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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前一个春雨潇潇的夜晚，在杭城北部的纯真年代书吧，调酒师小王能分辨十多种鸡尾酒的味道，却始终无法弄明白一件两千五百年前供女性专用的青铜酒器会是什么样子的。这是当天媒体刊出的重要新闻，诸暨当局花四十万巨资复制的吴王夫差盉，据称日前已从上海博物馆安全运抵当地。而我之所以同样对此怀有浓厚兴趣，对文物的爱好肯定是一个方面，但主要吸引我的恐怕还是有关此物主人的联想与绮思吧。尽管从镌刻于器壁面“吾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这行铭文来看，好像也瞧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何况六朝以前的器字，跟现在不一样，指的应该只是泉眼水源之类及农业灌溉，如果非要将它和餐饮业或和度量衡发生关系，大约至多也不过是一只木制的饭箩而已，《说文》列此字入木部，释曰：“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是很有见地的。但专家们进行研究后很快得出结论，认为这是夫差当年为自己心爱的女人所特铸的酒器，而这位有着特殊身份的女性，据说就是艳压千古的西施。从考古学的意义上看，这或许也是目前所能找到的唯一可能与她有关的实物，不可轻易放过。这样，一段为情海男女所神往的尘封的历史，或者说，一个艳情故事，一种莫名的绮念，在那个夜晚，在咖啡和音乐的催生下，在显示当下技术社会特征的碟片、威士忌、玻璃器皿、朋克和超女的喧嚣中，再次神奇地复活了过来。
在中国历史上的女性名人中，说起年代最早、影响力最大，西施应该可以稳坐头把交椅了吧！虽然在她之前，商朝的妲己、晋国的夏姬等同样也很有名，但鉴于在世时绯闻缠身，基本属负面人物，多年来一直无法获得主流文化的认可。因此，无论官方或民间版本，要论起古代德才兼备的美女，生于古越国苎萝山下若耶溪畔的这位神秘女人，一直在排名榜上稳稳占了第一。文艺性的著作就别提了，连战国时那些袖袍宽宽、道貌岸然的大儒们，当初也似乎全都是她的粉丝。比如管子由衷赞叹：“西施，天下之美人也”；韩非子称：“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庄子不仅三次提到她的芳名，还有细节描写：“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走”——这大约就是成语东施效颦一语的出处了。必须指出的是，在上述这些文献记录中，美人艳名的流播尽管广泛，但性质上相对还比较单纯、本色——仅仅因为她惊若天人，让人倾倒的美艳，而并无后来揉入的那些复杂成分。
在此之前我因已到过诸暨，由此感受更深，记得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吧，怀揣张夬的《苎萝志》当指南车，在县城南门外按图索骥，神魂颠倒，渴望一亲芳泽，结果糊里糊涂被人带到一家医院的住院部门前，说这就是美人当年的遗址。后来在新造的西施殿空寂无声的庭院里，当我里里外外转上一圈后，坐在湖边石椅上胡思乱想，内心最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不大愿意相信有关她的那些艳事轶闻。说实话，尽管在年轻时候献给她的诗作里，出于某种少年轻狂或诗意渲染所需，也曾写下过像“两国的刀剑/在她红唇上熔化”这样煽情的句子，但整首诗的立意，主要还是围绕时间和流水做文章，试图通过一种复调式的古典咏叹，纯情中略带几分伤感，细致描摹她的如花美眷和似水年华。当然，诗里代表的不过是我的文学立场，就历史态度而言，一个女人跟政治之间发生瓜葛，总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情，尤其像西施这样的绝色女人，既然她的容貌已成为一个国家的精神财富，或许，垅上的桑园、家里的纺车。或苎萝江边浣纱的那块青石板，是她最好的位置。
