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共和国的历史长卷中,清洁工人时传祥以“宁可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社会的尊敬,他的先进事迹所体现出的文明价值已成为社会的一种精神财富被广泛认可和弘扬。2009年9月14日,这位甘当人民勤务员的清洁工人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力巴变主人 贱民翻了身
解放前,北京城里家家户户大多是旱厕,一些黑势力称霸粪道,瓜分地盘,雇用清洁工人去市民家里掏粪,然后将粪便卖给附近郊区用作肥料,被称为“力巴”的清洁工人成为社会最底层的受压迫者。
1915年出生在山东省齐河县赵官镇大胡庄的时传祥,因家乡遭遇灾荒,他15岁便逃荒流落到北京城郊,受生活所迫当了清洁工。
在粪霸手下掏粪的20年,他每天用粪勺挖、用粪罐提、用粪桶背粪便,然后推着破轱辘车从六部口到广安门,再到姚各庄、小井一带来回二三十里运送粪便。一年四季,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每天往返4趟,而工钱则少得可怜。
时传祥和伙伴们住的地方更是简陋,13个人跟一头驴睡在一起。即使这样的住所还时常呆不住,更多的时候得吃在马路上,睡在马路上,睡觉时头枕半块砖头。他的一条破棉裤补了又补,整整穿了8年。
苦点儿累点儿少挣点儿没什么,更让时传祥无法忍受的是这些粪霸几乎天天辱骂、殴打伙伴们,工钱也很少给够过。受尽欺凌的时传祥,没有一天不盼望跳出这污黑的粪坑。
除了粪霸的欺负,清洁工还被蔑称为“屎壳郎”。有一次,他给京城一个大律师家掏粪,干完后想讨口水喝,那家的阔太太竟然藏起了水瓢,盖严了水缸,让女佣人拿喂猫的盆子给他盛了一点水。
日伪统治时期,粪霸逼他去日本兵营掏粪。进门的时候,他因为双手推着轱辘车,无法给站岗的日本兵摘帽敬礼,被日本兵用枪托和皮靴打得遍体鳞伤。
日本投降后,城里又住了美国兵,他们开着吉普车在街道上横冲直撞,有一次竟故意撞翻了时传祥的粪车,撞伤了他的腿。
新中国成立之后,“力巴”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北京市建起了“粪污管理所”,将所有的粪道都纳入管理,清除了粪霸等恶势力。
1952年,时传祥加入了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继续从事城市清洁工作。此时,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体现对清洁工人劳动的尊重,不仅规定他们的工资高于别的行业,而且想办法减轻清洁工人的劳动强度。仅他所在的崇文区清洁队,就有了11辆汽车,清洁工人只需把粪掏好装上车,再由汽车送至郊外。
有一天,他照例左肩一只粪桶,右手一柄粪勺,穿梭在小胡同里。突然有人叫“同志!”确认是叫他后,他爽快地应了一声。就是这么一个崭新的称谓,让他激动,同时感到浑身充满使不完的劲儿。
从此以后,同样是掏粪、背粪桶、拉粪车,他感到不那么累了,也不那么臭了。干着干着,他竟把自己的工作量由原来每天背50桶粪,增加到每天70桶,最后达到93桶。
运输工具改善之后,时传祥合理计算工时,挖掘潜力,把过去7个人一班的大班,改为5个人一班的小班。他带领全班由过去每人每班背50桶增加到80桶。
管区内居民享受到了清洁优美的环境,而他背粪的右肩却被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因此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也赢得了很多荣誉。除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外,他还当选为崇文区人民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全国先进生产者“群英会”。
宁肯一人脏 换来万家净
翻身做了主人,时传祥头上不再是吞噬他灵魂和肉体的反动统治阶级,而是关心他、热爱他的党的领导;他面前不再是骄奢淫逸的剥削者的天堂,而是包括他在内的被解放了的亿万人民的首都,是中央领导居住的地方,是有着人民自己的工厂、商店和住宅的大街小巷。
能撂下这里不管吗?不能,必须让这个过去污秽的城市变成干净美丽的城市,必须让这里上百万劳动人民生活在清洁的环境里。所有这一切,让他下决心留下来,干下去,并且爱上这一行。
老北京平房多,老四合院里人口密度大,茅坑浅,粪便常常溢出来,气味非常难闻。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不声不响地找来砖头,把茅坑砌得高一些。
花市下四条胡同耿大爷家厕所墙倒了,砖块掉进厕坑。他二话不说,卷起袖子用手把砖一块块捞出来,用水冲干净,再把墙头垒好,把厕所清扫干净。
50年代,掏粪是纯体力活。背在肩上那半人多高的粪桶有10多公斤重,装满了粪便有50多公斤。时传祥每天掏完了再背,一天的总重量得有5吨。
解放后,他又掏了十七八年粪。期间,他几乎没有闲暇时间,稍有空闲就到处问问闻闻,走走看看。他对大街小巷、各院各户谁家有多少人,厕所什么样子都了如指掌。哪里粪该掏了,不用人来找,他就主动去。去了之后,不管坑外多烂,不管坑底多深,他都想方设法掏干扫净,并把掉进茅坑里的砖头瓦块,一块一块地拣出来。
