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自然灾害纷沓而至，先是印尼海啸，再是缅我洪水、智利地震、海地地震，冰岛火山喷发，中国也刚刚度过汶川地震两周年的纪念日，玉树地震废墟上面的烟尘还没有散尽。各种自然灾害给人们带来巨大的伤害，也带来巨大的的损失。在这些重大自然灾害之后，很多国家都伸出了援助之手，所在国积极主导救灾，救援机制在此时显现出了它的作用，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所在国和社会的成熟度。
那些余痛阵阵的重大自然灾害
印尼海啸
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一般简称印度洋海啸或南亚海啸)发生于2004年12月26日UTC时间0时58分55秒(雅加达，曼谷当地时间为UTC+7)，(香港时间上午8时58分55杪UTC+8)，震中位于印尼苏门答腊以北的海底。当地地震局测量为里氏地震规模6.8，香港、中国大陆及美国量度到的强度则为里氏规模8.5至8.7。其后香港天文台和美国全国地震情报中心分别修正强度为8.9和9.0，最后确定为震级达到9.3。这是自1960年智利大地震以及1964年阿拉斯加耶稣受难日地震以来最强的地震，也是1900年以来规模第二大的地震，引发海啸高达十余米，波及范围远至波斯湾的阿曼、非洲东岸索马里及毛里求斯、留尼汪等国，地震及震后海啸对东南亚及南亚地区造成巨大伤亡，在印度夺去约1万人性命，斯里兰卡有4万余人遇难，而印尼的死伤人数分别达20万人、3万人之多。
中国汶川、玉树地震
汶川地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地震，震级是自1950年8月15日西藏墨脱地震(8.5级)和2001年昆仑山大地震(8.1级)后的第三大地震，直接严重受灾地区达10万平方公里。这次地震危害极大，共死亡69227人，受伤374643人，失踪17923人。其中四川省68712名同胞遇难，17921名同胞失踪，共有5335名学生遇难，1000多名失踪。直接经济损失达8452亿元。
青海省玉树县2010年4月14日晨发生两次地震，最高震级7.1级，地震震中位于县城附近。截止4月25日下午17时，玉树地震造成2220人遇难，失踪70人，经济损失也是非常巨大。
海地地震
加勒比岛国海地当地时间2010年1月12日16时53分(北京时间13日5时53分)发生里氏7.0级地震(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海地当地时间2010年1月12日下午发生里氏7.3级强烈地震)，首都太子港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受灾情况严重，截至2010年1月26日，海地地震进入第15天，世界卫生组织确认，此次海地地震已造成11.3万人丧生，19.6万人受伤。至北京时间2月23日，死亡人数达到30万人。
考验灾害救援体系
考验救援机制
1995年1月17日凌晨5时46分，以日本神户为中心的阪神地区发生里氏7.3级强烈地震。许多人尚在睡梦中就被倒塌的房屋压住或被大火吞噬。地震造成6000多人死亡，3万多人受伤，数十万人无家可归。地震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0万亿日元(当时约相当于1000亿美元)，总损失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1.5％。这是日本战后遭遇的最大一次自然灾害。
日本是一个地震频发国，频繁的地震灾害令日本蒙受巨大的损失。金钱、财产的损失还是其次，人命关天。为了令国民在地震灾害中最大限度地保存生命，日本政府在宣传教育方面花了不少功夫。日本国内负责火山地震预防和处置的行政机构是内阁府，内阁府在宣传防震抗灾知识、普及防震自救技能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建立完善的地震救助体系
日本的地震救助体系分自救、政府救助和社会救助三大部分，其中，以自救和政府救助为主，社会救助为辅。
在自救方面，日本自1966年起就建立了完善的地震保险制度，人们只要参加了地震保险，就能获得保险公司的赔付金，这大大减轻了灾民在重建过程中的经济负担。日本的地震保险为非强制性购买，民众可以根据自己对灾害保险的认识和对本地区的地震危险性等进行综合判断后，考虑是否购买地震保险。总体而言，因为地处地震频发地区，日本民众的地震保险意识较高，全国的地震保险平均参保率约达20％。地震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为日本地震灾后重建、帮助灾民尽快恢复生活和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政府救助是灾民在重建过程中最重要的救助来源，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地震保险再保险的方式，帮助和促使保险公司积极开展地震保险业务并按标准进行赔付；另一种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据受灾的严重程度和自救能力，直接向灾民提供资金救助。为减轻灾民重建时的负担，政府还根据《灾害减免法》不同程度地减免对灾民的所得税和固定资产税等其他赋税。
