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鶴”意象窺探盛唐與中唐詩之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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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會利用統計及歸納的方法,討論盛唐與中唐的四位田園詩人,即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和劉長卿的“鶴”詩,梳理王孟與韋劉兩組鶴詩之分別,從而看出盛唐與中唐詩歌的分野。
  關鍵詞: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劉長卿;田園詩派;鶴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9-0005-02
  社會時代背景與文學作品的關係非常密切。不同的時代背景,往往建構出獨特的時代文風。由於經歷安史之亂,唐代由盛轉衰,使詩歌風格、意境出現很大的變化。因此,出現了“盛唐”與“中晚唐”兩種迥異的詩歌風格。“盛唐”詩歌總是帶著博大、雄渾、深遠、超逸等“盛唐氣象”;而“中唐”詩歌則多帶哀愁、感嘆、無奈等特點。①本文以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及劉長卿四位唐代田園詩派為對象,嘗試以較科學的方法,從四位詩人的精校本全集中②,找出所有提及“鶴”的詩歌。利用歸納與演繹的方法,對王孟與韋劉的“鶴”詩進行比較及分析,以“鶴”意象為視角,體現盛唐與中唐詩歌的時代風格特點。
  王孟與韋劉的“鶴”詩
  眾所周知,經歷安史之亂,唐朝由盛轉衰。除了政治、社會、經濟等受到最直接影響之外,文學亦受到重大打撃。盛唐時期,文學體現出博大、雄渾、深遠、超逸的盛唐氣象;時至中唐,轉為哀愁、感嘆、無奈的中唐之氣。下文以“鶴”意象作視點,討論這兩個時期詩人筆下的“鶴”的形象及其包含的思想內涵,體現這兩個時代詩歌的分野,及獨特的時代風格。
  威武的“鶴”——王維與孟浩然
  王維詩歌中,有十首“鶴”詩。③其中,《送張道士歸山》(簡稱:《送》)、《汎前陂》(簡稱:《汎》)、《奉和聖製幸玉真公主山莊因題石壁十韻之作應制》(簡稱:《奉》)三首,可見其盛唐氣象。詩中的“鶴”,氣勢磅礡,營造出一幅壯麗的景象。
  孟浩然的詩歌中,有七首“鶴”詩。④其中,《夏日與崔二十一同集衛明府席》(簡稱:《夏》)、《游精思題觀主山房》(簡稱:《遊》)及《峴山送蕭員外之荊州》(簡稱:《峴》)三首,可見其盛唐氣象,詩中“鶴”的形象,甚為威武。
  王維《送》:“當作遼城鶴,仙歌使爾聞。”及《汎》:“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均使用了“鶴”這意象,而兩詩中的“鶴”形象相似。一為“遼城鶴”;另一為“沙際鶴”,兩“鶴”均遊走於廣闊的空間,予人一種壯大之感,仿佛跟“鶴” 展翅翱翔於天地之間,名副其實的“鳥”瞰整遍大陸,氣勢磅礡,意境雄闊,盛唐氣象甚濃。
  孟浩然《夏》:“舞鶴乖軒至,游魚擁劍來。”及《游》:“舞鶴過閑砌,飛猿嘯密林。”兩詩同樣用了“舞鶴”這意象。⑤“舞鶴”予人一種神氣、威武之感,兩詩均用了互文,“舞鶴”與“游魚”及“飛猿”扣連起來一同聯想,更覺其動感、神武,營造出一種躍動、充滿力量的意境,吻合盛唐之氣象。
  王維《奉》:“庭養沖天鶴,溪流上漢查。”與孟浩然《峴》:“再飛鵬激水,一舉鶴沖天。”此兩詩的“沖天之鶴”可說是本文立意的基礎。此處“鶴”之威武神氣形象,甚為立體鮮明,具一鼓作氣衝上九霄雲外之勢。跟隨“鶴”之破衝,感覺到那因此高速移動而虛化的外境,焦點落於眼前,行進之霸勢、衝刺之動感、展翅之雄姿,一躍而出。配合《奉》及《峴》之下句,“大道今無外,長生詎有涯。還瞻九霄上,來往五雲車。”及“佇立三荊使,看君駟馬旋。”,更見其氣勢。“大道”、“長生”營造出壯麗的意境,“九霄”、“五雲車”、“駟馬”等,均與上文強調的速度感及虛無縹緲的壯闊感不謀而合,盛唐意象極濃。
