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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菟精选、具见心力
一般人不会把音乐博物馆列入旅游计划，即使是音乐家也不一定把这个项目列入日程，但从事音乐学的人，绝对有必要列入观光项目，因为那里是了解学科发展史的窗口。不在音乐博物馆逛一逛，就难以形成世界乐器各美其美的胸怀。若非参观巴黎音乐城，还真不知道法国人何以提出“文化多样性”的口号以及为什么热心推动这项事业的原委。
2005年11月，到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会，与一群初识的国际学者在一个世纪前西方人讨论中国领土如何瓜分的地方讨论中国文化遗产如何保护。世界风云，变幻莫则，倏来忽往，蓬转萍流。2001年，一根让中国人神经敏感的绳头，又一次在巴黎抖动。这次抖动，依然绷紧了中国人的心弦。冒出许多新概念，而且一冒出来就让世界吓一跳的巴黎，又冒出一个新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一年，中国人反应迟钝，“昆曲”被列为“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整个中国还毫不在意。到了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次评审时，中国大变，而我有幸成为这一届的评委。
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事处的苏旭帮我预订了离“教科文总部”最近的一家旅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前面是“拿破仑军事学院”（拿破仑墓），再前面是埃菲尔铁塔，“风景这边独好”。一个星期讲英文的会，让人高度紧张。一结束，就想一头扎进博物馆，一来放松神经，二来看看外国同行的展览与中国音乐研究所的“陈列室”有何不同。一大早起来，手持地图，换乘地铁。终于找到“音乐城”。结果吃了闭门羹，当天休息。
2010年1月30日，我随中央民族乐团赴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出。心想，这次一定要实现愿望。于是，约了琵琶演奏家吴玉霞，一起去看博物馆。
“音乐城”是座新建筑，设施清新，生态极佳，与布鲁塞尔乐器博物馆的老式楼房相比，这里可是宽敞多了。例如布鲁塞尔的展柜都是老式的，只能从前面看，而巴黎音乐城，则考虑到乐器正背面的信息，将展品置于通体透明的玻璃柜中。全身可鉴，一览无余。有过自己布展的经验，知道这般设计，技高一筹，更对主人不胜仰慕。“音乐城”共五层，分“歌剧诞生”“启蒙时期的音乐”“浪漫主义时期的欧洲”“历史加速”“世界音乐”五部分，“各备一屋，以为摆列”。
人不多，慢慢踱步，且行且观，移步换景，物动心移。每片展区，都让人发奋兴起。山花满路之感，油然而生。
乐器犹如躯体，几十片棱型木块构成的木琴，就是非洲人的长臂;几十根齐镳并辔的共鸣弦，就是阿拉伯人的纤纤玉指;高高低低的鼓桩，就是善于跳跃也善于奔跑的印第安人的脚腿;齐齐整整的兵营枪一样的排箫，则是南美人呲笑的牙床。从大自然挑选出来、雕琢而成、作为肢体延伸的乐器，让数百种心灵的姿势，奔跑出来。布袋皮袋的风笛，钮键满身的牧笛，楮墨淡雅的船琴……转身一看，非洲木鼓雕刻的神像竞有着孩子般天真无邪的笑脸。威武矮小、伴着兵戈铁马的军鼓，伴着姑娘出嫁弦歌起舞的库姆孜，斜阳夕照中村庄大树下年轻人拉的彩色风箱的手风琴，为学习西方文化巧扮工匠的彼得大帝手握的里拉琴……样样高吟长咏，个个中节可听。
支系庞杂又相互关联的乐器，凝结为一条长廊，把变迁史排列为一个个拨动声响的魅点。这些都让人对先民不懈探求也获得解答的声音世界惊诧不已。想象和寄托，无不闪耀着智慧。多姿多彩的乐器，让世界敞亮和充满童真。刚刚加入乐器分类的“新家族”“电鸣乐器”也有了“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阵势。
