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搬过三次家。每一次搬家都使居住条件有所改善，起码是房子越来越宽绰，心里越来越敞亮。
　　八米居
　　我拥有的第一所住房，很小很小，只有八平方米，这就是我在后来的一些作品中写到的“八米居”。我的家就始建于这个名副其实的蜗居。那是1971年元旦。
　　那时候，年轻人中间，流行着一句很时髦的话：先立业后成家。可我毕业才半年多，就开始张罗结婚了。原因是我的老母亲守寡多年，居无定所，我得尽快给她一个安度晚年的家。女友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要，就跟着我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殿堂”，命运安排的只是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尽管这房子很破旧，又背阴，但我们很满足，心里很亮堂，高高兴兴地开始收拾房子。
　　我们就这样在“八米居”里生活了15年。儿子的整个小学时代都是在这里度过的。由于房间太小，只能摆下一张桌子，每晚都得儿子做完作业上床以后，我才能伏案写作。小小的“八米居”，成了儿子成长的基地，也燃旺了我心中的文学梦想。
　　29平方米
　　1985年的夏天，报社为职工建造的一栋宿舍楼竣工了，我分得了一套福利房，虽然只有29平方米，但比起“八米居”来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我们开始筹划着搬家。从广州路到东中华路，是从城市的东北部到西南部，中间隔着几乎半个城。我和妻子借了一辆手推车，把全部家当都分解开，打好包，捆绑好，一车一车地运送。从“八米居”到东中华路，推一趟要走两个多小时。每天吃过晚饭，我们就要忙着捆包、装车，然后推车上路。记不得推了多少次，反正是一块砖瓦也没有扔下，全部推到了新家，终于让“八米居”剩下一个干干净净的空壳。
　　高知楼
　　四年之后，我遇到了又一个搬家的机会。
　　当时，正是普天下都在强调知识分子作用的时候，市委为了落实中央关于改善知识分子生活条件的政策精神，建了一栋“高知楼”。我很幸运地被列入分房名单，一套九十多平方米的新房分到了我的名下。
　　这次搬家，我们没有再用手推车，尽管距离不远，但东西比过去多了。我找了一位开车的朋友，很顺利地就把家搬完了。
　　“高知楼”坐落在西中华路附近的云鹤街旁，离我原来的住房只隔着一个文化广场（那时叫地质宫广场）。这是一个三居室。母亲一个人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大房间，高兴之情自不待言。
　　房子越来越大，条件越来越好，本该越来越满足了，可是，人有时候真是欲壑难填啊！生活好了，东西多了，九十多平方米的三居室也显得不够用了。慢慢地，乔迁时的喜悦被日子冲淡了，“高知”待遇带来的兴奋也随着秋去冬来渐行渐远。我看见邻里中的王导演和刘教授都先后搬走了，一打听，他们是换了更大的房子。我的心也蠢蠢欲动起来。
　　独立书房
　　1998年，我赶上了房改末班车，真的又换了一套更大的住房。
　　这是我第三次搬家。这次搬家，我们没用手推车，也没去借用朋友的车，而是雇了一家搬家公司，全程服务，又快又好地完成了搬家任务。望着装满家具的汽车缓缓驶出院落，我的心里忽然升起一丝感叹：这可能是我今生最后一次搬家了！
　　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书房，且新购置了书柜，从前积压在床下箱子里的书籍都得以重见天日，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大雅之堂。回想起离开“八米居”这许多年来，一次又一次地搬家，居住条件一次又一次地改善，可我却不像在广州路“八米居”时那样勤奋和刻苦了，反倒越来越懈怠。
　　闲下来，有时翻一翻我在那些拮据岁月里出版的书籍，读一读旧时的文章，便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奔忙的岁月，和那些在奔忙的岁月中还来不及品味的生活味道，只觉得日子是越过越好了，而我的心思和追求却越来越少了。难道人就应该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