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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威尔逊(Chrisopher Wilson)来自南澳大利亚墨累河下游湖区(Lower Murray Lakes)和库朗(Coorong)地区的纳林杰里(Ngarrindjeri)民族,自2004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协助纳林杰里“老人”(人体遗骸)回归到纳林杰里居住区。他在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荣格伦迪第一民族中心(Yunggorendi First Nations Center)任副讲师之职。他现正从事关于南澳墨累河下游沿岸纳林杰里地区全新世时期的居住和生存情况的博士论文研究,主要目的是利用在与纳林杰里社群协商过程中形成的、在文化上得当的一系列方法,进行区域综合分析。
南澳大利亚的墨累河下游湖区和库朗地区的纳林杰里民族,多年来一直在要求博物馆等收藏机构归还他们的“老人”(人体遗骸)。1788年澳大利亚殖民开始之后,原住民就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尤其是那些受到种族理论和信念影响的人,他们认为原住民是“人”和“猿”之间的“中间环节”,很快就会因为“适者生存”这个自然过程而灭绝。在19世纪初期学术界的支持下,这种信念当时影响极大,以至于从安葬地搜取“老人”(人体遗骸)成了环太平洋地区的普遍做法。此后,很多原住民民族一直在要求博物馆及收藏机构立即把“老人”归还到来源社群。但是,直到20世纪末期,日益高涨的呼声才唤起了全球对此事的关注,结果一些博物馆开始与相关社群进行对话,并考虑归还“老人”。此后,回归与重新安葬就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纳林杰里人移取和回归情况综述
20世纪80年代,在澳大利亚,要求英国各博物馆归还“老人”的呼声高涨,因而有关回归的讨论也日益增多。从19世纪末开始,掠夺者和收藏者就开始从纳林杰里“老人”的安息地(包括安葬台)将其非法转移。大部分“老人”被前阿德莱德市(Adelaide City)验尸官威廉·拉姆齐·史密斯(William Ramsay Smith)“偷走”,然后送到海外的收藏机构,包括伦敦的皇家医学院和爱丁堡大学。有的纳林杰里“老人”是在死后被人从阿德莱德医院偷走的,有时在死前就已经被人盯上。塔斯马尼亚土著社群(Tasmanian Aboriginal Community)向爱丁堡大学提出的要求,催生了第一个关于回归的政策,并于1990年开始执行。1991年大部分藏品回归之后,该校联合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NMA)又送回了剩下的“老人”,包括颅骨和颅下遗骨。
2003年,纳林杰里人的代表来到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取回从爱丁堡大学回归的“老人”,包括300多人的遗骸(主要是颅下骨)。这一事件迄今仍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回归案例之一。此后,又有74人的遗骸从维多利亚博物馆回归,还有更多的遗骸也由私人收藏者交还,这样等待重新安葬的遗骸数量就大大增加了。
问题及其影响
“爱丁堡藏品”中的遗骸回归之后,纳林杰里人面临着很多复杂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问题,需要寻找资金渠道,以资助社群会议、与社群成员进行协商,决定重新安葬的地点、仪式和过程。重新安葬的位置/地点所需的土地及其他必要的审批程序,需要与州及地方政府协商。在所有重新安葬妥善安排之前,还必须找到合适的存放设施。这又会在社群内部造成精神和情绪上的焦虑。相关文献必须核查,以确保准确无误,这就涉及到更多的研究工作。安葬地今后的管理,包括年轻人在内的社群成员的培训,都需要做出相关决定。“不完整”的遗骸会产生精神上的焦虑。还要最终决定对这些人采取什么样的安葬仪式最为合适,这往往要取决于死者的年龄、性别和所属的语言群体,如果能够弄清楚的话。最后,这些压力对早已面临压力过大、资源短缺等问题的领导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对于社群仍旧面临的一些挑战,有些已经有了成功的结果。首先,“老人”的回归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在此过程中也建立了一些积极的工作关系。其次,这些“老人”现安息在米尼吉(Meningie)库朗营地的一个“安放地”,因此算是回了“家”。最重要的是,纳林杰里民族进行的首次重葬,开启了重新安葬“老人”这项复杂的任务。