回来后情思难遣，大约过了一两年后，又乘兴写了《戏说四大美人》，列于首位的还是她，观点大致也是如此，不过多了点戏谑和调侃而已，因当时相邻两县诸暨和萧山有关美人所属权的争端又起，硝烟味已经很浓了。文章里我再次强调了水这一意象在她一生中的重要性，无论越中的若耶溪和浦阳江，还是吴地的脂粉塘、越来溪，甚至渐江、甬江或五湖。一个水面隐现的神秘的漂浮物，它是《左传》里语焉不详的鸱夷，还是海明威小说理论中的冰山？身体的主要部分藏于水下，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浮上来的一点。屈原因此感慨“西施媞媞而不得兮，鹔母勃屑而日侍。”而柔软与坚韧在时间中完美结合，这就是本质。“水一直波光粼粼围绕着她的身体，仿佛围绕演员的舞台，起到某种镜子和编年史的作用。”并断言“从水中而来的女人，最后必将要回到水中，就像来自乡村小镇上的特丽莎，最后又回到她从前的乡村小镇。”读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人想必都很清楚，文章里提到的这位人物，是昆德拉笔下最完美的女人，在书中，她代表了纯情、质朴和梦想。在我当初的想象中，如果非要给历史上这位乱世佳人找个外国替身，那么我们的捷克美人、同样出生乡村的特丽莎小姐，可能是最妥帖、也最够资格的选择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的内心，希望西施只是一名普通女子，或者像苏东坡那样只赞颂她的美貌，不涉其他，这样的念头可以说由来已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段时间生病住院，躺在病床上读书消磨时光，看到《史记》里的勾践世家一章，文种与范蠡两人都有附传，就是只字未提西施，先是觉得有些意外，后来也莫名其妙为此感到过欣喜。仔细想想也是，历史学家对待传闻的态度，跟一般摇笔杆子的文人不一样，立场方面到底要严肃一些。就拿与她同时代的孔子来说，据各种版本的施氏家谱，两人甚至还有着一定的亲戚关系，但《春秋》也罢，《论语》也罢，都无只字涉及，就不知是未信真有其人还是有意回避了。《国语》里虽有越国饰美女八人以赂吴国的记载，也没明确提到里面就有她，更别说就读三年制淑女班、请人专门教以媚术、然后风情万种出现在吴王夫差床上；或《孟子注疏》所谓“夫差大幸之，毎入市，人愿见者，先输金钱一文”和 “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这些烂事了。
出于某种轻浮或无聊，偏要将这个女人出众的容貌跟国家的政治军事史纠缠在一起的，主要源头应该来自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这两本书虽说是地方志的鼻祖，成书于遥远的汉代，但真正拿出来与读者见面，差不多已是千年后的宋元之交了，其间不知经过多少学者的修理，多少皇帝的钦定，真实性方面自然要大大打上一个折扣。前书最初署名子贡，又有朱竹垞考定出山阴袁康之手，其卷八外传记地传第十“美人宫”条下称：“北坛利里丘土城，勾践所习教美女西施、郑旦宫台也。女出于苎萝山，欲献于吴，自谓东垂僻陋，恐女朴鄙，故近大道居。去县五里。”此当为始作俑者，然其文已为后人篡改，因唐朝以前只称罗山，不称苎萝或苧萝。后书作者赵晔亦为绍兴本地人氏，在书里多有附合，说当时越王欲伐吴复仇，文种献美人计，“乃使相者国中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榖，教以容步，习以土城，临于都巷。”（苎萝二字问题同上）而事实上这个女人果然不寻常，她对自己所愿意扮演的角色不仅应付裕如，而且发挥得相当出色，甚至可說远远超出了她的国家和人民对她的期望。