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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22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不负人民重托，在为期11天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建睿智之言，献务实良策，共同勾勒国家发展蓝图。一句句诤言，一个个建议，一件件提案，广大政协委员在协商民主的舞台上写下了华美篇章。
在11天的时间里，5次全体会议，10余场小组讨论。来自34个界别的委员们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把推动科学发展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履行职能的首要任务，各抒己见。全体大会上，47名政协委员代表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士登上人民大会堂的讲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
774份大会发言，5762件提案，不计其数的意见建议……每一份提案都是沉甸甸的，每一次发言都费尽苦心。在团结、民主、求实、奋进的会议氛围里，委员们议政建言，不辱使命。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民生”成为听得最多的热词。“国富的同时，要进一步实现民富”“一定要切实解决‘入园难’的问题”“加快落实收入分配改革，让老百姓感觉到‘幸福’”……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成为委员们的共识。
稳定物价
去年以来，“通胀压力”一词再次走进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苹什么”、“糖高宗”、“煤超疯”等物价现象一度成为网络热词蹿红。物价问题涉及民生，关系全局，也是国家长远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物价调控毫无悬念地成为2011年两会的焦点问题之一。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并把今年全国物价调控目标设定为CPI涨幅4%左右。多数委员对物价问题非常关心，并提出相关建议和措施。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2011年中央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与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的关系，而且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表示，2011年要实现4%的预期目标，除了货币政策要回归稳健、逐步收紧银根外，财政政策也要发力。一方面，要给农民清晰的信号，通过直接补贴鼓励农民更多种粮和从事农副产品生产。另一方面，运用政策资金支持物资系统，把能够投放市场的猪肉等产品尽快投放出去，以增加供给，平抑价格。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表示，中国有条件、有能力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从客观条件来看，目前大多数工业品都是供大于求，重要的商品、生产资料，总体上供给还是比较充裕，尤其是粮食，按照国际通行的评价标准，粮食的库存量大体上等于一个国家一年消费量的17%～18%，而现在中国的粮食库存达到了40%。同时，政府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如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搞好储备吞吐的调控；做好流通环节工作，尤其是对于蔬菜；加强市场监管，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和价格秩序；控制好流动性，合理地控制信贷规模、货币供应量，创造稳定价格的货币条件。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喜剧表演艺术家巩汉林表示，建立平价超市，进一步实现农超对接等，目的就是让老百姓的菜篮子真正实惠一点，让我们兜里的钱少缩一点水。其实，平价商店之所以能够卖出便宜商品，首先是因为国家使用了“价格调节基金”，这个基金是从国家财政中拿出来的，用这个基金对平价商店给予适当的租金补贴、贷款补贴，即政府直接补贴降低供应商的成本。其次，平价商店依靠“产销对接”、“农超对接”，减少中间环节，降低经营成本，实现平价销售。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指出，在抑制通胀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因素是我们控制不了的：第一个因素，石油价格，国际上上涨怎么办？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因为我们是个进口大量石油的国家；第二个因素，气候变化如何？而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是我们控制不了的。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也认为，受部分省份旱情及输入型通胀等因素的影响，今年个别月份的物价可能会保持一定高位。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表示，调低增长速度指标，是要传递一个信号，即今后更加关注经济增长质量和人与社会和谐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也表示，赞成把GDP的速度放慢，同时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控制过剩产业产能盲目开发，在保障社会供给的同时，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弱化因能源、原材料上涨推动PPI、PPI再推动CPI的传导过程，这样可对控制物价产生积极效果。
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葛剑雄认为，价格必然继续上涨，油价又涨了，凡是与运输与能源有关的商品能不涨价吗？发改委说油价还没有涨到位，物价自然没有涨到位。要控制物价，根本性的措施是适当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减轻对资源和商品的压力。减少和控制流通环节及其利润，特别是流通环节的国企不能搞垄断，不能与民争利。