《阿房宫赋》道：“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倚叠如山。”。把上文中的“燕赵韩魏齐楚”，换为各国国名，就是精准描写。
没有引人入胜情节、缓慢又缺乏高潮的布列，因为相同器物的聚拢，竞也达到了类似高潮的效果。华丽的竖琴是乐器家族中最靓的“淑女”，占据了浪漫桂冠的顶层。“美人窝”里浓妆淡抹，但只要长长短短，就会彼此认同。没人能抗拒近距离审视一排形制不同的竖琴的诱惑。这件于20世纪传入中国、源自西方最古老乐器“里拉”的庞然大物，竞然奇迹般地激活了一个在中国消失了一千年的乐器“箜篌”，让敦煌壁画里各式各样的箜篌以崭新姿态重回舞台。乐器史上难得一见的外来乐器激活本土乐器的事例，既显示了中国文化强大的同化力，也显示出同类家族易获共鸣的道理。
博物馆有横向坐标与纵向坐标两个剖面，博物学家引入人类学理念，“文化多样性”的观念自然被点燃。新观念使博物馆大堂流淌着平等亮色，“进化论”的理路已经偃旗息鼓。乐器是一个区域的文化代言体，进入博物馆就不再有主客之分，高低之别。国籍不是问题，形制不是问题，甚至族群也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从中感受载体托举的不同音色和不同表情。
当然，仍然可见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浅识。把中国乐器放入日本、韩国展柜，就是表现。何为“原创”，何为“采借”。需要清晰准确地表达，系统有效地解释。符合人类学理念的世界音乐地图原则，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该说清。看来，不带偏见地描绘音乐地图，依然不能达到理想程度。明里暗里，潜藏冲突。这自然是硬伤，会让来自原创地的参观者处于无上荣耀和无端误解的情绪拉锯中。或许，不应当要求太高。但不同文化的宿營地，应该有不带偏见地表明原点与边界的区分。
人类创造的乐器，大多数难逃速朽厄运。还好，博物馆体现的就是海纳百川。以数间大堂之约，囊括数千器物之盛，煜耀乐林，靡有所遗。法国社会学家布罗代尔说：“任何事件，不论多么短暂地闪过天际，都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可以帮助我们点亮历史沉默的角落和宏大画面。”
二、响当当的来路
如同卢浮宫差不多变成美术课堂一样，巴黎音乐城也差不多成为了音乐课堂。一位中年男老师带领几个学龄前儿童，一边参观一边讲课，我们禁不住尾随其后。老师背着一个”万宝囊”，走在小提琴展柜前，便从大袋子里掏出了一堆零件，摊满一地。让孩子们一边观察一边插积木，组装一把”自己的”小提琴。孩子们兴奋地动起手来，一边抬头参照现实版小提琴，一边趴在地上组装零件。自己动手，令人着迷，左找一个零件，右寻一个部件，终于组装而成。站在背后、心智复原到初始状态的妈妈们，一起鼓掌。她们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素养应是稳健群体，希望后代能在获得知识的同时获得世界意识。 到了非洲展区，老师给每个孩子一个“手琴”。手琴上有三个翘起的簧片，轻轻一拨，就能发音。老师按手琴音列，唱出三音旋律，孩子们接唱。三音旋律。容易把握，尚未建立音阶意识的孩子，也能模仿。不一会儿，便能背唱了。
简单旋律易传。据说一位中国学生在国外与各国学生联欢，要求各唱自己家乡民谣时，唱了《两只老虎》。人家当场笑翻，法国学生告诉他，《两只老虎》是法国民谣。故事让人知道，简单曲调在东方的普及程度已经到了直认其母语的地步。让每个中国人唱《马赛曲》不一定会。《两只老虎》差不多都会，可见简单的不简单。
