才会铺设某种有感染力的死的鸣奏，而死也变成了生的延续，成为生命精神气象的反复咏叹。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从容地活在墓碑上，而不会被一阵风一阵雨吹走。在杨从仪墓的标志牌处，我见到了一个才从地里做完活的农民，六十多岁，衣服上有一些泥土沫，脸上的汗水还未干。他说每年的清明节前后，祠里都要搞庙会，或开水仪式。在农历的六月初六，也有一个纪念活动。而农历的六月初六，是杨从仪的生日。来这烧香叩拜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感谢杨泗爷带来的福恩永惠子孙。仪式不一定浩大，但他重新回到了人间，回到了杨填堰的水色中。
一个用实词垒起来的人生是多么的踏实，严谨有序，剔去了不必要的浮华、修饰和夸耀。他用自己的智慧修饰了一大片土地，修改了它贫瘠的命运，但他不善于在虚词的荣耀中偷渡、周旋，却把刀刃一样坚硬的词语插在时间的册页上。这一点，在后任洋州知州袁勃撰文的《楊从仪墓铭志》中略见一斑。在长达4000字的碑文中，他活出了真实的血肉，活出了一个沦陷时代的不屈与倔强。密密麻麻、刻满了一碑的文字，既是他的生平，也是后人研究南宋抗金的珍贵资料。由于立碑的时间也是1169年，它尽可能地保持了一个人最大限度的真实，而拒绝粉饰一个人所需要的时间成本。换言之，它看不上粉饰这种想尽办法的讨好，更不喜欢用过于光滑的文字对其人生进行打磨和篡改。
去世后的杨从仪，有条不紊地活在碑石上，看着清澈的水流，穿过乡村弯曲的年月，那时的七女池和明月池在不远处荡漾，月光朗朗的夜晚，有着闲散的诗意和美感。当然，也有想不到的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杨公祠附近的新生小学，将他的墓碑砸成四节，作了地上的房檐石。这位抗金的英雄、修堰的领头人，却不得不与檐下的小草比高低，在雨水中承受时间的压力。历史有时真会跑偏。当人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错误时，时光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于是，把这四块断了的石碑重新接在一起，就像人使用了接骨膏一样，只是接得再好，再无痕迹，也无法把历史中的某个裂痕彻底弥合。
杨填堰并非完美，它仅是古代多个水利工程中的一个，只是它从发育到成熟，再到衰老，重生，有多少人参与了它多皱的行程，有多少双手和脚放进了它寂寞的水流中，从而找到了历史回应的踪迹。当我们翻阅古老的史书时，哗的一声一页过去了，里面折叠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光阴，而一条河充其量也不过是数页而已。
时间以连贯的方式，对杨填堰进行了无数次的测量和考验。一次洪峰，可能会毁掉一座水利工程所有正面的口碑，将历史的踪迹擦得迹痕全无，因而所有的洪峰都是一块块不可忽视的橡皮擦，洪峰的大小决定了橡皮擦的擦力。像杨填堰这样的一座由木头、石头与沙土等建起的拦水堰坝，在缺乏真正具有巨大抗力的有效粘合材料之前，所有美好的假设都可能是依据匮乏的自我慰藉。而那些表情吓人的洪峰则是一台巨型的推土机，一座用古老手法筑起来的坝面很可能在它的狰狞中被毁得面目全非。这片大地上的祖辈们，只能一代一代地消耗着他们的身体和生命，反复修整、改进、总结经验，而完成对一座堰坝的信任和期望，尽管这种期望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削弱，就像一支反复被削去的铅笔，但只要有笔芯，就能画出一张张蓝图。
明万历二十三年，即公元1595年，杨填堰又一次经历了重大的改建。洋县知县张书绅和城固知县高登明，这两个还算务实的地方官员，在一起开了个公务会，决定效仿湑水河上另一座水上建筑五门堰的作法，杨填堰也“敞其门为五洞，傍其岸为二堤”。这一作法，就像是在衣服上开了五个纽扣，根据热的程度决定解开扣子的数量。一门变成五洞，它的科学之处和衣服上的扣子有相似之处，可以有效地控制水流，并减少堰首的压力。用水少时，可以提开二三个洞的闸门，用水多时，则五闸全开。“水涨则用木闸以沮泛滥，水消则去木闸以通安流。”用巨大的松木做成的水闸，好处就是它在水中有浮力，好操控，而太重的木闸，在长期浸水的过程中，变得更重，加上水的冲力，难以操控。
