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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多·格斯瓦尔特(Udo Gōβwald)自1985年起任柏林新克尔恩博物馆(Neukōlln Museum)馆长。他曾在马堡(Marburg)和柏林专修政治学和欧洲民族学，之后在“回顾普鲁士”(Preussen—Versuch einer Bilanz)展览中任展览助理，1983年任博物馆教育部独立研究助理。2004年，他担任国际博协(ICOM)德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一职，2005年任欧洲博物馆协会主席。他先后出版了《欧洲大厦》(Ein Haus in Europa，1996年)、《总是家乡》(Immer wieder Heimat，1997年)和《新克尔恩的罗密欧和朱丽叶》(Romeo and Julia in Neukōlln，2001年)等著作，是“生于欧洲”(‘Born in Europe’)项目的发起人，该项目得到了“欧盟文化2000”(EU CULTURE 2000)计划的支持。
长期以来，博物馆在藏品问题上一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尤其是来自藏品原属社群的压力，许多这样的社群如今已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它们在殖民时代失去了大量的遗产。可以说，19-20世纪全球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巨大发展——尽管都有体面的追求目标——是在对各民族和文化极不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的，更糟的是还出现了野蛮的暴力和失控的抢掠行为。众多历史文物从原属社群转移到私人收藏者或博物馆手中，从而造成文化破坏和社会混乱。文物流失情况最为严重的当属非洲大陆，而中国有100万件文物失踪，世界上所有涉及土著民族的地方文物流失数量都很骇人。2007年2月5日，《国际博物馆》杂志在巴黎举办了“记忆和普遍性”的辩论，国际博协道德委员会主席伯妮斯·墨菲(Bernice Mur-phy)、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格雷戈(Neil MacGre-gor)等众多人士与会。贝宁非洲遗产学院(Ecole du Patrimoine A fricain)院长阿兰·戈登纽(Alain Gode-nou)在会上提到，若干世纪以来，非洲大陆遗产流失背后存在着严重的暴力行为。他暗示，95％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艺术遗产长久以来一直在非洲大陆之外被占有、展出，与此同时，大多数非洲学生只能在缺乏对自己艺术遗产的认识、更不用说与之接触的环境下成长，这一事实说明，因文化财产的掠夺造成的精神伤害至今仍在延续。
“普世性博物馆声明”(‘Universal Museums Dec—laration’)是一次不当的政治事件，其弊大于利。国际博协为不再受其困扰，有意摆脱由普世性话语引发的苛责和非难。我们需要做出更为深思熟虑的反应，即挑战这套话语本身，让它超越18、19世纪并不成熟的状态，在21世纪的条件下拓展其延续的传统和自我转变的潜力。
对于促成“普世”价值的18世纪的历史运动有必要进行重新认识，并从全人类尊严的观念出发梳理其政治社会哲学方面的重要发展轨迹。从这个角度来看，博物馆面临文化遗产纠纷和财产主张诉求的诸多现象，可以用新的、有别于那些自封的“普世性博物馆”的话语来表述。那些寻求重新获取、控制或拥有其文化遗产的诉求，也就不会因其游离于主流之外、远离普遍价值的表述被视作异常或不适的声音，反之成为当下价值观的扩充和践行。同样重要的是，考虑以其他方式解决涉及博物馆收藏的法律僵局与文化财产诉求。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通常关注的是藏品的不断丰富和展示的多样化，而积极的、具有探索意义的伦理意识则呼吁这些博物馆，转而重视与那些因确凿的历史关联而与藏品休戚相关的组织展开真正的对话并建立起互动的关系。
《国际博协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并不涉及文化财产纠纷或归还问题，除非在涉及劫掠、盗窃和非法交易的情况下，且提出的归还要求坚定而明确。国际博协关于文化遗产回归或归还主张的立场是，当争议出现时，督促博物馆以良好的意图和积极的态度进行对话。《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第6条第2款规定，“博物馆应当准备好展开对话。”藏品及其原属社群有着明显的、存在至今且仍在发展的关系，博物馆应当表现出与文化财产原属社群建立积极互利关系的良好愿望。这涉及到一种道德转换，即从专注于对物品的占有到更广泛意义和相对语境下的拥有与管理。它包含着多重历史，且需要以共同应对的方式创造价值和意义。
