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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泰戈尔以文化使者的身份出访了许多国家，走到哪里，都掀起一股“泰戈尔热”。泰戈尔对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影响有目共睹。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不少类似《园丁集》《新月集》《飞鸟集》的小诗。徐志摩曾说：“在新诗界，除了几位最有名的神形毕肖的泰戈尔的私淑弟子外，十首作品里至少有八九首是受他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下面，就让我们看看泰戈尔有哪些著名的中国粉丝吧！
徐志摩——给偶像疯狂打Call
20世纪20年代中国诗坛著名的“新月派”的“新月”二字便取自泰戈尔的《新月集》，身为“新月派”盟主的徐志摩与泰戈尔有一段深厚的友谊。1924年泰戈尔应邀访华，徐志摩担任泰戈尔的随身翻译，陪同他游历中国。泰戈尔在中国的访问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但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为此，徐志摩特地在北京真光剧场发表演说，呼吁广大青年不要误解泰戈尔，为远道而来“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中断千余年的桥梁”的泰戈尔正名。演说中，徐志摩对泰戈尔的崇敬溢于言表：
他的人格我们只能到历史，上去搜寻比拟，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永远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他的无边际的想象与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特曼;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忍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像的米开朗琪罗;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歌德;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摸，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主的心像;他的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匹克山顶的大神。
泰戈尔与徐志摩成了忘年交，泰戈尔给徐志摩起了个印度名字“索思玛”，徐志摩则亲切地称泰戈尔“老戈爹”。
中国之行结束后，徐志摩还专门陪同他到日本讲学。泰戈尔与徐志摩告别时依依不舍，对徐志摩说“我把心落在中国了”。后来，两人保持着书信往来，泰戈尔出国讲学时，两次途经上海，都住在徐志摩的家中，而徐志摩从欧洲回国途经印度，也专程前去拜访泰戈尔。
冰心：
——“中国最善学泰戈尔”的女作家
闻一多称冰心是“中国最善学泰戈尔”的女作家。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出版后，当时的中国诗坛上便出现了许多随感式的小诗，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冰心的《繁星》和《春水》。冰心也曾表示，自己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冰心八十寿辰当天，有人问她是如何成为诗人的，她回答说：
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写诗，只是上课的时候，想起什么就在笔记本上歪歪斜斜地写上几句。后来看了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那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学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有的有背景，有的没背景，也偶尔借以骂人。后来写得多了，我自己把它们整理成集，选了头两个字“繁星”，作为集名。
《繁星》《春水》里许多带有哲理意味、晶莹清丽的小诗，赢得不少人的喜爱，辗转模仿的很多。这种在当时诗坛上风靡一时的小诗，正如郑振铎在《飞鸟集》初版序中所说：“它们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的。”
此外，季羡林还总结道，泰戈尔诗中对儿童的关心和爱护“对中国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一些中国作家开始关心儿童文艺，写了一些给儿童看的文学作品，《寄小读者》一类的书也陆续诞生了。可以说，泰戈尔促使中国儿童文艺走进了一个新时代。
郑振锋
——泰戈尔研究会会长
最早将泰戈尔的诗翻译成中文并介绍给大众的是陈独秀和刘半农，但最早开始系统翻译泰戈尔诗歌的是郑振铎，他的翻译数量最多，而且影响最大。一个春天的晚上，许地山来到郑振铎的住处，向他说起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是如何令人沉醉。几天后，许地山便送给他一本泰戈尔诗选。郑振铎匆匆一翻，便被《新月集》里的几首诗打动了。几天后，许地山又送来一本《新月集》，并且鼓励郑振铎用“新妍流露”的文字把它翻译出来。后来，郑振铎在译者序中坦陈自己对《新月集》的热爱：
我喜欢《新月集》，如我之喜欢安徒生的童话。安徒生的文字美丽而富有诗趣，他有一种不可测的魔力，能把我们从忙扰的人世间带到美丽和平的花的世界、虫的世界、人鱼的世界里去;能使我们忘了一切艰苦的境遇，随了他走进有静的方池的绿水、有美的挂在黄昏的天空的雨后弧虹等等的天国里去。《新月集》也具有这种不可测的魔力。它把我们从怀疑贪望的成人的世界，带到秀嫩天真的兒童的新月之国里去。我们忙着费时间在计算数字，它却能使我们重又回到坐在泥土里以枯枝断梗为戏的时代;我们忙着入海采珠，掘寻金，它却能使我们在心里重温着在海滨以贝壳为餐具，以落叶为舟，以绿草的露点为圆珠的儿童的梦。总之，我们只要一翻开它来，便立刻如得到两只有魔术的翼膀，可以使自己从现实的苦闷的境地里飞翔到美静天真的儿童国里去。