有人问他是怎样做到不嫌脏的?他说:“屎吗,哪有不脏的?可咱要一人嫌脏,就会千人受脏,咱一人嫌臭,就会百家闻臭。俺脏脏一人,俺怕脏就得脏一街呀。想想这个,就不怕脏啦。”问他为什么不休息?他说:“不干好,人家不方便。”
1959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与时传祥的合影,对全国从事清洁工作的劳动者都是巨大的鼓舞。时传祥很受感动,他说:“我已经干了30年的清洁工,只要党需要,我还要再干它30年、60年!党需要我干到什么时候,我就干到什么时候。”
工作无贵贱劳动最光荣
新中国给了时传祥做人的尊严,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使他扬眉吐气,他对党充满感激。他用一颗朴实的心记住了这样一个通俗的道理:掏粪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是一项十分光荣的劳动,他要以身作则,以苦为乐,任劳任怨,满腔热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个终生在粪便行业劳动的人,在1959年10月26日出席了“全国群英会”。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接见了代表们。
刘少奇主席热情地握住他粗糙的手,询问工作情况之后勉励他说:“我们都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你当清洁工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的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刘少奇得知他没有文化时,还特意送给他一支钢笔,鼓励他好好学文化。
1959年时传祥与刘少奇握手后的第二天,“清洁工”时传祥的事迹传遍全国。为落实刘少奇同志“要提高服务行业社会地位”的指示,纠正社会上一些人看不起服务行业的偏见,北京市长彭真提出要亲自带队到崇文区清洁队参加背粪劳动。考虑到他64岁的年龄和繁忙的政务,副市长万里主动请缨。
在清洁队,时传祥手把手地教万里副市长怎样使用清洁工人的“三件宝”:粪桶、粪勺和吊斗;背粪桶怎样挎肩、怎样用力才站得起来;怎样走路才不洒不晃。得到“真传”的万里副市长入门很快,比较轻松地就背起了粪桶,和时传祥并肩走在大街上。时传祥赞扬道:“您背粪一开始就有个样子啦!”万里谦虚地说:“老时同志,我是你的第一大弟子嘛!”
这个消息报道后,北京兴起一股“义务掏粪热”。大中学校师生、作家、记者、演员等排队等着和他一起工作。当时,有个清华大学的女学生,因为等待同时传祥一起劳动的人太多,排不上号,就假冒是时传祥的干女儿,最终如愿和“干爹”一起掏粪。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侄子以及在北京参观访问的加拿大、英国、日本等代表团也纷纷前来拜访,大家都以与时传祥在一张饭桌上吃饭为荣。
1964年12月,时传祥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国庆,时传祥被推选为北京市观礼团副团长,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人民大会堂,为观礼团举行的国宴上,周恩来向时传祥敬了酒,朱德边给他夹菜边说:“老时,你是干重体力活的人,不会喝酒,可要多吃菜呀!”
荣誉和责任、感动与激动,使时传祥真正认识到了为人民服务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并发自内心地做好在一些人眼中认为是低贱的工作。这位在旧社会曾经被侮辱、被损害的“下等人”,彻底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偶像,朴实无华的人性光辉被放大,成为新中国精神道德大厦的基石,照耀着一代中国青年的前途。
1975年5月19日,时传祥在弥留之际把四个子女叫到身边,说了两句话。一是:“孩子们,我掏了一辈子大粪,被人看不起,但我对掏粪是有感情的。”二是:“我向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各行各业都需要有人接班,我唯一的一个愿望是你们接好我的班,这个班不是我个人的班,这是党和国家的班!”
时传祥之所以有这样的交待,是他看到社会虽然变了,但人们的传统观念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刚解放的时候,一些人认为自己当家做主了,再也不用干低贱伺候人的清洁工作。时传祥却认为,再脏再累的活也得有人去干,能以一人脏,换来万家净,这是十分光荣的。
当年,确实有些青年人不安心清洁工作,嫌清洁工丢人,总想转到工厂去。时传祥用朴实的话开导他们:“北京城如果一个月没有人去掏粪,粪便就会流得满大街都是。你也愿意上重工业,我也愿意上重工业,不行啊,总得有人清理粪便呀!”