因赵书交代美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背景为勾践十二年，三年学服而献于吴，则为勾践十五年，而《左传》所记越国对吴国的复仇之战始于哀公十三年即勾践十六年，如果上述记录准确可信，则献美不过一年，就能使对方的战力有较明显的削弱，可见这个女人的肉体力量是何等的强大。 如此一来，好端端一名越国乡间的无名或隐名女子，从此就成为传奇人物，善良一点的称她爱国女战士，口德差的干脆就指斥她为色情间谍。总之，红颜祸水这四个字，从此就成为她的关键词，在她档案里蒙上一层艳丽的粉色，当然更准确的表述是浓重的阴影，哪怕用家乡越中的清泉和皂荚来洗刷，只怕也是永远洗不干净了。尤其从唐代开始，也许那时候写诗的人太多了，而能写的题材又有限，因此以她为吟咏对象的诗篇，少说也有好几百首。还有后来大量的词曲，笔记，稗官野史、故事戏文，包括像当代金庸这样的文学大家，也曾挤在里面凑热闹，坊间流行的手订全集版十五部小说中，就有一部《越女剑》是以她为主角的。作家诗人们多少有点叫人害怕的想象力和自以为是，让这个无辜女人可是吃尽了苦头。什么“西施不及烧残蜡，犹为君王泣数行”，什么“若论破吴功第一，黄金只合铸西施”，连王维这样持身庄重、笔下一向比较谨严的，一开口也是“艳色天下重，西子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也许在他们看来，女人的容貌和文人的才华一样，天生具有商品属性，早晚得进入资本市场流通才是王道。相比之下，吴梅村《圆圆曲》里“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教曲伎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这几句，借事发挥，说得还稍微含蓄一点。
而这中间最离谱、想象功能发挥到极致的，恐怕要数唐朝写《吴地记》的陆广微。“（嘉兴）县南一百里有语儿亭，勾践令范蠡取西施以献夫差，西施于路与范蠡潜通，三年始达于吴，遂生一子至（于）此亭，其子一岁能言，因名语儿亭。”在他的笔下，西施以肉体为武器媚惑敌主的传闻不仅是铁定事实，甚至此前在去吴国的路上，跟当时作为越王特使兼护花使者的范蠡，也早已有了一手。语儿亭史称在嘉兴崇德境内，春秋时为吴越两国边界。历史上最原始的一段运河百尺渎从附近流过，政治军事位置十分显要。尽管如此，想象两人公务途中在当地住下来结婚生子，三载恩爱，还是相当荒诞的。明人陈耀文王元美辈早就著文驳斥，而考唐徐寅《勾践进西施赋》，内称“晓别越溪，暮归吴苑。越虑计失，吴嫌进晚。”王维《西施咏》“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则朝发夕至，路上所费不过一天。事实上也是，一边是望眼欲穿的吴王，一边是盼着美人计迅速发挥作用的越国君臣，而该书作者竟让两人途中整整走上三年。我想，范蠡先生自己肯定不会这么傻，因他知道这可是玩命的事，即使敌国那边侥幸被蒙过了，自己的主子肯定也不会放过他。唯一可能且合乎逻辑的推理，只能跟那座三年制淑女培训学校的校址有关，想想看，如果让它出现在嘉兴境内而非绍兴山阴，效果会怎么样？至少对我个人来说，非但一点不会感到意外，于常识方面也觉得更能接受。因吴越之间先后发生的那几次战争，无论你打过来还是我打过去，具体胜负不论，军事地图上标著的那些著名交战地点如径山、柴辟、槜李、御儿、武原之类，可全都是集中出现在这一带的啊。以前看书看到这里总是纳闷，假如真能这样，也算是有了更合理的解释。
或许，正因为她的美貌、绯闻以及神秘身世，加上史家对真相有意识的遮盖和误导，更激发了后世强烈的好奇心，历代都不乏有名或无名的大量研究者，可惜越是研究就越是糊涂，如同你在夜总会幽暗的走廊上偶然瞥见的某些女性，容貌娇美，眸子清澈，谈吐优雅。你可以认为她是纯洁无邪的，但你必须放弃向别人打探她过去的欲望，否则只会被证明是自寻烦恼。古人自然也是这样，我们现在的西施概念主要形成于唐代，尽管历史学家说她是春秋时候人，但如果真要究根寻底，别说身世不清，形迹可疑，就连她的芳名能否保住也成问题。