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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武汉学者易中天在《读城记》一书中感慨：“正如武汉原本可以成为首都却终于没有当上一样，武汉的学术文化事业也未能领袖群伦。……武汉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从来没有成为全国的中心，哪怕是‘热点’。”[1]这样的感慨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困扰着湖北、武汉的文化人：相比北京、上海，湖北的文艺界为什么给人以“慢半拍”的感觉？虽然，在新时期文学的发轫期，湖北作家常常身手不凡，以高昂的激情、出色的文学才华频频获得各种大奖（如徐迟、祖慰的报告文学和曾卓、白桦、高伐林、熊召政的诗歌以及刘富道、王振武、喻杉、李叔德、姜天民、楚良、映泉的短篇小说都曾经获得全国性大奖），可似乎就是没有形成群体性的重要影响。这样的形势，一直持续到1987年方方、池莉在“新写实小说”的浪潮中格外引人注目，以及1990年代初刘醒龙、邓一光、刘继明，还有1990年代末陈应松的紧紧跟上、接连产生重要影响，才显示了湖北文学的整体实力。就这样，湖北渐渐成为了“文艺大省”。那么，在迈向“文艺强省”的道路上，还需要怎样的新思考？除了领导重视、加大投入、抓精品，同时积极扶持群众性文艺活动这些已经采取的措施外，还需要怎样的新思维？
在此，作者就进一步完善湖北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新思维，提出一些建议，以就教于方家。
关于“灵秀湖北”
众所周知，“灵秀湖北”是湖北省旅游形象的主题口号。湖北号称“千湖之省”，以“灵秀”二字概括，当然准确，但似乎还不足以包容湖北文化的丰厚内涵。可否在“灵秀湖北”之外，再加上“浪漫荆楚”？
湖北是楚文化的故乡。鄂西北的荆山，孕育了楚文化；江汉平原，滋养了楚文化的繁荣。楚庄王在这里成就了霸业，屈原在这里吟出了不朽的诗篇。“不服周”的霸气和天马行空的浪漫诗情，因此成为楚文化精神的核心要素。“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其中有楚人的历史使命感；“惟楚有才”的说法源远流长，昭示了楚人的光荣传统；而《楚辞》“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2]，则证明了楚文学的深远影响力。——这是“浪漫荆楚”的历史根基。
湖北还是“三国文化”的故乡之一。“闻听三国事，每欲到荆州”。《三国演义》有七十二回提到荆州。“刘备借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等历史典故，都使荆州名扬四海。关公，作为中国的“武圣人”，作为“忠义仁勇”的化身，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典型。“桃园结义”、“千里走单骑”的故事都何其浪漫！“中国三大关庙”中，就包括了湖北当阳的关陵（另外两座庙为河南洛阳的关林和山西解州关帝庙）。这一切，为湖北的人文旅游提供了天赐机缘。——这是“浪漫荆楚”的又一重要基点。
湖北又有“宗教文化”的大好资源——鄂东黄梅县是禅宗的圣地，有“四祖寺”（ 禅宗第四代祖师道信大师的道场，亦为中国禅宗第一所寺院）、“五祖寺”（ 禅宗五祖弘忍大师说法道场，亦是六祖慧能大师得衣钵之地）天下闻名。鄂西北则有道教名山武当山——那里是真武大帝的道场，是武当拳的发源地，其古建筑群亦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一省之内，佛教圣地与道教圣地遥相呼应，海内并不多见。——这也是“浪漫荆楚”的一大景观。
湖北更有“革命文化”的雄厚资源——这里爆发过伟大的辛亥革命，还诞生过鄂豫皖、湘鄂西两大红色根据地。其中，红安县因为涌现出一批共和国将军而赢得“将军县”的美名；洪湖则因为歌剧《洪湖赤卫队》而家喻户晓。革命，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压迫、追求理想社会的浪漫激情；革命，也是改造黑暗社会的强大动力。湖北人在现代革命中建立的丰功伟业，已经成为楚文化复兴的有力证明。——这，不也是“浪漫荆楚”的一大亮点吗？
