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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将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在此之前，中国的器官移植法治化，尤其是针对死囚的器官使用问题，一直以来是社会热议的焦点。
2014年12月3日，由中国医院协会主办，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云南省卫生计生委等单位共同支持的“2014年中国OPO联盟研讨会”在昆明举行。该研讨会上，原卫生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黄洁夫透露，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将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器官移植使用公民器官捐献。
据了解，这是第一次由高级官方机构负责人明确停用死囚器官的时间表。
600家医疗机构参与的乱局
一份由一万余人参与的调查显示，在死后是否愿意捐献器官的问题上，34%的人表示愿意;66%的人则表示不愿意。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陈忠华曾透露，从2003年到2009年8月，中国内地仅有130位公民逝世后成功捐献器官。在2014年中国器官移植大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3年三年的时间内，公民死后捐献器官的数量为1448例。
民间机构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每年有150万名患者需要通过器官移植来拯救生命，以此计算，每年可供移植的器官数量还不足百分之一。黄洁夫则透露，中国每年急需器官移植的病例约为30万，每年器官移植手术却仅为1万余例，其比例也仅是三十分之一。
现阶段我国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仅约百万分之零点六，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而西班牙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为百万分之三十七，是中国的将近62倍。
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何在？黄洁夫认为主要由两种原因造成，其一是传统思想导致人们对器官捐献热度不高;其二，是人们对于器官捐献是否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忧虑。后一种原因是最主要的原因。
人们的忧虑来源于器官移植的乱局。在器官移植领域不仅仅存在着大量“黑市”交易，即使在正规医疗机构，借此非法牟利的现象也不在少数。黄洁夫曾在国内公认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撰文称，“在2007年以前，有超过600家医疗机构从事器官移植，这种局面非常混乱，因为受经济利益驱使，发生了许多不法行为和不符合标准的器官移植”。
昆明研讨会上，黄洁夫也表示，在器官资源短缺，供求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无偿捐赠的器官如何公正、公平地分配到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而不完全由医院、医生决定甚至被非法器官中介用来牟利，成为有意捐献者最担心的问题之一。
在这种乱局之下更为严重的现象是对死囚器官的使用问题。在《在摸索中前行的中国器官捐赠》的文章中，黄洁夫透露，在中国，约有65%的器官来源于逝者，这其中超过九成来自死囚。
使用死囚捐献器官是对人的不尊重
黄洁夫回忆说，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的裘法祖教授，在去世前的一个星期曾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领导中国的器官移植，摆脱依赖死囚器官现状，希望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务工作者，能够光明正大地用公民捐献的器官。
黄洁夫说，医生本是救死扶伤的职业，但面对从死囚身上取器官，他认为这种行为没有做到对捐献者表达出应有的尊重和敬畏，“心情很尴尬”。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的卫生高层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当时，黄洁夫已是原卫生部的副部长。在那次会议上，面对西方国家代表的攻击和质疑，黄洁夫坦承中国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主要来源的事实，这是中国首次就这一问题向国际社会正面回应，也是首次表明了中国将推进移植事业改革的决心。
当时，黄洁夫作出这个表态也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他说，当时卫生部里很多副部长级别的领导、好朋友都说，黄洁夫的副部长之职很快就要被免了，“你这个官可能做不成了，乌纱帽要掉了。”
然而，他的表态却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最高领导的坚决支持。
承认是转变的开始。2006年，卫生部出台了监管移植医疗服务的法规，并发表了著名的“广州宣言”，向世界表明了我国移植界改革的决心。2007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使中国人体器官移植工作开始走向法制化轨道。通过严格的技术准入规定，卫生部将原来的600多家移植医院减少至169家。
2007年出台的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不规范的移植加强了监管。2010年，最高法颁布的刑罚修正案增加了“器官买卖罪”，打击器官买卖的罪行，司法与相关部门也共同制定了严格的死囚器官捐献与获取的有关规定。
中国器官移植进一步法制化
种种乱象逼迫中国器官移植进一步法制化。而在法制化的进程中，停止使用死囚器官，成为必须要迈过去的坎。2013年11月2日，中华医学会在杭州召开的器官移植大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颁布了“杭州决议”，决议提出中国将取消对死囚器官的依赖。这在世界移植界引起很大反響。2014年3月1日，由国家卫计委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领导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成立。这一组织对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的管理工作进行顶层设计。黄洁夫任委员会主任。9个月之后，黄洁夫发出全面停用死囚器官的声音，全面贯彻落实杭州决议。
纵然法制化轨道走得艰难，但是，很多人都认为，相对于人的改变，写在纸上的法律反而简单。作为世界上器官捐献率较低的国家之一，单纯依靠公民器官捐献能否满足庞大的需求？
黄洁夫认为，停用死囚器官以后，我国的器官移植量可能反而会大大增加。因为从国家近年来在广州、武汉等地的随机民众调查显示，有34%的民众有意愿捐献器官。而这一比例在英国也不过只有45%。
尽管黄洁夫对公民捐献保持乐观态度，但是，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的完善远非停用死囚器官一项。长期以来，无论是器官的来源还是分配，都处于不透明的状态，甚至还有人制造某个死刑犯的器官直接移植给某个人的谣言。那么，如何让中国的器官捐献更加阳光化、规范化和法治化？
黄洁夫表示，未来器官分配必须强制性使用电脑分配，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他希望，民众可以在公开、透明、阳光的环境下进行器官捐献，用救人的高尚行为向生命表达敬畏之情。他坚信，未来3到5年，中国会成为世界上器官移植第一大国。