时间到了清嘉庆十五年，即公元1810年，湑水河像发怒的公牛一样，四处冲撞，河水暴涨。史上记载，这次洪水是灾难性的，堰淤百余丈，渠毁一百一十丈。按照现在的换算，堰坝处的河道上淤积的泥沙及其它留滞之物长达三百多米，对于宽度数百米的河床而言，三百多米长的淤积带真是庞然大物。河水应该是四处泛滥，毁坏了周围的河堤、田地、树木，毁掉的堰渠也不短。关于这次修复，就不得不提到汉中知府严如熤，他是一个能体察民情与灾情的官员，在其《夏耘词》中，可见一斑：“禾长及腰腹，稗肥杂青苍。泥深脚难拔，芒锐皮肉伤。上有蠓蚋嘬，下嘴巨蚂蝗。模糊血满腿，疼痛肢体僵。但能秋有获，炎热固相忘。我悯老翁苦，闻言重彷徨。作苦田家事，拮据望登场。新谷五月卖，几人隔岁粮。豪家饫珍错，墨吏餍膏梁。讵知樽中酒，炙脂盈其旁。讵知甑中饭，汗血粒粒藏。”他深知，甑中之饭，粒粒藏着农人的血汗。他深入民间，细致勘察，买地重开渠道，用河光石、桐油、石灰修筑岸堤，用竹笼装石砌护，并整修了五洞。 在杨填堰灌渠上，还有另一座小堰，位于宝山村，因其形状像鹅，便叫鹅儿堰，占地数百平方米。堰的东面是一个拦水闸门，南面有三个排水闸门和一个用于灌溉的闸门，整体设计非常合理。可以说，它是杨填堰的次级堰，虽是个小堰，但实用价值非常大。现在的鹅儿堰还像原来的样子，是一只行走中停下来的鹅，两只鹅掌抓地有力，翅膀欲飞不飞。只是堰门用了铁闸，堰渠用水泥砌了护。在拙笨而结实的渡槽中，清澈的水沽沽作响，依然在灌溉数百亩土地，就像它从前宛然不慌地流过农家的屋后。
由于可以操控一个区域农业命脉的杨填堰的出现，一个与之有关的管理机构也就随之而来。它就是堰局，相当于现在的某个水利工程管理局。虽只是一个小小的堰局，但在古代，在以农业为主导的地区，它的实际影响力却非常巨大、深远。洋县、城固两县各自设有堰局。渠分三七，三分属城固，七分属洋县。两县也按三七分派每年修整所用的石、沙、竹、木、桐油及人工，官督民修。这套办法在杨填堰的前期是行之有效的，就是半官方的民间乡约，人人遵守。后来机构渐渐庞大，人员臃肿，弊端多了起来。到清代，“工头、工人都是世袭制，又是包工制，一天能做半天的活。摇桩拆笼，企图烧柴，折旧换新，惟图得钱”。长期下来，便只能是“堰愈修愈烂，渠愈挑愈塞，款愈纳而难纳”。到民国9年，堰有水利局、总领、首事、管账、堰差、工役等一大批人，大多是拿钱不办事的肥缺，得过且过，或者有事赖着不办，从中牟利。灌区总体的状况是，上游有余水还河，下游却无水灌田，矛盾四起，难以化解，渐渐怨声载道，民愤极大。
新中国成立后，杨填堰所滋生的问题慢慢得到了解决。1955年，城洋两县将11公里的干渠裁弯取直，在渠尾开退水渠。裁弯取直也是相对而言，被裁掉的部分，自然是弯曲太多，水流不畅。后又反复修建，直到1990年，整个工程才完全稳固下来，钢筋混凝土的抗力非常巨大，一般的洪水很难对其构成威胁，配套设施也日趋完善，投入的劳工高达11.3万个。堰坝与河道呈75度夹角，与干渠大约有160度，从远处看就像一把打开的幽雅的扇面。或者说，杨填堰以优美的姿势，打开了与一片土地崭新的对话。
重温这段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政府的主导和民众的自觉都非常重要。有关杨填堰的石碑有五，大多是关于水利管理事务的，其中的一通是光绪三十四年，即公元1908年，题为“立案存吕家村吕潢侵占堰池危害堰坎事及西营村张成章开田淤塞堰渠事经县讼处理情况。”吕潢偷砍固护堰渠的柳树，“私捏字具，狡骗河西拦水坝地址，凶阻工人，不准拣石修砌。”张成章贿窜他人，“以旱地作田，在于洪沟搭木飞槽，接去五洞外若干济急之水，从旱地凿渠引水，退入官渠，沙淤壅塞，有碍堰水，为害非浅。”这的确让人感慨，相当于一通惩罚碑，把惩罚之人及事刻在石头上，警示后人。可以说，这样的做法极为严厉，意义是巨大而漫长的。一旦刻上，羞耻是无法从石头上擦下来的。
千年古堰是一方土地的重心，是握住時光脉络的水瓢。我们站在它的面前，如同一只蝌蚪般渺小和虔诚。朋友用手机拍下了我细碎的凝重和眺视远方的敬崇。这条叫湑水的汉水支流，它的名字永远在香米的唇印里流淌。
杨填堰，2017年被宣布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它是世界记忆的一部分。
也是洋州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一笔。
沿着一条古老的灌渠走，你会走到哪里？
这是古洋州西部马畅镇高堡村的一条三四米宽的渠道。表面上它平静、简坦，丝毫没有一点古老、幽深的气息。其实，它静水深流，没有一点喧哗，似乎时间才是它内心的凭证。清澈、有着细纹和草丝的水，不像是来自古代某个人的书案中，而更像是一位现代田园画家素净的笔墨。蜿蜒而来、穿村而过的渠线上，树木、房舍、山脉的峰线、天空的倒影宛若一张张交织的古老卡片插于其中，像是复述某些失却的历史口吻。一只白鹤低空飞来，略过渠面时叫了一声，或许它看到了自己飘逸的影子，或者是灵魂的轻切。偶尔驶来一辆装着多种花卉的三轮车，短促的鸣笛中藏着某种拐弯时的焦虑，仿佛在可以看见的缓坡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接口：在与过去对接的时候，无意留下的记忆疤痕？我不得而知。稻草包裹着花木带土的根茎，腥红潮湿，似乎残余着地下的丝丝温热，有着凸出的游动脉茎，宛若医学书上人体血管的动态示意图。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座叫宝山的山边，花木不仅仅是这片大地的修饰词，它还有着自己动人、迂回的笔法，为一片地域量身定做的悦目图案。连在一起的大片花木，摆在以秦岭为背景的天底下，不断提醒我们，即便最为偏僻的地方，色彩也能披上梦想家的翅膀。
