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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又称301医院）全军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主任付小兵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301医院诞生的第七位院士，当时49岁的年龄也刷新了院里院士的年龄纪录。
闻知喜讯时，付小兵正在实验室里和他的学生们埋头讨论，据说当时他脸上淡淡的欣喜，随即说道“是人生一个新起点”。
在另一战场上行驶军人使命
付小兵上过战场，惨烈的场面他终生难忘。
1986年，中越边境战火绵延。23岁的付小兵，当时已经从第三军医大学本科毕业，被分配到校野战外科研究所工作，同时也在读创伤急救专业硕士研究生，主攻方向是创伤弹道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火器伤的救治。这是他从小坚定要走的路，当年高考，付小兵是资阳市理科状元，然而这个从小在老一辈革命家故事的教育下长大的孩子，放弃了更好的选择，立志上军校，当军人，保家卫国。最后，付小兵如愿走进第三军医大学，这一信念也从未改变。
1986年深秋，经组织批准，付小兵奔赴老山前线，参加战伤救治的亲身实践。猫耳洞的艰苦人所共知，新婚妻子担心不已，紧拉着他问“不去行不行”？付小兵深知妻子的心情，但还是告诉她“这是信任，也是职责。”留给妻子一个“OK”的手势，付小兵转身出发，冲向他的前线。
无数次想过战场的枪林弹雨，实际情况还是超乎想象。车，在崎岖的山地上吃力地爬着，路的左边就是悬崖，稍不慎便车毁人亡。在车里面就能隐隐约约听见山背后的隆隆枪炮声。阵地硝烟弥漫，付小兵穿着黄胶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身边到处都是炸断的树木、巨大的弹坑，穿过弥漫着的硝烟阵地，来到离炮火摧残的防火墙。这个地方就是第一现场。有的医生正为伤员止血，有的正为牺牲战士安排后事，有的正从伤员的汩汩流血的伤口掏出弹头。
第二天付小兵来到一个作战排，官兵看着眼前这位素不相识的军官，想必是上级首长来慰问自己，兴奋着想鼓掌而又将伸出来的双手缩了回去，因为怕暴露“目标”。
战地医院是战场上的后方，却是军医的前线。付小兵蹲到一位伤员，伤员的伤口刚进行完包扎，鲜血仍染透着厚厚的纱布。付小兵仔细地察看着子弹穿入的肉体，由于医疗条件落后，治疗弹道创伤的药物又少，一些年轻的官兵忍受着伤口化脓的疼痛。付小兵轻轻地问道：“小战士，痛吗？”小战士摇摇头,付小兵心如刀割，泪流满面。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研制出治疗战创伤的物品来。
眼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从眼前消失，长眠在老山上，付小兵难受至极，连拍打着自己的脑袋问“为什么，怎么办！”
老山前线的一幕一幕，深深刻在付小兵脑海里，也让付小兵更多地思考自己的未来——怎样更好地为临床医学服务，更好地为病人减轻痛苦，对得起党和军队对自己长期的培养。付小兵领悟出了一个道理，“业精于勤，勤于练，成于思”。这种思虑，成为二十多年来始终督促他孜孜不倦地工作的强大动力。严重创（战、烧）伤的救治一直是我国军事医学的重要课题，也是和平时期对平民造成伤害的重要损伤之一。他再不想看到老山前线那痛心的一幕。如何尽快把战创伤的研究成果与临床实现连接，与战场对接，运用到病人身上，减轻炮弹、子弹对官兵射伤后的痛苦，付小兵常常蹲在实验室，常常忘记了吃饭，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付小兵在盛志勇院士等专家指导下，他在国内较早将自由基医学和肠源性感染概念引入高速投射物致多脏器损伤研究领域。发现动物在遭受高速投射物伤后存在显著的自由基损伤，部分动物肠道微生态发生严惩紊乱，进而导致细菌穿过肠壁进入血液而发生细菌移位与肠源性感染。这一研究成果引起学术界强烈反响，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一边是科研一边是家庭。付小兵说，都要兼顾，当时他妻子刚在北京生完小孩，家里房间小，付小兵就睡在岳父的办公室，每天天刚矇矇亮，付小兵便起床为孩子清洗尿布、烤干。然后来不及吃一口饭就骑着自行车从朝阳赶到海淀的单位上班。家人心疼他，他却说这也是责任，同样不能丢。
