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说起“文革”前后军队大院特有的文化，主要指的是北京。北京的军队大院数量多，级别高，待遇特殊。长安街延长线从军事博物馆以西，大院此起彼落，一个接一个。不过总政和总参不在那边。另外还有一些小一点儿部队院子散落在北京的各个地方。“文革”前，这些大院里的孩子，尤其是位于郊区部队大院的孩子们和外界甚少接触。
　　1960年秋，我们院成立，从全国各地的军队里精挑细选调来院里所有的干部，人数很少，但个个都是全军的顶尖人才，也是军队里少有的文化人。“文革”前，13级以上属于高级干部，而这个院干部的最低级别都在13级以上，唯有极个别的部秘书或是门诊部医生护士除外。大院依西山而建，秀丽山峦的天然弧形变成了大院两面屏障，另外两面高墙巍耸，上面还加有铁丝网，外人根本爬不进来。大院共3个门，由战士荷枪实弹昼夜把守，所有的大人、小孩出入时都要出示带有照片的出入证。现在想想真是滑稽，又有什么可守的呢？
　　这个大院的特殊之处是，一越过高墙，里面严肃的气氛骤然消失。当时除了气派的办公大楼以外，大院从东到西就是一个被精心规划的大花园。大片大片的果园，葡萄园、桃园、李子园、苹果园；弯弯曲曲铺着碎石子的人行道通向四面八方；另外还有整齐的白色水泥马路，供汽车和自行车行驶。院内所有的建筑物都是红砖色，错落有致。一到春天，迎春花先开，然后就是腊梅、玉兰、桃李梨，最后开的是石榴花。院内的礼堂、俱乐部、门诊部、食堂一应俱全。一部分人家住着两层的小楼，门前各自拥有漂亮的小花园。另外一部分的人家住在宽敞的单元，一栋楼平均住12户。
　　大院里还有一个院中院，铁门，用较矮的围墙围起，高个子的人一踮脚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小桥流水。里面住着院长叶帅。夏天的时候，每天傍晚叶帅都由一个穿蓝衣服的女服务员陪着出来散步，有时来看看我们小孩子在马路上玩闯三关之类的游戏。另外8位副院长住的小楼都盖在半山腰，每家独立的一栋，彼此隔得很远。我们每次上山摘酸枣、捉蚂蚱的时候都要从他们的门前经过。叶帅院里还住着几个身手矫健的男人，着淡蓝色的服装。每天上午10点他们就出来练功，我哥哥最喜欢看他们练擒拿，一看就是两小时。我姐姐告诉我，这就是特务班。
　　大院还有一个特供服务社供我们和高院合用，北京的另外一个中央特供服务社在东华门。服务社里商品比较丰富，鸡鸭鱼肉，香肠卤味，西式的烤羊角面包每天都有，冬天也能吃到新疆新鲜的马奶子葡萄。我们院的孩子像我这么小年龄的很少，另外半数的年龄比我的大哥哥还要大。这些孩子一般上六一幼儿园、八一小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附中，更多的是上一零一中学。
　　我姐姐上学早，“文革”开始前正好考中学，她当时是学校的大队长，又考了满分，所以可以随便挑志愿。她自己要去清华附中，可是我爸爸却让她上北大附中。争来争去，就争到“文革”开始了，她终归哪里都没去成。
　　当时我只是个“一打一蹦高的小豆包”，3岁后在院里上幼儿园，一星期被接回家一次。后来又上了院里自办的小学。我只出过一次门，记得是个过节的日子，我父母给我穿上新衣，编了个漂亮的辫子，坐着班车去王府井逛街。可是我晕车呀，回来的路上狂吐了起来，把我妈喜爱的新呢子大衣吐得一塌糊涂。后来我就再也不被带出去了。反正在我幼年的很长一段日子里，我根本就没有出过这个大院的门。我完全不知道高墙外还有另外的世界。
　　大院里的人彼此熟悉，谁家的孩子也都认识。那个年头的人不计划生育，一家四五个孩子很平常，多则还有生9个孩子的。家里的妈妈们很多不工作，也有的妈妈在地方上工作，平时不回家。而像我父母都是军人的少之又少。当时我父母干革命可真是积极，工作繁忙，天天也看不见踪影，只有保姆招呼着。我的保姆叫王素英，是个胖阿姨，干活麻利。我每天在院里疯跑疯玩，上山下海，天黑了也不知道回家，大人从来也没有过不放心。每到吃饭的时候，阿姨就会满院子地喊我的名字，我常常装作没听见。我们小的时候可以说是疏于管教，但孩子们在道德品质上都家教甚严。每个孩子时刻被灌输要大公无私，当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记得我小学的第一篇作文，题目是《长大了我要做什么？》。坐在我旁边的小男孩写他长大了要当坦克兵司令，他爸原来是干装甲兵的。我没什么雄心大志，就写长大以后要当农民，我要把棉花种得五颜六色。长大后我真的当了农民，我对我姐说，看来是应验了。