基于“工作无贵贱,劳动最光荣”的理想,时家三代一直与环卫相守,并在环卫战线实践自己的理想。如果说从时家三代,代代有劳模,以及他们各自的奋斗轨迹中,人们可以找到久违的感动,那肯定是因为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依旧燃烧着理想主义的火种。
力巴变主人 贱民翻了身
解放前,北京城里家家户户大多是旱厕,一些黑势力称霸粪道,瓜分地盘,雇用清洁工人去市民家里掏粪,然后将粪便卖给附近郊区用作肥料,被称为“力巴”的清洁工人成为社会最底层的受压迫者。
1915年出生在山东省齐河县赵官镇大胡庄的时传祥,因家乡遭遇灾荒,他15岁便逃荒流落到北京城郊,受生活所迫当了清洁工。
在粪霸手下掏粪的20年,他每天用粪勺挖、用粪罐提、用粪桶背粪便,然后推着破轱辘车从六部口到广安门,再到姚各庄、小井一带来回二三十里运送粪便。一年四季,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每天往返4趟,而工钱则少得可怜。
时传祥和伙伴们住的地方更是简陋,13个人跟一头驴睡在一起。即使这样的住所还时常呆不住,更多的时候得吃在马路上,睡在马路上,睡觉时头枕半块砖头。他的一条破棉裤补了又补,整整穿了8年。
苦点儿累点儿少挣点儿没什么,更让时传祥无法忍受的是这些粪霸几乎天天辱骂、殴打伙伴们,工钱也很少给够过。受尽欺凌的时传祥,没有一天不盼望跳出这污黑的粪坑。
除了粪霸的欺负,清洁工还被蔑称为“屎壳郎”。有一次,他给京城一个大律师家掏粪,干完后想讨口水喝,那家的阔太太竟然藏起了水瓢,盖严了水缸,让女佣人拿喂猫的盆子给他盛了一点水。
日伪统治时期,粪霸逼他去日本兵营掏粪。进门的时候,他因为双手推着轱辘车,无法给站岗的日本兵摘帽敬礼,被日本兵用枪托和皮靴打得遍体鳞伤。
日本投降后,城里又住了美国兵,他们开着吉普车在街道上横冲直撞,有一次竟故意撞翻了时传祥的粪车,撞伤了他的腿。
新中国成立之后,“力巴”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北京市建起了“粪污管理所”,将所有的粪道都纳入管理,清除了粪霸等恶势力。
1952年,时传祥加入了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继续从事城市清洁工作。此时,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体现对清洁工人劳动的尊重,不仅规定他们的工资高于别的行业,而且想办法减轻清洁工人的劳动强度。仅他所在的崇文区清洁队,就有了11辆汽车,清洁工人只需把粪掏好装上车,再由汽车送至郊外。
有一天,他照例左肩一只粪桶,右手一柄粪勺,穿梭在小胡同里。突然有人叫“同志!”确认是叫他后,他爽快地应了一声。就是这么一个崭新的称谓,让他激动,同时感到浑身充满使不完的劲儿。
从此以后,同样是掏粪、背粪桶、拉粪车,他感到不那么累了,也不那么臭了。干着干着,他竟把自己的工作量由原来每天背50桶粪,增加到每天70桶,最后达到93桶。
运输工具改善之后,时传祥合理计算工时,挖掘潜力,把过去7个人一班的大班,改为5个人一班的小班。他带领全班由过去每人每班背50桶增加到80桶。
管区内居民享受到了清洁优美的环境,而他背粪的右肩却被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因此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也赢得了很多荣誉。除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外,他还当选为崇文区人民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全国先进生产者“群英会”。
宁肯一人脏 换来万家净
翻身做了主人,时传祥头上不再是吞噬他灵魂和肉体的反动统治阶级,而是关心他、热爱他的党的领导;他面前不再是骄奢淫逸的剥削者的天堂,而是包括他在内的被解放了的亿万人民的首都,是中央领导居住的地方,是有着人民自己的工厂、商店和住宅的大街小巷。
能撂下这里不管吗?不能,必须让这个过去污秽的城市变成干净美丽的城市,必须让这里上百万劳动人民生活在清洁的环境里。所有这一切,让他下决心留下来,干下去,并且爱上这一行。
老北京平房多,老四合院里人口密度大,茅坑浅,粪便常常溢出来,气味非常难闻。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不声不响地找来砖头,把茅坑砌得高一些。
花市下四条胡同耿大爷家厕所墙倒了,砖块掉进厕坑。他二话不说,卷起袖子用手把砖一块块捞出来,用水冲干净,再把墙头垒好,把厕所清扫干净。
50年代,掏粪是纯体力活。背在肩上那半人多高的粪桶有10多公斤重,装满了粪便有50多公斤。时传祥每天掏完了再背,一天的总重量得有5吨。
解放后,他又掏了十七八年粪。期间,他几乎没有闲暇时间,稍有空闲就到处问问闻闻,走走看看。他对大街小巷、各院各户谁家有多少人,厕所什么样子都了如指掌。哪里粪该掏了,不用人来找,他就主动去。去了之后,不管坑外多烂,不管坑底多深,他都想方设法掏干扫净,并把掉进茅坑里的砖头瓦块,一块一块地拣出来。
有人问他是怎样做到不嫌脏的?他说:“屎吗,哪有不脏的?可咱要一人嫌脏,就会千人受脏,咱一人嫌臭,就会百家闻臭。俺脏脏一人,俺怕脏就得脏一街呀。想想这个,就不怕脏啦。”问他为什么不休息?他说:“不干好,人家不方便。”
