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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索尔雷夫森(Daniel Thorleifsen)2005年被任命为格陵兰国家博物馆与档案馆(Greenland National Museum and Archives)馆长1991—1999年，他担任教师培训学院(llinniarfissuaq)和格陵兰大学(llisimatusarfik)的助理教授；1999—2005年，任格陵兰大学文化及社会历史系副教授和系主任2000年以来，他还担任格陵兰科学调查委员会主席，2002年后任北欧西部历史研究小组组长。
归还的步骤
文化遗产的归还是一个涉及很多程序的复杂现象。由于此类争端多与殖民或外国占领时期遭侵占的物品有关，所以归还就不仅仅是博物馆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更广泛的诸如政治、法律、道德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甚至还涉及到国际法、人权以及文化认同等问题。而且，归还争端的各当事方也具有多样性，它们包括原住民社群的代表、后发展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西方民族国家、科学界、联合国系统的有关代表，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非政府组织。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各当事方似乎都可以对涉案文化遗产提出合法的主张。
在格陵兰的殖民时期(1721—1953年)，岛上居住着数量可观的丹麦人和挪威人，而来自国外的科学家从居住在岛上和北极圈内的因纽特人(Inuit)处获得了大量的民族学材料及其他物品。这些物品现今是丹麦和欧洲其他地区王室及博物馆藏品的一部分。19世纪后期，格陵兰东部和西北部曾开展过系统的民族学物品收集活动，所获物品后来存放于丹麦国家博物馆(Danish National Museum)。20世纪，丹麦在岛上又进行了文物收集活动，之后丹麦国家博物馆形成了六个方面的重要收藏：格陵兰维京时期(Viking Age)的藏品，有关因纽特人过去的藏品，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的民族学物品，19世纪中期的水彩画，格陵兰史前时期遗址的档案资料，以及格陵兰历史的口述材料。
1979年，格陵兰获得自治权。自1981年1月1日起，所有与博物馆和古迹保护相关的事务归格陵兰自治政府管理，其结果之一就是格陵兰国家博物馆的建立。此后，该博物馆开始与丹麦国家博物馆对话，要求归还部分藏品。关于这些藏品的归还问题有几个特别的争论点。
第一，格陵兰人民理应能够直接面对自己的史前历史，这几乎是所有去殖民化的殖民地人的共同心愿。为获得此项权利，殖民地人曾经展开多次艰苦的斗争与讨论，但大多以失败告终。不过，我们的丹麦同事完全认同这一目标，而且丹麦与格陵兰之间的讨论完全建立在尊重这一共同目标的基础之上。丹麦国家博物馆甚至宣称丹麦庞大的收藏足以让双方来共享，此立场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格陵兰自治之前就已公开。第二，双方的政界人士也对归还文物一事表示支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过政界人士认为，具体的操作应该由双方博物馆界的专家来进行。第三，创建格陵兰国家博物馆的这一举措表明，格陵兰愿意担起责任，创造合适条件以保管文物。
自20世纪初期开始，格陵兰人对归还其文化遗产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直接面对有关自身历史的物质文化遗产是建立格陵兰人身份之历史意识的重要因素。1966年建立的格陵兰博物馆为文化遗产的存放提供了必要的设施，到1980年，该博物馆被改造成了格陵兰国家博物馆与档案馆，并着手与丹麦国家博物馆就某些格陵兰遗产的归还问题进行磋商。两家博物馆很快就文物划分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且获得了双方政界的同意。1983年10月，双方签订了协议，此协议于1984年1月1日生效。
协议的要点大致如下：(1)格陵兰应该有能够体现其史前各个方面特征及涵盖国家各个地区的藏品；(2)两类藏品均应该能够适用于普及、研究和教学之需；(3)成组的藏品或器物不应人为地予以分离。如果这个原则难以操作，则两馆间应协商文物的租借或永久租借；(4)对文化身份具有重要意义的特殊发现或物品，以及与宗教事务有关的材料理应归还格陵兰；(5)应该交换关于藏品的信息，至少是关于藏品的重要信息；(6)应该在丹麦留有足够的材料，以便开展研究和在丹麦国家博物馆举办展览提升格陵兰的影响；(7)有关丹麦国家博物馆在格陵兰活动历史的文物应该留在丹麦以保持丹麦历史的完整性；(8)双方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应该能够不费力地从对方借出材料；(9)建立一个涵盖格陵兰所有史前遗址的电子数据库。
目标及收获
格陵兰国家博物馆的目标是能够用最好的材料举办关于格陵兰史前史的公共展览，并寻求建立能够支撑格陵兰大学的学生，甚至吸引国外的学者从事史前和历史科学研究的藏品体系。同样重要的目标还包括，能够为未来的格陵兰历史研究奠定基础，为地方博物馆提供必要的格陵兰藏品。它还希望设立能够提升格陵兰国际知名度的展览。另外一个目标是建立格陵兰史前遗址数据库，以备遗址在未来遭破坏时修复之用。