怎么说呢，因汉代以前尚无明确的方位概念，后人所谓西施，先秦文献都管她叫先施或戚施，即使到汉末《说文》成书的年代，如果要表达西的意思，也只有一个“栖”字和一个“卤”字可供选择。栖为乌在巢，安息之义；而卤即咸池，“池之言施也”，这是郑玄说的。包括她的职业，浣纱还是鬻薪，也是破绽百出。浣纱大约自南宋起就浣不成了，考《嘉泰会稽志》古迹浣沙石条，“浣”作“澣”，“纱”作“沙”，并引唐梁载言《十道志》明确宣称：“沙盖布，沙非纱帛之纱也。”而布古一作悬，亦作泉，即今天所说的瀑布。卖柴呢？《尔雅释言》说“鬻，糜也。”勉强可解释成是粥或米汤，因此《仪礼》释“鬻”字有注称“以饭尸余米为鬻也。”这个尸字给人的感觉，就像不小心砂子飞进了眼睛里，肉体的难受固然不免，内心的郁闷或许更深。想起《越绝书》说的“巫里，勾践所徙巫为一里，去县二十五里，其亭祠今为和公群社稷墟。”《太平寰宇记》说的“诸暨县巫里，勾践得西施之所。”《渊鉴类函》引王铚记“五泄山一名越洞岩，水经注云：土人谓瀑布曰泄。”《会稽续录》载宋禧留题洞岩诗“翠岩仙洞白云深，蹑石扪萝一访寻。真驭不逢山色暝，涧风吹袂冷森森。”综合起来观察，其真实形象或许已有几分于垂瀑后的石室洞口闪现，女巫或者公主？或两者都是？司祭于天，施食于人，以穴为居，以瀑为门。后世面纱一词的本义和宗教属性，大约就是这么来的。包括后来的谢灵运，也打算和她做邻居，他在《山居赋》里对自己居所的诗意描述是：“近北则二巫结湖……引修堤之逶迤，吐泉流之浩溔。”并有注明确告诉我们说，二巫指的就是大小巫湖。包括面纱一词的本义和宗教属性，大约也是这么来的。
其中特别有争议的是她浣纱的石头与周边的地理背景，尤其是这座具有绮靡色彩的苎罗山到底在哪里，历史学家们更是从未停止过争论。从原始地理文献上来看，公元四世纪刘宋会稽太守孔灵符所著《会稽记》显然是最权威的，保存在《太平御览》卷四十七里的原文是：“诸曁县北界有罗山，越时西施郑旦所居。所在有方石，是西施晒纱处，今名苎罗山。王羲之墓在山足，有石碑，孙兴公为文，王子敬所书也。”而稍后酈道元在《水经注》里的描述则更多地带有摄影风格，他在镜头里看到的景象是“江水又东径诸暨县南，县临对江流，江南有射堂，县北带乌山，夹水多浦。”——犹如一张定格的航拍外景图，堪与百度地图的卫星功能媲美，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地六朝时期的地理环境。两相对照，县南之射堂即射的山，属山阴县。因“射的之西（南）有石室，名之为射堂。”这一解释同样也来自郦某，没有理由不相信。江北之乌山即罗山，诸暨人又称乌笪山，余姚人又称鸟道山，当为二邑交界；《嘉泰会稽志》记余姚县有乌山资福院。《浙江通志》记慈溪县有乌山堰，均堪为证。而诸暨当年所辖的区域，大概就在这两山之间，西背金鸡，东临若耶，能有多大面积，不难想象。其中山称罗山，无苎字或苧字；浣纱作晒纱；石的方位是在县北而非县志所云县南。
而由好友孙兴公撰文、爱子王献之所书的王羲之墓碑竟然就在罗山足下，尤为让人意外。因这个“足”字在古代地理文献里有特定意义，亦称东止或东治，几乎就是用来标识天台四明向东延伸末段之地貌的。更确切地说，宛如人足，五趾俱全，脚背隆起，纯为山川灵气所钟而成。《说文》释“足”字云：“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徐锴曰：口象股胫之形。”大意以口喻人体股间某排泄器官，即泉源所出，然后沿两胫东流至山体尾端，筑潭蓄之，而所谓两胫即罗山和射的——犹如人体之下肢也。晋木玄虚《四明丹山间咏》之七：“山足两岐通越州。”下有唐人贺知章原注：“山脚下便是余姚上虞两县，属越州，水陆皆通。”宋《元丰九域志》卷五记明州大隐山“南入天台，北峯四明，东足谢康乐炼药之所。”说的也是它。又“浣”字古作“澣”，郑康成注《礼记》云：“足曰澣。”而沙之古字又作“沚”，《说文》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爲足。”而这时谢灵运又忍不住跑出来解释说：“求归其路，乃界北山。栈道倾亏，蹬阁连卷。复有水径，缭绕回圆。弥弥平湖，泓红澄渊。”