灌渠绕着宝山的山沿，如一只倒扣的土碗，碗沿上水流淌淌，有多条小渠与之勾连，就像碗沿上轻微的裂纹。灌渠大部分为水泥砌面，青石、白石之间沟缝明显，渠的宽度基本对等，即使拐弯处弧度也那么优美。一边的渠坎是能过车的平整的水泥路。部分公路与渠坎重叠。重叠意味着认可，或者是双重身份的相互渗入。渠的两边人户密布，鸡鸣狗叫，树密林茂，白杨宽大的叶子在公路上投下了大块的阴影。形势大好的油菜花和麦地傍村散开，你一片我一片的，绿色与黄色各成形状，相互叫嚷，又相互安慰;桃花、梨花竞相穿插于村舍之间、小径之旁，红白相衬，景象呈明。渠两侧有许多楼房，有着明晃晃的玻璃窗、红机瓦顶和实在的外形。为了通行方便，人们在渠上架了一座座小型的桥，两边砌有矮矮的防护栏。而在南边的田野上，高铁的身影清晰明亮，像说书人手中的快板，不断在大地之上来回敲打着春天的节奏。
继续向西走，越过一个个村庄和一片片田畴，直至靠近一条河的内侧。内侧，意味着一条河轻度的弯曲。在它有些淤积的身体上，水流散开，心脉缓慢。没有史书上曾经描绘的那种磅礴，那种体量，更像是从深山里出来走亲戚的女子，挎着小小的竹林，草滩，沙渚，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左顾右盼，没有什么十分要紧的大事，但又有一半个细碎的心事。只不过山下的尘灰比较大，她的面色有些倦慵，神情有些疲惫，总想蹲下来撩一把水洗洗时光的印痕。一条渠从她的身体上叉了出来，就像她向东边伸出了一条带着弧线的胳膊，在由时间勾勒的古老原野上晃动，手指上留下了村落的名称和彼此间的温度，如同一位神灵，在抚摸烟火俗生和苦乐同在的人世。二千多年，对于一条河流来说，显得太短，可对于河边的生命和灌渠，又显得过于漫长而被淡忘，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从史书上寻找一块块在水中泡过的石头或器具，来证明人和水有过伟大而实用的交集。其实，人和水从来都缺少这样的交集，只是人从来都没有办法把这些交集完整地交给后辈，只能在不断的遗忘中记忆，又在反复的记忆中遗忘。水更是自由自在惯了，任其纵横于天地万物之间，在史书的某个页码上留下难以擦掉的水渍，描绘出一张张沾沾自喜、自省的水行图。
从地理上说，我们的行走是从洋县的地界走到了城固的版图上，距离不过十几里，时间不过一两个小时，有种闲散的郊游的意味。这和古代的诗人们在春天的心思是相似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是从现代走到了宋代，再试图走到遥远的汉代，中间的时间跨度漫长且充满想象。我们反复在其间徘徊，弄不清这一大堆堆叠的水影是如何切割了时间与大地的边框。在一条时间之河的深处，人类不过是逆流而上的无数蝌蚪之一，其它的生灵们也会一如既往地加入其中，如同一幕幕毫無准备而又像模像样的合唱。每一条河都组织了这样的合唱，规模可能有大有小，可能精彩也可能平淡，但每一条河都拥有大量无私的伴奏者，且充满激情和想象力。水流与时光反复叠加，在相互的认可中又矛盾丛丛，因而它的路径曲折，犹豫，开叉，又在某处缝合，有着不断重复的巨大回音，也有着桑田变换的历史暗角。
当然，它不是一条简单的灌渠。在它的水泥砌面之下，在它的众多拐角之中，不知有多少朝代的水流在奔涌，也不知保存着多少质朴古老的智慧和昂然不灭的雄心。我无法复述那些业已消失的心脏的跳动，它们曾否构成了一条灌渠最为古老的波纹，并把这些象征着集体智慧的波纹传递到第次展开的稻田之中。早在宋代以前，它就有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张良渠。命名就是照亮，就是在一条古老的堰渠上挂上了诗意的路灯，那些默默流动的水因为一盏路灯的照耀而心底明亮。张良渠穿过了大小不等的几十个村庄，就是那个年代在湑水河周围盘旋的一轮明月。夜晚来临，人们走在这条叫张良的渠上，看到天上的月亮悠悠地落在水面上，嘴里念叨着张良的名字，内心的感受如夜风般舒畅。想当年，湑水河周围的大片田地因为这条叫张良的灌渠而容光焕发，有了一些骄傲的底气和反复行走的力量。作为史上的名臣，张良的名讳宛如粲然的星辰，遥遥闪烁在汉水的上空，就连汉王朝的缔造者刘邦，也禁不住赞其“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这句名言还真一丝不苟地应在了这条二千多年的古渠上。张良渠究竟诞生于何年，已无从考证，但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像一位勤劳、耐心的送水工，日夜不停地为湑水河东岸的万亩土地送来了润润水流，使之成为不折不扣的小型粮仓。唐代杜甫有诗曰：“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顷间”，他虽不是写这个地方，但他笔下的景象却是这般的相似，我相信这位现实主义诗人真是闻到了大片香稻酣人的香味，内心涌动着万亩田畴的波浪。