1993年，付小兵获得了进入西班牙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大学纳蒙•卡哈医学中心作为期一年半的访问学者的机会，研究战、创伤治疗。“出国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不学到真本领，搞不出来科研不但对不起组织的关怀，更无颜见‘江东父老’。”虽然一句西班牙语也不会说，付小兵还是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特别高的目标之后，飞赴西班牙。走下飞机舷梯，真正踏上异国的土地，付小兵眼中的西班牙，与旅游指南中那个充满了斗牛士的勇敢和西班牙舞蹈的奔放的西班牙截然不同，听不懂导师的课，参与不进去同行们的讨论，甚至走出宿舍都找不到东南西北。付小兵一向是乐观幽默的人，这次却很上火，刚到不久就病倒了，高烧不退。这时，导师和妻子对他特别照顾，带着他融入生活。付小兵努力地适应着一切，一边学习西班牙语，一边查阅大量关于战、伤研究的书籍。收集了近300万字的资料素材。8篇学术论文，全部被“第六届国际危重病急救医学大会”以及“第一届欧洲组织修复学会与创伤愈合学会联合会议”所采用，其中3篇在《英国外科杂志》等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付小兵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勤勉的工作精神很快博得西班牙专家的青睐，三位著名西班牙院士教授联名推荐他在职申请西班牙国家医学博士学位，并作为优秀留学生代表，受到当时在西南欧访问的时任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亲切接见。
1994年付小兵学成归国。针对严重创烧伤患者后期不能出汗的国际前沿性难题，他率领的团队首先从细胞诱导分化领域开展了汗腺再生研究。
付小兵始终牢记，自己是个兵。临床上需要什么他就研究什么，未来战场上需要什么他就做什么。当年在老山前线就是如此，看到伤员急需输血，他就曾经撸起袖子给伤员输血，当时他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陪同的人不忍心，担心他再献血身体撑不住，付小兵觉得，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真正自己走上临床岗位，每天面对不同的病人，虽然没有硝烟弥漫的紧张，但是生命的尊严和重要都是同样的。后来，他又把目光瞄向慢性难愈合创面的临床治疗。这是长久以来创（烧、战）伤领域急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付小兵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全军九五医学科研基金的资助下，通过对3万余名外科住院病人中580个典型溃疡创面进行研究，在国际上首先报告了中国人体表慢性难愈合创面的流行病学特征，并在国内外最早揭示了体表慢性难愈合创面的发生机制，建立了新的生长因子治疗方法——“冲击”疗法。100余例用其它方法久治不愈的慢性溃疡创面、其中最长的已达10年，经采用“冲击”疗法进行治疗，全部得到愈合。这一成果为未来战伤以及平时慢性难愈合创面的临床救治开辟了新的途径，获2001年度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当选院士只是一个新起点
“长期以来，你热爱祖国、忠诚于党、献身国防、专注事业，为我国卫生科技发展和我军后勤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你献身科学事业受到的最高褒奖，也是我军后勤科技界和总后部队的一件喜事。希望你记分发挥院士的领衔作用，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为全面建设现代后勤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党委为付小兵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而向他发出的表扬与勉励。