  經常強調一點,文學作品與時代背景的關係密不可分。詩人是社會的一分子,時代的氛圍定必對詩人的思想感情有所影響。生活在盛世的詩人,正如李白《古風》(其一)所言:“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詩人各懷著宏偉的理想和抱負,以蓬勃熱烈的感情,激昂慷慨的聲音去表現盛唐時代的種種面貌。因此這時期詩人的思想感情較為壯闊亦屬合理。
  總結,透過討論“鶴”意象,我們看見盛唐詩人筆下的“鶴”甚為威武,體現了博大、雄渾、深遠、超逸的盛唐氣象。
  哀愁的“鶴”——韋應物及劉長卿
  韋劉兩者均經歷過盛唐,而轉入中唐的山水田園詩人。一方面享受過盛唐之盛世美福;另一方面,飽受安史之亂後政治經濟整體衰頹的困頓。這時期詩人的思想感情定必極為複雜,(當然,有的縱使時局紛亂,仍積極參與政治社會事務,如白居易、元稹、韓愈、孟郊等);而韋劉恰好與其相反,他對現實極為不滿,並選擇帶著哀愁、怨嘆的心情退入山林。透過討論他們詩歌中的“鶴”,我們可窺探到哀愁困苦一面的中唐氣息。
  韋應物的詩歌中,有十一首“鶴”詩。⑥其中,《寄劉尊師》(簡稱:《寄》)、《遊溪》(簡稱:《遊》)、《昭國里第聽元老師彈琴》(簡稱:《昭》)及《鷓鴣啼》(簡稱:《鷓》)四首中,可見其中唐哀愁之感,其詩中“鶴”的形象,甚為悲慘、哀痛。
  劉長卿的詩歌中,有十三首“鶴”詩。⑦其中,《送方外上人》(簡稱:《方》)、《尋洪尊師不遇》(簡稱:《尋》)、《酬張夏別後道中見寄》(簡稱:《張》)、《酬秦系》(簡稱:《秦》)、《寄會稽公徐侍郎》(簡稱:《會稽》)、《行營酬吕侍御時尚書問罪襄陽軍次漢東境上侍御以州鄰寇賊復有水火迫以徵稅詩以見諭》(簡稱:《見諭》)、《上湖田館南樓憶朱宴》(簡稱:《上》)、《雨中登沛縣樓贈表兄郭少府》(簡稱:《雨》)、《贈秦系》(簡稱:《贈秦》)及《罪所上御史惟則》(簡稱:《罪》)十首,可見其中唐之哀愁。於劉長卿的“鶴”詩中,可見其鬱鬱不得志之哀愁、無奈自己孤掌難鳴而感嘆、以及痛惜自己有心無力而傷悲。其詩中“鶴”的形象,有明顯比況自己哀愁遭遇的傾向。
  韋應物《寄》:“白鶴徘徊看不去,遙知下有清都人。”及《鷓》:“願逢雪中鶴,銜我向寥廓。”與劉長卿《贈秦》:“向風長嘯戴紗巾,野鶴由來不可親。”及《秦》:“鶴書猶未至,那出白雲來。”四詩的感情相似。其中的“白鶴”徘佪不去,予人一種蒼涼之感,於天邊盤旋,等待著自己想得到的東西,卻始終徘徊著等待著,不知等不等得著。其實《鷓》的主角非“鶴”,而是“鷓鴣”,其詩描述一隻“鷓鴣”希望逢上“雪中鶴”,可惜遇不到。此外,配合詩的尾四句,更感覺到作者的無奈、哀愁:“何不舊巢住,枝弱不得去。何意道苦辛,客子常畏人。”“鷓鴣”可比作詩人,他記掛舊時美好的生活,記掛故鄉。可惜一方面,因中唐時局紛亂;另一方面,曾受多次詩人貶謫。因此深刻地唱嘆出作為“客子”的自己,卑微而畏人。《贈秦》一詩則需配合尾兩句一同理解:“明日東歸變名姓,五湖煙水覓何人。”“野鶴”明顯象徵著異鄉,與韋《鷓》一詩表達的感情相似,同樣深深表達了詩人於亂世身份不明,由於亂局以及貶謫不斷,展現了作者的少鬱抑,甚至快將連自己屬何許人,亦快將忘卻了。(見其自況意味甚濃)《秦》亦需配合後數句一同理解:“舊路經年別,寒潮每日迴。家空歸海燕,人老發江梅。”詩中的“鶴”,也有象徵“理想事物/生活”的意義,可惜“舊路”、“家”等美好日子,俱往矣,而且一去不復還。由此可見中唐詩人於浮動時局中,面對身份淪喪,對人生充滿疑慮及恐懼,望著前方滿佈陰霾,越發激起詩人蒼涼蕭索之感。   韋應物《遊》:“野水煙鶴唳,楚天雲雨空。”及《昭》:“暗識啼鳥與別鶴,祗緣中有斷腸聲”與劉長卿《上》:“鶴唳靜寒渚,猿啼深夜洲。”三詩感情有同通之處同時表達極度哀傷之情。《遊》、《上》兩詩均出現“鶴唳”這意象,《上》更配合“猿啼”,透過禽獸的哀慟、呼號來表達詩人本身的感情;而《昭》的“別鶴”⑧(在中國古典中作離別之意)當然配合後句的“斷腸聲”,同樣以聲音喊叫出那哀傷之情。由此可見,中唐一部分詩人的確好以“哀愁”為基調,表達、抒發自己鬱結。
