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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大可来源：《华商报》
在历史记忆方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国家记忆错误，也就是抹除或制造错误的记忆。这种所谓“记忆错误综合症”，往往是文化退化的标记。
在记忆错误的几种形态中，“完全性失忆”是具有代表性的病症，比如日本教科书完全抹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而无独有偶的是，我们正在忘掉文革带来的历史性悲剧，由此导致了民族反思的重大空白。忘却历史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
“选择性失忆”是只记住对维护自己形象有利的东西。这是对“完全性失忆”的一种补偿。它要求民众记住那些有益的事物，而忘却那些有害的事物。但这种选择不是民众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由管理体系提供的罐装食品。它们很像是那种伪劣奶粉，制造着营养不良的畸形文化婴儿。
“错忆”，顾名思义是一种错误的记忆，但这种错误不是蓄意制造的，而是对历史误判的结果。例如中国人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错误记忆。
在所有记忆错误的形态中，“记忆伪造”是我们的最大敌人。面对上述记忆的敌人，对个人记忆的需求变得急迫起来。我们不能指望官方历史学家能够提供太多的正确记忆。惟有民间的个人自由记忆，才能成为历史守望的真正主体。耐人寻味的是，从2005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个人记忆的潮流，其中不仅有大量政治老人的回忆录，还有底层个体的口述实录，而与那些重大历史节点相呼应，还涌现了80年代的回忆思潮、文革结束30年的反思潮流，以及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浪潮，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热烈的话语活动，都旨在帮助我们从流逝的历史中汲取养分。
在记忆的浪潮里有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记忆的多样性形态已经形成。例如，在政治学者的论域里有“两种文革”，而在更多人的记忆中，文革的形态变得更加丰饶多姿。它们的色彩是截然不同的，却又能够被拼缀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地图。正是这种集体性和多样性，保证了记忆的相对准确。
要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自己的记忆遗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记录了反面乌托邦的历史。他去年被授予俄罗斯国家勋章，这从另一侧面，表达了俄罗斯民族对这个人的优秀记忆的谢意。
我们每个人并不必成为索尔仁尼琴。但我们都有望成为记忆的战士，在文化离乱的时代，捍卫并经营自己的鲜活记忆。尽管大多数记忆必然是残缺的碎片，而关于记忆的转述，也会因缺乏修辞而变得笨拙起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建构自己的记忆文本。在我看来，最笨拙的记忆，总是拥有最真实的力量。
超越“夷夏之防”思维模式
作者：姜义华来源：《新华文摘》
华夷之辨，夷夏之防，这是中国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华夷、夷夏，不仅是一个种族的概念，而且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其核心观念是华夏文化远高于夷狄文化。
在先秦时代，它指中原农耕文化高于周边游牧文化；后来则长时间地沿续了这一观念。清代以来，这一观念被用来抵制西学的渗透与影响。近年来响起了一片反对西化、反对西方渗透的呼声。从这中间，不难看到“夷夏之防”这一思维模式是多么顽强。
的确，在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太热衷于同传统思维、传统文化“彻底决裂”。但是，我们也不必因为当前的“国学”热，就视西学为洪水猛兽，视“西化”为“以夷变夏”。
中国古代的所谓夷狄文化，主要是游牧文化、草原文化，它们曾冲击和破坏了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但也为中原农耕文化注入了新的因素、新的活力。后来，印度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输入中国，经过双方的磨合，不仅产生了中国特有的佛教宗派，而且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和文化的转型，直到宋、明理学的创立。近代以来，中国所广泛吸收接纳的西学，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成功而带来的一种全新的现代文明。师法西方并没有使中国丧失自己，反而使中国所固有的思想、学术和文化获得了新的营养，从固持走向流动与创新。
