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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我29岁，这一年我被党组织从公社党委二把手提拔为县委副书记、生产指挥部核心小组组长（当时没有县政府）。我没有把这个消息立即告诉母亲，她却从我村党支部书记杨洪春同志口中先知道了。
一个半月后，我下乡检查生产，顺便回家看望母亲。她见到我并没有多少喜容，而是郑重地、关心地问我：“你提这么快，有准备吗？能干好吗？”我回答母亲，没有思想准备，能不能干好我没保证。母亲说：“你进步我高兴，官当大了，我操心啊！二十几岁怎么能挑起这个担子。”我虽然不全理解母亲为我操什么心，但也猜到了七八分。
走的时候，母亲把我送到吉普车前，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为工作坐车不要紧，如果来家看我，不要坐车，还是骑着自行车来吧，年轻轻的也累不坏。”我完全明白母亲话里的深意，从此我和爱人回家看母亲都是骑自行车。
1976年8月上旬，学校暑假期间，我带领全县万名高中以上的学生在牙山搞完造林会战后，想回家看望母亲。记起母亲的要求，便和李明生秘书步行翻山越岭走了整整一上午，下午一点半才到家，母亲既欣慰又心疼，特意给我们做了一个西红柿鸡蛋酸辣汤。
我没有辜负党组织的培养，在工作上没让母亲为我操心。我们在时任栖霞县委书记陈永义以身作则、一身正气的带领下，一班人同心同德，把县里的各项工作都做到了烟台地区十八县的前列。
我当时虽然在党内排位是最后一名书记，但我深知生产指挥部就是“文革”前的县政府，地委和县委实际上是把我放在了二把手位置，与其说这是对我的信任，不如说是对我的考验。耳边经常响起母亲“能干好吗”这句警语，我下决心老老实实做人，兢兢業业工作。
当时我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家中里里外外全压到爱人身上，我骑着车子一下去就是十几天。陈永义同志和我们一起带领全县人民，顶住干扰，敢想敢干，粮食“过长江”，农业学大寨，搞多种经营，县属工业、县级财政都在烟台地区遥遥领先，工业生产被地委领导称赞为“山沟飞出金凤凰”。在1977年3月全国林业水产大会上，李先念同志把“林业先进单位”的奖颁发给了我。栖霞当时的工作成绩是有据可查的。
你可以想象，当时我这位对党的事业忠心支持的母亲，从广播喇叭里听到这些消息是多么的高兴。
但让母亲操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78年底，省委下了一道命令：凡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前提拔的县、市、厅级年轻干部，原则上一律免职重新到基层锻炼。我被免职调到牟平观水公社任党委书记。这一阵急风确实把我吹懵了，满腔的工作热情一下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是省委组织部和地委县委多次考察选拔出来的；“文革”没有严重错误，而且一直是参加“三支两军”解放军的红人；在官道公社工作五年的成绩是大家共认的；在县里的工作成绩也有目共睹。我有些迷惘，而且头脑不那么冷静了。
我带着沉重的心情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板着面孔详细询问：有没有吃私和贪污？有没有做让老百姓不高兴的事？有没有打人骂人逼死人？有没有作风问题？有没有和陈书记以及其他同志不团结？有没有自高自大……看得出来，母亲关心的不是我的职务高低问题，而是担心我犯了什么错误隐瞒着她。
母亲问得很多很多，我看到她脸上不时流露出愁惑的表情。所有问题，我都确切地回答了母亲——没有。我安慰母亲，全省不光我自己，有相当一批人和我一样被免职。而且我还告诉母亲，地委在让我到牟平工作时，特意给牟平县委做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交代：给我选一个人口不大也不小，经济条件不好也不差，离老家不近也不远的公社。观水公社和栖霞接界，就是这“三不”的理想地。
母亲听后，就有些放心了。晚饭后，母亲又和我谈了好长时间，也用宽慰的口吻说：“人呐，首先要知足。知足才能长乐，能忍才能心安。你6岁就没有爹，我把你拉把成人，共产党又把你提到县委副书记，这已经够好的了。我从来没有嫌你官小，你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很眼馋邮电局的送信员，那时我想，你能当个送信员我就满足了。人跌倒了能爬起来才是好样的，再说，党还让你继续干公社书记，咱村四百多户，有几个干党委书记的？眼前就你自己。不要对领导有意见，不能对党耍脾气。我琢磨，这也是对你的一次考验。官多大是大，公社党委书记干好了照样有出息。你们搬家后，我去给你们料理家务。”多么简朴明白的道理啊！我一下子心平气顺了。
我搬家的时候，母亲亲眼看到县委大厅口东西一百多米站满了欢送的机关干部，街南站满了含泪欢送的干部家属和兄弟姐妹，我孩子的老师也赶来相送，时任县委书记闫善本同志带领一班人把我送上吉普车。看到这一切，母亲全明白了，也放心了。
