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忠文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和鲁迅研究专家，是南京大学文艺学学科的奠基人，曾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南京市作协主席、南京市文联名誉主席、江苏省鲁迅研究会会长、江苏大众文学学会会长等职。所著《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填补学术空白。本文作者朱寿桐教授为知名的中国现代文学专家，曾执笔包忠文主编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有天上课，讲到如何理解鲁迅杂文的文学性时，我向研究生重点介绍了我的老师包忠文教授，介绍了他的观点，他的学问，以及他的为人。讲论的时候非常感慨，提醒自己，自上次一別，我又有好长时间未见到包老师了，真的很想念他。真的，好长时间未这样讲起自己的老师，不知道那天怎么就那样自然地当着学生们打开了这方面的话匣子，也不知道为什么还带着那样怀想甚至伤感的情绪。
　　后来知道了原委。包老师正是在那天走了。真的是不可思议！包老师应该是有灵性的，他的灵性可以越过千山万水，一路南往，或许是想看看浩渺的南海。灵性过处，与他有关的学生都应该感知或者直觉到他的存在，以及排山倒海式但同时又是风驰电掣般路过。
　　包忠文，是一个响亮的名字。虽然他已经身归仙乡，但他作为一个巨大的学术存在，永远会散发出一种学术文化的信息力量。包忠文先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从事马列文论研究的时候，马列文艺理论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像今天这么火爆，甚至有些寂寞。1982年深秋，在苏州大学东吴园一个幽静的房间里，尚是大学生的我被朱栋霖老师领着，拜见慕名已久的包老师，那次他来苏州校阅马列文论选读的样稿。那天下午，层云密布，天色黯淡，西洋式的小楼狭小的房间显得光线稀少，包老师又在大抽其烟，使得整个房间都充满着幽暗的气氛。幽暗中的包老师侃侃而谈，学理是那么深邃、悠远，我越发觉得包老师是那么深刻而孤独，犹如一个为人们熟知而又特别陌生的鲁迅先生。对，包老师是鲁迅研究的权威，他认为鲁迅的“撄人心”思想及其相应的批判至今仍然有振聋发聩的效能。包老师最早的个人著作之一是《鲁迅的思想与艺术新论》，出版后我还写过一篇书评，称这部著作是“历史主义的鲁迅研究”。
　　今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经成为文艺学领域最大最重要的显学，但可能很少人知道包忠文教授等当初对这一领域所进行的筚路蓝缕的开拓与孤独的探求。包老师当年的研究曾是那样的寂寞而艰辛，他常常处在孤独和岑静之中。在孤独和岑静中踽踽独行的包老师，后来离开南京大学中文系到学校图书馆当馆长，再以后到三江学院的文学院当院长，那时候他轰轰烈烈，那时候他前呼后拥，但我仍然感觉到先生的孤独，即使不岑静，也仍然孤独。
　　包老师显然不属于岑静的学者，他在任何重要岗位都希望并且能够发出不同的声响和卓异的动静。他当图书馆馆长时，我曾听他兴致勃勃地谈起如何将沉睡在图书馆角落里几乎濒死的书籍资料起死回生，他要倡导一种图书资料的“起死”计划，为此他甚至身体力行地编辑家教之类的丛书，大概是想将那些已死或者濒死的家谱、族谱类的图书资料能够奇迹般地回生。他当三江学院文学院院长的时候，也曾声势浩大地发动周读、周写、周练的计划，即每周每个学生要读多少书，要写多少文章，要做多少调查和资料整理的练习等。我听后觉得那才真是一种严格而有效的中文系学生训练的套路与方法。我在当中文系主任的时候，曾几次想学习包老师的这种训练套路与方法，但蹉跎十余年，由于各种因素都未能成功推行。南橘北枳不过在淮河之隔，三江之交的江南适用的包氏方法，焉能跋山涉水千山万水被应用于南海之滨的澳门？
　　无论如何，包老师的智慧、胆识和魄力已经影响到他的学生，影响力所及几乎到达了南海之滨。
　　37年前，我入读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时候，包老师是文艺学专业的导师和学科带头人。我们虽然不属于同一个专业，但他是系里主管教学的领导，是鲁迅研究专家，陈瘦竹先生一直将他列为我们这个专业的指导教授。因此，我们经常有机会向他讨教，包括将自己的习作拿去请他指导。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像包老师这样横跨两个专业指导研究生的教授在中文系为数极少。包老师对我们这些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也一直关怀有加。他当时主编当代文学理论方面的专书，主要参加者是文艺学专业的同事和同学。包老师总是格外热情地鼓励我们这些学中国现代文学的老学生参加。他曾经语重心长地开导我：做文学史研究没有理论是不行的，搞文学评论没有理论更不行。同时他也鼓励我，说我的理论思维有相当的基础，完全可以在理论方面展开更多更有成效的思考。在他的鼓励下，我一度对文艺理论投入了更大的热忱。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酒神的灵光——文学情绪论》，这本书的写作得益于包老师的鼓励。包老师后来主编《外国文学理论名著导引》丛书，参加写作的都是文艺学方面的重要专家，如赵宪章、凌继尧、徐平等，可包老师坚持要我参加：写哪一部名著都可以，我相信你能行。我后来遵嘱选了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写成了一本《宽容的魔床》。这本书让我这个外行在国际的勃兰兑斯研究方面有了一席之地，我数次被邀请赴欧洲参加勃兰兑斯的学术研讨会，还曾受大林基金会的资助赴丹麦专门从事勃兰兑斯研究与交流。这些对我来说虽是副业，但能有寸进与收获，全得益于包老师的鼓动与激励。就在去年举行的第22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我应邀作为大会主题演讲者主讲勃兰兑斯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传统之时，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一千多名比较文学专家，我还是想起了关怀我、鼓动我和激励我在文学理论方面用功的包老师。
　　僻处南海之滨，翘首回望江南，我总觉得包老师是有灵的。要不然，鬼使神差般的，我怎么会在他离去的那一天，在南海之滨的课堂上讲起他，而且几乎是带着感情大张旗鼓地讲起他呢？
　　朱寿桐：人文社科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现任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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