走到打击乐面前，老师发给每个孩子一只小鼓。他敲出简短鼓点，孩子对节奏天生敏感，马上跟随，响连四壁。一会就能敲复杂鼓点了。各种各样的非洲鼓。高可没人，矮如矬墩，木刻盈体，色彩满身。鲜艳亮色，一定让孩子们在获得节奏意识之余，了解了另一种“鼓语”。
最后大家一起走进飘着小提琴声的展厅。一位身材苗条的东欧姑娘，现场演奏小提琴。刚在地上插起小提琴的孩子们，现在更加注意她手中的乐器了。演奏作品是在普及层面上改编的著名作曲家的旋律。
现场教育，太生动了。魅力無穷，让人恍然凝思。老师把藏在展柜中乐器拉出来，让木石张嘴，让金石为开，让打了蔫庄稼般的非洲鼓滚出生命波涛，让疲软的簧舌绷紧颤动，让孩子活蹦乱跳于节奏之中。于是，孩子活了！乐器活了！博物馆也活了！
一个人把手放在乐器上拨弄出声音，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但一个个音符，一首首乐曲，一段段旋律连接起来。便会在心灵深处，生出判别区域、体验风格的经验。无数次经验，便生出世界概念。于是，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的音乐，落地生根。巨量乐器库，就是抑制本土意识和植入世界意识。别小看博物馆里走一圈或触摸器物的经历，它可以让人耳听八方，辨认声源。再也不是”单声道”了。
看着孩子的灿烂笑容，心中暗想：如果我的童年也被彬彬有礼、笑容可掬的老师，领进一座布满乐器、金碧辉煌的博物馆大厅，人生来路该是何等明晃晃、响当当的啊！
三、沉默是金——拾音设备一瞥
巴黎音乐城最令人想不到的一类藏品是自录音机诞生以来的各种拾音设备。与现代音乐生活密切相关却往往不入收藏者“法眼”的“机器”，自然是音乐的新载体。对于20世纪的音乐史而言，记录载体已非乐谱、文字，还有唱片、磁带。有了堆积如山的唱片、磁带，若不保存与之配套的拾音设备，就等于憋在肚子里的金玉良言没有吐出来，锦囊里的妙计没有抖出来，库房的刀枪剑戟没有用武之地，“茶壶的饺子倒不出来”！播放器材，一拨一拨，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好新奇、赶时髦的国人，把“过时”的”戏匣子”，弃之如敞屣。而巴黎音乐博物馆却显示出非同一般的见识，悉入囊中，要什么有什么，用什么拿什么。
藏品让我震动的原因，是数年前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为了再次听到阿炳的原始版《二泉映月》，不得不请回早已退休的老技师，修葺本以为“再也派不上用场”的“钢丝录音机”的事儿。如果想听阿炳演奏的原始版《二泉映月》，看着手边的钢丝录音带，就是找不到匹配的播放设备，想想多可怕！如果想听聂耳演唱的原始版《义勇军进行曲》，看着手边的78转唱盘，就是找不到匹配的磁针唱机，想想多可怕！如果想听吐尔迪阿洪演奏的原始版《十二木卡姆》，看着手边的开盘录音带，就是找不到匹配的开盘录音机，想想多可怕！然而，临深履薄的可怕，何止鞭笞过我们千百次！
这时候，再看21世纪的巴黎与20世纪初冼星海、马思聪到过的巴黎没有什么变化。再看塞纳河中的小岛与19世纪肖邦来时的小岛没什么不同，你就能理解巴黎人坚持“古老”的理由了，也就能理解法国音乐家收捡“老掉牙”的“留声机”和“戏匣子”的理由了。
我们收藏了数以千百计的开盘录音带，却不收藏开盘“留声机”;我们收藏了数以千百计的硬木唱盘，却不收藏唱片机。这就意味着它们躺在那里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径”！如同新媳妇非要“八抬大轿”才“出阁”而新郎找不到如此隆重又如此俭朴的“轿子”眼瞅着媳妇抬不回家的抓耳挠腮！任你有”悍马”，任你有”奔驰”，人家非要“八抬大轿”！就这么“任性”！要想去“威虎山”，就得划雪橇;要想去“沙家浜”，就得划木舟。只有这些”衣冠简朴古风存”的地方，才能遇到”春社”，才能听到“箫鼓”。任你有“悍马”，任你有“奔驰”，任你有”高铁”，没有这些俭朴工具，你就达不到目的地。每一个目的地，都有一种到达的路径和送达的载体，雪橇、舟楫、骆驼、汽车、高铁、航空，谁也不能相互替代！“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狗熊掰棒子”的模式，像自己挖的坑，没人清楚将来会带来多少麻烦。“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王勃《滕王阁序》）