香稻剥皮后就是香米。关于香米的来历，我们不得不提到另一个历史人物张骞。史料记载，湑水河一带是最早的香米之地，青年时代的张骞第一次发现了它与众不同的香味，内心澎湃着难以抑制的激情，他知道一种新种子对于一片大地的意义是多么巨大，便日日倾心于稻田之间，琢磨沉思，反复辗转，遂小有成效，又经后人精心培植，终成了一片大地上的气候。香米自带香味，煮或蒸熟后不加任何调料，就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清香：一种来自于天地间的纯净的恩惠。北宋时期，寇准把它带到长安，划了一片田，种植试验，准备推广，结果没几年香米就消失了香味。今西安城北有一条街巷叫香米园，据说就是当年寇准试验香米的地方。借用今天的说法，香米就是古代洋州的地理标志产品。 这里原本人口密集，有着几十个撒于其间的自然村落，大型灌渠的开挖更是加大了人口比重的筹码。虽然史书上难以找到那些年代关于粮食收成的详细记录，但湑水河一带成为汉王出兵关中的有力粮食保障地之一，就可以看出它带来的收益是非常巨大的。可这条渠名不副实，张良并不是它的构画师、缔造者。根据《史记》留侯传的内容，张良并未到过湑水河一带，他不可能在此修筑渠坝，而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水利建筑，恐怕多与他的名气有关。“名”作为古代的精神物质是毋庸置疑的。这条渠相传为萧何、曹参所创，至于为什么要在此截取湑水河河水，肯定也是古人的经验所致——舒缓的水面、有一定落差的水位以及合适的地势，水能自行导流等等。他们当时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动用了多少劳力，用了多少石头、木头、竹笆，修了多长时间，就不得而知了。
细想一下，汉代开挖张良渠，民生的考虑并不是第一位的，因为以刘邦当时的境遇看，他在汉中站立脚身，无非是积蓄力量，翻越秦岭，在长安建立一统大业，不可能在汉中待多久。后日他若无法完成跳跃关中的宏大梦想，汉中便是他的巢地，也可修养生息，荫护子孙。修筑水利工程，虽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寻求物质上的丰盈和保障，却也是进退皆宜的良策。至于民生方面，也肯定是有所考虑的，但不足以成为其心头大事。不管怎样，张良渠的开挖，为汉中留下了良好的水利根基和可以复制的范本。
张良渠流经了一千多年后，便改叫杨填堰，是因为南宋一个叫杨从仪的关中人。
杨从仪何许人也，能有李冰父子一样卓然的治水本领？其实，这一切皆出于机缘巧合。杨本是宝鸡凤翔的一介农民，安于田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却因为某一天家乡被金人占领，无安身之所，国仇家恨岂能安然，毅然于三十五岁的年龄报名参军，成为抗金统帅吴玠手下的一名士兵，厮杀于大散关、和尚原一带。杨是读过书的人，加之自身的聪慧与强壮的体魄，数次战斗中，他谋勇有加，痛杀多名金兵，很快从众多的士兵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出色的基层将领。绍兴元年（1131年）三月，金兵气势汹汹地回军凤翔地区，当时凤翔守兵少寡，作为守将的杨从仪不得不告别双亲，率领仅百余人，力战至半夜才成功突围而出，而父母却不幸被金兵囚于清溪寨。清溪寨，多好的名字，诗情画意，却是他那段时间心里最大的隐痛。作为孝子，他时刻都在想救回自己的双亲。次年正月，他请命率军突入清溪寨，与敌军鏖战，一直从上午打到傍晚，终于救回双亲，得到吴玠的高度赞肯。由于他多次在险境中立下战功，于1152年，即南宋绍兴二十二年，任和州防御使的杨从仪，被朝廷赐爵安康郡开国侯，食邑1700户，可见其功绩卓然。
公元1135年，44岁的杨从仪任洋州知州，兼管内安抚使。武将从政在南宋是一个普遍现象，缘于战争的那根弦始终都绷得很急，加之汉中一带又是与金人交战的前哨区域。这个年龄，正值人生的不惑之年，是应该有所成就的时候。而他不仅仅是武将，还是一个很有能力、魄力与远见的人。在任职伊始，他视察了洋州的古老渠堰，知道有八处旧堰，好久都没有治理了，特别是张良渠，虽处于灌溉中心的位置，却废治已久，成片的稻田灌溉不畅，干旱时节无水，多雨时水又无法退去，被人们戏称为呼噜田或龙王腿。一片稻田就像一个壮汉那样打呼噜，看来田里的泥成了壮汉的肚皮，鼾声一起，肚皮随着呼吸在晃动，形象生动。人们在稻田里干活，拔腿时拔不出来，因为泥的粘稠度很高，吸力大，就像龙王的腿一样。面对大片稻田和堰渠，他凝思良久，终下心重修张良渠。我想知道，刚从战马上下来的杨从仪，当时以怎样的心态，来对待这种耗费巨大、时限漫长的水利工程。一座千年的古老堰坝，不仅流淌着时光的烈焰，流淌着岁月的剥蚀与失疊，也流淌着居于其地的人们时刻也无法舒展的忧郁的眼眸。战争时期，任何工程都会格外地劳心费力，需要财力、耐心和缜密的计划。