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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土文学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较为普遍的现象,是20世纪全球性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大碰撞所带来的文化上的裂变的产物,这里的“乡土”,不仅是指家乡、故土等地缘区域的概念,更是选取思想文化的视角,乡土在意涵上则涵盖了社会情感和文化心理的内容,表现为某种观念或情绪的原型 。试图探究在现行的语文教学中,对“五四”以来的现代白话文经典之作的解读,如何引发学生的深度思考,加深学生对国家历史,现实社会的深切感怀。
关键词:乡土小说;现代性;启蒙
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小说,以鲁迅为开风气的大师,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指出“……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鲁迅及一大批青年作家,如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许钦文、许杰、等形成了乡土小说的第一个创作高潮。如鲁迅的《孔乙己》、《风波》等对具有象征意义的未庄、鲁镇的乡民们麻木、封闭、病态的精神疾苦的揭示,王鲁彦的《柚子》,彭家煌的《活鬼》、台静农的《拜堂》、许钦文的《鼻涕阿二》等都是对乡间一幅幅荒诞场景的叙述。以现代性文化觉醒的眼光去审视乡村,从中发现乡村沉重的封建文化积淀。“发现其中的种种落后、愚黯、封闭、自欺……诸多同现代进程相悖谬的东西。”
然而在主流的启蒙反叛主题下又杂糅胶着另一种着眷恋与惶惑,如废名的小说《竹林的故事》、《浣衣母》、《桃园》等用冲淡、质朴的笔调对远古乡村风物人情一往情深的描摹,“竹林”的恬静,“桃园”的静谧,修筑绿水,小桥孤塔,“三姑娘”的清纯,“李妈”的慈爱,朴实宽厚的乡村人性显示出废名笔下乡土生活牧歌般的情趣,这种怀乡情趣的呈露,其实是对五四启蒙理性的淡淡的忧思,这是一种病理学式的启蒙,一味的批判,揭露而对如何构建新的民族文化思考的缺失,造成了破“旧”后长时间难以立“新”的严重后果,这种忧思所表现出的“文化选择”上的彷徨,正暗示着30年代乡土小说在思想内涵上的新转折,在封建的传统农业文明的批判中更看到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弊端。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表达了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题,但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真实的描绘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城市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表达了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意识,“如《林家铺子》写在封建主义与外国资本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小业主的没落命运;《春蚕》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中国农民的破产。这些作品虽然依然传达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理念,但也真实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底层人物的命运,展开了对于中国畸形资本主义的批判。” 突出表现为沈从文和老舍对“现代文明病”的省察,沈从文找到了供奉着自然、优美、健康的美好人性的湘西世界来暗示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对人性造成的异化和物化,达到他文化批判的目的,老舍则在他构筑的“市民世界”中,对传统落后文明的批判中,同时表现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非常审慎以至排斥的态度,揭露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个人主义带来的灾难。
老舍的《骆驼祥子》不止批判传统文明和落后国民性,更是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探讨,老舍说他写《骆驼祥子》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地狱是什么样子”。“这个‘地狱’是那个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道德沦落的社会,也是为金钱所腐蚀了的畸形的人伦关系。” 30年代的乡土小说对“现代文明病”沉痛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业文明的省察,让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期许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成果大感失望,在又一次形成对五四启蒙主义的工具理性精神质疑后的再回望中开启了对现代性中反思—超越层面的诉求,非理性的启蒙。
40年代的乡土小说在抗日救亡背景下发生了大逆转,乡土小说的政治文化色彩徒然加厚加浓,“不仅解放区小说以抒写政治风云展现政治信仰全新的价值观念作为显著特色,国统区乡土小说的揭露讽刺特色和沦陷区乡土小说的反抗意识及回顾情调,也都强烈地表现出政治文化色彩” ,现代性神话让位于国家乌托邦.历史在此迂回。重建民族自信心,尋找一条中国化的革命道路,建立一个东方式的民族乌托邦,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 如果说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中国族想象与中国现代性尚处于顺向同构关系,那么这一时期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广泛有效的介入与干预,乡土小说承载着沉重的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与中国现代性产生了矛盾,对现代性的态度也发生了逆转,而这一矛盾却是不可避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现代性是‘外发型’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出自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自然需要,而是在西方列强压迫下提出来的(外迫性);它不是来自中国本土文化传统,而是来自西方(外源性)。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开始了中国大陆文学的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又重新燃起了以“民主、科学”为内容的对于“现代化”的热切渴望。重建现代性的任务再次提出,此时期乡土小说的创作以1985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分别与现代性的启蒙理性层面和反思—超越层面形成了断裂后的又一次继承,“去文革化”、“去革命化”成为了80年代以至90年代乡土小说的创作倾向,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有了基本的一致性,二者的错位开始消除。
总之,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对现代性的迂回而曲折的表现,正是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的一个有力注脚,现代性不仅引发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古典文学的断裂,而且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变迁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因此若要成功的对“五四”以来的经典文学进行解读,乡土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必须提起注意。
参考文献
[1]杨匡汉主编:《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
[2]陈继会:《中国乡土小说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3]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4]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5]杨匡汉主编:《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3—114页。
[6]陈继会:《中国乡土小说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7]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44页。
