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称中进士为“金榜题名”，被形容为“登仙”“上青天”，犹如“鹏飞上霄汉，横海脱凡鳞”，好似“拔身泥滓底，飘迹云霄上”；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快意，有“爽如秋后鹰，荣若凯旋将”的荣耀，并从此开始了“百千万里尽传名”“万里青云足下生”的锦绣前程，这是所有读书人的追求、期盼和梦想。而“独占鳌头…大魁天下”，让“英雄三百辈，随我步瀛洲”，更是令众多的士人想也不敢想的。一旦成为状元，光耀荣宠远在进士之上。
　　从唐迄清，每次最高一级的科举考试放榜之后，朝廷或新进士都会组织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诸如闻喜宴或琼林宴或恩荣宴，诸如雁塔题名或建碑刻名，诸如拜谒座主和参谒宰相，等等。在这些代代相传、历史悠久的传统庆典中，状元无一例外地都是新进士的代表，都是这些庆典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大众瞩目的对象。
　　在盛大的传胪大典中，第二甲和第三甲进士的名字，都只唱一次，当事人也不必出列，而第一甲三人的名字，则要连唱三次，而且唱名的声音慢而长，每一遍唱完，都要敲鼓奏乐很长一段时间，并被分别引领出列，跪于御道旁边。而最先“唱第一甲第一名姓名，鸿胪寺官引状元出班前跪”，这时状元所在的地方，正好是丹陛下层石质雕龙的龙头前，称状元“独占鳌头”，就是由此而来。“发榜后，状元则用红绸子披于身上，前后皆为十字，帽上插两枝金花，即用极薄铜叶制成，亦颇美观，此名曰十字披红双插花”(《中国的科名》第137页)。唱名结束之后，披红挂彩的状元要率领新进士，随着捧榜官捧着黄榜到宫外张挂，直到顺天府用伞盖仪从，有时甚至是府尹和府丞一起，亲自将状元送归寓所，典礼才算最后结束。这一路鸣锣喝道，非常荣耀，
　　宋朝初年唱名之后，都是各备鞍马，将新进士迎归寓所，即使状元也是如此。大中祥符八年(1015]，“堂堂英伟，进退有法”的蔡齐中状元之后，宋真宗“诏第一人金吾差七人导从”，破例命令掌管京城巡警、执捕奸非、烽候道路的金吾卫派七人为其侍从清道，状元由此和进士拉开了距离，表现出差异。这一礼仪，后来发展为状元打马游街、引人观瞻的习俗。
　　在恩荣宴上，状元也与众不同，有特殊的待遇。一般进士是四人一席，榜眼和探花两人共一席，只有状元一人独自一席。每个进士都戴有一支宫花，佩戴有用绢制成的、写有“恩荣宴”三个字的小牌，而状元的这个牌子，则是用银制成的。
　　无论是拜谢座主，还是参谒宰相，状元都一马当先，是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和主导者，而且早在唐朝就是如此。《唐摭言》卷三的《谢恩》和《过堂》，就详细叙述了新进士拜谢“主司”和参谒宰相的礼仪。状元带领新进士到主考官家门前列队侍立，所有新进士将自己的“名刺”集合起来，送进府内通报。进入家门之后，按中试的次序，在台阶下站立。状元首先要代表新进士出列致词，随后又向主考官报告自己的年龄，说明自身的情况，并表示感谢，“余人如状元礼”。最后，状元登上台阶，和主考官相对坐下，介绍前几名进士的情况，并回答主考官的问话。参谒宰相由主考官带领，但无论是在尚书省都堂“过中书”，还是在舍人院“随事叙杯酒”，都是由状元出列致词。
　　齐如山先生曾说及清朝新进士向皇帝谢恩，需要写一个谢恩的奏折。写奏折者自然非状元莫属。但新状元初出茅庐，对朝廷礼仪所知甚少，不懂得写这种奏折的规矩，所以这一规矩，要由前一科的状元来传授。通常的做法是：“届时由前一科之状元，把他所写奏折底子，交与新科状元，新科状元照样一抄，便算了事。但这不能白教，照例由新科的举子们凑二百六十两银子送与前科状元，作为谢仪。这笔款当然是出自公家，这是状元的一笔进款，每科都是要如此。”(《中国的科名》第130～131页)
　　宋朝开始了制度化的殿试，皇帝亲试进士，钦点状元，进士由座主门生，一跃而为天子门生，地位极大地提高了，而皇帝赐诗状元，更是为其他朝代所不及。太平兴国二年(977)，吕蒙正殿试第一。在御定名次时，宋太宗已经见识了他雄丽的文才，唱名时，又见其容貌伟岸，非常高兴，连声说“吾得人矣”。在开宝寺赐宴新进士的宴会上，他赐御制诗两首给吕蒙正，这是已知的皇帝赐诗状元的最早记录。此后，宋朝皇帝赐诗状元，屡见记载，有的在状元及第之时，有的在状元授官以后。有的是赐诗，有的是赐箴。在皇帝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古代社会，能得到“天子”专门所作的诗文，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