大时代里的文学出路
作者：谢有顺 来源：《南方都市报》
这是一个大时代。说其“大”，是因为它问题丛生，有智慧的人，自可从这些问题中“先立其大”。确实，以文学为例，很多的写作，日益流于耍小花样，或者讥讽道德，或者刻薄人事，惟独缺乏宽大、温暖、公正的眼光，缺乏以真性情立世，并从真我里发出的生命理想，说到底，缺乏精神的创造力。
我以为，这些即是这个时代的“大”——文学需要一个立场，一个理想，一种肯定，一种气魄，有了这个大方向上的翻转，其他问题才能随之获得解答。
我现在能明白，何以古人推崇“先读经，后读史”—— “经”是常道，是不变的价值：“史”是变道，代表生活的变数。不建立起常道意义上的生命意识、价值精神，一个人的立身、写作就无肯定可言。
所谓肯定，就是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常道，还有不变的精神，吾道一以贯之，天地可变，道不变，这就是立场。
“五四”以后，中国人在思想上反传统，在文学上写自然实事，背后的哲学，其实就是只相信变化，不相信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常道需要守护。所以，小说，诗歌，散文，都着力于描写历史和生活的变化。把常道打掉的代价，就是生命进入了一个大迷茫时期，文学也没有了价值定力，随波逐流，表面热闹，背后其实是一片空无。所以，作家们都在写实事，但不立心；都在写黑暗，但少有温暖；都表达绝望，但看不见希望；都在屈从，拒绝警觉和抗争；都在否定，缺乏肯定。
从其大体为大人。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守住生命的立场，肯定这个世界的常道，使文学写作接续上灵魂的血管，这是文学的根本出路，古今不变。“立其大者”的意思，是要从大处找问题、寻通孔，把闷在虚无时代里的力量再一次透显出来，只有这样，整个文学界的精神流转才会出现一个大逆转、大格局。
真正属于自己的歌
作者：雷颐来源：经济观察网
在历史叙述中，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 “私人叙事”（Private Narrative）与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构成了一对相互紧张的对应关系。尽管从理论上说二者并不必然相反，但由于“宏大叙事”居于强势地位，经常（当然不是任何时候）具有一种强迫性，所以往往构成对“私人叙事”的侵犯、涂抹、覆盖或清除，使自己成为惟一的历史记忆或历史叙事，结果必然会造成历史记忆的“缺失”。
提起“知青歌曲”，多数人会想到“豪情壮志”、“兵团战士胸有朝阳”一类充满“宏大叙事”的歌曲。但在私人场合，知青们却很少唱这类歌。知青们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歌，那种由心灵淌出、只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才能唱的歌，像《从北京到延安》、《告别北京》、《我到山西当农民》、《我独自等待天明》、《重庆之歌》等等。
这些真正的“知青歌曲”的社会意义，则如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戴嘉枋所说：“文革时期——‘知青歌’，以其特有的哀歌悲吟，形成了对当时乌托邦式的‘到处莺歌燕舞’的主流音乐的反叛，也是知识青年以自身的情感体验，对于生活现实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批判”。 （《乌托邦里的哀歌》）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更真实的“私人叙事”往往不被记述，在时间的过程中极易也正在一点点地被吞噬、被忘却，正在被当时的“宏大叙事”所覆盖。如果查阅当时的报刊或影像资料，人们看到的只是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宏大叙事”，并且正在被拷贝、复制、放大。而许多家庭经历过的悲欢离合，许多个人经历过的难以想像的痛苦，都将永远被此遮盖。而且，这些很可能成为惟一的历史叙事。君不见，才不过短短二三十年，各种文艺演出、畅销书及“肥皂剧”等商业行为，都无不充满当年“宏大叙事”的种种符号和象征，以此营造一种虚假的怀旧氛围。
私人叙事是对历史叙事和记忆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修复、矫正和保存，是努力记忆对迅速遗忘的顽强抗争。因此，鲁迅先生才告诫人们，在为许多人所不屑的稗官野史和私人笔记中，实际有着远比工程浩大的钦定“正史”更为真实的历史。与有权力背景的“宏大叙事”相比，“私人叙事”必居劣势，因此它的种种艰巨努力就更值得我们留意倾听，认真阅读，用心体会。
