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的苏联伯力城细菌战犯审判，与纽伦堡审判（1945-1946）和东京审判（1946-1948）一样，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系列战犯审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审判尤其针对东京审判严重遗漏的日军细菌战罪行，进行了集中而公开的审理，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公开审判。
　　近乎直白的揭露
　　有学者研究发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的28名日本战犯中，半数以上与细菌战罪行存在关联，甚至直接参与其中；负责起诉的检察官中，至少有6人明知日本的细菌战罪行，却对此保持了沉默，因而很怀疑“这中间有一个保持沉默的真正的阴谋”。
　　很明显，当时有能力策划和操控这场阴谋的，只能是事实上主导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麦克阿瑟将军及其背后的美国政府。
　　面对美国政府以免于起诉换取日军细菌战情报的隐秘计划，中国和苏联政府虽曾尝试对抗，但显然都不成功。
　　有鉴于此，苏联政府一改东京审判时的被动情势，在伯力城审判中，对美国的阴谋进行了近乎直白的揭露。比如，在“国家公訴人演词”里面特别提及，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曾收到过南京市法院检察官书面报告，“这一充分揭破日本当权集团方面在试验细菌武器时用活人来进行万恶实验的材料，交给了美国主要控告人肯南。但大概是有什么重要人物力求妨碍揭露日本军阀骇人听闻的罪行，所以，这些材料最终并没有提交给国际法庭”，将强烈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美国。
　　此外，苏联在伯力城审判进行过程中，不仅采用公开审判形式，准许一些民众到场参观，更借用塔斯社等媒体向全世界发布相关消息。而在审判完成后，又很快将审判资料汇编成书，并翻译中、日、英、德等多国文字，全面揭露日本细菌战罪行。
　　中国的反应
　　伯力城审判期间，中国最主要的官方报纸——《新华日报》，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道，并往往花费大量篇幅予以赞扬，甚至请曾经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方法官梅汝璈出面撰文，借以表达中国人民对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极大愤慨。
　　不言而喻，这些报道本身即代表了当时中国政府的积极反应。客观上，通过这些报道宣传，不仅将昔日侵华日军的细菌战罪行传遍中华大地，激起亿万人民的公愤，更将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细菌战争的态度向全世界作了郑重宣示。
　　另外，在毛泽东访苏期间，苏方主动提出解送一批日本战犯到中国，交由中国政府审判。1950年7月19日，苏联将969名日本战犯正式移交中国，关押于新成立的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在辽宁沈阳和山西太原两地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先后对武步六藏、古海忠之、斋藤美夫等45名在押战犯提起公诉，由此拉开新中国公开审判战犯的序幕。这一系列战犯审判活动明显受到伯力城审判的深刻影响。
　　细菌战战犯的结局
　　伯力城审判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强力主导下，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了日军当年进行活体试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并判处山田乙三、梶冢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柄泽十三夫、西俊英、尾上正男、佐藤俊二、平樱全作、三友一男、菊地则光、久留岛祐司等12名被告2至25年的禁闭刑期，在国际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
　　根据伯力城受审战犯三友一男回忆，1949年底接到伯力城审判的判决书后，被告们曾向苏联最高法院军法处进行抗告，最终被驳回，仍然维持了原判。
　　1953年后，日本与苏联不断进行交涉，促其遣返被俘人员。经过多次艰难交涉，1956年，羁押日俘被大规模遣返。
　　（摘自《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 孙家红/著 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