  劉長卿《方》:“孤雲將野鶴,豈向人間住。” 、《雨》:“高標青雲器,獨立滄江鶴。”、《尋》:“鶴老難知歲,梅寒未作花。”、《張》:“海鷗知吏傲,砂鶴見人衰。”、《會稽》:“老鶴無衰貌,寒木有本心。”、《見諭》:“井稅鶉衣樂,壼漿鶴髮迎。”數詩的感情有共通之處,均是抒發自己孤獨及年華老去。(孤獨固然容易讓詩人感到鬱悶,但年華老去乃人皆面對,有何特別,假若詩人於盛、壯年,達成自己的人生目標,老年按理不會諸多牢騷;明顯詩人不成功,而這不成功正正與時局紛亂有莫大關係,因時局紛亂,自然官無定位,常遭貶謫,飄泊流離,深深體現出其冷落蕭索、淒涼憂苦的情感。推而廣之,的確在不少中唐詩人中,同見此特徵,因此,討論劉長卿,同時是中唐詩人的寫實觀照。)《方》及《雨》中,“鶴”配合的是孤雲,動作是獨立,從中可見詩人孤獨無依的情況,表達其蒼涼之感。而在《尋》、《張》、《會稽》及《見諭》中,“鶴”是蒼老的,重點帶出詩人自己的年華漸逝,頭髮花白,容貌衰老,從而表達自己理想未達而人先老的慨嘆。中唐的詩人亦多有此慨嘆。
  劉長卿《罪》:“黃鶴翅垂同燕雀,青松心在任風霜。”恰好呼應上文的討論。此處需配合尾句一同理解:“賢達不能同感激,更於何處問蒼蒼。”表達了詩人理想不能實現,盡顯其悲愁之嘆。
  “文學作品與時代背景的關係密不可分。”討論了韋、劉二位詩人的“鶴”詩,得出一個見解:如盛唐一般的威武、神氣的鶴,的確背中唐而辭去,卻飛來一隻哀愁悲涼的鶴。由於,中唐經歷安史之亂,社會民生一遍蕭條,政局紛亂不堪,時人對當時的社會失去信心、誠惶誠恐,身份淪喪,對人生充滿疑慮及恐懼,前景陰霾滿佈。面對這樣的社會,詩人更倍感憂慮。詩歌是詩人的第二張嘴,韓愈曾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送孟東野序》),處於這般“不平”的時代,詩人當然會透過他們的“嘴巴”鳴叫出來。本文正是探討詩人如何透過他們心目中“鶴”的“嘴巴”發出不同的叫聲。
  總而言之,盛唐詩人筆下的“鶴”,威風凜凜、神氣活現,推而廣之,此“鶴”正好體現了那博大、雄渾、深遠、超逸的盛唐氣象;中唐詩人筆下的“鶴”,總是頹唐鬱悶、哀愁悲慘,推而廣之,此“鶴”也正好體現了那中唐時代哀愁之風。
  王孟韋劉的“鶴”詩異同
  經過上文詳細的討論,整個唐代田園詩派詩人筆下“鶴”的形象及其包含的思想內涵,已梳理得七七八八。現在就盛、中唐田園詩派間的“鶴”詩,再作一次有意識的異同比較。
  作為田園詩派詩人,詩歌的內容、思想感情及藝術特色,均大同小異,向著平淡自然、樸實清新、率真淳美等方角發展。於詩歌中,近乎直抒胸臆般,隨心性而寫,不造作、不雕飾、不用典,拒艱澀,追求渾然天成,用最直接的語言,表達詩人所思所想,不執著於詩歌鋪排,斟字酌句,力求達至物我兩忘的境界,寫出大自然的真個性,發掘大自然的規律等等,而且於詩歌中,多情、景、事、理渾融為一,以景引入情,以情敍事,借事說理,四者關係密不可分。此派詩人亦多過著田園隱逸生活,身心與大自然貼近。這些大概是田園詩派的基本格調。縱使上文,引證了盛唐、中唐詩人的詩歌,感情色彩不盡相同,但異中亦能其同。例如於力求與世俗分離、喜以自然景物入詩、追求心靈的慰藉等特徵,不論於“鶴”詩,別的詩作,均不謀而合。因此,本文實非推翻千古而來,對山水田園詩派情操高尚等論斷,只是希望於同中發掘出其不同之處,也就是本文提出詩歌內在的感情色彩等,有機會存有微別。而同中見異方面,上文已詳細引證,縱使同為田園詩派詩人,歷來不少論者亦指出王維韋劉有承傳模仿的關係,但由於不同因素(本文強調時代背景因素),詩歌的思想感情、藝術特徵等亦會有所不同,甚至同一人,只是早晚期的創作已可以面目全非,這現象亦甚為普遍,例如,南唐李後主早晚期的作品,甚至不能相信同出一人之手。因此,本文透過討論四位詩人的“鶴”詩,發現到盛、中唐之別甚為明顯。透過以上的討論,我們不難發現,中唐之韋劉兩人筆下的“鶴”,不但不能見其於盛唐的威武,更幾乎接近死寂,這都是由於詩人賦詩時,意象自然會配合詩人內心的真實感情,揮筆而出,若感情為哀愁,所出之物自然為哀愁,若感情為雄偉,所出之物自然威風凜凜。詩人仿佛佔據了其“鶴”,“鶴”於他們筆下,亦無其標準意義,一切也是詩人的詮釋。同樣,縱使田園詩派尚隱逸,盛唐之隱逸與中唐之隱逸亦不甚相同,盛唐縱使隱逸,亦隱逸得威武過人。
  總而言之,四位詩人的“鶴”詩,有異有同。同則多見於基本方向,異則微見於內在感情。
  結語