是的，历史就是如此的伟大而诡奇，也是如此的真实而残酷，在这样的时刻，如果你手边有《诗经》，不妨可以乘兴打开它，重温一下《葛覃》里“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或“薄澣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归宁父母”这几句，同时大胆想象一下，比如说，将版权归于美人居校三年学习期间所作，估计也错不到哪里去，至少要比现在空缺着说是无名氏的作品要好吧！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研究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上篇完）
在中国历史上的女性名人中，说起年代最早、影响力最大，西施应该可以稳坐头把交椅了吧！虽然在她之前，商朝的妲己、晋国的夏姬等同样也很有名，但鉴于在世时绯闻缠身，基本属负面人物，多年来一直无法获得主流文化的认可。因此，无论官方或民间版本，要论起古代德才兼备的美女，生于古越国苎萝山下若耶溪畔的这位神秘女人，一直在排名榜上稳稳占了第一。文艺性的著作就别提了，连战国时那些袖袍宽宽、道貌岸然的大儒们，当初也似乎全都是她的粉丝。比如管子由衷赞叹：“西施，天下之美人也”；韩非子称：“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庄子不仅三次提到她的芳名，还有细节描写：“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走”——这大约就是成语东施效颦一语的出处了。必须指出的是，在上述这些文献记录中，美人艳名的流播尽管广泛，但性质上相对还比较单纯、本色——仅仅因为她惊若天人，让人倾倒的美艳，而并无后来揉入的那些复杂成分。
在此之前我因已到过诸暨，由此感受更深，记得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吧，怀揣张夬的《苎萝志》当指南车，在县城南门外按图索骥，神魂颠倒，渴望一亲芳泽，结果糊里糊涂被人带到一家医院的住院部门前，说这就是美人当年的遗址。后来在新造的西施殿空寂无声的庭院里，当我里里外外转上一圈后，坐在湖边石椅上胡思乱想，内心最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不大愿意相信有关她的那些艳事轶闻。说实话，尽管在年轻时候献给她的诗作里，出于某种少年轻狂或诗意渲染所需，也曾写下过像“两国的刀剑/在她红唇上熔化”这样煽情的句子，但整首诗的立意，主要还是围绕时间和流水做文章，试图通过一种复调式的古典咏叹，纯情中略带几分伤感，细致描摹她的如花美眷和似水年华。当然，诗里代表的不过是我的文学立场，就历史态度而言，一个女人跟政治之间发生瓜葛，总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情，尤其像西施这样的绝色女人，既然她的容貌已成为一个国家的精神财富，或许，垅上的桑园、家里的纺车。或苎萝江边浣纱的那块青石板，是她最好的位置。
回来后情思难遣，大约过了一两年后，又乘兴写了《戏说四大美人》，列于首位的还是她，观点大致也是如此，不过多了点戏谑和调侃而已，因当时相邻两县诸暨和萧山有关美人所属权的争端又起，硝烟味已经很浓了。文章里我再次强调了水这一意象在她一生中的重要性，无论越中的若耶溪和浦阳江，还是吴地的脂粉塘、越来溪，甚至渐江、甬江或五湖。一个水面隐现的神秘的漂浮物，它是《左传》里语焉不详的鸱夷，还是海明威小说理论中的冰山？身体的主要部分藏于水下，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浮上来的一点。屈原因此感慨“西施媞媞而不得兮，鹔母勃屑而日侍。”而柔软与坚韧在时间中完美结合，这就是本质。“水一直波光粼粼围绕着她的身体，仿佛围绕演员的舞台，起到某种镜子和编年史的作用。”