洋州不是大州，山野亘远，民穷州瘦，多年的战争更使财物去之殆尽，民生凋敝，百姓惶然。虽然战争的硝焰暂时淡下，但谁又能保证它不会重新燃起、挥斥天空？杨从仪完全可以不做这个事，于时于境都能说得过去，可他的骨子里流淌的是农民的血液，对农事的倚重自然天成，无须过多的考虑其难易成败等与声誉有关的诸事。重修堰渠是他对自我内心的回答，也是出于与民众疾苦融于一炉的良知。他是否有过忧虑，有过恍惚？我想肯定是有的，但他做出决定的那一瞬间，却像一颗坚韧的钉子一样，把自己的名字永久钉在了世界水利遗产的名录上。这既是历史的巨大荣耀，也是历史的巨大叹喟。他永远也不会想到八百多年后的今天，以武将起身的他，竟会以世界水利遗迹的方式，存活于他曾经担忧过的人世间。历史上的某些瞬间永远是那样的光彩夺目，那样的洞穿后世。
杨填堰位于汉江支流的湑水河东岸、今城固县夭庄附近。夭者，草木茂盛的样子。夭庄，为草木茂盛之村庄。想一下，也对，湑水河边的村庄，岂能不草木茂盛、人丁兴旺？《水经注》记载：“婿水又东径七女冢。冢夹水罗布，如七星，高十余丈，周回数亩。元嘉六年，大水破坟，坟崩，出铜不可称计。得一砖，刻云：项氏伯无子，七女造墩。世人疑是项伯冢。水北有七女池，池东有明月池，状如偃月，皆相通注，谓之张良渠，盖良所开也。”七女冢是湑水河两岸的七个高大土台，四个在河的东岸，三个在河的西岸，就像矗立在天地之间的七个巨型柱顶石，夹湑水于其间。土台高出周围田地二十米左右，为夯土，即人为建造，面积很大。按照《水经注》的说法，七女冢应为西汉的古墓。今天，湑水河东岸的塔冢、房冢和小冢已不复存在，已为村庄，仅存野狐冢一个。那是一片田地之中孤立的高台，仿佛天外来物，有种奇绝于世的味道。上一次去时，见冢下地里有两个农民在种蔬菜，便问及了一些事。其中一个说，野狐冢原来的面积是现在的好多倍，过去人们在冢旁烧砖窑，从冢上取土，冢很快就缩小了很多，下大雨时，又垮掉了一部分，但自从成了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就没有人取土了。至于为何取野狐冢这个名字，没人知道，有着某种历史的神秘。难道是在它取名之前，有成群的狐狸出没于高台之上？它几乎是直立的，无法上下，半腰上长了好多不大不小的树。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小冢出土了500多种殷商青铜器，大多为精品，部分文物还被抽调到国外展览。专家反复考证，说小冢不是墓冢。近些年来，此区域又密集出土了多件殷商时期的青铜器。由此推算，这一带在殷商时期是战争要地，那些冢实为驻军筑建的高台，出土的青铜器极大可能为军队带来的器皿。引文中提到的水北，就是今天灌渠北边的丁家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群居的村落——淡家嘴遗址，那是在渠北面几百米的缓坡地带，面积不算小，出土有绳纹、墨彩圆点纹、弧形三角纹的器物，还有重唇口尖底瓶、钵、盆等。可见，水北也是一个有着历史渊源的地方，只是再三寻问，也无法见到七女池和与之相连的偃月状的明月池，也许它们的美已随时间的漫长流逝而烟消云散。 一大片富饶的土地，平坦，自信，光照如缕，雨水丰沛，是农业生产的沃土。但自古以来，仅靠老天吃饭的人绝对不会是富人，仅靠老天维系的民族也不可能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天道酬勤，也酬智。大禹治水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从来都不缺乏真正的注释者，修堰筑坝、治理水源，不仅是对先贤们的致敬，也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反复总结的农事经验。水是万本之源，是农业之重器。在湑水河边，曾出土了一件宋代文物：生铁铸造的铁牛，镇水之用，就可以看出，泛滥的河水是人们的心头之患。“天下之物，大能为天下利害者，水而已。”这句话来自于距杨填堰不远的另一处河堰的碑文中，充分说明了治理水源的重要性，用其利而避其害。杨从仪深知水利是一个地域的命脉，逐说服百姓，调集民夫，重修堰坝、灌渠。原来的土堆石坝，每一年都要修整，但在那个技术落后的时代，不管怎样整修，但经过夏秋两季河水的强力冲刷，堰坝漏洞百出，沙土失之大半，仅剩下一些大石头挡住一部分水流，而大部分河水则顺河道而去。堰首处的分水嘴，远看也有点规模，但近看就不成样子。还有堰堤，因为长期缺乏加固，干旱时松垮，荒草掩径，多雨时节则四处露口，也极有可能伤及更多的农田。这时候的堰渠，其实就是一个全身皆病的病人，需要做一个系统的手术。杨从仪便是操持手术刀的主治医生。他虽然不是水利专家，但在民间还是有一批具备如此能力的贤士，只需要把他们的智慧聚积起来，就可以完成此项艰难的工程。从那时到现在，时间已过去了八百多年，我们无法准确地知道当初筑坝修渠的情形，但那个场面一定是感人的，数千人一同奋斗在河床、河道及田野中，来来回回，扛木的扛木，挑石的挑石，运石灰的运石灰，打桩的打桩，巨石一定要尺寸合理，要不然就无法与其它的石头协作，完成使命。