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到成长为总医院里第7名院士，接续这支队伍。这其中，有他为人所叹服的理论功底与临床技能，还有他身上所继承的军人的坚毅品质与总医院一脉传承的无私精神。
2001年，付小兵发现了在一定条件下成熟的表皮细胞可以通过去分化途径转变成为表皮干细胞的重要生物学现象，将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诱导转变成为汗腺细胞。同年，付小兵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报告了人体表皮细胞存在逆分化现象。这一重大发现为发育学和细胞生物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同时也为大面积创烧伤后皮肤组织由解剖修复转变为功能修复开辟了新的治疗思路。然而，即便在同行看来，这种思路也太过于超前——让老去的细胞“返老还童”为干细胞重新成长成一个新细胞——像是在讲一个科幻故事。
世界上很多捧着《柳叶刀》杂志的专家们都在质疑，有的甚至撰文批评、抨击。一时间，付小兵面临着重重压力——继续前行还是就此打住？一向很幽默、爱开玩笑的付小兵那段时间也有些沉闷。他从不和自己带的学生说这些烦恼，也不会在课题组里抛出这些苦闷，没有人知道那段时间里他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反复检查自己的课题思路，付小兵认定了就是这条路。
于是他为下一阶段的课题项目组建了新课题组，前方迷雾重重，当时连他自己带的博士生有的都不愿意进课题组参与实验，生怕浪费了时间、精力而得不到结果。付小兵一边鼓励他们，一边对他们讲科研工作者所需要的敢于创新与不怕牺牲的精神。2007年，BioScience主编T.M.Beardsley教授撰写专题评述，认为“在胚胎干细胞研究遇到困难的条件下，从去分化来制造干细胞是一条重要途径。日本学者也提出相似理论。去分化来制造干细胞的想法正在越来越多地得到认可。很多曾经质疑的人服气了。付小兵却没有就此反击他人，更没有就此耀武扬威，而是默默地完成了国际上首例利用人体干细胞再生汗腺获得成功，为解决严重创烧伤病人与后期不能出汗的问题提供了可能的治疗方法，为这一理论向临床应用又迈进了一步。
二十多年来，付小兵先后师从王志国院士和盛志勇院士，前辈们的风范在他心中深深扎根。当年，付小兵第一次去见解放军总医院盛志勇院士，盛志勇跟他说上午九点，结果八点他就跑到院士办公室门口毕恭毕敬地等。除了付小兵一贯强调的时间观念，还有他发自内心的对前辈的敬仰与尊重。这个段子现在在付小兵的博士生中广为流传，学生们从中读到了尊重。
然而，他又不盲从。学术上，师徒之间有教学、有合作，也有分歧、有争论。当年自己做学生，导师们的大力提携让他拥有了更多的难得机会，才能够相对顺利而迅速地攀上一个又一个台阶，甚至在某些方面获得超越老师的成绩。这些经历，让付小兵深有感触，当青出于蓝而真正胜于蓝之时，作为导师，能否发自内心地为之喝彩，又不遗余力地继续为学生的进步搭建平台。或许对很多专家学者都是一个考验，在付小兵面前，这不是问题。平等的学术精神被他视为珍宝，一代代传承着，现在付小兵和他的学生们也是一样。每周的科研例会开得热火朝天，大家各执己见有时甚至争红脸，不过思路越辩越明。付小兵会为每位学生设定特别严格的学术规范，要求他们有思路、有条理、有方法、有目的。而他作为导师，则无私地为学生们提供机会去学习和实践。
付小兵常说：“生活和科研都像爬山。有人爬到了6000米，有人爬到了8000米，我希望自己坚持下去，爬到最高峰。成为院士，当然是件高兴的事情，但并不意味着自己与他人有什么不一样，与获奖前或者当选院士之前有何差异。我还是我，需要继续努力，与老一代科学家相比，还有很多差距，因此不会因为获得荣誉而癫狂。”