法国人把拾音设备息数收纳。让作为同行的我们感到惭愧。保留器材是一把标尺，以此衡量学科意识。我们很快发现，自己不但丢了对于学科史来说意义非凡的设备，而且丢了学科意识。基础资料要是到了找不回“来路”又“不知归途”的程度，就缺失了纵深度。
1889年，爱迪生带着自己发明、刚满周岁的留声机参加巴黎世博会，瞬间成为埃菲尔铁塔下的明星。人们排几小时的队，不仅是为了听听播放的法国国歌，更是想听听自己的声音——那种“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能在闭上嘴后听到自己熟悉又陌生的语调”。录音机是20世纪的发明，但记录的音乐，却不限于20世纪，那是积累了上千年的财富。人们需要的不但是唱出来而且是“闭上嘴后”还能继续唱下去的音乐史，而非闷在“茶壶里”的“哑巴音乐史”。能为后人播放与爱迪生一样年龄的“祖先”声音的，就是“通上电””转起来”就能让《昨日重现》的“笨重机器”。声音之所以不再“卷地风来忽吹散”（苏东坡语），就是因为“轻飘飘”的音响背后站着“硬邦邦”的“戏匣子”！音乐学科既古老又年轻，既站在几千年来默默无闻的书谱上，也站在一百年来轰轰隆隆的机器上。
巴黎音乐博物馆让人在拾音设备史中走了一遍，主要式样，一览无余：钢丝录音机、滚筒录音机、像开着喇叭花一样的手摇唱片机、家具一样的台式留声机、笨重的开盘录音机、单声道、双声道、多轨道专业录音机、流行舞台上闪闪发光、线路密布的调音台……处于庞杂之间而不觉得枯燥，当然是因为看到了递进关系。拾音设备是一部“机械化”不断升级的媒介史，中间哪个环节断了，都会让处于那个环节上的声音消失。所以，每个“环节”都有存在的理由，“一个都不能少”！它们是历史的亲历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一般人不会把音乐博物馆列入旅游计划，即使是音乐家也不一定把这个项目列入日程，但从事音乐学的人，绝对有必要列入观光项目，因为那里是了解学科发展史的窗口。不在音乐博物馆逛一逛，就难以形成世界乐器各美其美的胸怀。若非参观巴黎音乐城，还真不知道法国人何以提出“文化多样性”的口号以及为什么热心推动这项事业的原委。
2005年11月，到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会，与一群初识的国际学者在一个世纪前西方人讨论中国领土如何瓜分的地方讨论中国文化遗产如何保护。世界风云，变幻莫则，倏来忽往，蓬转萍流。2001年，一根让中国人神经敏感的绳头，又一次在巴黎抖动。这次抖动，依然绷紧了中国人的心弦。冒出许多新概念，而且一冒出来就让世界吓一跳的巴黎，又冒出一个新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一年，中国人反应迟钝，“昆曲”被列为“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整个中国还毫不在意。到了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次评审时，中国大变，而我有幸成为这一届的评委。
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事处的苏旭帮我预订了离“教科文总部”最近的一家旅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前面是“拿破仑军事学院”（拿破仑墓），再前面是埃菲尔铁塔，“风景这边独好”。一个星期讲英文的会，让人高度紧张。一结束，就想一头扎进博物馆，一来放松神经，二来看看外国同行的展览与中国音乐研究所的“陈列室”有何不同。一大早起来，手持地图，换乘地铁。终于找到“音乐城”。结果吃了闭门羹，当天休息。