哈克斯角和庞卡的重新安葬
2006年9月23日,星期六,有24位“老人”重新安葬在南澳库朗一带的两个地方:沃农(War-nung),即哈克斯角(Hacks Point),以及庞卡(Parrl—ka)。这些“老人”是2003年8月从“爱丁堡藏品”中回归的遗骸中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下属的回归小组在重新安葬过程中为纳林杰里人提供了帮助。弗林德斯大学员工主持的野外考古项目中的学生也参与了一些事务,他们帮助纳林杰里的长者做好准备、为仪式准备信号火堆等。这鼓励了社群所有成员参与这个疗伤过程。有很多与回归和重新安葬相关的问题,常常被与原住民社群没有联系的人所忽视。因此,纳林杰里居住地的人体遗骸回归和重新安葬问题,必须在更大的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得到理解。
重新安葬过程,包括其准备工作,为纳林杰里人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能通过集体努力恢复过去的做法,并与当代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例如,纳林杰里的“美米尼斯”(meminis,即女人)制作棺木,用的是山茶树和本地的各种金合欢植物,起到装饰和象征的作用。纳林杰里的“柯尼斯”(kornis,即男人)则参与修整重新安葬的地点,并搬运棺木。在仪式中,弗林德斯大学的学生和纳林杰里社群一起,恢复了以烟火为信号的做法,此前这个地区已经有将近一百年没有这样做过了。
对纳林杰里的人们来说,“老人”的回归和重新安葬是个漫长、复杂而令人疲惫的过程。尽管威廉·拉姆齐·史密斯的地图上给出了“老人”原来的安葬地点,社群在决定重新安葬地点时,必须考虑在当前情况下最合适的地方。一开始,已经在哈克斯角和庞卡确定了16个“老人”的安葬地点。但是,在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的支持下,安葬地点总数上升到了24个。类似的情况在将来仍有可能出现。库朗营地还有400多位“老人”等待重新安葬,目前尚在酝酿的方案是,让纳林杰里研究者和考古专业学生更多地介入这一过程。
(周小进译)
南澳大利亚的墨累河下游湖区和库朗地区的纳林杰里民族,多年来一直在要求博物馆等收藏机构归还他们的“老人”(人体遗骸)。1788年澳大利亚殖民开始之后,原住民就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尤其是那些受到种族理论和信念影响的人,他们认为原住民是“人”和“猿”之间的“中间环节”,很快就会因为“适者生存”这个自然过程而灭绝。在19世纪初期学术界的支持下,这种信念当时影响极大,以至于从安葬地搜取“老人”(人体遗骸)成了环太平洋地区的普遍做法。此后,很多原住民民族一直在要求博物馆及收藏机构立即把“老人”归还到来源社群。但是,直到20世纪末期,日益高涨的呼声才唤起了全球对此事的关注,结果一些博物馆开始与相关社群进行对话,并考虑归还“老人”。此后,回归与重新安葬就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纳林杰里人移取和回归情况综述
20世纪80年代,在澳大利亚,要求英国各博物馆归还“老人”的呼声高涨,因而有关回归的讨论也日益增多。从19世纪末开始,掠夺者和收藏者就开始从纳林杰里“老人”的安息地(包括安葬台)将其非法转移。大部分“老人”被前阿德莱德市(Adelaide City)验尸官威廉·拉姆齐·史密斯(William Ramsay Smith)“偷走”,然后送到海外的收藏机构,包括伦敦的皇家医学院和爱丁堡大学。有的纳林杰里“老人”是在死后被人从阿德莱德医院偷走的,有时在死前就已经被人盯上。塔斯马尼亚土著社群(Tasmanian Aboriginal Community)向爱丁堡大学提出的要求,催生了第一个关于回归的政策,并于1990年开始执行。1991年大部分藏品回归之后,该校联合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NMA)又送回了剩下的“老人”,包括颅骨和颅下遗骨。