走进付小兵的办公室，满眼皆是书，看不到一张奖状或奖杯，据说他家里的墙上、柜子里也没有这些东西。他的生活不在荣誉中，而在笔记本上一条条密密麻麻、时间精确到分的工作计划中，在他每天穿梭办公室和实验室之间急切的脚步声里，在一个又一个富有创新的国家重大课题中，“奖杯、荣誉是一种虚拟的东西，虽看得见却琢磨不到内在的美，人活着就应该把每一天当作新的起点，一切从零开始”。
闻知喜讯时，付小兵正在实验室里和他的学生们埋头讨论，据说当时他脸上淡淡的欣喜，随即说道“是人生一个新起点”。
在另一战场上行驶军人使命
付小兵上过战场，惨烈的场面他终生难忘。
1986年，中越边境战火绵延。23岁的付小兵，当时已经从第三军医大学本科毕业，被分配到校野战外科研究所工作，同时也在读创伤急救专业硕士研究生，主攻方向是创伤弹道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火器伤的救治。这是他从小坚定要走的路，当年高考，付小兵是资阳市理科状元，然而这个从小在老一辈革命家故事的教育下长大的孩子，放弃了更好的选择，立志上军校，当军人，保家卫国。最后，付小兵如愿走进第三军医大学，这一信念也从未改变。
1986年深秋，经组织批准，付小兵奔赴老山前线，参加战伤救治的亲身实践。猫耳洞的艰苦人所共知，新婚妻子担心不已，紧拉着他问“不去行不行”？付小兵深知妻子的心情，但还是告诉她“这是信任，也是职责。”留给妻子一个“OK”的手势，付小兵转身出发，冲向他的前线。
无数次想过战场的枪林弹雨，实际情况还是超乎想象。车，在崎岖的山地上吃力地爬着，路的左边就是悬崖，稍不慎便车毁人亡。在车里面就能隐隐约约听见山背后的隆隆枪炮声。阵地硝烟弥漫，付小兵穿着黄胶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身边到处都是炸断的树木、巨大的弹坑，穿过弥漫着的硝烟阵地，来到离炮火摧残的防火墙。这个地方就是第一现场。有的医生正为伤员止血，有的正为牺牲战士安排后事，有的正从伤员的汩汩流血的伤口掏出弹头。
第二天付小兵来到一个作战排，官兵看着眼前这位素不相识的军官，想必是上级首长来慰问自己，兴奋着想鼓掌而又将伸出来的双手缩了回去，因为怕暴露“目标”。
战地医院是战场上的后方，却是军医的前线。付小兵蹲到一位伤员，伤员的伤口刚进行完包扎，鲜血仍染透着厚厚的纱布。付小兵仔细地察看着子弹穿入的肉体，由于医疗条件落后，治疗弹道创伤的药物又少，一些年轻的官兵忍受着伤口化脓的疼痛。付小兵轻轻地问道：“小战士，痛吗？”小战士摇摇头,付小兵心如刀割，泪流满面。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研制出治疗战创伤的物品来。
眼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从眼前消失，长眠在老山上，付小兵难受至极，连拍打着自己的脑袋问“为什么，怎么办！”
老山前线的一幕一幕，深深刻在付小兵脑海里，也让付小兵更多地思考自己的未来——怎样更好地为临床医学服务，更好地为病人减轻痛苦，对得起党和军队对自己长期的培养。付小兵领悟出了一个道理，“业精于勤，勤于练，成于思”。这种思虑，成为二十多年来始终督促他孜孜不倦地工作的强大动力。严重创（战、烧）伤的救治一直是我国军事医学的重要课题，也是和平时期对平民造成伤害的重要损伤之一。他再不想看到老山前线那痛心的一幕。如何尽快把战创伤的研究成果与临床实现连接，与战场对接，运用到病人身上，减轻炮弹、子弹对官兵射伤后的痛苦，付小兵常常蹲在实验室，常常忘记了吃饭，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付小兵在盛志勇院士等专家指导下，他在国内较早将自由基医学和肠源性感染概念引入高速投射物致多脏器损伤研究领域。发现动物在遭受高速投射物伤后存在显著的自由基损伤，部分动物肠道微生态发生严惩紊乱，进而导致细菌穿过肠壁进入血液而发生细菌移位与肠源性感染。这一研究成果引起学术界强烈反响，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一边是科研一边是家庭。付小兵说，都要兼顾，当时他妻子刚在北京生完小孩，家里房间小，付小兵就睡在岳父的办公室，每天天刚矇矇亮，付小兵便起床为孩子清洗尿布、烤干。然后来不及吃一口饭就骑着自行车从朝阳赶到海淀的单位上班。家人心疼他，他却说这也是责任，同样不能丢。