湖北还是当代教育文化的重镇。湖北新洲古有问津书院，得名于孔子周游列国途中使“子路问津”于长沮、桀溺的典故。书院始建于西汉年间，距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曾孕育自宋至清历朝进士三百八十七名，朱熹、王阳明等大儒在此讲学。到了近代，张之洞督鄂，在大兴实业、大办洋务的运动中，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创办两湖书院、自强学堂，为“洋务运动”培养了大批人才，奠定了湖北现代教育的基础。“在辛亥革命前夕，武汉三镇共有官立各级各类学校128所。规模之大，门类之全，为国内少有。”[3]到了新世纪，“武汉在校大学生人数全球城市排第一，已超百万”[4]。这样的规模充分显示了湖北的文化优势，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惟楚有才”的说法。大学多，大学生就多，青春的气息就浓，浪漫的色彩就艳。武汉的“校园文化”兴旺发达，已成风云际会之势：武汉大学有每年一度的“樱花节”，还有由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从1983年发起、至今已经坚持三十年的“樱花诗赛”，已经成为校园诗人切磋诗艺、比赛诗才的重要园地、全国“校园文化”的知名品牌；与“樱花诗赛”齐名的，是华中师范大学坚持办了二十九届的“一二九诗歌散文大赛”，也一直广有影响。华中科技大学的人文讲座始办于1994年，是武汉地区高校中久负盛名的学术园地，十九年间办了一千九百期，一直延续至今。武汉大学辩论队则是全国迄今为止唯一两次夺得华语辩论赛最高荣誉——全国大专辩论赛冠军（2000、2010）和国际大专辩论赛（2001亚军、2010冠军）的劲旅。他们的不凡成就推动了大学生辩论赛的展开与繁荣。此外，两年一届的“武汉高校大学生戏剧节”也成功举办了三届，为展示武汉大学生的十多个戏剧社团实力提供了敞亮的舞台……这一切，都显示了“校园文化”的勃勃生机、浪漫风采。——这，也是“浪漫荆楚”的一大亮点啊！
如此看来，“浪漫荆楚”是湖北文化的突出特质。宣传“浪漫荆楚”，对于凸显湖北的丰饶文化遗产、张扬湖北的文化精神，非常必要。相比之下，“灵秀湖北”只是凸显了湖北的自然品格。
关于湖北文艺方阵的旗号
湖北文艺家的成就不俗，阵容可观。然而，缺少相对稳定的旗号，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影响了湖北文艺方阵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在讨论湖北与武汉文化的特色时，有学者认为是驳杂，并且指出，这一特色与湖北地处“九省通衢”的位置有关，这样的说法当然言之有理。事实上，是多元文化加速碰撞、融合的当代，各地的文化都难以避免地打上了驳杂的烙印——不仅有地域文化奇观与西方文化新潮的杂糅、共处，而且有四方文化元素的此起彼伏、记录竞争。文学界一会是“新潮小说”与“寻根小说”的比翼齐飞，一会又是“陕军东征”的雄壮阵势，一会又是“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浩荡声威……就足以说明问题。电影界里，时而是“第五代导演”横空出世，时而是“王朔热”声名鹊起，时而又流行起“贺岁片”，也很能说明问题。不过，相对而言，一种文艺流派，一种文化品牌，还是需要有相对约定俗成的旗号才好。例如说到文坛上的“京派”、“海派”、“湘军”、“陕军”、“朦胧诗”、“边塞诗派”，都已是人尽皆知的专有名词。相比之下，湖北的文艺方阵虽然成就为人熟知，却一直缺少一个统一的旗号。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了湖北文艺界以整齐的阵容在这个大时代里呼风唤雨。 万里长江，威名远扬。然而，作为一个文化品牌，“长江”二字独钟武汉。武汉以“长江”冠名的报纸就有创刊于1949年的《长江日报》（该报曾为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创刊于2006年的《长江商报》。以“长江”冠名的期刊有创刊于1949年的《长江文艺》（该刊曾为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联会刊，有“新中国文艺第一刊”的美名）。出版社则有业绩斐然、曾经荣膺“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的长江文艺出版社。有如此多的文化品牌集中在武汉，并且以“长江”冠名，可见武汉文化的先天优势。
