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古代有一优良传统：商人不准从政，皇亲不准经商。这是有道理的，为的是把金钱与正义和权力隔开。但是近来，中国新富们为了利益最大化，花大价钱雇佣经济学人充当说客以影响舆论甚至政策制定，这已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了，许多腐败由此而生。利所在处，众鹜趋之。一时间，不少中国经济学家们纷纷有了自己的“主人”。如此下去，作为科学研究的经济学术领域，怎么还能有坐得住的真学者?《中华工商时报》对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的专访可以说对这一现象的就里进行抨击、很能给人以启发，因此我刊特予转载，以彰其睿。
　　
　　《中华工商时报》：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思想界的舞台上几乎只有经济学家在长袖善舞，经济学家因对政府决策独特的影响力而成为社会科学界最为耀眼的明星。与此同时，我们几乎听不到来自其他学科的任何声音，你怎样看这种现象?
　　丁学良我想这是因为在过去长达25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把一个社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以及建设和谐社会这样的更高目标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设计我们改革的制度和政策。我们总是在一段时间里，让一个目标压倒一切目标，这样做的后果是我们的改革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一些利益集团已经建立起来，等我们要纠偏的时候才发现要付出的代价已经很高。
　　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思想界几乎听不到其他学科发出的声音，而老是经济学家在唱独角戏，就是因为在这些年里，很多人误认为发展经济就是经济学的事情。其实不是，在任何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里，经济的发展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法律、社会学、政治学包括经济学本身还有不同的学科，他们所起到的作用都是在某一个具体政策上。不同学科发挥的作用可能不大，但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像社会学重视的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公正，法学重视的是程序的公正，而政治学最重视的是政府的效率和成本。不可以剥夺其他学科只让某一学科讲话，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研究重点，这就是为什么在英文里，社会科学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只有让不同学科的人在一种正常的、常规的方式下，互相对话、互相辩论，然后才能让决策层汲取不同学科的合理经验，使之变成一个综合工程中的合理元素。
　　
　　《中华工商时报》：在您看来，中国的经济学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上?
　　丁学良：在西方经济学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公共的学科，经济学和物理学、数学一样，所讨论的都是非常专业化的问题。经济学怎么可能变成一个很Public(通俗的)的学科呢?
　　中国的经济学太热闹了，什么人都可以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什么问题他们都敢谈，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走到经济科学的门口来，经济学在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严肃的学科一般不可能是闹哄哄的。
　　
　　《中华工商时报》：您怎样看由经济学家倡导并参与制定的政策所造成的失误，如教育改革?
　　丁学良：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很多所谓的经济学问题其实都不是经济学问题，在国际上，这些问题属于其他学科研究的领域，就是因为不让其他学科讲话，才出现了搞经济研究的人什么都可以谈的情况。再加上在中国，经济学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所以很多不是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和讨论方式，最后都以经济学的名义在说话。这样提出的建议和对策不出问题才怪。
　　
　　《中华工商时报》：为什么最近一、两年民众和网络对主流经济家有那么多的批评和指责?
　　丁学良：民众和网络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你能找到为不同产业代言的人，在西方也能找到，但很少。西方从事经济科学研究中最优秀的人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人只能受银行、投行的雇佣，从事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中国绝大部分所谓的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和西方国家银行里的经济分析师比较像，他们是为一个产业说话，只是水平还不如他们。国外最好的经济学家都是在全世界最好的经济系当教授、做研究。
　　
　　《中华工商时报》：您觉得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丁学良：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作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如果那样的话，是不可能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独立的研究来的。在西方，也有经济学家当大官，但他们是在经济学领域做出非常独立的、优秀的研究后，才短期进入政府或大银行等部门，然后他们会很快就回到经济科学的研究中，而并不是研究做得不怎么样就开始想着赚钱和当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