2010年1月30日，我随中央民族乐团赴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出。心想，这次一定要实现愿望。于是，约了琵琶演奏家吴玉霞，一起去看博物馆。
“音乐城”是座新建筑，设施清新，生态极佳，与布鲁塞尔乐器博物馆的老式楼房相比，这里可是宽敞多了。例如布鲁塞尔的展柜都是老式的，只能从前面看，而巴黎音乐城，则考虑到乐器正背面的信息，将展品置于通体透明的玻璃柜中。全身可鉴，一览无余。有过自己布展的经验，知道这般设计，技高一筹，更对主人不胜仰慕。“音乐城”共五层，分“歌剧诞生”“启蒙时期的音乐”“浪漫主义时期的欧洲”“历史加速”“世界音乐”五部分，“各备一屋，以为摆列”。
人不多，慢慢踱步，且行且观，移步换景，物动心移。每片展区，都让人发奋兴起。山花满路之感，油然而生。
乐器犹如躯体，几十片棱型木块构成的木琴，就是非洲人的长臂;几十根齐镳并辔的共鸣弦，就是阿拉伯人的纤纤玉指;高高低低的鼓桩，就是善于跳跃也善于奔跑的印第安人的脚腿;齐齐整整的兵营枪一样的排箫，则是南美人呲笑的牙床。从大自然挑选出来、雕琢而成、作为肢体延伸的乐器，让数百种心灵的姿势，奔跑出来。布袋皮袋的风笛，钮键满身的牧笛，楮墨淡雅的船琴……转身一看，非洲木鼓雕刻的神像竞有着孩子般天真无邪的笑脸。威武矮小、伴着兵戈铁马的军鼓，伴着姑娘出嫁弦歌起舞的库姆孜，斜阳夕照中村庄大树下年轻人拉的彩色风箱的手风琴，为学习西方文化巧扮工匠的彼得大帝手握的里拉琴……样样高吟长咏，个个中节可听。
支系庞杂又相互关联的乐器，凝结为一条长廊，把变迁史排列为一个个拨动声响的魅点。这些都让人对先民不懈探求也获得解答的声音世界惊诧不已。想象和寄托，无不闪耀着智慧。多姿多彩的乐器，让世界敞亮和充满童真。刚刚加入乐器分类的“新家族”“电鸣乐器”也有了“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阵势。
《阿房宫赋》道：“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倚叠如山。”。把上文中的“燕赵韩魏齐楚”，换为各国国名，就是精准描写。
没有引人入胜情节、缓慢又缺乏高潮的布列，因为相同器物的聚拢，竞也达到了类似高潮的效果。华丽的竖琴是乐器家族中最靓的“淑女”，占据了浪漫桂冠的顶层。“美人窝”里浓妆淡抹，但只要长长短短，就会彼此认同。没人能抗拒近距离审视一排形制不同的竖琴的诱惑。这件于20世纪传入中国、源自西方最古老乐器“里拉”的庞然大物，竞然奇迹般地激活了一个在中国消失了一千年的乐器“箜篌”，让敦煌壁画里各式各样的箜篌以崭新姿态重回舞台。乐器史上难得一见的外来乐器激活本土乐器的事例，既显示了中国文化强大的同化力，也显示出同类家族易获共鸣的道理。
博物馆有横向坐标与纵向坐标两个剖面，博物学家引入人类学理念，“文化多样性”的观念自然被点燃。新观念使博物馆大堂流淌着平等亮色，“进化论”的理路已经偃旗息鼓。乐器是一个区域的文化代言体，进入博物馆就不再有主客之分，高低之别。国籍不是问题，形制不是问题，甚至族群也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从中感受载体托举的不同音色和不同表情。
当然，仍然可见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浅识。把中国乐器放入日本、韩国展柜，就是表现。何为“原创”，何为“采借”。需要清晰准确地表达，系统有效地解释。符合人类学理念的世界音乐地图原则，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该说清。看来，不带偏见地描绘音乐地图，依然不能达到理想程度。明里暗里，潜藏冲突。这自然是硬伤，会让来自原创地的参观者处于无上荣耀和无端误解的情绪拉锯中。或许，不应当要求太高。但不同文化的宿營地，应该有不带偏见地表明原点与边界的区分。