1979年，湖北省的十位画家陈作丁、汤文选、张善平、魏扬、周韶华、邵声朗、鲁慕迅、冯今松、刘一原、唐大康组成“晴川画会”，为新时期国内最早的画会之一，同年举办“晴川画会”展览，引起轰动。叶浅予先生看后说：你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可以称之为“长江画派”。然而，“‘长江画派’的提出虽然很早，也受到一些热心人士的关注，但一直没有通过相应的组织形式把它落实下来，也没有开展有计划和有一定规模的活动。”[5]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冷军、李乃蔚、樊枫等一批新人的异军突起，又出现了“武汉画派”的旗号[6]。
湖北的作家群在文坛有“文坛鄂军”的称号，方方、池莉、刘醒龙、邓一光、陈应松等人以关注现实的热情、鲜明的写实风格以及地域文化特色引人瞩目。其中，方方、池莉等人描写武汉市民烦恼人生的作品还因为散发出浓郁的武汉都市生活气息而被称为“汉味小说”[7]。在文坛广有影响的《上海文学》也曾经为之命名为“江汉作家群”[8]。
2003年以来，武汉说唱团连续推出了《搭白算数》、《你嚇我》、《活到就要活快活》、《杠上开花》、《信了你的邪》、《一碗都是我的》、《一枪拍案惊奇》、《海底捞月》等“汉味方言喜剧”，风靡三镇；2006年、2007年，由武汉艺人表演的小品《招聘》、《钓鱼》连续两年分别走进了央视春节晚会和元宵晚会的舞台。小品因为散发出浓浓的“汉味”也被称为“汉味小品”。
如此看来，湖北的文化品牌已有“长江”、“鄂派”、“汉派”、“汉味”等多种称号。如果说“长江”曾经是一个响亮的品牌，那么，这些年更能为大家认可的，显然是“汉派”。
我觉得，用“汉派”统一湖北文艺方阵比较好。理由有二：
一是“汉派”一词大气，既可以指“武汉流派”，也可以泛指汉水流域的襄阳、荆州流派，具有相当的概括力；二是“汉派”一词可与“京派”、“海派”比肩而立，而“长江流派”、“鄂派”这些词则显然缺少同样的层次感。
值得注意的是，湖北商人一直以“鄂商”自称，2007年，《鄂商》杂志创刊；2010年甚至召开了“首届鄂商大会”[9]。但很快就有了不认同的声音：“有拆文解字先生将‘鄂’字拆得两口不一，亏欠别人，还偏听偏信，说‘鄂’之谐音穷凶极恶；……‘鄂’谐音‘恶’不好，‘楚’谐音‘丑’也不好，那用乡音说‘荆’的谐音就绝佳不过了。‘金’您喜不喜欢？‘精’您喜不喜欢？这样，‘荆商’就意味着精明的生意人。”[10]为了统一称谓，2011年7月22日至8月3日，湖北省工商联面向全社会开展湖北商人征名定名活动，共有十一万人参与投票，评选出楚商、鄂商、汉商、荆商、九商、鹤商、湖商、衢商、洪商、郢商等十大待定名。其中，赞成湖北商人简称“楚商”的票数最多。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在2011年9月28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由省工商联主席赵晓勇宣布，统一“楚商”称谓，有利于叫响湖北商人品牌，推动湖北经济发展。从此湖北商人正式定名为“楚商”[11]。《楚商》杂志试刊号于2010年12月出版，创刊号亦于2011年7月出版。这样的活动足以表明，许多湖北人对于“鄂”这个传统的称谓是心存戒意的。而如何找到一个能够得到大家一致认可、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叫响的称号，还需要进一步的研讨。
中国文化素重命名。《论语》所谓“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说的就是此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湖北已经成为文化大省。一切来之不易。如何攀登更高的文化境界？如何举起名号更响亮的文化大旗？——值得进一步探讨。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1] 易中天：《读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页。
[2]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3] 引自罗时汉：《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4] 据《武汉晚报》2011年11月16日有关报道。
[5] 鲁慕迅：《长江画派著丹青》，《湖北日报》2012年3月6日。
[6] 《李乃蔚：中国画应该画出很写实的东西》，http：//www.hb.xinhuanet.com/2012-05/15/c_111950817.htm