　　在没有和外界接触之前，大院的孩子们还不懂什么是优越感，以为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和自己生活的一样，直到他们飞出了那高墙，才知道自己是特殊的一小部分。
　　就说我自己吧，“文革”一开始我们院的小学就和附近的董四墓小学合并到一起，我们每天要出大门沿着农村的小土路走到学校。当时我一年级，记得第一次看到农村的同学，在凛冽的严冬大雪天里赤着身子空心穿着一件硬邦邦满是油腻的黑旧棉袄，手脚冻得裂着出血的大口子，还有冻疮。我当时吓得都喘不过气来，溜着墙边低头快速地跑走。
　　没多久，“文革”就愈演愈烈了。我们院儿失去了以往的静谧。干部们分成两派，一派叫做“红色造反派”；另一派叫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人们疯了，孩子们更疯了。当时在外住校读中学的哥哥居然有时也会回家。我哥哥年轻时长相极帅，是个运动员，一米八几，宽肩蜂腰长腿，穿着我爸爸柞蚕丝的绿军装，腰里还扎着条皮带。我哥戴的袖章也和别人不一样，深橘红色，还是丝的，上面印着毛主席的手迹“红卫兵”三个字。他回家不是一个人，是带着一大群人，全是年轻的学生，男的女的，每人骑一辆二六型的“凤凰”或“永久”牌自行车，把车座拔得特高。他们像蝗虫一样呼啦来一片，歪歪的自行车把我家院子停满。他们高声谈笑，亢奋到了极点，就像是要去拯救全人类。其实这些孩子也就是十五六岁，可我觉得他们好高大呀。过一会儿，他们又全部一阵风似的骑着车飞了。
　　有一天，我一个人把皮筋绑在小树上跳，只听“嘎”的一声，一辆自行车停在我面前。抬头一看是一个我哥的女同学，她一只脚撑在地上，一边招呼我。她让我坐在车后座，抱住她的腰，然后就飞快地蹬起来。风把我的头发都吹起来了，我好高兴啊！我问她去哪儿呢？她拿出一把大剪刀，说要去剪男人的分头。我说那去我家吧，我爸留分头。
　　在这些部队大院的孩子心中，为什么他们优越？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根红苗正，是当之无愧的国家接班人。现在人们看当时的情形可能觉得可笑吧？当年“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观念在干部子弟的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讽刺的是，当这些孩子们在外面革别人的命时，万万没想到自己英雄的老子一夜间也会变成了各型各色的反革命。
　　我记得有一天突然有人到我家把电话拆了，保姆也都赶走了。 我妈妈晚上回来说我爸爸最近不会再回家，让我姐姐看着我。后来我妈也不回来了。接着就是我哥哥去串联，我姐姐12岁也跟着邻居的一伙孩子去串联，家里就剩下我一人。我每天傍晚站在窗前，双手放在窗台下面的暖气罩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马路，幻想着我爸爸或妈妈会突然从马路那边拐过来，但每次都是失望。我家有只大眼狸猫，对我特好，当时全亏了它每天陪我。后来我又千里迢迢把它带到“五七干校”，可惜它水土不服，一星期就去世了。我伤心得想起来就哭一会儿。
　　不久我哥哥去了上海空四军当兵，姐姐去了一军当兵。几年后我再看到我哥哥，他还是充满了优越感。当时很多人喜欢当兵，可是一般人当兵并非那么容易，只有部队的子弟才有当兵的特权。不过我就不喜欢当兵。记得当年我爸爸带我去看我姐，她当时还在新兵训练，穿着肥大不合身的军装，也没有领章帽徽。训导她们的是个男排长，凶得不行，根本不会好好说话。他还让那些女孩子们站成一排，唱李铁梅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我哥哥、姐姐走后，我也就离开了熟悉的大院，开始了四处漂泊的日子。那是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一段生活，它让我了解到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我出身于哪个家庭，真正能保护我的，只有我自己。它让我学会了与孤独相处，学会了思考。
　　（摘自中国文联出版社《梦回沙河》 作者：杨劲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