那么，博物馆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了这些目标呢?今天，格陵兰国家博物馆已经拥有1，158件高质量的民族学藏品、约28，000件考古文物、一些早期格陵兰艺术的重要收藏，以及20世纪全套鼓乐记录的复制品。在这里，格陵兰的公众可以接触到自己有文字记述前后的历史，同时，国家博物馆也是科研、展示和管理方面的重要参与者。
在归还的最后阶段，某些重要的藏品在移交格陵兰当局之后，其管护工作仍由丹麦相关机构负责。这些藏品包括：所有从墓葬中出土的人体遗骸(骸骨及干尸等)，所有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所有维京时期格陵兰特有的欧洲中世纪服饰。由于格陵兰国家博物馆还没有能力很好地保存这些藏品，所以它们被继续存放在丹麦。尽管这些财产属于格陵兰，但是代为保管的丹麦博物馆有责任将其妥善地用于国内及国际研究。不过，格陵兰国家博物馆在格陵兰人体遗骸的研究方面有着严格的规定，它要求博物馆人员对每一份研究申请进行仔细的评估。归还的重要意义
总的来说，格陵兰人感到整个归还过程不仅是成功的，而且是友好的，为今后双方的互利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在殖民时期失去了自己必不可少的文化遗产的格陵兰人来说，归还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归还也是恢复其文化自豪感及身份的无法绕开的程序。因为定义格陵兰与丹麦关系的法律工具不能满足这方面的要求，所以格陵兰人只好诉诸道德与后殖民时代的观念。
被占有的异文化的文化遗产必须被置于其历史背景下来理解。在格陵兰一丹麦的殖民背景下，对因纽特人的民族学物品、文物及人体遗骸的占有和出口是在科学的名义下进行的。今天，我宁愿相信此种占有具是善意，它发自于拯救文化遗产免遭遗忘的良好愿望。此种占有也应该通过研究人类的发展与进化而对科学有益。但是，此种占有却使因纽特人的文化面临逐步被分解的命运——这是目前学术界正在讨论的欧洲对格陵兰文化的占有问题的一部分。
对于格陵兰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归还的数千件考古学及民族学物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对我们理解今天的我们、我们的身份和文化背景等意义重大。尽管这是与从前的殖民者丹麦之间的合作，但是归还的过程是一种成功的合作经验，过程中没有任何的冲突，这为今后富有回报的伙伴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作为因纽特人的一员，我的文化背景以及我们在过去若干世纪的集体经验告诉我，只有尊重其他文化，才能达到世界和平。我们通常可以在不同文化与民族对待别人的态度中找到文化之间紧张和冲突的根源。没有相互的尊重，我们永远也不会获得相互的理解。
(傅斌译)
归还的步骤
文化遗产的归还是一个涉及很多程序的复杂现象。由于此类争端多与殖民或外国占领时期遭侵占的物品有关，所以归还就不仅仅是博物馆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更广泛的诸如政治、法律、道德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甚至还涉及到国际法、人权以及文化认同等问题。而且，归还争端的各当事方也具有多样性，它们包括原住民社群的代表、后发展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西方民族国家、科学界、联合国系统的有关代表，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非政府组织。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各当事方似乎都可以对涉案文化遗产提出合法的主张。
在格陵兰的殖民时期(1721—1953年)，岛上居住着数量可观的丹麦人和挪威人，而来自国外的科学家从居住在岛上和北极圈内的因纽特人(Inuit)处获得了大量的民族学材料及其他物品。这些物品现今是丹麦和欧洲其他地区王室及博物馆藏品的一部分。19世纪后期，格陵兰东部和西北部曾开展过系统的民族学物品收集活动，所获物品后来存放于丹麦国家博物馆(Danish National Museum)。20世纪，丹麦在岛上又进行了文物收集活动，之后丹麦国家博物馆形成了六个方面的重要收藏：格陵兰维京时期(Viking Age)的藏品，有关因纽特人过去的藏品，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的民族学物品，19世纪中期的水彩画，格陵兰史前时期遗址的档案资料，以及格陵兰历史的口述材料。
1979年，格陵兰获得自治权。自1981年1月1日起，所有与博物馆和古迹保护相关的事务归格陵兰自治政府管理，其结果之一就是格陵兰国家博物馆的建立。此后，该博物馆开始与丹麦国家博物馆对话，要求归还部分藏品。关于这些藏品的归还问题有几个特别的争论点。