提高收入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增长迅速，但贫富差距日渐拉大及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亦成为摆在政府面前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成为百姓最强呼声。
据一项权威调查数据显示，分配结构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居民收入占比逐步下降，城乡收入、行业收入差距和区域收入差距等不断扩大。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
目前北京、上海、广东、山东等地已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使新一轮工资性收入增长预期增强。此轮工资上涨，既有局部地区“用工荒”的助推背景，也有通胀压力的倒逼因素，更有收入分配改革提速的制度安排。
全国政协常委、知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企业用工成本上升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用工成本上升是发生在生活费提高之后，它是刚性的。如今，企业招工时，除了工资还要提供一些福利。中国虽然还没有到高价劳动力时代，但想回到过去的廉价劳动力时代是不可能的。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认为，个税起征点应该调整至4000元至5000元以上。在当前的以个人为基础的个税征收体制下，工薪族成了缴纳个税的主体，未来应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但前提是必须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信息收集系统。
全国政协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认为，个税起征点肯定应该提高，而且要因地制宜，不要全国“一刀切”。除此之外，个税应该进行全面系统地改革，具体来讲可以从三方面做起：第一，把劳动收入和资本分红、资本升值捆在一起纳税；第二，以家庭为单位，充分考虑家庭的负担；第三，大幅度降低税率。因为现在给老百姓提供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福利是有限的，高税率不能“以理服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城建集团董事长、总裁于炼说：“提高个税起征点非常好，此次个税起征点调整来得迟了，应该去年或前年就进行，至于调整的幅度，我认为起征点提升到3000元可能不够，应该是5000元或5000元以上才更为合理。”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星牌体育用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甘连舫谈到个税免征额问题时说，“我建议多收我们点税，我们不怕。我现在平时工资是3万多元，一个月交9000多元的税，这还没算年底的税。把我们这样的管好了，对老百姓就放一马。不然国家这么富，老百姓囊中羞涩，这不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则啊。”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全部指向突出矛盾与问题，这是“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导向，是实施“民富优先”导向发展战略坚强有力的政策组合，体现了“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迟福林认为，实施“民富优先”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关键要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要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要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还要在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上取得重大突破。
在采访中，委员们表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不断加强和改善民生正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就要让百姓的“幸福感”升上去，“钱袋子”鼓起来。
增加劳动报酬，不仅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素质，从而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而且有助于释放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内生增长机制形成，进而走向公平与可持续。
增强社会保障
教育、医疗、就业三大难题是广大民众长期关切的问题。经过多年努力，特别是近年来就业促进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法规密集出台，使三大民生难题有所缓解，但离百姓期待尚有不小距离，特别是“优质、均衡、公平”的呼声仍然较高。
医疗改革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2009年起中國进入重新强调公益性的新医疗阶段。那么，新医疗方案出台近两年后，医疗领域有哪些变化，又还存在什么问题？公众在未来看病就医过程中又有什么期待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说，医生的劳务技术价值长期偏低，医生不能通过“阳光收入”实现自我价值。由于劳务技术定价远远低于成本，违背了价值规律，导致很多医生开“大处方”，从药品回扣中进行补偿。“让医生自己找食吃，难免不生出事情来。”
“从医药代表到药房医生再到开处方的大夫，药品回扣已经形成了一条龙，医院院长都很难查出来。”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肿瘤科主任医师李佩文说，人们都意识到药品回扣的严重性，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却很少能发现问题的所在。