[7] 樊星：《“汉味小说”风格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8] 《上海文学》在1996年第1期“编者的话”中写道：“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整整10余年间，我国文坛上形成的江汉作家群给了《上海文学》的事业以有力的支撑。”
[9] 甘勇，戴业富：《见证鄂商崛起》，《湖北日报》2010年11月15日。
[10] 徐新桥：《鄂商，楚商，还是荆商？》，《长江商报》2013年10月18日。
[11] 望隽：《11万人参与征名定名，湖北商人正式定名“楚商”》，《楚天都市报》2011年9月29日。
在此，作者就进一步完善湖北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新思维，提出一些建议，以就教于方家。
关于“灵秀湖北”
众所周知，“灵秀湖北”是湖北省旅游形象的主题口号。湖北号称“千湖之省”，以“灵秀”二字概括，当然准确，但似乎还不足以包容湖北文化的丰厚内涵。可否在“灵秀湖北”之外，再加上“浪漫荆楚”？
湖北是楚文化的故乡。鄂西北的荆山，孕育了楚文化；江汉平原，滋养了楚文化的繁荣。楚庄王在这里成就了霸业，屈原在这里吟出了不朽的诗篇。“不服周”的霸气和天马行空的浪漫诗情，因此成为楚文化精神的核心要素。“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其中有楚人的历史使命感；“惟楚有才”的说法源远流长，昭示了楚人的光荣传统；而《楚辞》“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2]，则证明了楚文学的深远影响力。——这是“浪漫荆楚”的历史根基。
湖北还是“三国文化”的故乡之一。“闻听三国事，每欲到荆州”。《三国演义》有七十二回提到荆州。“刘备借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等历史典故，都使荆州名扬四海。关公，作为中国的“武圣人”，作为“忠义仁勇”的化身，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典型。“桃园结义”、“千里走单骑”的故事都何其浪漫！“中国三大关庙”中，就包括了湖北当阳的关陵（另外两座庙为河南洛阳的关林和山西解州关帝庙）。这一切，为湖北的人文旅游提供了天赐机缘。——这是“浪漫荆楚”的又一重要基点。
湖北又有“宗教文化”的大好资源——鄂东黄梅县是禅宗的圣地，有“四祖寺”（ 禅宗第四代祖师道信大师的道场，亦为中国禅宗第一所寺院）、“五祖寺”（ 禅宗五祖弘忍大师说法道场，亦是六祖慧能大师得衣钵之地）天下闻名。鄂西北则有道教名山武当山——那里是真武大帝的道场，是武当拳的发源地，其古建筑群亦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一省之内，佛教圣地与道教圣地遥相呼应，海内并不多见。——这也是“浪漫荆楚”的一大景观。
湖北更有“革命文化”的雄厚资源——这里爆发过伟大的辛亥革命，还诞生过鄂豫皖、湘鄂西两大红色根据地。其中，红安县因为涌现出一批共和国将军而赢得“将军县”的美名；洪湖则因为歌剧《洪湖赤卫队》而家喻户晓。革命，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压迫、追求理想社会的浪漫激情；革命，也是改造黑暗社会的强大动力。湖北人在现代革命中建立的丰功伟业，已经成为楚文化复兴的有力证明。——这，不也是“浪漫荆楚”的一大亮点吗？
湖北还是当代教育文化的重镇。湖北新洲古有问津书院，得名于孔子周游列国途中使“子路问津”于长沮、桀溺的典故。书院始建于西汉年间，距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曾孕育自宋至清历朝进士三百八十七名，朱熹、王阳明等大儒在此讲学。到了近代，张之洞督鄂，在大兴实业、大办洋务的运动中，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创办两湖书院、自强学堂，为“洋务运动”培养了大批人才，奠定了湖北现代教育的基础。“在辛亥革命前夕，武汉三镇共有官立各级各类学校128所。规模之大，门类之全，为国内少有。”[3]到了新世纪，“武汉在校大学生人数全球城市排第一，已超百万”[4]。这样的规模充分显示了湖北的文化优势，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惟楚有才”的说法。大学多，大学生就多，青春的气息就浓，浪漫的色彩就艳。