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的政治性格，使得其在民族利益与个人感情发生矛盾的时候，保前者舍后者是必然选择。
　　据日本电视公司６月１３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日本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人数首次超过支持者。与此同时，日本臭名昭著的右翼团体——“遗族会”，也于６月１１日在东京召开干部会议，要求小泉首相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要“考虑邻国的感情”。这个拥有８００万成员的民间团体，人员主要是二战期间战死的日本军人的后代，其政治诉求就是要为战争翻案，要求首相“理直气壮”地参拜靖国神社。这样一个极右团体却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来了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其中原因，耐人寻味。
　　
　　利益考量决定民意转向
　　
　　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土狭小，资源匮乏，这样的国情造就了日本民族的两大政治性格，一是忧患意识特别强，富有集体主义和牺牲精神，其“爱国”热情常常到了偏狭的程度；二是在涉外问题上，“吃硬不吃软”，信奉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对于“是”与“非”这样的道德判断比较淡漠，更在意于“能”与“不能”这种功利判断。这也是日本国民一直对战争责任缺乏深刻反省的性格原因。有人曾以“耻感文化”而非“罪感文化”来概括日本民族的性格，即有此意。
　　了解了这一背景，就不难理解日本民意的最新动向。近来，由于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屡放厥词，亚非峰会后刚刚转暖的中日关系再度“回寒”。５月２３日，本为落实胡锦涛主席关于发展中日关系五点建议而访日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被迫取消原定的与小泉会面的安排，提前回国。这在外交场合是比较罕见的，中方实际上是以行动警告日本，如果小泉在“拜鬼”问题上不悬崖勒马，那么后果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说的，多年来营造的中日关系大厦就有可能倾覆。这样的情势，对身处岛国、极具忧患意识的日本民众来说，应该具有极强的警醒意义。显然，因参神拜鬼而不断与强大的中国进行对抗，后果严重，又得不偿失。日本民族的政治性格，使得其在民族利益与个人感情发生矛盾的时候，保前者舍后者是必然选择。在此情况下，日本民意在小泉“拜鬼”的问题上翻转过来，也是符合其性格逻辑的。显然，在近年来日本舆论总体向右转的背景下，如果不是出于利益考量，是不可能出现局部“逆流”的。
　　
　　民意转向会影响政府
　　
　　至于此次民意转向是否会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造成冲击，从日本政治的运作模式及目前的政治格局来看，答案应当是肯定的。由于日本实行的是民主制度，在选举政治的作用下，政客的政治立场与其说反映着个人的信仰，不如说是取悦于民意的好恶。从历史上看，小泉２００１年首次参拜靖国神社，目的就是为了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获得“遗族会”的支持。既然民意转向了，作为“顺风草”的政客跟进转向，也是符合民主政治的逻辑的。
　　另一方面，日本近来的政治格局也提醒小泉该对“拜鬼”态度有所修正了。近来，小泉所在的自民党内掀起了一股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之风。日本媒体上有文章认为，自民党内反对参拜的力量已经对小泉形成了“包围圈”。与此同时，６月１日，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宫泽喜一、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森喜朗和其他重量级政坛人物，都要求小泉重新考虑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更是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发出了警告。
　　而从外部环境来看，今年是二战胜利６０周年，全世界又一次掀起清算法西斯罪恶的高潮。日本当年发动战争的“盟友”德国，已经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真诚反省。相比之下，日本还在有关历史问题上态度含糊，甚至倒行逆施。有德国这面镜子照着，日本的尴尬不言而喻。可以说，小泉在参拜问题上已经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即便小泉无视外部的压力，但却不能不考虑国内的呼声。
　　６月１５日，小泉宣布将在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辞去首相职务，争议颇大的小泉内阁终于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不过，不管谁继任首相，基于选举政治的需要，其政治立场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民意的好恶。因而，只要民意保持清醒，今后的日本领导人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都会比以往更为谨慎。
　　
　　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长期以来，我们在历史问题上大都一厢情愿地认为，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在于“一小撮军国主义者”，绝大多数日本民众在此问题上是被“胁迫”的，因而也是无辜者、受害者。这实际上是一种习而不察的说法。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是，当年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的“热情”，并不亚于亚洲人民保家衛国的热情。当年日本的车站、码头，到处上演着“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犯他乡”的场景。事实上，如果没有民众近于疯狂的支持和参与，日本政府是不可能动员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发动那样一场规模空前的侵略战争的。实事求是地说，日本国民固然有受军国主义“毒害”的一面，但若将其完全归于“受毒害”的结果，那也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直至不久前，支持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民众还属多数，而且近年来日本舆论的总体趋势是向右转，显然，仅用“受害”来解释当年日本国民对战争的态度，是有失牵强的。
　　事实上，当年日本各界对战争的争论也不是没有。不过，争论的焦点并不是应否坚守国际法原则，尊重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是此时发动侵略战争是否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以后又转为怎样的战争规模才最符合国家利益。可见，争论者的分歧并不是基于道义原则对战争作出不同的价值评判，而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对战争的利弊得失作出不同的技术判断。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经常在一些历史细节上纠缠不休，把“淞沪抗战”及“卢沟桥事变”的责任，说成是中国军队挑起事端，目的在于“扩大战争规模”。且不说事实到底如何，就算如日本的右翼势力所说，难道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打击侵略者，还需要什么额外的“事由”吗？还有什么“事由”比保家卫国更符合人类的公理吗？日本右翼势力在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纠缠不已，其目的不外乎企图以此改变人们对战争性质的认定。这种“顾左右而言它”的伎俩，是不可能迷惑世人的。
　　
　　不能寄希望于“良心发现”
　　
　　此次日本民意转向的最大启示意义在于，我们在处理中日关系时，虽然应努力争取日本民众，孤立少数极右翼势力，但却不能把“宝”完全押在对方身上。从民意翻转的深层原因来看，日本民众在历史问题上考虑得最多的还是自身的国家利益。正是由于看到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以及中国在历史问题上不拿原则做交易的坚决态度，日本民众才认识到再在历史问题上支持小泉倒行逆施，日本将付出巨大代价，这才有所改变立场。
　　在此情况下，我们在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时，更应把筹码放在自己的富国强兵与合理斗争上。任何寄希望于日本国民的“道德觉悟”或“良心发现”，都是失于天真的。虽然日本确有一些像东史郎那样对战争进行深刻反省的正义之士，但必须清醒的是，东史郎们在日本毕竟属于极少数，且他们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近年来，东史郎与右翼势力的诉讼案，屡诉屡败，就很说明问题。战争已经过去整整６０周年了，直至不久前日本国民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还居多数，这是很发人深省的。我们应该明白与一个信奉“强者为尊”的民族打交道，没有什么比增强实力更有利于改善两国关系的了。这或许是此次日本民意转向给我们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