在社会救助方面，除社会各界捐款救助外，日本的金融机构也会出台一些救济措施，如临时缓缴按揭贷款、减少贷款利息等来减轻灾民负担。另外，一些地方团体也会向政府呼吁要求延长受灾者按揭贷款的偿还期限，并免除因此而增加的利息负担等。
法律保障灾后重建工作
日本非常重视依据法律对灾害危机进行管理以及实施灾后重建工作。日本有完善的防灾减灾法律法规体系，按照法律内容和性质分为基本法、灾害预防和防灾规划相关法、灾害应急相关法、灾后重建和恢复法以及灾害管理组织法等5大类共52部法律。
根据这些相关法律，破坏性严重的地震灾害发生后，日本政府向灾民紧急提供饮水、食品、衣物等救济物品，而且免费提供一日三餐。对于房屋全部倒塌或已无法居住而又无法获得资金重建家园的灾民，政府还须提供临时住宅。阪神大地震时，日本政府紧急建造了近4万户临时住宅。此外，法律还对违规使用赈灾款项等投机倒把行为作出了具体惩罚规定，以防止灾害救助资金损失、浪费及挥霍等现象发生。
分阶段实施灾后重建工程
阪神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内部成立了首相咨询机构“阪神·淡路复兴委员会”，派遣市街重建调查团奔赴地震现场，调查灾区的交通设施、生活基础设施等的受损情况，汇总成《阪神·淡路大震灾调查报告》，对住宅、城市规划、产业复兴等提出对策建议，在广泛征集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首先制定了灾民住房、公路、铁路和港湾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建计划，即紧急复兴三年计划。从结果上看，阪神大地震的灾后重建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地震发生后一年左右的时间，为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的准备阶段；第二阶段从1995年底开始到1998年初，为全面灾后重建和对灾区进行全面援助时期；第三阶段是从1998年初到2000年前后，为灾区全面恢复和自立支援时期。在每一个阶段中，政府都会根据受灾的实际情况，进行不同内容、不同形 式的大规模援助。
建立地震灾害重建基金
在阪神大地震后，在重建过程中，日本神户市建立了一个重建基金。重建基金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基本基金，主要是政府的投入；第二类是投资基金。基本基金主要是建设基础设施和基本的公共设施项目，而投资基金则是商业性项目，在重建过程中两种基金相互结合发挥作用。重建基金实质上是集国家财力、社会捐助及商业投资于一体，举全国之力来重建新家园。
重视灾民的精神救助
研究表明，重大灾难会给现场人员带来巨大心理创伤，特别是老人和儿童，他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和关切。为此，在日本遇到突发性的灾害危机事件时，一般最先赶到现场的是消防人员、新闻记者和心理咨询人员。此外，在灾害发生后，日本还展开多项针对灾民的精神救助活动，比如派专家定期为幸存者免费进行心理咨询和心理学知识讲座，安排生活援助员和老龄户生活援助员，定期走访老龄人住宅等。应该说，灾后心理重建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它的恢复远比房屋、道路等硬件设施的重建工作艰巨得多。
提高地震灾害应对能力
日本政府从阪神大地震后的1996年开始，连续3次修改《建筑基准法》，大大提高各类建筑的抗震基准，除木结构住宅外，要求商务楼的抗震能力都要达到8级以上，使用期限能够超过100年。
同时，政府加大对国民防灾意识和生存能力的宣传教育力度。日本吸取阪神地震的经验教训，开始重视提高全民的防灾意识，内阁将每年的1月17日定为“防灾和志愿者日”，1月15日至21日被定为“防灾和志愿者周”，全国各地都要进行市民和消防队参加的地震演习，电视台也要播放防灾类节目，目的是让广大市民认识到灾害发生时志愿者活动和自主防灾的重要性。
从上述角度来看，日本有着完善的救灾体系和机制，所思所虑比较齐全长远，对灾后的生活、经济的恢复和规划有很大的助力。日本的这些灾后救援、救助措施值得我们借鉴。
考验道德救援建设
在重大自然灾害之后，最为重要的是加强对灾民的精神救援和心理抚慰。重大灾难所造成的伤害最大的并不是物质损失，而是民众的生命损失和民众面对灾难因悲痛而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和生机，这是无可挽回的。所以现在重大灾害之后，国家和国民都意识到了精神救援的重要性，并积极开展精神援助和心理抚慰，使民众尽快从这种伤害中走出来，重新面对生活，重新树立信心。