“截河大堰，往岁用木圈装石，横绝中流，密加以桩，遇大水尽冲去，水落又无用，屡年苦之，今岁俱用竹笼装页顺砌，仍用竹笼外铺宽丈许，以防水翻冲坑。”——从后来的《杨填堰重修五洞渠堤工程记略》中知道，杨从仪时代筑坝是用木圈中装石头筑的，又用多个木桩固定。坝的高度其实是一项非常严谨的技术活，坝过高可能会蓄积大量滞留的水流而承受巨大的压力，会带来破坝的危险，过低则起不到适度拦水的作用，无法把水送到田野之中。疏通长距离的渠道，关键是解决人力问题和不同村庄之间的需水矛盾，须平衡各方的需求，统一管理才行。由于修浚工程较大，民间纠纷也不少，杨从仪自赋诗道：折屋变成河，恩多怨亦多，当知千载后，恩怨皆消磨。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民间的恩怨不少，可他的眼光真是常人不能比的，因为在2017年国际灌排委公布的世界灌溉遗产名录中，杨填堰如一颗闪亮的明珠，宛然其中，有着无法比拟的自信和骄傲。
杨从仪在这期间，还做了一件看起来很不起眼、但确实给历史留下了标点的事，那就是给位于洋县龙亭的蔡伦墓立碑、写碑文。对于历代地方官员来说，这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有这个情怀就行。关键是在这篇碑文中，杨从仪首次提到了蔡伦死时的年龄，“卒于辛酉十一，年五十九”，由此推算，蔡伦生于公元63年。这是《东观汉记》和《后汉书》上没有提及的事，杨从仪的这一笔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从而使蔡伦这个历史人物有了某种完整性。但杨从仪写这篇碑文时，与蔡伦离世的时间已隔千年，他有什么样的依据不得而知。
杨填堰重新修整后，这一带真成了稻米之鄉，灌溉的农田达到空前的程度，约二万多亩。夏季的稻田连天盖地，葱绿盈人，淡香纷至沓来，生灵陶醉。由于战事需要，杨从仪任期满后，又到大散关北的和尚原驻守，防止金兵南下汉中四川。洋州的民众念其功德，便改叫张良渠为杨填堰，并于1159年在灌渠旁的水北村，为其修了生祠：杨泗将军祠。
须一瓜说，人心都有善、恶的记忆过滤器，人们大都愿意留存善印。杨泗将军祠便是如此，这个“泗”字是有些来由的。杨从仪在家排行老四，而他兴修水利，惠泽百姓，又与水有关，于是便在“四”字前加了水的偏旁。看来这个“泗”字也是神来之笔，有着不可小视的民间智慧。生前修祠，这在中国是不多见的，表明了当时的民众是多么地敬重他。
在蜿蜒曲折的汉江流域，有许多庙叫做王爷庙、杨爷庙、杨泗爷庙的，还有叫江神庙的，现在的人们无法弄清这些庙里供奉的谁，经过剥茧式的辨析，都指向了一个人——杨从仪，因为他是人们心中的平水明王，平定水患，造福于民。比如在汉中略阳的嘉陵江边，有一座江神庙，气势宏伟，俯瞰江水荡荡而去。它是一座具有氐羌文化特色的古老建筑，有三联两院，分剧院、过厅、前殿、后殿，占地近2000平米，庙内有反映古代民俗民情、神话传说、传统礼节、戏曲故事的彩绘与木雕板绘近400幅。与众不同的是，它不仅可以进行祭祀活动，也可以演出小型戏剧，具有多重功能。它的大门口有一楹联很有意思：“嘉陵连三省草木如沐春风，江神佑万民轻舟笑向斜阳。”长期以来，人们争论江神庙里的神究竟是谁。有人认为它是纪念南宋吴玠将军的，后经盘剥、考证，最终认为是南宋的杨从仪。
位于襄樊城中山后街的鳅子会馆有两个名字，一个是“鳅子会馆”，是襄阳樊城人的口头称呼，另一个是它的学名“寨河明王会馆”。鳅子会馆有副楹联：威慑鲲溟百道波澜平静渚，恩流鷁舰千龛香火篆祥云。意思说出杨泗将军威慑鲲溟水怪，河道波澜平静，像江中冒出水面的一小块陆地。也和江神庙一样，对庙里供奉的神说法不一，但最终认定寨河明王就是杨泗将军。
我小时候，常到汉江边的王爷庙去看庙会，那有一个码头，有一艘不大不小的木船，庙就在江边的沙滩上。夏天的大水常常离庙不远，但很少能淹到庙跟前。至于为什么叫王爷庙，没有人能说清楚。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王爷庙的历史起源，心里还是有一些惊喜的：人民永远会记住他们心中的神，尽管这个神已经离最原始的他很远了，在习惯性的集体记忆中逐渐忘却了原型，但这并不防碍人们用忘却原型的方式来记住他，因为他已成了记忆本身，成了一片大地上挥之不去的乡愁。这些庙名的变化，显示了一条民间的路径，从人到神的信仰的变化。也许，许多人并不知道杨从仪，但他们知道在家乡的河边，会有一座保佑黎民百姓的庙，那里面住着一位水神，这就够了，那个神替杨从仪活在人间。 话说回来。在洋州民众给杨从仪修建生祠的6年之后，即公元1165年，74岁的杨从仪再度担任洋州知州。我好奇的是，一个古稀之人本应该颐养天年，他却为什么于此高龄还选择并不富饶的洋州作为他人生的最后栖所，并担任责任重大的知州？如果说，第一次就任是官府的安排，没有选择的余地，那么第二次他完全有理由选择较为安逸的地方度过自己剩余不多的时光。