[8]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3页。
[9]陈继会:《中国乡土小说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7页。
[10]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92页。
关键词:乡土小说;现代性;启蒙
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小说,以鲁迅为开风气的大师,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指出“……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鲁迅及一大批青年作家,如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许钦文、许杰、等形成了乡土小说的第一个创作高潮。如鲁迅的《孔乙己》、《风波》等对具有象征意义的未庄、鲁镇的乡民们麻木、封闭、病态的精神疾苦的揭示,王鲁彦的《柚子》,彭家煌的《活鬼》、台静农的《拜堂》、许钦文的《鼻涕阿二》等都是对乡间一幅幅荒诞场景的叙述。以现代性文化觉醒的眼光去审视乡村,从中发现乡村沉重的封建文化积淀。“发现其中的种种落后、愚黯、封闭、自欺……诸多同现代进程相悖谬的东西。”
然而在主流的启蒙反叛主题下又杂糅胶着另一种着眷恋与惶惑,如废名的小说《竹林的故事》、《浣衣母》、《桃园》等用冲淡、质朴的笔调对远古乡村风物人情一往情深的描摹,“竹林”的恬静,“桃园”的静谧,修筑绿水,小桥孤塔,“三姑娘”的清纯,“李妈”的慈爱,朴实宽厚的乡村人性显示出废名笔下乡土生活牧歌般的情趣,这种怀乡情趣的呈露,其实是对五四启蒙理性的淡淡的忧思,这是一种病理学式的启蒙,一味的批判,揭露而对如何构建新的民族文化思考的缺失,造成了破“旧”后长时间难以立“新”的严重后果,这种忧思所表现出的“文化选择”上的彷徨,正暗示着30年代乡土小说在思想内涵上的新转折,在封建的传统农业文明的批判中更看到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弊端。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表达了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题,但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真实的描绘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城市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表达了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意识,“如《林家铺子》写在封建主义与外国资本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小业主的没落命运;《春蚕》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中国农民的破产。这些作品虽然依然传达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理念,但也真实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底层人物的命运,展开了对于中国畸形资本主义的批判。” 突出表现为沈从文和老舍对“现代文明病”的省察,沈从文找到了供奉着自然、优美、健康的美好人性的湘西世界来暗示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对人性造成的异化和物化,达到他文化批判的目的,老舍则在他构筑的“市民世界”中,对传统落后文明的批判中,同时表现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非常审慎以至排斥的态度,揭露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个人主义带来的灾难。
老舍的《骆驼祥子》不止批判传统文明和落后国民性,更是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探讨,老舍说他写《骆驼祥子》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地狱是什么样子”。“这个‘地狱’是那个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道德沦落的社会,也是为金钱所腐蚀了的畸形的人伦关系。” 30年代的乡土小说对“现代文明病”沉痛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业文明的省察,让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期许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成果大感失望,在又一次形成对五四启蒙主义的工具理性精神质疑后的再回望中开启了对现代性中反思—超越层面的诉求,非理性的启蒙。
40年代的乡土小说在抗日救亡背景下发生了大逆转,乡土小说的政治文化色彩徒然加厚加浓,“不仅解放区小说以抒写政治风云展现政治信仰全新的价值观念作为显著特色,国统区乡土小说的揭露讽刺特色和沦陷区乡土小说的反抗意识及回顾情调,也都强烈地表现出政治文化色彩” ,现代性神话让位于国家乌托邦.历史在此迂回。重建民族自信心,尋找一条中国化的革命道路,建立一个东方式的民族乌托邦,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 如果说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中国族想象与中国现代性尚处于顺向同构关系,那么这一时期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广泛有效的介入与干预,乡土小说承载着沉重的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与中国现代性产生了矛盾,对现代性的态度也发生了逆转,而这一矛盾却是不可避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现代性是‘外发型’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出自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自然需要,而是在西方列强压迫下提出来的(外迫性);它不是来自中国本土文化传统,而是来自西方(外源性)。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开始了中国大陆文学的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又重新燃起了以“民主、科学”为内容的对于“现代化”的热切渴望。重建现代性的任务再次提出,此时期乡土小说的创作以1985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分别与现代性的启蒙理性层面和反思—超越层面形成了断裂后的又一次继承,“去文革化”、“去革命化”成为了80年代以至90年代乡土小说的创作倾向,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有了基本的一致性,二者的错位开始消除。
总之,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对现代性的迂回而曲折的表现,正是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的一个有力注脚,现代性不仅引发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古典文学的断裂,而且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变迁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因此若要成功的对“五四”以来的经典文学进行解读,乡土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必须提起注意。
参考文献
[1]杨匡汉主编:《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
[2]陈继会:《中国乡土小说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3]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4]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5]杨匡汉主编:《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3—114页。
[6]陈继会:《中国乡土小说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7]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44页。
[8]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3页。
[9]陈继会:《中国乡土小说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7页。
[10]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