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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教育的空前普及以及社会对于学习的共同重视的背景下,有不少熟悉典籍文献,对前代文化积累有所理解的知识女性,曾经在历史上留下了文化印迹。历史记载告诉我们,许多普通的妇女,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准。
汉文帝皇后窦姬重视黄老之学。司马迁《史记》记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她的文化倾向,直到她的孙子汉武帝刘彻登基后依然有显著的影响。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的推行,是在窦太后逝世之后方才实现的。汉文帝时,齐太仓令淳于公犯罪应当受刑。他的小女儿缇萦随父到长安,上书求赎父刑。她写道:“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犯法者即使要改过自新,也不可能实现了。她表示愿意以自身入为官婢,请求免除父亲的刑罚。缇萦的上书感动了汉文帝,随即发生了废除肉刑的刑法改革。班固有诗作感叹缇萦事迹:“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缇萦故事构成中国古代刑法史中的重要情节。我们在这里更为注意的,是“少女”缇萦能够上书帝王,并且言语得体,文辞感人的事实。如果缇萦完全没有文化,就不会形成“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的感染力,也不会使汉文帝“恻然感至情”,自然也就不会有废除肉刑的法令。后来解忧公主有《上昭帝书》、《上宣帝书》、《又上宣帝书》,冯 有《上元帝书》,敬武长公主有《上哀帝书》,也都是妇女不仅能够读书,而且可以写作的史例。据说卓文君曾经作《司马相如诔》,感叹“生平浅促兮命也难扶,长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雁鸣哀哀兮吾将安如”。诔文是否确实出自卓文君笔下,还需要论证。但是人们相信这位名女子除了喜好音乐之外,应当也是胸有文才的。
汉明帝马皇后是名将马援的女儿,《后汉书》说她“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周官》就是《周礼》。《董仲舒书》应当就是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汉章帝窦皇后六岁的时候就“能书”。汉和帝皇后邓绥是名将邓禹的孙女,六岁“能史书”,十二岁时已经精通《诗经》和《论语》。《后汉书》说她“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亲时常批评说: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难道会被推举为“博士”吗?邓绥不愿意违抗母命,于是白天按照常例完成女子的家政训练,晚上诵读经典,家中都称她为“诸生”。任朝廷高官的父亲邓训欣赏她的才能,事无大小,都与邓绥商议。
关于汉代妇女文化学习的多数例证是上层社会的故事。马融的女儿马芝“有才义”,曾经作《申情赋》追怀亲长,荀爽的女儿荀采“聪敏有才艺”,也都体现出家族文化影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平民女子好学博闻的历史记载。《后汉书·列女传》写道,吴人许升的妻子吕荣屡屡劝说许升“修学”,沛人刘长卿的妻子言谈之中随口引述《诗经》文字。这些都是学习风气普及的史例。又如,“安定皇甫规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规初丧室家,后更娶之。妻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答书记,众人怪其工。”安定人皇甫规的第二任妻子,出身不详,应当不是名门。她写作能力很强,书法亦精,为皇甫规起草文书,看到的人都惊异其文辞的优美和缮写的完好。应当注意,所谓“善属文”,是对文化能力的很高的评价。《汉书》和《后汉书》对于 宽、陈汤这样的名臣,对于崔 、张衡这样的学者,对于曹植、王粲这样的大文学家,也都是使用了“善属文”这样的文字。
汉文帝皇后窦姬重视黄老之学。司马迁《史记》记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她的文化倾向,直到她的孙子汉武帝刘彻登基后依然有显著的影响。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的推行,是在窦太后逝世之后方才实现的。汉文帝时,齐太仓令淳于公犯罪应当受刑。他的小女儿缇萦随父到长安,上书求赎父刑。她写道:“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犯法者即使要改过自新,也不可能实现了。她表示愿意以自身入为官婢,请求免除父亲的刑罚。缇萦的上书感动了汉文帝,随即发生了废除肉刑的刑法改革。班固有诗作感叹缇萦事迹:“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缇萦故事构成中国古代刑法史中的重要情节。我们在这里更为注意的,是“少女”缇萦能够上书帝王,并且言语得体,文辞感人的事实。如果缇萦完全没有文化,就不会形成“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的感染力,也不会使汉文帝“恻然感至情”,自然也就不会有废除肉刑的法令。后来解忧公主有《上昭帝书》、《上宣帝书》、《又上宣帝书》,冯 有《上元帝书》,敬武长公主有《上哀帝书》,也都是妇女不仅能够读书,而且可以写作的史例。据说卓文君曾经作《司马相如诔》,感叹“生平浅促兮命也难扶,长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雁鸣哀哀兮吾将安如”。诔文是否确实出自卓文君笔下,还需要论证。但是人们相信这位名女子除了喜好音乐之外,应当也是胸有文才的。
汉明帝马皇后是名将马援的女儿,《后汉书》说她“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周官》就是《周礼》。《董仲舒书》应当就是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汉章帝窦皇后六岁的时候就“能书”。汉和帝皇后邓绥是名将邓禹的孙女,六岁“能史书”,十二岁时已经精通《诗经》和《论语》。《后汉书》说她“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亲时常批评说: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难道会被推举为“博士”吗?邓绥不愿意违抗母命,于是白天按照常例完成女子的家政训练,晚上诵读经典,家中都称她为“诸生”。任朝廷高官的父亲邓训欣赏她的才能,事无大小,都与邓绥商议。
关于汉代妇女文化学习的多数例证是上层社会的故事。马融的女儿马芝“有才义”,曾经作《申情赋》追怀亲长,荀爽的女儿荀采“聪敏有才艺”,也都体现出家族文化影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平民女子好学博闻的历史记载。《后汉书·列女传》写道,吴人许升的妻子吕荣屡屡劝说许升“修学”,沛人刘长卿的妻子言谈之中随口引述《诗经》文字。这些都是学习风气普及的史例。又如,“安定皇甫规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规初丧室家,后更娶之。妻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答书记,众人怪其工。”安定人皇甫规的第二任妻子,出身不详,应当不是名门。她写作能力很强,书法亦精,为皇甫规起草文书,看到的人都惊异其文辞的优美和缮写的完好。应当注意,所谓“善属文”,是对文化能力的很高的评价。《汉书》和《后汉书》对于 宽、陈汤这样的名臣,对于崔 、张衡这样的学者,对于曹植、王粲这样的大文学家,也都是使用了“善属文”这样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