1959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与时传祥的合影,对全国从事清洁工作的劳动者都是巨大的鼓舞。时传祥很受感动,他说:“我已经干了30年的清洁工,只要党需要,我还要再干它30年、60年!党需要我干到什么时候,我就干到什么时候。”
工作无贵贱劳动最光荣
新中国给了时传祥做人的尊严,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使他扬眉吐气,他对党充满感激。他用一颗朴实的心记住了这样一个通俗的道理:掏粪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是一项十分光荣的劳动,他要以身作则,以苦为乐,任劳任怨,满腔热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个终生在粪便行业劳动的人,在1959年10月26日出席了“全国群英会”。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接见了代表们。
刘少奇主席热情地握住他粗糙的手,询问工作情况之后勉励他说:“我们都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你当清洁工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的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刘少奇得知他没有文化时,还特意送给他一支钢笔,鼓励他好好学文化。
1959年时传祥与刘少奇握手后的第二天,“清洁工”时传祥的事迹传遍全国。为落实刘少奇同志“要提高服务行业社会地位”的指示,纠正社会上一些人看不起服务行业的偏见,北京市长彭真提出要亲自带队到崇文区清洁队参加背粪劳动。考虑到他64岁的年龄和繁忙的政务,副市长万里主动请缨。
在清洁队,时传祥手把手地教万里副市长怎样使用清洁工人的“三件宝”:粪桶、粪勺和吊斗;背粪桶怎样挎肩、怎样用力才站得起来;怎样走路才不洒不晃。得到“真传”的万里副市长入门很快,比较轻松地就背起了粪桶,和时传祥并肩走在大街上。时传祥赞扬道:“您背粪一开始就有个样子啦!”万里谦虚地说:“老时同志,我是你的第一大弟子嘛!”
这个消息报道后,北京兴起一股“义务掏粪热”。大中学校师生、作家、记者、演员等排队等着和他一起工作。当时,有个清华大学的女学生,因为等待同时传祥一起劳动的人太多,排不上号,就假冒是时传祥的干女儿,最终如愿和“干爹”一起掏粪。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侄子以及在北京参观访问的加拿大、英国、日本等代表团也纷纷前来拜访,大家都以与时传祥在一张饭桌上吃饭为荣。
1964年12月,时传祥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国庆,时传祥被推选为北京市观礼团副团长,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人民大会堂,为观礼团举行的国宴上,周恩来向时传祥敬了酒,朱德边给他夹菜边说:“老时,你是干重体力活的人,不会喝酒,可要多吃菜呀!”
荣誉和责任、感动与激动,使时传祥真正认识到了为人民服务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并发自内心地做好在一些人眼中认为是低贱的工作。这位在旧社会曾经被侮辱、被损害的“下等人”,彻底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偶像,朴实无华的人性光辉被放大,成为新中国精神道德大厦的基石,照耀着一代中国青年的前途。
1975年5月19日,时传祥在弥留之际把四个子女叫到身边,说了两句话。一是:“孩子们,我掏了一辈子大粪,被人看不起,但我对掏粪是有感情的。”二是:“我向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各行各业都需要有人接班,我唯一的一个愿望是你们接好我的班,这个班不是我个人的班,这是党和国家的班!”
时传祥之所以有这样的交待,是他看到社会虽然变了,但人们的传统观念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刚解放的时候,一些人认为自己当家做主了,再也不用干低贱伺候人的清洁工作。时传祥却认为,再脏再累的活也得有人去干,能以一人脏,换来万家净,这是十分光荣的。
当年,确实有些青年人不安心清洁工作,嫌清洁工丢人,总想转到工厂去。时传祥用朴实的话开导他们:“北京城如果一个月没有人去掏粪,粪便就会流得满大街都是。你也愿意上重工业,我也愿意上重工业,不行啊,总得有人清理粪便呀!”
基于“工作无贵贱,劳动最光荣”的理想,时家三代一直与环卫相守,并在环卫战线实践自己的理想。如果说从时家三代,代代有劳模,以及他们各自的奋斗轨迹中,人们可以找到久违的感动,那肯定是因为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依旧燃烧着理想主义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