我想那时的他，在多次目睹了国家的破碎分裂和人民的流离失所之后，痛念自己的家乡身份已变，归于金国，自己再也无法回到最初生养的地方，乡愁永在而无法身体力行，心里的伤痛只有自己最为清楚，而洋州距凤翔不算太远，翻越秦岭数日可达，于是在他的内心洋州是完全可以当作第二故乡的。洋州的百姓夹道欢迎他，说“复得吾帮旧使君矣！”这句话中“旧”字用得真好，表明他是一个被敬重的故人。可他并没有闲下来，利用空余时间，撰写了30卷《兵要事类》。我不知道这些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仅凭书名猜想他为什么要编写这些与军事有关的书籍，而他并非军事名家，由此看来他内心聚积的国仇家恨是一块巨大难以化解的垒块，到老也不甘心，究其原因，他一定认为是军事力量的羸弱导致了国家的残破，内心有一种迫切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的军事经验写出来。这些书不知今在何处，我是很想读一读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在晚年的时候闪烁出的另一种光辉，另一种纸上的人生。
四年之后的1169年，已近耄耋之年的杨从仪病故住地，葬于他所修的杨填堰堰渠之生祠旁，终年78岁。在水边，在那片寂静的地方，一个人的生与死才得到了真正的平衡、融入与照应。有了大众参与的生，才会铺设某种有感染力的死的鸣奏，而死也变成了生的延续，成为生命精神气象的反复咏叹。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从容地活在墓碑上，而不会被一阵风一阵雨吹走。在杨从仪墓的标志牌处，我见到了一个才从地里做完活的农民，六十多岁，衣服上有一些泥土沫，脸上的汗水还未干。他说每年的清明节前后，祠里都要搞庙会，或开水仪式。在农历的六月初六，也有一个纪念活动。而农历的六月初六，是杨从仪的生日。来这烧香叩拜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感谢杨泗爷带来的福恩永惠子孙。仪式不一定浩大，但他重新回到了人间，回到了杨填堰的水色中。
一个用实词垒起来的人生是多么的踏实，严谨有序，剔去了不必要的浮华、修饰和夸耀。他用自己的智慧修饰了一大片土地，修改了它贫瘠的命运，但他不善于在虚词的荣耀中偷渡、周旋，却把刀刃一样坚硬的词语插在时间的册页上。这一点，在后任洋州知州袁勃撰文的《楊从仪墓铭志》中略见一斑。在长达4000字的碑文中，他活出了真实的血肉，活出了一个沦陷时代的不屈与倔强。密密麻麻、刻满了一碑的文字，既是他的生平，也是后人研究南宋抗金的珍贵资料。由于立碑的时间也是1169年，它尽可能地保持了一个人最大限度的真实，而拒绝粉饰一个人所需要的时间成本。换言之，它看不上粉饰这种想尽办法的讨好，更不喜欢用过于光滑的文字对其人生进行打磨和篡改。
去世后的杨从仪，有条不紊地活在碑石上，看着清澈的水流，穿过乡村弯曲的年月，那时的七女池和明月池在不远处荡漾，月光朗朗的夜晚，有着闲散的诗意和美感。当然，也有想不到的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杨公祠附近的新生小学，将他的墓碑砸成四节，作了地上的房檐石。这位抗金的英雄、修堰的领头人，却不得不与檐下的小草比高低，在雨水中承受时间的压力。历史有时真会跑偏。当人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错误时，时光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于是，把这四块断了的石碑重新接在一起，就像人使用了接骨膏一样，只是接得再好，再无痕迹，也无法把历史中的某个裂痕彻底弥合。
杨填堰并非完美，它仅是古代多个水利工程中的一个，只是它从发育到成熟，再到衰老，重生，有多少人参与了它多皱的行程，有多少双手和脚放进了它寂寞的水流中，从而找到了历史回应的踪迹。当我们翻阅古老的史书时，哗的一声一页过去了，里面折叠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光阴，而一条河充其量也不过是数页而已。
时间以连贯的方式，对杨填堰进行了无数次的测量和考验。一次洪峰，可能会毁掉一座水利工程所有正面的口碑，将历史的踪迹擦得迹痕全无，因而所有的洪峰都是一块块不可忽视的橡皮擦，洪峰的大小决定了橡皮擦的擦力。像杨填堰这样的一座由木头、石头与沙土等建起的拦水堰坝，在缺乏真正具有巨大抗力的有效粘合材料之前，所有美好的假设都可能是依据匮乏的自我慰藉。而那些表情吓人的洪峰则是一台巨型的推土机，一座用古老手法筑起来的坝面很可能在它的狰狞中被毁得面目全非。这片大地上的祖辈们，只能一代一代地消耗着他们的身体和生命，反复修整、改进、总结经验，而完成对一座堰坝的信任和期望，尽管这种期望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削弱，就像一支反复被削去的铅笔，但只要有笔芯，就能画出一张张蓝图。