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重华则大胆估算，药品回扣，除了占比较低的普药外，按医药行业的潜规则，药品回扣是药品零售价的20%～25%，即使按15%计算，全国一年也达450亿元之多，如果算上在回扣驱使下所开不该用药的金额，那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一个小感冒要花上百元，许多老百姓对此已‘当怪不怪’，但是安装一个心脏支架，患者要支付比出厂价格高数倍甚至十几倍的钱。”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董协良说，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
“究其原因，在于医生开药收受回扣的利益链未能真正斩断。”董协良委员直言，“尽管《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明确，医院如因不合理处方对患者造成损害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相关监管仍集中在医保处方领域，对单次处方的监管未能及时跟上，这为‘大处方’的产生留存了空间。”
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没有教育，一个国家的未来就无从谈起。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开展多年，但质疑声音一直不断。来自教育界的政协委员们，就教育中出现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钟秉林说，大学确实存在学术腐败或者学术不端、不规范的现象，数量虽然少但是影响很大、危害很大。一方面对出现这种事情，我们绝不姑息，实事求是，坚决处理好。另一方面，引申出一个问题，现在大学的精神、大学的文化如何去重塑，大学的校风、学风，好的如何去弘扬、去传承，这是关键，一方面要靠平常的教育，另一方面还要有一些制度和政策的措施，必须非常明晰和严格。
钟秉林指出，还要高度重视大学教师的发展问题。风气的优化、文化的建设关键还在教师，所以他这次提的提案是应该向对于基础教育领域的教师，有投入、有计划的进行培训，关注他们的职业拓展问题，特别是教学能力水平提高的问题，不然的话真会误人子弟。
在谈到高校风气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程天权指出，现在比较严重的一个现象是，我们的教师、学者精力比较分散，比较浮躁，大家急于求成。我们觉得作为教师应该把精力全部集中在教学和培养人上，应该集中在自己的研究上。
程天权呼吁：“我希望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整个社会能够沉静下来，去掉那种浮躁、急躁、急于求成，扎扎实实在科学崎岖艰难的道路上一步步攀登，这样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才是好东西。”
在谈到素质教育的有关问题时，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指出，社会上很多落后的教育观念甚至错误的教育观念在左右着我们的教育发展。比如一考定终生，问题不在于一考定终生还是两考定终生，问题的关键在于考试能不能定终生。所以我们应该放弃和纠正以考试定终生这种落后的、错误的观念。
刘长铭说，比如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家长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是一句害了很多的孩子、很多的家庭的话，任何一个比赛也不是在起跑线上决断输赢。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更应该倡导终生学习、终生发展、终生服务社会的理念，我觉得这才是成才的最根本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舞蹈学院原院长、教授王国宾在谈到如何培养创新型的艺术人才时指出，要培养艺术人才和学生敢于批判的精神。主张学生既要尊重师长，虚心学习老师的丰厚学识，同时又要鼓励学生要多视角思考问题，要提倡不同的见解，提倡独立思考、独立见解，更要提倡学生就是要超过老师。
在回答记者关于艺术高校如何培养创新人才的问题时，王国宾说，创新是艺术人才在培养过程中的核心问题。艺术是一种形象塑造，是内心情感的表达，所以要更加提倡个性化，更有灵感、更有悟性。我们国家的艺术人才，表演方面和技术方面很有水平，但是创造性人才与国际上还有差距，甚至被说成我们现在是“一流的表演、二流的编导”。
就业是民生之本。“十二五”，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央财政拟投入423亿元用于扶助和促进就业；“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确定将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这给人们在依然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吃了一颗“定心丸”。
很多委员认为，帮扶大学生就业，应多采取措施，引导和鼓励他们到基层去、到中西部地区去。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认为，“小企业、大就业”，从扩大就业的角度看，今后应多扶持中小企业，让其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让人们生活得更幸福
民生成为今年两会最热的话题，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温暖。但与此同时，在百姓看来，保障和改善民生，桩桩件件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热闹，更不是列概念、喊口号就能实现。特别是当一些具体的民生实践与经济发展的其他目标发生冲突时，就更加考验执政者的诚意和智慧。比如一些地方搞城市建设片面地“贪大求洋”，结果是马路宽了、交通堵了；高楼建起来了，没地方买菜了。坚持民生为重，就是要在上任何项目、做任何决策前，首先想想，是否把百姓的利益放在了前头，是否把人民的幸福和尊严放在了前头。
“十二五”规划草案，围绕民生领域提出的多项约束性指标，成为草案的一大亮点。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年均增长3.3%，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3600万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不低于7%……以约束性指标的形式为政府解决民生问题戴上了“紧箍咒”，赢得人们一致叫好。
全国政协委员刘永好说，让这些民生指标具有约束性，是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到实处的最好形式，对于政府是一种鞭策，对于民众则传递出信心。