人类创造的乐器，大多数难逃速朽厄运。还好，博物馆体现的就是海纳百川。以数间大堂之约，囊括数千器物之盛，煜耀乐林，靡有所遗。法国社会学家布罗代尔说：“任何事件，不论多么短暂地闪过天际，都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可以帮助我们点亮历史沉默的角落和宏大画面。”
二、响当当的来路
如同卢浮宫差不多变成美术课堂一样，巴黎音乐城也差不多成为了音乐课堂。一位中年男老师带领几个学龄前儿童，一边参观一边讲课，我们禁不住尾随其后。老师背着一个”万宝囊”，走在小提琴展柜前，便从大袋子里掏出了一堆零件，摊满一地。让孩子们一边观察一边插积木，组装一把”自己的”小提琴。孩子们兴奋地动起手来，一边抬头参照现实版小提琴，一边趴在地上组装零件。自己动手，令人着迷，左找一个零件，右寻一个部件，终于组装而成。站在背后、心智复原到初始状态的妈妈们，一起鼓掌。她们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素养应是稳健群体，希望后代能在获得知识的同时获得世界意识。 到了非洲展区，老师给每个孩子一个“手琴”。手琴上有三个翘起的簧片，轻轻一拨，就能发音。老师按手琴音列，唱出三音旋律，孩子们接唱。三音旋律。容易把握，尚未建立音阶意识的孩子，也能模仿。不一会儿，便能背唱了。
简单旋律易传。据说一位中国学生在国外与各国学生联欢，要求各唱自己家乡民谣时，唱了《两只老虎》。人家当场笑翻，法国学生告诉他，《两只老虎》是法国民谣。故事让人知道，简单曲调在东方的普及程度已经到了直认其母语的地步。让每个中国人唱《马赛曲》不一定会。《两只老虎》差不多都会，可见简单的不简单。
走到打击乐面前，老师发给每个孩子一只小鼓。他敲出简短鼓点，孩子对节奏天生敏感，马上跟随，响连四壁。一会就能敲复杂鼓点了。各种各样的非洲鼓。高可没人，矮如矬墩，木刻盈体，色彩满身。鲜艳亮色，一定让孩子们在获得节奏意识之余，了解了另一种“鼓语”。
最后大家一起走进飘着小提琴声的展厅。一位身材苗条的东欧姑娘，现场演奏小提琴。刚在地上插起小提琴的孩子们，现在更加注意她手中的乐器了。演奏作品是在普及层面上改编的著名作曲家的旋律。
现场教育，太生动了。魅力無穷，让人恍然凝思。老师把藏在展柜中乐器拉出来，让木石张嘴，让金石为开，让打了蔫庄稼般的非洲鼓滚出生命波涛，让疲软的簧舌绷紧颤动，让孩子活蹦乱跳于节奏之中。于是，孩子活了！乐器活了！博物馆也活了！
一个人把手放在乐器上拨弄出声音，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但一个个音符，一首首乐曲，一段段旋律连接起来。便会在心灵深处，生出判别区域、体验风格的经验。无数次经验，便生出世界概念。于是，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的音乐，落地生根。巨量乐器库，就是抑制本土意识和植入世界意识。别小看博物馆里走一圈或触摸器物的经历，它可以让人耳听八方，辨认声源。再也不是”单声道”了。
看着孩子的灿烂笑容，心中暗想：如果我的童年也被彬彬有礼、笑容可掬的老师，领进一座布满乐器、金碧辉煌的博物馆大厅，人生来路该是何等明晃晃、响当当的啊！
三、沉默是金——拾音设备一瞥
巴黎音乐城最令人想不到的一类藏品是自录音机诞生以来的各种拾音设备。与现代音乐生活密切相关却往往不入收藏者“法眼”的“机器”，自然是音乐的新载体。对于20世纪的音乐史而言，记录载体已非乐谱、文字，还有唱片、磁带。有了堆积如山的唱片、磁带，若不保存与之配套的拾音设备，就等于憋在肚子里的金玉良言没有吐出来，锦囊里的妙计没有抖出来，库房的刀枪剑戟没有用武之地，“茶壶的饺子倒不出来”！播放器材，一拨一拨，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好新奇、赶时髦的国人，把“过时”的”戏匣子”，弃之如敞屣。而巴黎音乐博物馆却显示出非同一般的见识，悉入囊中，要什么有什么，用什么拿什么。