1993年，付小兵获得了进入西班牙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大学纳蒙•卡哈医学中心作为期一年半的访问学者的机会，研究战、创伤治疗。“出国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不学到真本领，搞不出来科研不但对不起组织的关怀，更无颜见‘江东父老’。”虽然一句西班牙语也不会说，付小兵还是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特别高的目标之后，飞赴西班牙。走下飞机舷梯，真正踏上异国的土地，付小兵眼中的西班牙，与旅游指南中那个充满了斗牛士的勇敢和西班牙舞蹈的奔放的西班牙截然不同，听不懂导师的课，参与不进去同行们的讨论，甚至走出宿舍都找不到东南西北。付小兵一向是乐观幽默的人，这次却很上火，刚到不久就病倒了，高烧不退。这时，导师和妻子对他特别照顾，带着他融入生活。付小兵努力地适应着一切，一边学习西班牙语，一边查阅大量关于战、伤研究的书籍。收集了近300万字的资料素材。8篇学术论文，全部被“第六届国际危重病急救医学大会”以及“第一届欧洲组织修复学会与创伤愈合学会联合会议”所采用，其中3篇在《英国外科杂志》等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付小兵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勤勉的工作精神很快博得西班牙专家的青睐，三位著名西班牙院士教授联名推荐他在职申请西班牙国家医学博士学位，并作为优秀留学生代表，受到当时在西南欧访问的时任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亲切接见。
1994年付小兵学成归国。针对严重创烧伤患者后期不能出汗的国际前沿性难题，他率领的团队首先从细胞诱导分化领域开展了汗腺再生研究。
付小兵始终牢记，自己是个兵。临床上需要什么他就研究什么，未来战场上需要什么他就做什么。当年在老山前线就是如此，看到伤员急需输血，他就曾经撸起袖子给伤员输血，当时他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陪同的人不忍心，担心他再献血身体撑不住，付小兵觉得，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真正自己走上临床岗位，每天面对不同的病人，虽然没有硝烟弥漫的紧张，但是生命的尊严和重要都是同样的。后来，他又把目光瞄向慢性难愈合创面的临床治疗。这是长久以来创（烧、战）伤领域急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付小兵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全军九五医学科研基金的资助下，通过对3万余名外科住院病人中580个典型溃疡创面进行研究，在国际上首先报告了中国人体表慢性难愈合创面的流行病学特征，并在国内外最早揭示了体表慢性难愈合创面的发生机制，建立了新的生长因子治疗方法——“冲击”疗法。100余例用其它方法久治不愈的慢性溃疡创面、其中最长的已达10年，经采用“冲击”疗法进行治疗，全部得到愈合。这一成果为未来战伤以及平时慢性难愈合创面的临床救治开辟了新的途径，获2001年度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当选院士只是一个新起点
“长期以来，你热爱祖国、忠诚于党、献身国防、专注事业，为我国卫生科技发展和我军后勤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你献身科学事业受到的最高褒奖，也是我军后勤科技界和总后部队的一件喜事。希望你记分发挥院士的领衔作用，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为全面建设现代后勤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党委为付小兵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而向他发出的表扬与勉励。