（《第一财经日报》 2014.12.4 澎拜新闻 2015.1.13）
2014年12月3日，由中国医院协会主办，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云南省卫生计生委等单位共同支持的“2014年中国OPO联盟研讨会”在昆明举行。该研讨会上，原卫生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黄洁夫透露，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将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器官移植使用公民器官捐献。
据了解，这是第一次由高级官方机构负责人明确停用死囚器官的时间表。
600家医疗机构参与的乱局
一份由一万余人参与的调查显示，在死后是否愿意捐献器官的问题上，34%的人表示愿意;66%的人则表示不愿意。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陈忠华曾透露，从2003年到2009年8月，中国内地仅有130位公民逝世后成功捐献器官。在2014年中国器官移植大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3年三年的时间内，公民死后捐献器官的数量为1448例。
民间机构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每年有150万名患者需要通过器官移植来拯救生命，以此计算，每年可供移植的器官数量还不足百分之一。黄洁夫则透露，中国每年急需器官移植的病例约为30万，每年器官移植手术却仅为1万余例，其比例也仅是三十分之一。
现阶段我国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仅约百万分之零点六，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而西班牙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为百万分之三十七，是中国的将近62倍。
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何在？黄洁夫认为主要由两种原因造成，其一是传统思想导致人们对器官捐献热度不高;其二，是人们对于器官捐献是否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忧虑。后一种原因是最主要的原因。
人们的忧虑来源于器官移植的乱局。在器官移植领域不仅仅存在着大量“黑市”交易，即使在正规医疗机构，借此非法牟利的现象也不在少数。黄洁夫曾在国内公认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撰文称，“在2007年以前，有超过600家医疗机构从事器官移植，这种局面非常混乱，因为受经济利益驱使，发生了许多不法行为和不符合标准的器官移植”。
昆明研讨会上，黄洁夫也表示，在器官资源短缺，供求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无偿捐赠的器官如何公正、公平地分配到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而不完全由医院、医生决定甚至被非法器官中介用来牟利，成为有意捐献者最担心的问题之一。
在这种乱局之下更为严重的现象是对死囚器官的使用问题。在《在摸索中前行的中国器官捐赠》的文章中，黄洁夫透露，在中国，约有65%的器官来源于逝者，这其中超过九成来自死囚。
使用死囚捐献器官是对人的不尊重
黄洁夫回忆说，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的裘法祖教授，在去世前的一个星期曾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领导中国的器官移植，摆脱依赖死囚器官现状，希望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务工作者，能够光明正大地用公民捐献的器官。
黄洁夫说，医生本是救死扶伤的职业，但面对从死囚身上取器官，他认为这种行为没有做到对捐献者表达出应有的尊重和敬畏，“心情很尴尬”。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的卫生高层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当时，黄洁夫已是原卫生部的副部长。在那次会议上，面对西方国家代表的攻击和质疑，黄洁夫坦承中国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主要来源的事实，这是中国首次就这一问题向国际社会正面回应，也是首次表明了中国将推进移植事业改革的决心。
当时，黄洁夫作出这个表态也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他说，当时卫生部里很多副部长级别的领导、好朋友都说，黄洁夫的副部长之职很快就要被免了，“你这个官可能做不成了，乌纱帽要掉了。”
然而，他的表态却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最高领导的坚决支持。
承认是转变的开始。2006年，卫生部出台了监管移植医疗服务的法规，并发表了著名的“广州宣言”，向世界表明了我国移植界改革的决心。2007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使中国人体器官移植工作开始走向法制化轨道。通过严格的技术准入规定，卫生部将原来的600多家移植医院减少至169家。
2007年出台的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不规范的移植加强了监管。2010年，最高法颁布的刑罚修正案增加了“器官买卖罪”，打击器官买卖的罪行，司法与相关部门也共同制定了严格的死囚器官捐献与获取的有关规定。
中国器官移植进一步法制化
种种乱象逼迫中国器官移植进一步法制化。而在法制化的进程中，停止使用死囚器官，成为必须要迈过去的坎。2013年11月2日，中华医学会在杭州召开的器官移植大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颁布了“杭州决议”，决议提出中国将取消对死囚器官的依赖。这在世界移植界引起很大反響。2014年3月1日，由国家卫计委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领导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成立。这一组织对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的管理工作进行顶层设计。黄洁夫任委员会主任。9个月之后，黄洁夫发出全面停用死囚器官的声音，全面贯彻落实杭州决议。
纵然法制化轨道走得艰难，但是，很多人都认为，相对于人的改变，写在纸上的法律反而简单。作为世界上器官捐献率较低的国家之一，单纯依靠公民器官捐献能否满足庞大的需求？
黄洁夫认为，停用死囚器官以后，我国的器官移植量可能反而会大大增加。因为从国家近年来在广州、武汉等地的随机民众调查显示，有34%的民众有意愿捐献器官。而这一比例在英国也不过只有45%。
尽管黄洁夫对公民捐献保持乐观态度，但是，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的完善远非停用死囚器官一项。长期以来，无论是器官的来源还是分配，都处于不透明的状态，甚至还有人制造某个死刑犯的器官直接移植给某个人的谣言。那么，如何让中国的器官捐献更加阳光化、规范化和法治化？
黄洁夫表示，未来器官分配必须强制性使用电脑分配，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他希望，民众可以在公开、透明、阳光的环境下进行器官捐献，用救人的高尚行为向生命表达敬畏之情。他坚信，未来3到5年，中国会成为世界上器官移植第一大国。
（《第一财经日报》 2014.12.4 澎拜新闻 2015.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