武汉的“校园文化”兴旺发达，已成风云际会之势：武汉大学有每年一度的“樱花节”，还有由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从1983年发起、至今已经坚持三十年的“樱花诗赛”，已经成为校园诗人切磋诗艺、比赛诗才的重要园地、全国“校园文化”的知名品牌；与“樱花诗赛”齐名的，是华中师范大学坚持办了二十九届的“一二九诗歌散文大赛”，也一直广有影响。华中科技大学的人文讲座始办于1994年，是武汉地区高校中久负盛名的学术园地，十九年间办了一千九百期，一直延续至今。武汉大学辩论队则是全国迄今为止唯一两次夺得华语辩论赛最高荣誉——全国大专辩论赛冠军（2000、2010）和国际大专辩论赛（2001亚军、2010冠军）的劲旅。他们的不凡成就推动了大学生辩论赛的展开与繁荣。此外，两年一届的“武汉高校大学生戏剧节”也成功举办了三届，为展示武汉大学生的十多个戏剧社团实力提供了敞亮的舞台……这一切，都显示了“校园文化”的勃勃生机、浪漫风采。——这，也是“浪漫荆楚”的一大亮点啊！
如此看来，“浪漫荆楚”是湖北文化的突出特质。宣传“浪漫荆楚”，对于凸显湖北的丰饶文化遗产、张扬湖北的文化精神，非常必要。相比之下，“灵秀湖北”只是凸显了湖北的自然品格。
关于湖北文艺方阵的旗号
湖北文艺家的成就不俗，阵容可观。然而，缺少相对稳定的旗号，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影响了湖北文艺方阵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在讨论湖北与武汉文化的特色时，有学者认为是驳杂，并且指出，这一特色与湖北地处“九省通衢”的位置有关，这样的说法当然言之有理。事实上，是多元文化加速碰撞、融合的当代，各地的文化都难以避免地打上了驳杂的烙印——不仅有地域文化奇观与西方文化新潮的杂糅、共处，而且有四方文化元素的此起彼伏、记录竞争。文学界一会是“新潮小说”与“寻根小说”的比翼齐飞，一会又是“陕军东征”的雄壮阵势，一会又是“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浩荡声威……就足以说明问题。电影界里，时而是“第五代导演”横空出世，时而是“王朔热”声名鹊起，时而又流行起“贺岁片”，也很能说明问题。不过，相对而言，一种文艺流派，一种文化品牌，还是需要有相对约定俗成的旗号才好。例如说到文坛上的“京派”、“海派”、“湘军”、“陕军”、“朦胧诗”、“边塞诗派”，都已是人尽皆知的专有名词。相比之下，湖北的文艺方阵虽然成就为人熟知，却一直缺少一个统一的旗号。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了湖北文艺界以整齐的阵容在这个大时代里呼风唤雨。 万里长江，威名远扬。然而，作为一个文化品牌，“长江”二字独钟武汉。武汉以“长江”冠名的报纸就有创刊于1949年的《长江日报》（该报曾为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创刊于2006年的《长江商报》。以“长江”冠名的期刊有创刊于1949年的《长江文艺》（该刊曾为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联会刊，有“新中国文艺第一刊”的美名）。出版社则有业绩斐然、曾经荣膺“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的长江文艺出版社。有如此多的文化品牌集中在武汉，并且以“长江”冠名，可见武汉文化的先天优势。
1979年，湖北省的十位画家陈作丁、汤文选、张善平、魏扬、周韶华、邵声朗、鲁慕迅、冯今松、刘一原、唐大康组成“晴川画会”，为新时期国内最早的画会之一，同年举办“晴川画会”展览，引起轰动。叶浅予先生看后说：你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可以称之为“长江画派”。然而，“‘长江画派’的提出虽然很早，也受到一些热心人士的关注，但一直没有通过相应的组织形式把它落实下来，也没有开展有计划和有一定规模的活动。”[5]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冷军、李乃蔚、樊枫等一批新人的异军突起，又出现了“武汉画派”的旗号[6]。
湖北的作家群在文坛有“文坛鄂军”的称号，方方、池莉、刘醒龙、邓一光、陈应松等人以关注现实的热情、鲜明的写实风格以及地域文化特色引人瞩目。其中，方方、池莉等人描写武汉市民烦恼人生的作品还因为散发出浓郁的武汉都市生活气息而被称为“汉味小说”[7]。在文坛广有影响的《上海文学》也曾经为之命名为“江汉作家群”[8]。