除了翻译，郑振铎还发起了泰戈尔研究会。1922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泰戈尔传》，这是我国最早介绍泰戈尔生平和创作概况的文章。郑振铎的一些诗歌理论和思想也深受泰戈尔的影响。关于泰戈尔，他总结道：“我们所以爱他，就是因为他是不拒绝生命，而能说出生命之本身的。”
徐志摩——给偶像疯狂打Call
20世纪20年代中国诗坛著名的“新月派”的“新月”二字便取自泰戈尔的《新月集》，身为“新月派”盟主的徐志摩与泰戈尔有一段深厚的友谊。1924年泰戈尔应邀访华，徐志摩担任泰戈尔的随身翻译，陪同他游历中国。泰戈尔在中国的访问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但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为此，徐志摩特地在北京真光剧场发表演说，呼吁广大青年不要误解泰戈尔，为远道而来“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中断千余年的桥梁”的泰戈尔正名。演说中，徐志摩对泰戈尔的崇敬溢于言表：
他的人格我们只能到历史，上去搜寻比拟，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永远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他的无边际的想象与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特曼;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忍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像的米开朗琪罗;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歌德;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摸，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主的心像;他的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匹克山顶的大神。
泰戈尔与徐志摩成了忘年交，泰戈尔给徐志摩起了个印度名字“索思玛”，徐志摩则亲切地称泰戈尔“老戈爹”。
中国之行结束后，徐志摩还专门陪同他到日本讲学。泰戈尔与徐志摩告别时依依不舍，对徐志摩说“我把心落在中国了”。后来，两人保持着书信往来，泰戈尔出国讲学时，两次途经上海，都住在徐志摩的家中，而徐志摩从欧洲回国途经印度，也专程前去拜访泰戈尔。
冰心：
——“中国最善学泰戈尔”的女作家
闻一多称冰心是“中国最善学泰戈尔”的女作家。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出版后，当时的中国诗坛上便出现了许多随感式的小诗，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冰心的《繁星》和《春水》。冰心也曾表示，自己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冰心八十寿辰当天，有人问她是如何成为诗人的，她回答说：
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写诗，只是上课的时候，想起什么就在笔记本上歪歪斜斜地写上几句。后来看了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那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学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有的有背景，有的没背景，也偶尔借以骂人。后来写得多了，我自己把它们整理成集，选了头两个字“繁星”，作为集名。
《繁星》《春水》里许多带有哲理意味、晶莹清丽的小诗，赢得不少人的喜爱，辗转模仿的很多。这种在当时诗坛上风靡一时的小诗，正如郑振铎在《飞鸟集》初版序中所说：“它们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的。”
此外，季羡林还总结道，泰戈尔诗中对儿童的关心和爱护“对中国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一些中国作家开始关心儿童文艺，写了一些给儿童看的文学作品，《寄小读者》一类的书也陆续诞生了。可以说，泰戈尔促使中国儿童文艺走进了一个新时代。
郑振锋
——泰戈尔研究会会长
最早将泰戈尔的诗翻译成中文并介绍给大众的是陈独秀和刘半农，但最早开始系统翻译泰戈尔诗歌的是郑振铎，他的翻译数量最多，而且影响最大。一个春天的晚上，许地山来到郑振铎的住处，向他说起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是如何令人沉醉。几天后，许地山便送给他一本泰戈尔诗选。郑振铎匆匆一翻，便被《新月集》里的几首诗打动了。几天后，许地山又送来一本《新月集》，并且鼓励郑振铎用“新妍流露”的文字把它翻译出来。后来，郑振铎在译者序中坦陈自己对《新月集》的热爱：
我喜欢《新月集》，如我之喜欢安徒生的童话。安徒生的文字美丽而富有诗趣，他有一种不可测的魔力，能把我们从忙扰的人世间带到美丽和平的花的世界、虫的世界、人鱼的世界里去;能使我们忘了一切艰苦的境遇，随了他走进有静的方池的绿水、有美的挂在黄昏的天空的雨后弧虹等等的天国里去。《新月集》也具有这种不可测的魔力。它把我们从怀疑贪望的成人的世界，带到秀嫩天真的兒童的新月之国里去。我们忙着费时间在计算数字，它却能使我们重又回到坐在泥土里以枯枝断梗为戏的时代;我们忙着入海采珠，掘寻金，它却能使我们在心里重温着在海滨以贝壳为餐具，以落叶为舟，以绿草的露点为圆珠的儿童的梦。总之，我们只要一翻开它来，便立刻如得到两只有魔术的翼膀，可以使自己从现实的苦闷的境地里飞翔到美静天真的儿童国里去。
除了翻译，郑振铎还发起了泰戈尔研究会。1922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泰戈尔传》，这是我国最早介绍泰戈尔生平和创作概况的文章。郑振铎的一些诗歌理论和思想也深受泰戈尔的影响。关于泰戈尔，他总结道：“我们所以爱他，就是因为他是不拒绝生命，而能说出生命之本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