家事连着国计，民主牵着民生。当中国实现从世界第三向第二大经济体跨越之时，隐藏在国内生产总值背后的民生忧虑更加引人深思。在民主协商的气氛中，委员们齐聚智慧，热烈讨论。一切，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在11天的时间里，5次全体会议，10余场小组讨论。来自34个界别的委员们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把推动科学发展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履行职能的首要任务，各抒己见。全体大会上，47名政协委员代表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士登上人民大会堂的讲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
774份大会发言，5762件提案，不计其数的意见建议……每一份提案都是沉甸甸的，每一次发言都费尽苦心。在团结、民主、求实、奋进的会议氛围里，委员们议政建言，不辱使命。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民生”成为听得最多的热词。“国富的同时，要进一步实现民富”“一定要切实解决‘入园难’的问题”“加快落实收入分配改革，让老百姓感觉到‘幸福’”……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成为委员们的共识。
稳定物价
去年以来，“通胀压力”一词再次走进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苹什么”、“糖高宗”、“煤超疯”等物价现象一度成为网络热词蹿红。物价问题涉及民生，关系全局，也是国家长远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物价调控毫无悬念地成为2011年两会的焦点问题之一。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并把今年全国物价调控目标设定为CPI涨幅4%左右。多数委员对物价问题非常关心，并提出相关建议和措施。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2011年中央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与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的关系，而且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表示，2011年要实现4%的预期目标，除了货币政策要回归稳健、逐步收紧银根外，财政政策也要发力。一方面，要给农民清晰的信号，通过直接补贴鼓励农民更多种粮和从事农副产品生产。另一方面，运用政策资金支持物资系统，把能够投放市场的猪肉等产品尽快投放出去，以增加供给，平抑价格。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表示，中国有条件、有能力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从客观条件来看，目前大多数工业品都是供大于求，重要的商品、生产资料，总体上供给还是比较充裕，尤其是粮食，按照国际通行的评价标准，粮食的库存量大体上等于一个国家一年消费量的17%～18%，而现在中国的粮食库存达到了40%。同时，政府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如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搞好储备吞吐的调控；做好流通环节工作，尤其是对于蔬菜；加强市场监管，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和价格秩序；控制好流动性，合理地控制信贷规模、货币供应量，创造稳定价格的货币条件。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喜剧表演艺术家巩汉林表示，建立平价超市，进一步实现农超对接等，目的就是让老百姓的菜篮子真正实惠一点，让我们兜里的钱少缩一点水。其实，平价商店之所以能够卖出便宜商品，首先是因为国家使用了“价格调节基金”，这个基金是从国家财政中拿出来的，用这个基金对平价商店给予适当的租金补贴、贷款补贴，即政府直接补贴降低供应商的成本。其次，平价商店依靠“产销对接”、“农超对接”，减少中间环节，降低经营成本，实现平价销售。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指出，在抑制通胀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因素是我们控制不了的：第一个因素，石油价格，国际上上涨怎么办？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因为我们是个进口大量石油的国家；第二个因素，气候变化如何？而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是我们控制不了的。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也认为，受部分省份旱情及输入型通胀等因素的影响，今年个别月份的物价可能会保持一定高位。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表示，调低增长速度指标，是要传递一个信号，即今后更加关注经济增长质量和人与社会和谐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也表示，赞成把GDP的速度放慢，同时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控制过剩产业产能盲目开发，在保障社会供给的同时，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弱化因能源、原材料上涨推动PPI、PPI再推动CPI的传导过程，这样可对控制物价产生积极效果。
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葛剑雄认为，价格必然继续上涨，油价又涨了，凡是与运输与能源有关的商品能不涨价吗？发改委说油价还没有涨到位，物价自然没有涨到位。要控制物价，根本性的措施是适当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减轻对资源和商品的压力。减少和控制流通环节及其利润，特别是流通环节的国企不能搞垄断，不能与民争利。
提高收入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增长迅速，但贫富差距日渐拉大及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亦成为摆在政府面前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成为百姓最强呼声。