藏品让我震动的原因，是数年前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为了再次听到阿炳的原始版《二泉映月》，不得不请回早已退休的老技师，修葺本以为“再也派不上用场”的“钢丝录音机”的事儿。如果想听阿炳演奏的原始版《二泉映月》，看着手边的钢丝录音带，就是找不到匹配的播放设备，想想多可怕！如果想听聂耳演唱的原始版《义勇军进行曲》，看着手边的78转唱盘，就是找不到匹配的磁针唱机，想想多可怕！如果想听吐尔迪阿洪演奏的原始版《十二木卡姆》，看着手边的开盘录音带，就是找不到匹配的开盘录音机，想想多可怕！然而，临深履薄的可怕，何止鞭笞过我们千百次！
这时候，再看21世纪的巴黎与20世纪初冼星海、马思聪到过的巴黎没有什么变化。再看塞纳河中的小岛与19世纪肖邦来时的小岛没什么不同，你就能理解巴黎人坚持“古老”的理由了，也就能理解法国音乐家收捡“老掉牙”的“留声机”和“戏匣子”的理由了。
我们收藏了数以千百计的开盘录音带，却不收藏开盘“留声机”;我们收藏了数以千百计的硬木唱盘，却不收藏唱片机。这就意味着它们躺在那里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径”！如同新媳妇非要“八抬大轿”才“出阁”而新郎找不到如此隆重又如此俭朴的“轿子”眼瞅着媳妇抬不回家的抓耳挠腮！任你有”悍马”，任你有”奔驰”，人家非要“八抬大轿”！就这么“任性”！要想去“威虎山”，就得划雪橇;要想去“沙家浜”，就得划木舟。只有这些”衣冠简朴古风存”的地方，才能遇到”春社”，才能听到“箫鼓”。任你有“悍马”，任你有“奔驰”，任你有”高铁”，没有这些俭朴工具，你就达不到目的地。每一个目的地，都有一种到达的路径和送达的载体，雪橇、舟楫、骆驼、汽车、高铁、航空，谁也不能相互替代！“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狗熊掰棒子”的模式，像自己挖的坑，没人清楚将来会带来多少麻烦。“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王勃《滕王阁序》）
法国人把拾音设备息数收纳。让作为同行的我们感到惭愧。保留器材是一把标尺，以此衡量学科意识。我们很快发现，自己不但丢了对于学科史来说意义非凡的设备，而且丢了学科意识。基础资料要是到了找不回“来路”又“不知归途”的程度，就缺失了纵深度。
1889年，爱迪生带着自己发明、刚满周岁的留声机参加巴黎世博会，瞬间成为埃菲尔铁塔下的明星。人们排几小时的队，不仅是为了听听播放的法国国歌，更是想听听自己的声音——那种“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能在闭上嘴后听到自己熟悉又陌生的语调”。录音机是20世纪的发明，但记录的音乐，却不限于20世纪，那是积累了上千年的财富。人们需要的不但是唱出来而且是“闭上嘴后”还能继续唱下去的音乐史，而非闷在“茶壶里”的“哑巴音乐史”。能为后人播放与爱迪生一样年龄的“祖先”声音的，就是“通上电””转起来”就能让《昨日重现》的“笨重机器”。声音之所以不再“卷地风来忽吹散”（苏东坡语），就是因为“轻飘飘”的音响背后站着“硬邦邦”的“戏匣子”！音乐学科既古老又年轻，既站在几千年来默默无闻的书谱上，也站在一百年来轰轰隆隆的机器上。
巴黎音乐博物馆让人在拾音设备史中走了一遍，主要式样，一览无余：钢丝录音机、滚筒录音机、像开着喇叭花一样的手摇唱片机、家具一样的台式留声机、笨重的开盘录音机、单声道、双声道、多轨道专业录音机、流行舞台上闪闪发光、线路密布的调音台……处于庞杂之间而不觉得枯燥，当然是因为看到了递进关系。拾音设备是一部“机械化”不断升级的媒介史，中间哪个环节断了，都会让处于那个环节上的声音消失。所以，每个“环节”都有存在的理由，“一个都不能少”！它们是历史的亲历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