  透過分析這四位詩人的“鶴”詩,我們可以切實地看到時代背景不同,對詩人的創作影響其大。縱使四人同為田園詩人,但由於時代差異,使詩人筆下的“鶴”,呈現著兩種非常不同的形象與感情。簡而言之,盛唐時代,詩歌滲透著極濃厚的盛唐氣象,使其鶴威武神氣;至於中唐時代,時局紛亂,詩人的“鶴”詩因而承載著深切的哀愁。從而,我們可從中窺探到盛唐與中唐於文學上以致時代思想等方面的分別。一方面,換個角度討論盛、中唐的問題,另一方面有助深化“鶴”於文學研究的深度,豐富其學術界鶴意象的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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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王維撰;陳鐵民校注,《王維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10]孟浩然著;佟培基箋注,《孟浩然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1]韋應物著;陶敏、王友勝校注,《韋應物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2]劉長卿著;王秀梅編,《劉長卿詩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
  注释:
  ①當然中唐時期亦有一些強調批判社會不公的詩歌,例如元結、顧況等寫了不少現實主義濃厚的詩歌,深具批判精神,對社會亦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本文重點探討,於這時期對現實不滿而選擇逃避的詩人,即避世、退隱的詩人。
  ②分別為:陳鐵民校注,《王維集校注》(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佟培基箋注,《孟浩然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陶敏、王友勝校注,《韋應物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王秀梅編,《劉長卿詩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
  ③《送高適弟耽歸臨淮作》、《燕子龕禪師》、《同崔傅答賢弟》、《送張道士歸山》、《山居即事》、《汎前陂》、《恭懿太子輓歌五首》、《奉和聖製幸玉真公主山莊因題石壁十韻之作應制》、《送方尊師歸嵩山》及《送王尊師歸蜀中拜掃》。
  ④《宿天台桐柏觀》、《與黃待御北津泛舟》、《白雲先生王迥見訪》、《夏日與崔二十一同集衛明府席》、《游精思題觀主山房》、《尋白鶴巖張子容顏處士》及《峴山送蕭員外之荊州》。
  ⑤陳陽陽,〈唐宋鶴詩詞研究〉(江蘇: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1),頁53-57。
  “‘舞鶴’意象的完美展現最早出現於鮑照的《舞鶴賦》……鶴舞不僅是鶴之舞,它也是一種藝術及生活的理想,舞暗合著中國藝術的特徵。……鶴舞象徵了詩人閑雅超逸的情懷與自由的精神。”
  ⑥《夜偶詩客操公作》、《贈王待卿》、《經少林精舍寄都邑親友》、《寄劉尊師》、《贈丘員外二首》、《送丘員外還山》及《答徐秀才》、《遊溪》、《昭國里第聽元老師彈琴》、《鷓鴣啼》及《驪山行》。
  ⑦《送方外上人》、《尋洪尊師不遇》、《酬張夏別後道中見寄》、《酬秦系》、《寄會稽公徐侍郎》、《送李侍御貶鄱陽》、《行營酬吕侍御時尚書問罪襄陽軍次漢東境上侍御以州鄰寇賊復有水火迫以徵稅詩以見諭》、《泛曲阿後湖簡同遊諸公》、《上湖田館南樓憶朱宴》、《雨中登沛縣樓贈表兄郭少府》、《贈秦系》、《罪所上御史惟則》及《喜朱拾遺承恩拜命赴任上都》。
  ⑧指樂曲。(韋應物著;陶敏、王友勝校注,《韋應物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509。)
  作者简介:黎鎬文(1994.6.29-),籍貫:中國香港,工作單位: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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