今天，有关文化遗产管理的道德问题确实具有挑战性。集中了藏品与资源的博物馆，理应与各机构、个人及社群一道展开新型研究和交流，以解决由多种知识体系和世界多样文化历史带来的种种问题。所以，博物馆的工作需要有所创新，要进行更多方面的跨学科研究和知识更新，并且要更加地深入社会。与此同时，道德意识并不忽视无比复杂的适当的物主身份和代理机构(从法律地位到文化阐释和知识产权)问题，而这些问题需要在工作中加以解决。
在力挺普世性博物馆的所有拥护者中，尼尔·麦格雷戈走得最远，他试图通过更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更关注多重遗产和包括遗产来源社群在内的支持者的需求，来对话语体系加以革新：
我认为全球博物馆界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建立一个允许文物自由频繁流通的合作与交流网络。迄今为止，文物流通借助于租借展览来实现，但此举主要是富裕国家之间的交流。我们必须扩大交流的范围，交流对象不应仅限于物品，还应包括知识和对知识的阐释。除了物品外，人员与技术也需要流通。
从上述积极主动的角度来看，不少博物馆已突破了排他性所有权的定式，开始依照共同保管与管理文化遗产的原则行事，尝试在研究及遗产保护方面建立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在此过程之中，一些博物馆发现自己获得了新的资源，成为传播知识、扩充藏品、创新展览的主动者。事实上，今天对博物馆收藏的最前沿的思考与分析，构建在对不同文化间交流史的理解之上。这让我们认识到，跨文化传播产生的深刻而永久的遗产是遗产传播的关键动力。
同时国际博协认识到，对某个特定社群来说，文化遗产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维护人民的精神权利，恢复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殖民统治或外国的占领，它们被转让或流失——有必要在国际间采取建设性的专业措施。这意味着国际博协仍将以社团之力，在UNESCO促使文化财产归还原属国或归还非法占有的文化财产政府间委员会2005年决议的基础上，积极予以支持(如该决议第4条修订案)。然而，国际博协本身并不直接仲裁或调停文化财产纠纷，但会帮助有意愿的各方聚到谈判桌前，从而推动他们往和解的方向更近一步。
对于那些失去自身重要文化遗产的国家，国际博协也将继续进行研究，以评估它们的需求。国际博协还将继续协助相关国家和地区，编制文化财产名录，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向相关各方提供相应的科学数据和资料。最后，国际博协成员，无论是个人或组织，都应以开放和建设性的态度开展对话，以在相关行业的各个层面分享知识、建立信任。这包括采取措施改善或建立足够的人力和技术资源，以及按国际博协标准建设博物馆基础设施。就道德方面来说，促进对所有与文化财产诉求相关各方的关心与尊重显得格外重要。预期的解决办法应努力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最终有助于保存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遇舟译)
长期以来，博物馆在藏品问题上一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尤其是来自藏品原属社群的压力，许多这样的社群如今已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它们在殖民时代失去了大量的遗产。可以说，19-20世纪全球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巨大发展——尽管都有体面的追求目标——是在对各民族和文化极不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的，更糟的是还出现了野蛮的暴力和失控的抢掠行为。众多历史文物从原属社群转移到私人收藏者或博物馆手中，从而造成文化破坏和社会混乱。文物流失情况最为严重的当属非洲大陆，而中国有100万件文物失踪，世界上所有涉及土著民族的地方文物流失数量都很骇人。2007年2月5日，《国际博物馆》杂志在巴黎举办了“记忆和普遍性”的辩论，国际博协道德委员会主席伯妮斯·墨菲(Bernice Mur-phy)、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格雷戈(Neil MacGre-gor)等众多人士与会。贝宁非洲遗产学院(Ecole du Patrimoine A fricain)院长阿兰·戈登纽(Alain Gode-nou)在会上提到，若干世纪以来，非洲大陆遗产流失背后存在着严重的暴力行为。他暗示，95％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艺术遗产长久以来一直在非洲大陆之外被占有、展出，与此同时，大多数非洲学生只能在缺乏对自己艺术遗产的认识、更不用说与之接触的环境下成长，这一事实说明，因文化财产的掠夺造成的精神伤害至今仍在延续。