并断言“从水中而来的女人，最后必将要回到水中，就像来自乡村小镇上的特丽莎，最后又回到她从前的乡村小镇。”读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人想必都很清楚，文章里提到的这位人物，是昆德拉笔下最完美的女人，在书中，她代表了纯情、质朴和梦想。在我当初的想象中，如果非要给历史上这位乱世佳人找个外国替身，那么我们的捷克美人、同样出生乡村的特丽莎小姐，可能是最妥帖、也最够资格的选择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的内心，希望西施只是一名普通女子，或者像苏东坡那样只赞颂她的美貌，不涉其他，这样的念头可以说由来已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段时间生病住院，躺在病床上读书消磨时光，看到《史记》里的勾践世家一章，文种与范蠡两人都有附传，就是只字未提西施，先是觉得有些意外，后来也莫名其妙为此感到过欣喜。仔细想想也是，历史学家对待传闻的态度，跟一般摇笔杆子的文人不一样，立场方面到底要严肃一些。就拿与她同时代的孔子来说，据各种版本的施氏家谱，两人甚至还有着一定的亲戚关系，但《春秋》也罢，《论语》也罢，都无只字涉及，就不知是未信真有其人还是有意回避了。《国语》里虽有越国饰美女八人以赂吴国的记载，也没明确提到里面就有她，更别说就读三年制淑女班、请人专门教以媚术、然后风情万种出现在吴王夫差床上；或《孟子注疏》所谓“夫差大幸之，毎入市，人愿见者，先输金钱一文”和 “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这些烂事了。
出于某种轻浮或无聊，偏要将这个女人出众的容貌跟国家的政治军事史纠缠在一起的，主要源头应该来自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这两本书虽说是地方志的鼻祖，成书于遥远的汉代，但真正拿出来与读者见面，差不多已是千年后的宋元之交了，其间不知经过多少学者的修理，多少皇帝的钦定，真实性方面自然要大大打上一个折扣。前书最初署名子贡，又有朱竹垞考定出山阴袁康之手，其卷八外传记地传第十“美人宫”条下称：“北坛利里丘土城，勾践所习教美女西施、郑旦宫台也。女出于苎萝山，欲献于吴，自谓东垂僻陋，恐女朴鄙，故近大道居。去县五里。”此当为始作俑者，然其文已为后人篡改，因唐朝以前只称罗山，不称苎萝或苧萝。后书作者赵晔亦为绍兴本地人氏，在书里多有附合，说当时越王欲伐吴复仇，文种献美人计，“乃使相者国中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榖，教以容步，习以土城，临于都巷。”（苎萝二字问题同上）而事实上这个女人果然不寻常，她对自己所愿意扮演的角色不仅应付裕如，而且发挥得相当出色，甚至可說远远超出了她的国家和人民对她的期望。因赵书交代美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背景为勾践十二年，三年学服而献于吴，则为勾践十五年，而《左传》所记越国对吴国的复仇之战始于哀公十三年即勾践十六年，如果上述记录准确可信，则献美不过一年，就能使对方的战力有较明显的削弱，可见这个女人的肉体力量是何等的强大。 如此一来，好端端一名越国乡间的无名或隐名女子，从此就成为传奇人物，善良一点的称她爱国女战士，口德差的干脆就指斥她为色情间谍。总之，红颜祸水这四个字，从此就成为她的关键词，在她档案里蒙上一层艳丽的粉色，当然更准确的表述是浓重的阴影，哪怕用家乡越中的清泉和皂荚来洗刷，只怕也是永远洗不干净了。尤其从唐代开始，也许那时候写诗的人太多了，而能写的题材又有限，因此以她为吟咏对象的诗篇，少说也有好几百首。还有后来大量的词曲，笔记，稗官野史、故事戏文，包括像当代金庸这样的文学大家，也曾挤在里面凑热闹，坊间流行的手订全集版十五部小说中，就有一部《越女剑》是以她为主角的。