在历史记忆方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国家记忆错误，也就是抹除或制造错误的记忆。这种所谓“记忆错误综合症”，往往是文化退化的标记。
在记忆错误的几种形态中，“完全性失忆”是具有代表性的病症，比如日本教科书完全抹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而无独有偶的是，我们正在忘掉文革带来的历史性悲剧，由此导致了民族反思的重大空白。忘却历史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
“选择性失忆”是只记住对维护自己形象有利的东西。这是对“完全性失忆”的一种补偿。它要求民众记住那些有益的事物，而忘却那些有害的事物。但这种选择不是民众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由管理体系提供的罐装食品。它们很像是那种伪劣奶粉，制造着营养不良的畸形文化婴儿。
“错忆”，顾名思义是一种错误的记忆，但这种错误不是蓄意制造的，而是对历史误判的结果。例如中国人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错误记忆。
在所有记忆错误的形态中，“记忆伪造”是我们的最大敌人。面对上述记忆的敌人，对个人记忆的需求变得急迫起来。我们不能指望官方历史学家能够提供太多的正确记忆。惟有民间的个人自由记忆，才能成为历史守望的真正主体。耐人寻味的是，从2005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个人记忆的潮流，其中不仅有大量政治老人的回忆录，还有底层个体的口述实录，而与那些重大历史节点相呼应，还涌现了80年代的回忆思潮、文革结束30年的反思潮流，以及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浪潮，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热烈的话语活动，都旨在帮助我们从流逝的历史中汲取养分。
在记忆的浪潮里有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记忆的多样性形态已经形成。例如，在政治学者的论域里有“两种文革”，而在更多人的记忆中，文革的形态变得更加丰饶多姿。它们的色彩是截然不同的，却又能够被拼缀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地图。正是这种集体性和多样性，保证了记忆的相对准确。
要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自己的记忆遗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记录了反面乌托邦的历史。他去年被授予俄罗斯国家勋章，这从另一侧面，表达了俄罗斯民族对这个人的优秀记忆的谢意。
我们每个人并不必成为索尔仁尼琴。但我们都有望成为记忆的战士，在文化离乱的时代，捍卫并经营自己的鲜活记忆。尽管大多数记忆必然是残缺的碎片，而关于记忆的转述，也会因缺乏修辞而变得笨拙起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建构自己的记忆文本。在我看来，最笨拙的记忆，总是拥有最真实的力量。
超越“夷夏之防”思维模式
作者：姜义华来源：《新华文摘》
华夷之辨，夷夏之防，这是中国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华夷、夷夏，不仅是一个种族的概念，而且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其核心观念是华夏文化远高于夷狄文化。
在先秦时代，它指中原农耕文化高于周边游牧文化；后来则长时间地沿续了这一观念。清代以来，这一观念被用来抵制西学的渗透与影响。近年来响起了一片反对西化、反对西方渗透的呼声。从这中间，不难看到“夷夏之防”这一思维模式是多么顽强。
的确，在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太热衷于同传统思维、传统文化“彻底决裂”。但是，我们也不必因为当前的“国学”热，就视西学为洪水猛兽，视“西化”为“以夷变夏”。
中国古代的所谓夷狄文化，主要是游牧文化、草原文化，它们曾冲击和破坏了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但也为中原农耕文化注入了新的因素、新的活力。后来，印度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输入中国，经过双方的磨合，不仅产生了中国特有的佛教宗派，而且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和文化的转型，直到宋、明理学的创立。近代以来，中国所广泛吸收接纳的西学，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成功而带来的一种全新的现代文明。师法西方并没有使中国丧失自己，反而使中国所固有的思想、学术和文化获得了新的营养，从固持走向流动与创新。