我在观水公社仅仅工作了一年，1980年春天，烟台地委明确指示，把我调到城关镇（即后来的宁海镇）任党委书记。我在观水公社的那一年，母亲在那里住了大半年，她精心照料家庭，细心抚养她的三个孙子，和我爱人和睦相处，支持我的工作。一转眼30多年过去了，我在观水公社留下的，那里的老百姓直到现在还用心里那杆公平的秤杆子称量着。
1980年，我已经34岁了。当时我想，母亲含辛茹苦把我养大，送到党的怀抱里也15个年头了，我不能再无为地躺在母亲的怀抱里享受她那纯粹感情对我的无限恩赐了。在栖霞，事业上没有做出令母亲高兴的辉煌业绩，我就被组织免职调离了；在观水公社，本来想干一番大事业让母亲感到宽慰，但仅工作了一年；这次到城关公社去工作，我一定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城关公社（1984年改宁海镇，以下称宁海镇）是牟平县的政治、经济、商业文化中心，人多地少。从地理位置上讲，它西靠烟台、东临威海（威海当时还没有从烟台分出去），是烟威的必经之路。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已经一年多了，确定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宁海镇这个舞台完全可以成为我“无工不富”的尝试地，当年栖霞的财政之所以遥遥领先于周围几个县，就是我们一班人狠抓了工业立县的发展思路。 经过三个多月的深入调查，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一致认为：宁海镇的农业已经没有更大的发展余地，要把这个古老硬化的板块变成柔软而富有弹性的经济大镇，必须走工业立镇的路子。
当年7月8日，我把宁海镇发展的八条措施向县委书记刘忠孝同志作了详细汇报，得到了他全面的认可。7月20日，他让我在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上做了两个小时的长篇发言。
那时候，计划经济还千里冰封地笼罩着中国大地，短缺经济的买方市场已经向票证供应的陈旧计划体制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我紧紧抓住西关和新牟这两个村发展村办工业典型，然后在宁海镇65个村子，大张旗鼓地推进了工业化大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经过广泛的党内外群众路线的推荐、选拔，调整了36个支部书记。
机遇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而对那些抓不住机遇的人又是不平等的。在那个商品奇缺的时代，令人感到神奇而惊异的是，不管上什么工業项目都能挣钱，大上挣大钱、小上挣小钱、不上不挣钱。到1980年年底，42个村办起了服装厂，26个村办起了机械加工厂，18个村办起了汽车修配厂，17个村拉起了建筑队，食品厂、氧气厂、木材加工厂、玩具厂如雨后春笋出现，村办企业像喷泉一样涌出来，宁海镇的工业很快成了燎原之势。
到当年年底，生产总值从1979年的1751万元，猛增到5132万元。税收也逐年增长，1979年才17万元，1980年增到54万元，1981年增到103万元，1982年增到256万元，1983年突破1100万元，到1987年全县财政总收入7000万元时，宁海镇的财政贡献达到4200万，占据了全县一半多的数量，相当于全县其他17个乡镇和县办工业对财政贡献的总和。1989年宁海镇被国家民政部评为全国第一镇，授予“大地杯”最高奖。
1986年，时任省委副书记兼济南市委书记姜春云同志到宁海镇调研，听了我关于农村支部书记选人的“火车头改型”工程的汇报，十分高兴和赞成。
我在牟平工作的10年，可以说是我一生工作的辉煌期。这10年，母亲大部分时间都和我住在一起。她从照片中看到华国锋（1981年）、胡耀邦（1984年）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宁海视察的照片，看到万里、温家宝等三十几位国家领导人与我的合影，听一位同志讲过全省乡镇党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几乎都来宁海参观学习过，知道全世界各国驻华大使馆的大使和参赞都来考察过，亲身经历了我被组织重新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后又当了县长、县委书记这个全过程，很欣慰。
1989年春，我被党组织选拔到省农委任副主任，从感情上讲，母亲舍不得我离开她，但从政治需要上说，她知道我必须离开她。离别的时候，母亲没有掉泪，而是流露出一种充满期望的微笑，笑得那么深情。
从母亲的微笑中，我领悟到，我是她的争气儿子，又是党的忠诚儿子。在我革命人生道路上，我的进步在母亲看来是党对我信任的印证，她高兴的不是我的官位，而是党对我的信任程度。可以说，她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制度那颗纯粹的心，全部凝聚在对我进步的监督上。