据一项权威调查数据显示，分配结构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居民收入占比逐步下降，城乡收入、行业收入差距和区域收入差距等不断扩大。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
目前北京、上海、广东、山东等地已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使新一轮工资性收入增长预期增强。此轮工资上涨，既有局部地区“用工荒”的助推背景，也有通胀压力的倒逼因素，更有收入分配改革提速的制度安排。
全国政协常委、知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企业用工成本上升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用工成本上升是发生在生活费提高之后，它是刚性的。如今，企业招工时，除了工资还要提供一些福利。中国虽然还没有到高价劳动力时代，但想回到过去的廉价劳动力时代是不可能的。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认为，个税起征点应该调整至4000元至5000元以上。在当前的以个人为基础的个税征收体制下，工薪族成了缴纳个税的主体，未来应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但前提是必须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信息收集系统。
全国政协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认为，个税起征点肯定应该提高，而且要因地制宜，不要全国“一刀切”。除此之外，个税应该进行全面系统地改革，具体来讲可以从三方面做起：第一，把劳动收入和资本分红、资本升值捆在一起纳税；第二，以家庭为单位，充分考虑家庭的负担；第三，大幅度降低税率。因为现在给老百姓提供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福利是有限的，高税率不能“以理服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城建集团董事长、总裁于炼说：“提高个税起征点非常好，此次个税起征点调整来得迟了，应该去年或前年就进行，至于调整的幅度，我认为起征点提升到3000元可能不够，应该是5000元或5000元以上才更为合理。”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星牌体育用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甘连舫谈到个税免征额问题时说，“我建议多收我们点税，我们不怕。我现在平时工资是3万多元，一个月交9000多元的税，这还没算年底的税。把我们这样的管好了，对老百姓就放一马。不然国家这么富，老百姓囊中羞涩，这不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则啊。”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全部指向突出矛盾与问题，这是“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导向，是实施“民富优先”导向发展战略坚强有力的政策组合，体现了“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迟福林认为，实施“民富优先”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关键要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要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要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还要在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上取得重大突破。
在采访中，委员们表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不断加强和改善民生正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就要让百姓的“幸福感”升上去，“钱袋子”鼓起来。
增加劳动报酬，不仅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素质，从而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而且有助于释放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内生增长机制形成，进而走向公平与可持续。
增强社会保障
教育、医疗、就业三大难题是广大民众长期关切的问题。经过多年努力，特别是近年来就业促进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法规密集出台，使三大民生难题有所缓解，但离百姓期待尚有不小距离，特别是“优质、均衡、公平”的呼声仍然较高。
医疗改革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2009年起中國进入重新强调公益性的新医疗阶段。那么，新医疗方案出台近两年后，医疗领域有哪些变化，又还存在什么问题？公众在未来看病就医过程中又有什么期待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说，医生的劳务技术价值长期偏低，医生不能通过“阳光收入”实现自我价值。由于劳务技术定价远远低于成本，违背了价值规律，导致很多医生开“大处方”，从药品回扣中进行补偿。“让医生自己找食吃，难免不生出事情来。”
“从医药代表到药房医生再到开处方的大夫，药品回扣已经形成了一条龙，医院院长都很难查出来。”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肿瘤科主任医师李佩文说，人们都意识到药品回扣的严重性，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却很少能发现问题的所在。
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重华则大胆估算，药品回扣，除了占比较低的普药外，按医药行业的潜规则，药品回扣是药品零售价的20%～25%，即使按15%计算，全国一年也达450亿元之多，如果算上在回扣驱使下所开不该用药的金额，那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一个小感冒要花上百元，许多老百姓对此已‘当怪不怪’，但是安装一个心脏支架，患者要支付比出厂价格高数倍甚至十几倍的钱。”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董协良说，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