明万历二十三年，即公元1595年，杨填堰又一次经历了重大的改建。洋县知县张书绅和城固知县高登明，这两个还算务实的地方官员，在一起开了个公务会，决定效仿湑水河上另一座水上建筑五门堰的作法，杨填堰也“敞其门为五洞，傍其岸为二堤”。这一作法，就像是在衣服上开了五个纽扣，根据热的程度决定解开扣子的数量。一门变成五洞，它的科学之处和衣服上的扣子有相似之处，可以有效地控制水流，并减少堰首的压力。用水少时，可以提开二三个洞的闸门，用水多时，则五闸全开。“水涨则用木闸以沮泛滥，水消则去木闸以通安流。”用巨大的松木做成的水闸，好处就是它在水中有浮力，好操控，而太重的木闸，在长期浸水的过程中，变得更重，加上水的冲力，难以操控。
时间到了清嘉庆十五年，即公元1810年，湑水河像发怒的公牛一样，四处冲撞，河水暴涨。史上记载，这次洪水是灾难性的，堰淤百余丈，渠毁一百一十丈。按照现在的换算，堰坝处的河道上淤积的泥沙及其它留滞之物长达三百多米，对于宽度数百米的河床而言，三百多米长的淤积带真是庞然大物。河水应该是四处泛滥，毁坏了周围的河堤、田地、树木，毁掉的堰渠也不短。关于这次修复，就不得不提到汉中知府严如熤，他是一个能体察民情与灾情的官员，在其《夏耘词》中，可见一斑：“禾长及腰腹，稗肥杂青苍。泥深脚难拔，芒锐皮肉伤。上有蠓蚋嘬，下嘴巨蚂蝗。模糊血满腿，疼痛肢体僵。但能秋有获，炎热固相忘。我悯老翁苦，闻言重彷徨。作苦田家事，拮据望登场。新谷五月卖，几人隔岁粮。豪家饫珍错，墨吏餍膏梁。讵知樽中酒，炙脂盈其旁。讵知甑中饭，汗血粒粒藏。”他深知，甑中之饭，粒粒藏着农人的血汗。他深入民间，细致勘察，买地重开渠道，用河光石、桐油、石灰修筑岸堤，用竹笼装石砌护，并整修了五洞。 在杨填堰灌渠上，还有另一座小堰，位于宝山村，因其形状像鹅，便叫鹅儿堰，占地数百平方米。堰的东面是一个拦水闸门，南面有三个排水闸门和一个用于灌溉的闸门，整体设计非常合理。可以说，它是杨填堰的次级堰，虽是个小堰，但实用价值非常大。现在的鹅儿堰还像原来的样子，是一只行走中停下来的鹅，两只鹅掌抓地有力，翅膀欲飞不飞。只是堰门用了铁闸，堰渠用水泥砌了护。在拙笨而结实的渡槽中，清澈的水沽沽作响，依然在灌溉数百亩土地，就像它从前宛然不慌地流过农家的屋后。
由于可以操控一个区域农业命脉的杨填堰的出现，一个与之有关的管理机构也就随之而来。它就是堰局，相当于现在的某个水利工程管理局。虽只是一个小小的堰局，但在古代，在以农业为主导的地区，它的实际影响力却非常巨大、深远。洋县、城固两县各自设有堰局。渠分三七，三分属城固，七分属洋县。两县也按三七分派每年修整所用的石、沙、竹、木、桐油及人工，官督民修。这套办法在杨填堰的前期是行之有效的，就是半官方的民间乡约，人人遵守。后来机构渐渐庞大，人员臃肿，弊端多了起来。到清代，“工头、工人都是世袭制，又是包工制，一天能做半天的活。摇桩拆笼，企图烧柴，折旧换新，惟图得钱”。长期下来，便只能是“堰愈修愈烂，渠愈挑愈塞，款愈纳而难纳”。到民国9年，堰有水利局、总领、首事、管账、堰差、工役等一大批人，大多是拿钱不办事的肥缺，得过且过，或者有事赖着不办，从中牟利。灌区总体的状况是，上游有余水还河，下游却无水灌田，矛盾四起，难以化解，渐渐怨声载道，民愤极大。
新中国成立后，杨填堰所滋生的问题慢慢得到了解决。1955年，城洋两县将11公里的干渠裁弯取直，在渠尾开退水渠。裁弯取直也是相对而言，被裁掉的部分，自然是弯曲太多，水流不畅。后又反复修建，直到1990年，整个工程才完全稳固下来，钢筋混凝土的抗力非常巨大，一般的洪水很难对其构成威胁，配套设施也日趋完善，投入的劳工高达11.3万个。堰坝与河道呈75度夹角，与干渠大约有160度，从远处看就像一把打开的幽雅的扇面。或者说，杨填堰以优美的姿势，打开了与一片土地崭新的对话。
重温这段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政府的主导和民众的自觉都非常重要。有关杨填堰的石碑有五，大多是关于水利管理事务的，其中的一通是光绪三十四年，即公元1908年，题为“立案存吕家村吕潢侵占堰池危害堰坎事及西营村张成章开田淤塞堰渠事经县讼处理情况。”吕潢偷砍固护堰渠的柳树，“私捏字具，狡骗河西拦水坝地址，凶阻工人，不准拣石修砌。”张成章贿窜他人，“以旱地作田，在于洪沟搭木飞槽，接去五洞外若干济急之水，从旱地凿渠引水，退入官渠，沙淤壅塞，有碍堰水，为害非浅。”这的确让人感慨，相当于一通惩罚碑，把惩罚之人及事刻在石头上，警示后人。可以说，这样的做法极为严厉，意义是巨大而漫长的。一旦刻上，羞耻是无法从石头上擦下来的。
千年古堰是一方土地的重心，是握住時光脉络的水瓢。我们站在它的面前，如同一只蝌蚪般渺小和虔诚。朋友用手机拍下了我细碎的凝重和眺视远方的敬崇。这条叫湑水的汉水支流，它的名字永远在香米的唇印里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