（未完待续）
一个半月后，我下乡检查生产，顺便回家看望母亲。她见到我并没有多少喜容，而是郑重地、关心地问我：“你提这么快，有准备吗？能干好吗？”我回答母亲，没有思想准备，能不能干好我没保证。母亲说：“你进步我高兴，官当大了，我操心啊！二十几岁怎么能挑起这个担子。”我虽然不全理解母亲为我操什么心，但也猜到了七八分。
走的时候，母亲把我送到吉普车前，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为工作坐车不要紧，如果来家看我，不要坐车，还是骑着自行车来吧，年轻轻的也累不坏。”我完全明白母亲话里的深意，从此我和爱人回家看母亲都是骑自行车。
1976年8月上旬，学校暑假期间，我带领全县万名高中以上的学生在牙山搞完造林会战后，想回家看望母亲。记起母亲的要求，便和李明生秘书步行翻山越岭走了整整一上午，下午一点半才到家，母亲既欣慰又心疼，特意给我们做了一个西红柿鸡蛋酸辣汤。
我没有辜负党组织的培养，在工作上没让母亲为我操心。我们在时任栖霞县委书记陈永义以身作则、一身正气的带领下，一班人同心同德，把县里的各项工作都做到了烟台地区十八县的前列。
我当时虽然在党内排位是最后一名书记，但我深知生产指挥部就是“文革”前的县政府，地委和县委实际上是把我放在了二把手位置，与其说这是对我的信任，不如说是对我的考验。耳边经常响起母亲“能干好吗”这句警语，我下决心老老实实做人，兢兢業业工作。
当时我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家中里里外外全压到爱人身上，我骑着车子一下去就是十几天。陈永义同志和我们一起带领全县人民，顶住干扰，敢想敢干，粮食“过长江”，农业学大寨，搞多种经营，县属工业、县级财政都在烟台地区遥遥领先，工业生产被地委领导称赞为“山沟飞出金凤凰”。在1977年3月全国林业水产大会上，李先念同志把“林业先进单位”的奖颁发给了我。栖霞当时的工作成绩是有据可查的。
你可以想象，当时我这位对党的事业忠心支持的母亲，从广播喇叭里听到这些消息是多么的高兴。
但让母亲操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78年底，省委下了一道命令：凡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前提拔的县、市、厅级年轻干部，原则上一律免职重新到基层锻炼。我被免职调到牟平观水公社任党委书记。这一阵急风确实把我吹懵了，满腔的工作热情一下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是省委组织部和地委县委多次考察选拔出来的；“文革”没有严重错误，而且一直是参加“三支两军”解放军的红人；在官道公社工作五年的成绩是大家共认的；在县里的工作成绩也有目共睹。我有些迷惘，而且头脑不那么冷静了。
我带着沉重的心情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板着面孔详细询问：有没有吃私和贪污？有没有做让老百姓不高兴的事？有没有打人骂人逼死人？有没有作风问题？有没有和陈书记以及其他同志不团结？有没有自高自大……看得出来，母亲关心的不是我的职务高低问题，而是担心我犯了什么错误隐瞒着她。
母亲问得很多很多，我看到她脸上不时流露出愁惑的表情。所有问题，我都确切地回答了母亲——没有。我安慰母亲，全省不光我自己，有相当一批人和我一样被免职。而且我还告诉母亲，地委在让我到牟平工作时，特意给牟平县委做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交代：给我选一个人口不大也不小，经济条件不好也不差，离老家不近也不远的公社。观水公社和栖霞接界，就是这“三不”的理想地。
母亲听后，就有些放心了。晚饭后，母亲又和我谈了好长时间，也用宽慰的口吻说：“人呐，首先要知足。知足才能长乐，能忍才能心安。你6岁就没有爹，我把你拉把成人，共产党又把你提到县委副书记，这已经够好的了。我从来没有嫌你官小，你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很眼馋邮电局的送信员，那时我想，你能当个送信员我就满足了。人跌倒了能爬起来才是好样的，再说，党还让你继续干公社书记，咱村四百多户，有几个干党委书记的？眼前就你自己。不要对领导有意见，不能对党耍脾气。我琢磨，这也是对你的一次考验。官多大是大，公社党委书记干好了照样有出息。你们搬家后，我去给你们料理家务。”多么简朴明白的道理啊！我一下子心平气顺了。
我搬家的时候，母亲亲眼看到县委大厅口东西一百多米站满了欢送的机关干部，街南站满了含泪欢送的干部家属和兄弟姐妹，我孩子的老师也赶来相送，时任县委书记闫善本同志带领一班人把我送上吉普车。看到这一切，母亲全明白了，也放心了。