作家诗人们多少有点叫人害怕的想象力和自以为是，让这个无辜女人可是吃尽了苦头。什么“西施不及烧残蜡，犹为君王泣数行”，什么“若论破吴功第一，黄金只合铸西施”，连王维这样持身庄重、笔下一向比较谨严的，一开口也是“艳色天下重，西子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也许在他们看来，女人的容貌和文人的才华一样，天生具有商品属性，早晚得进入资本市场流通才是王道。相比之下，吴梅村《圆圆曲》里“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教曲伎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这几句，借事发挥，说得还稍微含蓄一点。
而这中间最离谱、想象功能发挥到极致的，恐怕要数唐朝写《吴地记》的陆广微。“（嘉兴）县南一百里有语儿亭，勾践令范蠡取西施以献夫差，西施于路与范蠡潜通，三年始达于吴，遂生一子至（于）此亭，其子一岁能言，因名语儿亭。”在他的笔下，西施以肉体为武器媚惑敌主的传闻不仅是铁定事实，甚至此前在去吴国的路上，跟当时作为越王特使兼护花使者的范蠡，也早已有了一手。语儿亭史称在嘉兴崇德境内，春秋时为吴越两国边界。历史上最原始的一段运河百尺渎从附近流过，政治军事位置十分显要。尽管如此，想象两人公务途中在当地住下来结婚生子，三载恩爱，还是相当荒诞的。明人陈耀文王元美辈早就著文驳斥，而考唐徐寅《勾践进西施赋》，内称“晓别越溪，暮归吴苑。越虑计失，吴嫌进晚。”王维《西施咏》“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则朝发夕至，路上所费不过一天。事实上也是，一边是望眼欲穿的吴王，一边是盼着美人计迅速发挥作用的越国君臣，而该书作者竟让两人途中整整走上三年。我想，范蠡先生自己肯定不会这么傻，因他知道这可是玩命的事，即使敌国那边侥幸被蒙过了，自己的主子肯定也不会放过他。唯一可能且合乎逻辑的推理，只能跟那座三年制淑女培训学校的校址有关，想想看，如果让它出现在嘉兴境内而非绍兴山阴，效果会怎么样？至少对我个人来说，非但一点不会感到意外，于常识方面也觉得更能接受。因吴越之间先后发生的那几次战争，无论你打过来还是我打过去，具体胜负不论，军事地图上标著的那些著名交战地点如径山、柴辟、槜李、御儿、武原之类，可全都是集中出现在这一带的啊。以前看书看到这里总是纳闷，假如真能这样，也算是有了更合理的解释。
或许，正因为她的美貌、绯闻以及神秘身世，加上史家对真相有意识的遮盖和误导，更激发了后世强烈的好奇心，历代都不乏有名或无名的大量研究者，可惜越是研究就越是糊涂，如同你在夜总会幽暗的走廊上偶然瞥见的某些女性，容貌娇美，眸子清澈，谈吐优雅。你可以认为她是纯洁无邪的，但你必须放弃向别人打探她过去的欲望，否则只会被证明是自寻烦恼。古人自然也是这样，我们现在的西施概念主要形成于唐代，尽管历史学家说她是春秋时候人，但如果真要究根寻底，别说身世不清，形迹可疑，就连她的芳名能否保住也成问题。怎么说呢，因汉代以前尚无明确的方位概念，后人所谓西施，先秦文献都管她叫先施或戚施，即使到汉末《说文》成书的年代，如果要表达西的意思，也只有一个“栖”字和一个“卤”字可供选择。栖为乌在巢，安息之义；而卤即咸池，“池之言施也”，这是郑玄说的。包括她的职业，浣纱还是鬻薪，也是破绽百出。浣纱大约自南宋起就浣不成了，考《嘉泰会稽志》古迹浣沙石条，“浣”作“澣”，“纱”作“沙”，并引唐梁载言《十道志》明确宣称：“沙盖布，沙非纱帛之纱也。”而布古一作悬，亦作泉，即今天所说的瀑布。卖柴呢？《尔雅释言》说“鬻，糜也。”勉强可解释成是粥或米汤，因此《仪礼》释“鬻”字有注称“以饭尸余米为鬻也。”这个尸字给人的感觉，就像不小心砂子飞进了眼睛里，肉体的难受固然不免，内心的郁闷或许更深。想起《越绝书》说的“巫里，勾践所徙巫为一里，去县二十五里，其亭祠今为和公群社稷墟。”《太平寰宇记》说的“诸暨县巫里，勾践得西施之所。”《渊鉴类函》引王铚记“五泄山一名越洞岩，水经注云：土人谓瀑布曰泄。”《会稽续录》载宋禧留题洞岩诗“翠岩仙洞白云深，蹑石扪萝一访寻。真驭不逢山色暝，涧风吹袂冷森森。”综合起来观察，其真实形象或许已有几分于垂瀑后的石室洞口闪现，女巫或者公主？或两者都是？司祭于天，施食于人，以穴为居，以瀑为门。后世面纱一词的本义和宗教属性，大约就是这么来的。包括后来的谢灵运，也打算和她做邻居，他在《山居赋》里对自己居所的诗意描述是：“近北则二巫结湖……引修堤之逶迤，吐泉流之浩溔。”并有注明确告诉我们说，二巫指的就是大小巫湖。包括面纱一词的本义和宗教属性，大约也是这么来的。