“普世性博物馆声明”(‘Universal Museums Dec—laration’)是一次不当的政治事件，其弊大于利。国际博协为不再受其困扰，有意摆脱由普世性话语引发的苛责和非难。我们需要做出更为深思熟虑的反应，即挑战这套话语本身，让它超越18、19世纪并不成熟的状态，在21世纪的条件下拓展其延续的传统和自我转变的潜力。
对于促成“普世”价值的18世纪的历史运动有必要进行重新认识，并从全人类尊严的观念出发梳理其政治社会哲学方面的重要发展轨迹。从这个角度来看，博物馆面临文化遗产纠纷和财产主张诉求的诸多现象，可以用新的、有别于那些自封的“普世性博物馆”的话语来表述。那些寻求重新获取、控制或拥有其文化遗产的诉求，也就不会因其游离于主流之外、远离普遍价值的表述被视作异常或不适的声音，反之成为当下价值观的扩充和践行。同样重要的是，考虑以其他方式解决涉及博物馆收藏的法律僵局与文化财产诉求。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通常关注的是藏品的不断丰富和展示的多样化，而积极的、具有探索意义的伦理意识则呼吁这些博物馆，转而重视与那些因确凿的历史关联而与藏品休戚相关的组织展开真正的对话并建立起互动的关系。
《国际博协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并不涉及文化财产纠纷或归还问题，除非在涉及劫掠、盗窃和非法交易的情况下，且提出的归还要求坚定而明确。国际博协关于文化遗产回归或归还主张的立场是，当争议出现时，督促博物馆以良好的意图和积极的态度进行对话。《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第6条第2款规定，“博物馆应当准备好展开对话。”藏品及其原属社群有着明显的、存在至今且仍在发展的关系，博物馆应当表现出与文化财产原属社群建立积极互利关系的良好愿望。这涉及到一种道德转换，即从专注于对物品的占有到更广泛意义和相对语境下的拥有与管理。它包含着多重历史，且需要以共同应对的方式创造价值和意义。
今天，有关文化遗产管理的道德问题确实具有挑战性。集中了藏品与资源的博物馆，理应与各机构、个人及社群一道展开新型研究和交流，以解决由多种知识体系和世界多样文化历史带来的种种问题。所以，博物馆的工作需要有所创新，要进行更多方面的跨学科研究和知识更新，并且要更加地深入社会。与此同时，道德意识并不忽视无比复杂的适当的物主身份和代理机构(从法律地位到文化阐释和知识产权)问题，而这些问题需要在工作中加以解决。
在力挺普世性博物馆的所有拥护者中，尼尔·麦格雷戈走得最远，他试图通过更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更关注多重遗产和包括遗产来源社群在内的支持者的需求，来对话语体系加以革新：
我认为全球博物馆界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建立一个允许文物自由频繁流通的合作与交流网络。迄今为止，文物流通借助于租借展览来实现，但此举主要是富裕国家之间的交流。我们必须扩大交流的范围，交流对象不应仅限于物品，还应包括知识和对知识的阐释。除了物品外，人员与技术也需要流通。
从上述积极主动的角度来看，不少博物馆已突破了排他性所有权的定式，开始依照共同保管与管理文化遗产的原则行事，尝试在研究及遗产保护方面建立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在此过程之中，一些博物馆发现自己获得了新的资源，成为传播知识、扩充藏品、创新展览的主动者。事实上，今天对博物馆收藏的最前沿的思考与分析，构建在对不同文化间交流史的理解之上。这让我们认识到，跨文化传播产生的深刻而永久的遗产是遗产传播的关键动力。
同时国际博协认识到，对某个特定社群来说，文化遗产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维护人民的精神权利，恢复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殖民统治或外国的占领，它们被转让或流失——有必要在国际间采取建设性的专业措施。这意味着国际博协仍将以社团之力，在UNESCO促使文化财产归还原属国或归还非法占有的文化财产政府间委员会2005年决议的基础上，积极予以支持(如该决议第4条修订案)。然而，国际博协本身并不直接仲裁或调停文化财产纠纷，但会帮助有意愿的各方聚到谈判桌前，从而推动他们往和解的方向更近一步。
对于那些失去自身重要文化遗产的国家，国际博协也将继续进行研究，以评估它们的需求。国际博协还将继续协助相关国家和地区，编制文化财产名录，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向相关各方提供相应的科学数据和资料。最后，国际博协成员，无论是个人或组织，都应以开放和建设性的态度开展对话，以在相关行业的各个层面分享知识、建立信任。这包括采取措施改善或建立足够的人力和技术资源，以及按国际博协标准建设博物馆基础设施。就道德方面来说，促进对所有与文化财产诉求相关各方的关心与尊重显得格外重要。预期的解决办法应努力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最终有助于保存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遇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