2003年,纳林杰里人的代表来到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取回从爱丁堡大学回归的“老人”,包括300多人的遗骸(主要是颅下骨)。这一事件迄今仍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回归案例之一。此后,又有74人的遗骸从维多利亚博物馆回归,还有更多的遗骸也由私人收藏者交还,这样等待重新安葬的遗骸数量就大大增加了。
问题及其影响
“爱丁堡藏品”中的遗骸回归之后,纳林杰里人面临着很多复杂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问题,需要寻找资金渠道,以资助社群会议、与社群成员进行协商,决定重新安葬的地点、仪式和过程。重新安葬的位置/地点所需的土地及其他必要的审批程序,需要与州及地方政府协商。在所有重新安葬妥善安排之前,还必须找到合适的存放设施。这又会在社群内部造成精神和情绪上的焦虑。相关文献必须核查,以确保准确无误,这就涉及到更多的研究工作。安葬地今后的管理,包括年轻人在内的社群成员的培训,都需要做出相关决定。“不完整”的遗骸会产生精神上的焦虑。还要最终决定对这些人采取什么样的安葬仪式最为合适,这往往要取决于死者的年龄、性别和所属的语言群体,如果能够弄清楚的话。最后,这些压力对早已面临压力过大、资源短缺等问题的领导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对于社群仍旧面临的一些挑战,有些已经有了成功的结果。首先,“老人”的回归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在此过程中也建立了一些积极的工作关系。其次,这些“老人”现安息在米尼吉(Meningie)库朗营地的一个“安放地”,因此算是回了“家”。最重要的是,纳林杰里民族进行的首次重葬,开启了重新安葬“老人”这项复杂的任务。
哈克斯角和庞卡的重新安葬
2006年9月23日,星期六,有24位“老人”重新安葬在南澳库朗一带的两个地方:沃农(War-nung),即哈克斯角(Hacks Point),以及庞卡(Parrl—ka)。这些“老人”是2003年8月从“爱丁堡藏品”中回归的遗骸中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下属的回归小组在重新安葬过程中为纳林杰里人提供了帮助。弗林德斯大学员工主持的野外考古项目中的学生也参与了一些事务,他们帮助纳林杰里的长者做好准备、为仪式准备信号火堆等。这鼓励了社群所有成员参与这个疗伤过程。有很多与回归和重新安葬相关的问题,常常被与原住民社群没有联系的人所忽视。因此,纳林杰里居住地的人体遗骸回归和重新安葬问题,必须在更大的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得到理解。
重新安葬过程,包括其准备工作,为纳林杰里人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能通过集体努力恢复过去的做法,并与当代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例如,纳林杰里的“美米尼斯”(meminis,即女人)制作棺木,用的是山茶树和本地的各种金合欢植物,起到装饰和象征的作用。纳林杰里的“柯尼斯”(kornis,即男人)则参与修整重新安葬的地点,并搬运棺木。在仪式中,弗林德斯大学的学生和纳林杰里社群一起,恢复了以烟火为信号的做法,此前这个地区已经有将近一百年没有这样做过了。
对纳林杰里的人们来说,“老人”的回归和重新安葬是个漫长、复杂而令人疲惫的过程。尽管威廉·拉姆齐·史密斯的地图上给出了“老人”原来的安葬地点,社群在决定重新安葬地点时,必须考虑在当前情况下最合适的地方。一开始,已经在哈克斯角和庞卡确定了16个“老人”的安葬地点。但是,在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的支持下,安葬地点总数上升到了24个。类似的情况在将来仍有可能出现。库朗营地还有400多位“老人”等待重新安葬,目前尚在酝酿的方案是,让纳林杰里研究者和考古专业学生更多地介入这一过程。
(周小进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