“究其原因，在于医生开药收受回扣的利益链未能真正斩断。”董协良委员直言，“尽管《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明确，医院如因不合理处方对患者造成损害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相关监管仍集中在医保处方领域，对单次处方的监管未能及时跟上，这为‘大处方’的产生留存了空间。”
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没有教育，一个国家的未来就无从谈起。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开展多年，但质疑声音一直不断。来自教育界的政协委员们，就教育中出现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钟秉林说，大学确实存在学术腐败或者学术不端、不规范的现象，数量虽然少但是影响很大、危害很大。一方面对出现这种事情，我们绝不姑息，实事求是，坚决处理好。另一方面，引申出一个问题，现在大学的精神、大学的文化如何去重塑，大学的校风、学风，好的如何去弘扬、去传承，这是关键，一方面要靠平常的教育，另一方面还要有一些制度和政策的措施，必须非常明晰和严格。
钟秉林指出，还要高度重视大学教师的发展问题。风气的优化、文化的建设关键还在教师，所以他这次提的提案是应该向对于基础教育领域的教师，有投入、有计划的进行培训，关注他们的职业拓展问题，特别是教学能力水平提高的问题，不然的话真会误人子弟。
在谈到高校风气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程天权指出，现在比较严重的一个现象是，我们的教师、学者精力比较分散，比较浮躁，大家急于求成。我们觉得作为教师应该把精力全部集中在教学和培养人上，应该集中在自己的研究上。
程天权呼吁：“我希望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整个社会能够沉静下来，去掉那种浮躁、急躁、急于求成，扎扎实实在科学崎岖艰难的道路上一步步攀登，这样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才是好东西。”
在谈到素质教育的有关问题时，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指出，社会上很多落后的教育观念甚至错误的教育观念在左右着我们的教育发展。比如一考定终生，问题不在于一考定终生还是两考定终生，问题的关键在于考试能不能定终生。所以我们应该放弃和纠正以考试定终生这种落后的、错误的观念。
刘长铭说，比如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家长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是一句害了很多的孩子、很多的家庭的话，任何一个比赛也不是在起跑线上决断输赢。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更应该倡导终生学习、终生发展、终生服务社会的理念，我觉得这才是成才的最根本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舞蹈学院原院长、教授王国宾在谈到如何培养创新型的艺术人才时指出，要培养艺术人才和学生敢于批判的精神。主张学生既要尊重师长，虚心学习老师的丰厚学识，同时又要鼓励学生要多视角思考问题，要提倡不同的见解，提倡独立思考、独立见解，更要提倡学生就是要超过老师。
在回答记者关于艺术高校如何培养创新人才的问题时，王国宾说，创新是艺术人才在培养过程中的核心问题。艺术是一种形象塑造，是内心情感的表达，所以要更加提倡个性化，更有灵感、更有悟性。我们国家的艺术人才，表演方面和技术方面很有水平，但是创造性人才与国际上还有差距，甚至被说成我们现在是“一流的表演、二流的编导”。
就业是民生之本。“十二五”，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央财政拟投入423亿元用于扶助和促进就业；“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确定将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这给人们在依然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吃了一颗“定心丸”。
很多委员认为，帮扶大学生就业，应多采取措施，引导和鼓励他们到基层去、到中西部地区去。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认为，“小企业、大就业”，从扩大就业的角度看，今后应多扶持中小企业，让其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让人们生活得更幸福
民生成为今年两会最热的话题，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温暖。但与此同时，在百姓看来，保障和改善民生，桩桩件件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热闹，更不是列概念、喊口号就能实现。特别是当一些具体的民生实践与经济发展的其他目标发生冲突时，就更加考验执政者的诚意和智慧。比如一些地方搞城市建设片面地“贪大求洋”，结果是马路宽了、交通堵了；高楼建起来了，没地方买菜了。坚持民生为重，就是要在上任何项目、做任何决策前，首先想想，是否把百姓的利益放在了前头，是否把人民的幸福和尊严放在了前头。
“十二五”规划草案，围绕民生领域提出的多项约束性指标，成为草案的一大亮点。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年均增长3.3%，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3600万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不低于7%……以约束性指标的形式为政府解决民生问题戴上了“紧箍咒”，赢得人们一致叫好。
全国政协委员刘永好说，让这些民生指标具有约束性，是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到实处的最好形式，对于政府是一种鞭策，对于民众则传递出信心。
家事连着国计，民主牵着民生。当中国实现从世界第三向第二大经济体跨越之时，隐藏在国内生产总值背后的民生忧虑更加引人深思。在民主协商的气氛中，委员们齐聚智慧，热烈讨论。一切，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国家富强，人民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