我在观水公社仅仅工作了一年，1980年春天，烟台地委明确指示，把我调到城关镇（即后来的宁海镇）任党委书记。我在观水公社的那一年，母亲在那里住了大半年，她精心照料家庭，细心抚养她的三个孙子，和我爱人和睦相处，支持我的工作。一转眼30多年过去了，我在观水公社留下的，那里的老百姓直到现在还用心里那杆公平的秤杆子称量着。
1980年，我已经34岁了。当时我想，母亲含辛茹苦把我养大，送到党的怀抱里也15个年头了，我不能再无为地躺在母亲的怀抱里享受她那纯粹感情对我的无限恩赐了。在栖霞，事业上没有做出令母亲高兴的辉煌业绩，我就被组织免职调离了；在观水公社，本来想干一番大事业让母亲感到宽慰，但仅工作了一年；这次到城关公社去工作，我一定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城关公社（1984年改宁海镇，以下称宁海镇）是牟平县的政治、经济、商业文化中心，人多地少。从地理位置上讲，它西靠烟台、东临威海（威海当时还没有从烟台分出去），是烟威的必经之路。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已经一年多了，确定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宁海镇这个舞台完全可以成为我“无工不富”的尝试地，当年栖霞的财政之所以遥遥领先于周围几个县，就是我们一班人狠抓了工业立县的发展思路。 经过三个多月的深入调查，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一致认为：宁海镇的农业已经没有更大的发展余地，要把这个古老硬化的板块变成柔软而富有弹性的经济大镇，必须走工业立镇的路子。
当年7月8日，我把宁海镇发展的八条措施向县委书记刘忠孝同志作了详细汇报，得到了他全面的认可。7月20日，他让我在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上做了两个小时的长篇发言。
那时候，计划经济还千里冰封地笼罩着中国大地，短缺经济的买方市场已经向票证供应的陈旧计划体制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我紧紧抓住西关和新牟这两个村发展村办工业典型，然后在宁海镇65个村子，大张旗鼓地推进了工业化大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经过广泛的党内外群众路线的推荐、选拔，调整了36个支部书记。
机遇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而对那些抓不住机遇的人又是不平等的。在那个商品奇缺的时代，令人感到神奇而惊异的是，不管上什么工業项目都能挣钱，大上挣大钱、小上挣小钱、不上不挣钱。到1980年年底，42个村办起了服装厂，26个村办起了机械加工厂，18个村办起了汽车修配厂，17个村拉起了建筑队，食品厂、氧气厂、木材加工厂、玩具厂如雨后春笋出现，村办企业像喷泉一样涌出来，宁海镇的工业很快成了燎原之势。
到当年年底，生产总值从1979年的1751万元，猛增到5132万元。税收也逐年增长，1979年才17万元，1980年增到54万元，1981年增到103万元，1982年增到256万元，1983年突破1100万元，到1987年全县财政总收入7000万元时，宁海镇的财政贡献达到4200万，占据了全县一半多的数量，相当于全县其他17个乡镇和县办工业对财政贡献的总和。1989年宁海镇被国家民政部评为全国第一镇，授予“大地杯”最高奖。
1986年，时任省委副书记兼济南市委书记姜春云同志到宁海镇调研，听了我关于农村支部书记选人的“火车头改型”工程的汇报，十分高兴和赞成。
我在牟平工作的10年，可以说是我一生工作的辉煌期。这10年，母亲大部分时间都和我住在一起。她从照片中看到华国锋（1981年）、胡耀邦（1984年）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宁海视察的照片，看到万里、温家宝等三十几位国家领导人与我的合影，听一位同志讲过全省乡镇党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几乎都来宁海参观学习过，知道全世界各国驻华大使馆的大使和参赞都来考察过，亲身经历了我被组织重新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后又当了县长、县委书记这个全过程，很欣慰。
1989年春，我被党组织选拔到省农委任副主任，从感情上讲，母亲舍不得我离开她，但从政治需要上说，她知道我必须离开她。离别的时候，母亲没有掉泪，而是流露出一种充满期望的微笑，笑得那么深情。
从母亲的微笑中，我领悟到，我是她的争气儿子，又是党的忠诚儿子。在我革命人生道路上，我的进步在母亲看来是党对我信任的印证，她高兴的不是我的官位，而是党对我的信任程度。可以说，她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制度那颗纯粹的心，全部凝聚在对我进步的监督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