其中特别有争议的是她浣纱的石头与周边的地理背景，尤其是这座具有绮靡色彩的苎罗山到底在哪里，历史学家们更是从未停止过争论。从原始地理文献上来看，公元四世纪刘宋会稽太守孔灵符所著《会稽记》显然是最权威的，保存在《太平御览》卷四十七里的原文是：“诸曁县北界有罗山，越时西施郑旦所居。所在有方石，是西施晒纱处，今名苎罗山。王羲之墓在山足，有石碑，孙兴公为文，王子敬所书也。”而稍后酈道元在《水经注》里的描述则更多地带有摄影风格，他在镜头里看到的景象是“江水又东径诸暨县南，县临对江流，江南有射堂，县北带乌山，夹水多浦。”——犹如一张定格的航拍外景图，堪与百度地图的卫星功能媲美，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地六朝时期的地理环境。两相对照，县南之射堂即射的山，属山阴县。因“射的之西（南）有石室，名之为射堂。”这一解释同样也来自郦某，没有理由不相信。江北之乌山即罗山，诸暨人又称乌笪山，余姚人又称鸟道山，当为二邑交界；《嘉泰会稽志》记余姚县有乌山资福院。《浙江通志》记慈溪县有乌山堰，均堪为证。而诸暨当年所辖的区域，大概就在这两山之间，西背金鸡，东临若耶，能有多大面积，不难想象。其中山称罗山，无苎字或苧字；浣纱作晒纱；石的方位是在县北而非县志所云县南。
而由好友孙兴公撰文、爱子王献之所书的王羲之墓碑竟然就在罗山足下，尤为让人意外。因这个“足”字在古代地理文献里有特定意义，亦称东止或东治，几乎就是用来标识天台四明向东延伸末段之地貌的。更确切地说，宛如人足，五趾俱全，脚背隆起，纯为山川灵气所钟而成。《说文》释“足”字云：“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徐锴曰：口象股胫之形。”大意以口喻人体股间某排泄器官，即泉源所出，然后沿两胫东流至山体尾端，筑潭蓄之，而所谓两胫即罗山和射的——犹如人体之下肢也。晋木玄虚《四明丹山间咏》之七：“山足两岐通越州。”下有唐人贺知章原注：“山脚下便是余姚上虞两县，属越州，水陆皆通。”宋《元丰九域志》卷五记明州大隐山“南入天台，北峯四明，东足谢康乐炼药之所。”说的也是它。又“浣”字古作“澣”，郑康成注《礼记》云：“足曰澣。”而沙之古字又作“沚”，《说文》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爲足。”而这时谢灵运又忍不住跑出来解释说：“求归其路，乃界北山。栈道倾亏，蹬阁连卷。复有水径，缭绕回圆。弥弥平湖，泓红澄渊。”是的，历史就是如此的伟大而诡奇，也是如此的真实而残酷，在这样的时刻，如果你手边有《诗经》，不妨可以乘兴打开它，重温一下《葛覃》里“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或“薄澣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归宁父母”这几句，同时大胆想象一下，比如说，将版权归于美人居校三年学习期间所作，估计也错不到哪里去，至少要比现在空缺着说是无名氏的作品要好吧！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研究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上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