　　状元从朝廷那里获得的最大荣宠，还在于授官。唐朝进士及第后，还需要吏部再试，合格才能授官。韩愈考中进士之后，三次在吏部的考试都没有通过，十年还是一布衣。宋朝殿试之后，即可授官。但宋朝初年，及第士人所得的官职并不高。一般状元只授正八品的官职，状元以下，分别只授从八品和正九品的低级官职。状元虽然起点低，但升迁很快，如吕蒙正中状元后，最初授将作监丞，只有从八品，但3年后即擢知制诰，5年后任参知政事，到官拜正一品的宰相，不过短短的12年。
　　明清时期，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为从六品；榜眼和探花例授翰林院编修，为正七品，其余二、三甲的进士，要参加“馆选”，考取者为翰林院庶吉士，一般在馆学习三年，成绩优异者才能留任翰林院的编修(正七品)和检讨(从七品)，其余的则留京任给事中、御史、主事，或者外放任州县官。由于第一甲的三人可以直接授官，所以被称为“天上神仙”：而二、三甲中，那些被选中为庶吉士的人，则被称为“半路修行”。这也就是说，一般进士三年之后，即便是其中最优异的，也只是与榜眼和探花最初所得的品级相仿，依然与状元有一个品级的差距。第一甲之所以为世人所重，主要原因即在于：“进士第一甲，例取三名。释褐日，即授翰林修撰、编修等官，储之馆阁，以备台辅，其重无以加矣：”(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
　　明清时期，状元为官不仅起点高，而且升迁快。无论是明朝的“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还是清朝的非翰林不能拜相、非宗室不能封王，都说明了进入翰林院、成为人们所艳称的“玉堂仙”的重要。状元一开始仕途，就是从六品的修撰，留在被视为清贵之选的翰林院，位居掌院学士(从二品)、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从四品)、侍读和侍讲(从五品)之下，而在编修(正七品)、检讨(从七品)、五经博士(正八品)、典簿(从八品)、侍诏(从九品)、孔目(未入流)之上，位置是颇为显赫的。明朝89位状元，进入内阁、成为宰辅的有11人，死后得到谥号的有19人，正史中有传的38人。清朝112榜(正科84科，加科2科，恩科26科)114位状元(顺治年间有两科分满、汉榜，各有两位状元)，据宋元 强先生统计，其中在《清史稿》中有传的34人，官至大学士、成为宰辅的有14人。
　　尽管状元为相的比率，已经不算低了，但人们并不满足。宋朝前期，吕蒙正、王曾、李迪、宋庠都是所谓的状元宰相。宋庠初为相时，知制诰石扬休以诗相贺，其中有“皇朝四十三龙首，身到黄扉止四人”的诗句，慨叹状元为相的稀少。明朝建国180年后，已有状元60多人，而进入内阁、成为宰辅的有胡广、曹鼐、陈循、商辂、彭时、谢迁、费宏、顾鼎臣8人。郎瑛认为虽然还是少，但相对于宋朝的情形，已经有所进步。而清朝人昭梿则自豪地称：“本朝阁臣，最利鳌头。如傅聊城以渐为顺治丙戌状元，吕常州宫为顺治丁亥状元，于文襄公敏中为乾隆丁巳状元，庄参政有恭为乾隆己未状元，梁文定公国治为乾隆戊辰状元，王文端公杰为乾隆辛巳状元，戴文端公衢亨为乾隆戊戌状元。今七卿中有潘芝轩世恩、胡希庐长龄、茹总宪菜、王司空以衔、姚阁学文田凡五人，皆有调羹之望焉。”(《啸亭杂录》卷二)
　　“抡才天子重文章，金殿传胪姓字香。分道红旗来谒庙，满街争看状元郎”。这是清朝道光年间诗人杨静亭《都门杂咏》的第一首诗，名为《传胪》，其中描写了传胪之后、状元游街、万人空巷、争相观看的情形。状元的荣宠，就存在于民众的艳羡中；而状元之所以披红挂彩，之所以骑着高头大马，也是因为有民众的“满街争看”。
　　实际上，广大民众正是这种状元文化最丰厚的土壤。在我国民间，流传着许多和状元相关的传说，直到现今，还使用着许多与状元有关的词汇。如娱乐中一种称作“状元筹”的骨牌，饮食中一种称作“状元饼”的糕饼，更不必说“三百六十行”，各行各业的状元。即以象征着喜庆、代表了吉祥的“状元红”而论，就分别有一种果酒、一种绛蜡、一种菊花、一种牡丹，甚至福州报国寺的一棵荔枝树，都以它冠名。只要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卓尔不群，超越同侪，人们就习惯性地给它冠以“状元”的名字。
　　有必要指出，那些没有文化或少文化的大众，远离京城，并不曾一睹状元披红挂彩的风姿，不曾加入“满街争看”的行列，似乎与状元远绝。但他们之所以成为状元的“拥趸”或“粉丝”，主要是由于与状元有关的一些文学作品，特别是戏曲和小说的浸润。宋朝以来的杂剧、话本、南戏、传奇、小说、弹词等各类作品中，都有大量以状元为题材的内容，《状元印》《状元媒》《状元谱》《状元与乞丐》等，就直接用“状元”标名。它们或者于史有征，或者纯属虚构：所塑造的人物，或者刚正重义，或者富贵变心，其中都表达了我们民族的好尚、民众的爱憎，更培植了状元文化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