2003年以来，武汉说唱团连续推出了《搭白算数》、《你嚇我》、《活到就要活快活》、《杠上开花》、《信了你的邪》、《一碗都是我的》、《一枪拍案惊奇》、《海底捞月》等“汉味方言喜剧”，风靡三镇；2006年、2007年，由武汉艺人表演的小品《招聘》、《钓鱼》连续两年分别走进了央视春节晚会和元宵晚会的舞台。小品因为散发出浓浓的“汉味”也被称为“汉味小品”。
如此看来，湖北的文化品牌已有“长江”、“鄂派”、“汉派”、“汉味”等多种称号。如果说“长江”曾经是一个响亮的品牌，那么，这些年更能为大家认可的，显然是“汉派”。
我觉得，用“汉派”统一湖北文艺方阵比较好。理由有二：
一是“汉派”一词大气，既可以指“武汉流派”，也可以泛指汉水流域的襄阳、荆州流派，具有相当的概括力；二是“汉派”一词可与“京派”、“海派”比肩而立，而“长江流派”、“鄂派”这些词则显然缺少同样的层次感。
值得注意的是，湖北商人一直以“鄂商”自称，2007年，《鄂商》杂志创刊；2010年甚至召开了“首届鄂商大会”[9]。但很快就有了不认同的声音：“有拆文解字先生将‘鄂’字拆得两口不一，亏欠别人，还偏听偏信，说‘鄂’之谐音穷凶极恶；……‘鄂’谐音‘恶’不好，‘楚’谐音‘丑’也不好，那用乡音说‘荆’的谐音就绝佳不过了。‘金’您喜不喜欢？‘精’您喜不喜欢？这样，‘荆商’就意味着精明的生意人。”[10]为了统一称谓，2011年7月22日至8月3日，湖北省工商联面向全社会开展湖北商人征名定名活动，共有十一万人参与投票，评选出楚商、鄂商、汉商、荆商、九商、鹤商、湖商、衢商、洪商、郢商等十大待定名。其中，赞成湖北商人简称“楚商”的票数最多。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在2011年9月28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由省工商联主席赵晓勇宣布，统一“楚商”称谓，有利于叫响湖北商人品牌，推动湖北经济发展。从此湖北商人正式定名为“楚商”[11]。《楚商》杂志试刊号于2010年12月出版，创刊号亦于2011年7月出版。这样的活动足以表明，许多湖北人对于“鄂”这个传统的称谓是心存戒意的。而如何找到一个能够得到大家一致认可、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叫响的称号，还需要进一步的研讨。
中国文化素重命名。《论语》所谓“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说的就是此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湖北已经成为文化大省。一切来之不易。如何攀登更高的文化境界？如何举起名号更响亮的文化大旗？——值得进一步探讨。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1] 易中天：《读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页。
[2]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3] 引自罗时汉：《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4] 据《武汉晚报》2011年11月16日有关报道。
[5] 鲁慕迅：《长江画派著丹青》，《湖北日报》2012年3月6日。
[6] 《李乃蔚：中国画应该画出很写实的东西》，http：//www.hb.xinhuanet.com/2012-05/15/c_111950817.htm
[7] 樊星：《“汉味小说”风格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8] 《上海文学》在1996年第1期“编者的话”中写道：“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整整10余年间，我国文坛上形成的江汉作家群给了《上海文学》的事业以有力的支撑。”
[9] 甘勇，戴业富：《见证鄂商崛起》，《湖北日报》2010年11月15日。
[10] 徐新桥：《鄂商，楚商，还是荆商？》，《长江商报》2013年10月18日。
[11] 望隽：《11万人参与征名定名，湖北商人正式定名“楚商”》，《楚天都市报》2011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