第一，格陵兰人民理应能够直接面对自己的史前历史，这几乎是所有去殖民化的殖民地人的共同心愿。为获得此项权利，殖民地人曾经展开多次艰苦的斗争与讨论，但大多以失败告终。不过，我们的丹麦同事完全认同这一目标，而且丹麦与格陵兰之间的讨论完全建立在尊重这一共同目标的基础之上。丹麦国家博物馆甚至宣称丹麦庞大的收藏足以让双方来共享，此立场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格陵兰自治之前就已公开。第二，双方的政界人士也对归还文物一事表示支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过政界人士认为，具体的操作应该由双方博物馆界的专家来进行。第三，创建格陵兰国家博物馆的这一举措表明，格陵兰愿意担起责任，创造合适条件以保管文物。
自20世纪初期开始，格陵兰人对归还其文化遗产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直接面对有关自身历史的物质文化遗产是建立格陵兰人身份之历史意识的重要因素。1966年建立的格陵兰博物馆为文化遗产的存放提供了必要的设施，到1980年，该博物馆被改造成了格陵兰国家博物馆与档案馆，并着手与丹麦国家博物馆就某些格陵兰遗产的归还问题进行磋商。两家博物馆很快就文物划分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且获得了双方政界的同意。1983年10月，双方签订了协议，此协议于1984年1月1日生效。
协议的要点大致如下：(1)格陵兰应该有能够体现其史前各个方面特征及涵盖国家各个地区的藏品；(2)两类藏品均应该能够适用于普及、研究和教学之需；(3)成组的藏品或器物不应人为地予以分离。如果这个原则难以操作，则两馆间应协商文物的租借或永久租借；(4)对文化身份具有重要意义的特殊发现或物品，以及与宗教事务有关的材料理应归还格陵兰；(5)应该交换关于藏品的信息，至少是关于藏品的重要信息；(6)应该在丹麦留有足够的材料，以便开展研究和在丹麦国家博物馆举办展览提升格陵兰的影响；(7)有关丹麦国家博物馆在格陵兰活动历史的文物应该留在丹麦以保持丹麦历史的完整性；(8)双方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应该能够不费力地从对方借出材料；(9)建立一个涵盖格陵兰所有史前遗址的电子数据库。
目标及收获
格陵兰国家博物馆的目标是能够用最好的材料举办关于格陵兰史前史的公共展览，并寻求建立能够支撑格陵兰大学的学生，甚至吸引国外的学者从事史前和历史科学研究的藏品体系。同样重要的目标还包括，能够为未来的格陵兰历史研究奠定基础，为地方博物馆提供必要的格陵兰藏品。它还希望设立能够提升格陵兰国际知名度的展览。另外一个目标是建立格陵兰史前遗址数据库，以备遗址在未来遭破坏时修复之用。
那么，博物馆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了这些目标呢?今天，格陵兰国家博物馆已经拥有1，158件高质量的民族学藏品、约28，000件考古文物、一些早期格陵兰艺术的重要收藏，以及20世纪全套鼓乐记录的复制品。在这里，格陵兰的公众可以接触到自己有文字记述前后的历史，同时，国家博物馆也是科研、展示和管理方面的重要参与者。
在归还的最后阶段，某些重要的藏品在移交格陵兰当局之后，其管护工作仍由丹麦相关机构负责。这些藏品包括：所有从墓葬中出土的人体遗骸(骸骨及干尸等)，所有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所有维京时期格陵兰特有的欧洲中世纪服饰。由于格陵兰国家博物馆还没有能力很好地保存这些藏品，所以它们被继续存放在丹麦。尽管这些财产属于格陵兰，但是代为保管的丹麦博物馆有责任将其妥善地用于国内及国际研究。不过，格陵兰国家博物馆在格陵兰人体遗骸的研究方面有着严格的规定，它要求博物馆人员对每一份研究申请进行仔细的评估。归还的重要意义
总的来说，格陵兰人感到整个归还过程不仅是成功的，而且是友好的，为今后双方的互利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在殖民时期失去了自己必不可少的文化遗产的格陵兰人来说，归还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归还也是恢复其文化自豪感及身份的无法绕开的程序。因为定义格陵兰与丹麦关系的法律工具不能满足这方面的要求，所以格陵兰人只好诉诸道德与后殖民时代的观念。
被占有的异文化的文化遗产必须被置于其历史背景下来理解。在格陵兰一丹麦的殖民背景下，对因纽特人的民族学物品、文物及人体遗骸的占有和出口是在科学的名义下进行的。今天，我宁愿相信此种占有具是善意，它发自于拯救文化遗产免遭遗忘的良好愿望。此种占有也应该通过研究人类的发展与进化而对科学有益。但是，此种占有却使因纽特人的文化面临逐步被分解的命运——这是目前学术界正在讨论的欧洲对格陵兰文化的占有问题的一部分。
对于格陵兰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归还的数千件考古学及民族学物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对我们理解今天的我们、我们的身份和文化背景等意义重大。尽管这是与从前的殖民者丹麦之间的合作，但是归还的过程是一种成功的合作经验，过程中没有任何的冲突，这为今后富有回报的伙伴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作为因纽特人的一员，我的文化背景以及我们在过去若干世纪的集体经验告诉我，只有尊重其他文化，才能达到世界和平。我们通常可以在不同文化与民族对待别人的态度中找到文化之间紧张和冲突的根源。没有相互的尊重，我们永远也不会获得相互的理解。
(傅斌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