大时代里的文学出路
作者：谢有顺 来源：《南方都市报》
这是一个大时代。说其“大”，是因为它问题丛生，有智慧的人，自可从这些问题中“先立其大”。确实，以文学为例，很多的写作，日益流于耍小花样，或者讥讽道德，或者刻薄人事，惟独缺乏宽大、温暖、公正的眼光，缺乏以真性情立世，并从真我里发出的生命理想，说到底，缺乏精神的创造力。
我以为，这些即是这个时代的“大”——文学需要一个立场，一个理想，一种肯定，一种气魄，有了这个大方向上的翻转，其他问题才能随之获得解答。
我现在能明白，何以古人推崇“先读经，后读史”—— “经”是常道，是不变的价值：“史”是变道，代表生活的变数。不建立起常道意义上的生命意识、价值精神，一个人的立身、写作就无肯定可言。
所谓肯定，就是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常道，还有不变的精神，吾道一以贯之，天地可变，道不变，这就是立场。
“五四”以后，中国人在思想上反传统，在文学上写自然实事，背后的哲学，其实就是只相信变化，不相信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常道需要守护。所以，小说，诗歌，散文，都着力于描写历史和生活的变化。把常道打掉的代价，就是生命进入了一个大迷茫时期，文学也没有了价值定力，随波逐流，表面热闹，背后其实是一片空无。所以，作家们都在写实事，但不立心；都在写黑暗，但少有温暖；都表达绝望，但看不见希望；都在屈从，拒绝警觉和抗争；都在否定，缺乏肯定。
从其大体为大人。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守住生命的立场，肯定这个世界的常道，使文学写作接续上灵魂的血管，这是文学的根本出路，古今不变。“立其大者”的意思，是要从大处找问题、寻通孔，把闷在虚无时代里的力量再一次透显出来，只有这样，整个文学界的精神流转才会出现一个大逆转、大格局。
真正属于自己的歌
作者：雷颐来源：经济观察网
在历史叙述中，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 “私人叙事”（Private Narrative）与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构成了一对相互紧张的对应关系。尽管从理论上说二者并不必然相反，但由于“宏大叙事”居于强势地位，经常（当然不是任何时候）具有一种强迫性，所以往往构成对“私人叙事”的侵犯、涂抹、覆盖或清除，使自己成为惟一的历史记忆或历史叙事，结果必然会造成历史记忆的“缺失”。
提起“知青歌曲”，多数人会想到“豪情壮志”、“兵团战士胸有朝阳”一类充满“宏大叙事”的歌曲。但在私人场合，知青们却很少唱这类歌。知青们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歌，那种由心灵淌出、只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才能唱的歌，像《从北京到延安》、《告别北京》、《我到山西当农民》、《我独自等待天明》、《重庆之歌》等等。
这些真正的“知青歌曲”的社会意义，则如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戴嘉枋所说：“文革时期——‘知青歌’，以其特有的哀歌悲吟，形成了对当时乌托邦式的‘到处莺歌燕舞’的主流音乐的反叛，也是知识青年以自身的情感体验，对于生活现实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批判”。 （《乌托邦里的哀歌》）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更真实的“私人叙事”往往不被记述，在时间的过程中极易也正在一点点地被吞噬、被忘却，正在被当时的“宏大叙事”所覆盖。如果查阅当时的报刊或影像资料，人们看到的只是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宏大叙事”，并且正在被拷贝、复制、放大。而许多家庭经历过的悲欢离合，许多个人经历过的难以想像的痛苦，都将永远被此遮盖。而且，这些很可能成为惟一的历史叙事。君不见，才不过短短二三十年，各种文艺演出、畅销书及“肥皂剧”等商业行为，都无不充满当年“宏大叙事”的种种符号和象征，以此营造一种虚假的怀旧氛围。
私人叙事是对历史叙事和记忆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修复、矫正和保存，是努力记忆对迅速遗忘的顽强抗争。因此，鲁迅先生才告诫人们，在为许多人所不屑的稗官野史和私人笔记中，实际有着远比工程浩大的钦定“正史”更为真实的历史。与有权力背景的“宏大叙事”相比，“私人叙事”必居劣势，因此它的种种艰巨努力就更值得我们留意倾听，认真阅读，用心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