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教育的空前普及以及社会对于学习的共同重视的背景下，有不少熟悉典籍文献，对前代文化积累有所理解的知识女性，曾经在历史上留下了文化印迹。历史记载告诉我们，许多普通的妇女，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准。
　　汉文帝皇后窦姬重视黄老之学。司马迁《史记》记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她的文化倾向，直到她的孙子汉武帝刘彻登基后依然有显著的影响。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的推行，是在窦太后逝世之后方才实现的。汉文帝时，齐太仓令淳于公犯罪应当受刑。他的小女儿缇萦随父到长安，上书求赎父刑。她写道：“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犯法者即使要改过自新，也不可能实现了。她表示愿意以自身入为官婢，请求免除父亲的刑罚。缇萦的上书感动了汉文帝，随即发生了废除肉刑的刑法改革。班固有诗作感叹缇萦事迹：“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缇萦故事构成中国古代刑法史中的重要情节。我们在这里更为注意的，是“少女”缇萦能够上书帝王，并且言语得体，文辞感人的事实。如果缇萦完全没有文化，就不会形成“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的感染力，也不会使汉文帝“恻然感至情”，自然也就不会有废除肉刑的法令。后来解忧公主有《上昭帝书》、《上宣帝书》、《又上宣帝书》，冯 有《上元帝书》，敬武长公主有《上哀帝书》，也都是妇女不仅能够读书，而且可以写作的史例。据说卓文君曾经作《司马相如诔》，感叹“生平浅促兮命也难扶，长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雁鸣哀哀兮吾将安如”。诔文是否确实出自卓文君笔下，还需要论证。但是人们相信这位名女子除了喜好音乐之外，应当也是胸有文才的。
　　汉明帝马皇后是名将马援的女儿，《后汉书》说她“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周官》就是《周礼》。《董仲舒书》应当就是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汉章帝窦皇后六岁的时候就“能书”。汉和帝皇后邓绥是名将邓禹的孙女，六岁“能史书”，十二岁时已经精通《诗经》和《论语》。《后汉书》说她“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亲时常批评说：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难道会被推举为“博士”吗？邓绥不愿意违抗母命，于是白天按照常例完成女子的家政训练，晚上诵读经典，家中都称她为“诸生”。任朝廷高官的父亲邓训欣赏她的才能，事无大小，都与邓绥商议。
　　关于汉代妇女文化学习的多数例证是上层社会的故事。马融的女儿马芝“有才义”，曾经作《申情赋》追怀亲长，荀爽的女儿荀采“聪敏有才艺”，也都体现出家族文化影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平民女子好学博闻的历史记载。《后汉书·列女传》写道，吴人许升的妻子吕荣屡屡劝说许升“修学”，沛人刘长卿的妻子言谈之中随口引述《诗经》文字。这些都是学习风气普及的史例。又如，“安定皇甫规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规初丧室家，后更娶之。妻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答书记，众人怪其工。”安定人皇甫规的第二任妻子，出身不详，应当不是名门。她写作能力很强，书法亦精，为皇甫规起草文书，看到的人都惊异其文辞的优美和缮写的完好。应当注意，所谓“善属文”，是对文化能力的很高的评价。《汉书》和《后汉书》对于 宽、陈汤这样的名臣，对于崔 、张衡这样的学者，对于曹植、王粲这样的大文学家，也都是使用了“善属文”这样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