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到成长为总医院里第7名院士，接续这支队伍。这其中，有他为人所叹服的理论功底与临床技能，还有他身上所继承的军人的坚毅品质与总医院一脉传承的无私精神。
2001年，付小兵发现了在一定条件下成熟的表皮细胞可以通过去分化途径转变成为表皮干细胞的重要生物学现象，将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诱导转变成为汗腺细胞。同年，付小兵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报告了人体表皮细胞存在逆分化现象。这一重大发现为发育学和细胞生物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同时也为大面积创烧伤后皮肤组织由解剖修复转变为功能修复开辟了新的治疗思路。然而，即便在同行看来，这种思路也太过于超前——让老去的细胞“返老还童”为干细胞重新成长成一个新细胞——像是在讲一个科幻故事。
世界上很多捧着《柳叶刀》杂志的专家们都在质疑，有的甚至撰文批评、抨击。一时间，付小兵面临着重重压力——继续前行还是就此打住？一向很幽默、爱开玩笑的付小兵那段时间也有些沉闷。他从不和自己带的学生说这些烦恼，也不会在课题组里抛出这些苦闷，没有人知道那段时间里他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反复检查自己的课题思路，付小兵认定了就是这条路。
于是他为下一阶段的课题项目组建了新课题组，前方迷雾重重，当时连他自己带的博士生有的都不愿意进课题组参与实验，生怕浪费了时间、精力而得不到结果。付小兵一边鼓励他们，一边对他们讲科研工作者所需要的敢于创新与不怕牺牲的精神。2007年，BioScience主编T.M.Beardsley教授撰写专题评述，认为“在胚胎干细胞研究遇到困难的条件下，从去分化来制造干细胞是一条重要途径。日本学者也提出相似理论。去分化来制造干细胞的想法正在越来越多地得到认可。很多曾经质疑的人服气了。付小兵却没有就此反击他人，更没有就此耀武扬威，而是默默地完成了国际上首例利用人体干细胞再生汗腺获得成功，为解决严重创烧伤病人与后期不能出汗的问题提供了可能的治疗方法，为这一理论向临床应用又迈进了一步。
二十多年来，付小兵先后师从王志国院士和盛志勇院士，前辈们的风范在他心中深深扎根。当年，付小兵第一次去见解放军总医院盛志勇院士，盛志勇跟他说上午九点，结果八点他就跑到院士办公室门口毕恭毕敬地等。除了付小兵一贯强调的时间观念，还有他发自内心的对前辈的敬仰与尊重。这个段子现在在付小兵的博士生中广为流传，学生们从中读到了尊重。
然而，他又不盲从。学术上，师徒之间有教学、有合作，也有分歧、有争论。当年自己做学生，导师们的大力提携让他拥有了更多的难得机会，才能够相对顺利而迅速地攀上一个又一个台阶，甚至在某些方面获得超越老师的成绩。这些经历，让付小兵深有感触，当青出于蓝而真正胜于蓝之时，作为导师，能否发自内心地为之喝彩，又不遗余力地继续为学生的进步搭建平台。或许对很多专家学者都是一个考验，在付小兵面前，这不是问题。平等的学术精神被他视为珍宝，一代代传承着，现在付小兵和他的学生们也是一样。每周的科研例会开得热火朝天，大家各执己见有时甚至争红脸，不过思路越辩越明。付小兵会为每位学生设定特别严格的学术规范，要求他们有思路、有条理、有方法、有目的。而他作为导师，则无私地为学生们提供机会去学习和实践。
付小兵常说：“生活和科研都像爬山。有人爬到了6000米，有人爬到了8000米，我希望自己坚持下去，爬到最高峰。成为院士，当然是件高兴的事情，但并不意味着自己与他人有什么不一样，与获奖前或者当选院士之前有何差异。我还是我，需要继续努力，与老一代科学家相比，还有很多差距，因此不会因为获得荣誉而癫狂。”
走进付小兵的办公室，满眼皆是书，看不到一张奖状或奖杯，据说他家里的墙上、柜子里也没有这些东西。他的生活不在荣誉中，而在笔记本上一条条密密麻麻、时间精确到分的工作计划中，在他每天穿梭办公室和实验室之间急切的脚步声里，在一个又一个富有创新的国家重大课题中，“奖杯、荣誉是一种虚拟的东西，虽看得见却琢磨不到内在的美，人活着就应该把每一天当作新的起点，一切从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