另外，重大灾害发生后，在生活物资匮乏、救援物资不是很丰富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也是对灾民的道德精神的重大考验。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成熟度很大程度表现在国民整体的道德素养上，而国民的道德素养很大程度上是在重大事件、重大挫折发生的时候才更为透彻的体现出来。
海地地震后部分民众哄抢救灾物资，砸抢商店，甚至为了物资而伤及他人，全球性的救援虽然持续，尽管许多人感同身受地体验着海地的痛苦，尽管灾难当前人们需要光亮以照耀艰难的前程，但在海地很难找到多少令人慰藉的东西：伤亡继续、疫情发展、抢劫横行、政府瘫痪，社会处于初始状态。强震恶化了原本就险恶的政治和经济生态，地壳运动与空壳政经双重杀伤了原本虚弱的海地，海地人的生存权严重受到威胁。
灾难过后，物质条件匮乏，国家职能和国家上层机构不能起作用或者反应较慢的时候，民众如果在此时、在灾难中放纵自己，没有自我道德约束和行为底线，肆意而为，践踏一切规则规范，那么整个社会文明将会被严重损害。
中国在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的救援中，那些在人群中诞生的英雄，那些为了更大限度的救助灾民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舍小家成大家的英勇事迹，以及人民子弟兵奋不顾身奋斗一线，社会民众积极捐款捐物，甚至亲临现场参与救灾，这些事情所反映出来的在大是大非、大灾大难面前的精神境界和民族大义，充分反映了新时期中国民众的高素质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
考验国家和政府的成熟度
通过各个国家对灾后救援的措施、方法、实效和灾后重建的规划、时间、进度等等，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政府的成熟程度。
灾后反应速度是否及时，能否第一时间现场有序救援，救援的措施是否有效，物资设备是否充足，救援是不是以人为本等等，这些问题是衡量一个国家、一届政府是否具备对突发、重大事件的应急能力和掌控能力。
灾后重建是否完善、成体系，是否具有很好的战略性和科学性，重建的时间、进度，投入的物力、人力、财力等等，这些都在考量国家和政府进行修复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重大自然灾害后，灾民精神上的伤害需要抚慰，如何有效缓解灾民的情绪和心理伤害对于维护灾区稳定及有效开展后续系列重建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如何唤起和凝聚民众的社会责任感，如何使危机成为提升民众道德水平的精神契机，这是在精神和文化管理层面对国家、政府更为严峻的考验。
那些余痛阵阵的重大自然灾害
印尼海啸
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一般简称印度洋海啸或南亚海啸)发生于2004年12月26日UTC时间0时58分55秒(雅加达，曼谷当地时间为UTC+7)，(香港时间上午8时58分55杪UTC+8)，震中位于印尼苏门答腊以北的海底。当地地震局测量为里氏地震规模6.8，香港、中国大陆及美国量度到的强度则为里氏规模8.5至8.7。其后香港天文台和美国全国地震情报中心分别修正强度为8.9和9.0，最后确定为震级达到9.3。这是自1960年智利大地震以及1964年阿拉斯加耶稣受难日地震以来最强的地震，也是1900年以来规模第二大的地震，引发海啸高达十余米，波及范围远至波斯湾的阿曼、非洲东岸索马里及毛里求斯、留尼汪等国，地震及震后海啸对东南亚及南亚地区造成巨大伤亡，在印度夺去约1万人性命，斯里兰卡有4万余人遇难，而印尼的死伤人数分别达20万人、3万人之多。
中国汶川、玉树地震
汶川地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地震，震级是自1950年8月15日西藏墨脱地震(8.5级)和2001年昆仑山大地震(8.1级)后的第三大地震，直接严重受灾地区达10万平方公里。这次地震危害极大，共死亡69227人，受伤374643人，失踪17923人。其中四川省68712名同胞遇难，17921名同胞失踪，共有5335名学生遇难，1000多名失踪。直接经济损失达8452亿元。
青海省玉树县2010年4月14日晨发生两次地震，最高震级7.1级，地震震中位于县城附近。截止4月25日下午17时，玉树地震造成2220人遇难，失踪70人，经济损失也是非常巨大。
海地地震
加勒比岛国海地当地时间2010年1月12日16时53分(北京时间13日5时53分)发生里氏7.0级地震(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海地当地时间2010年1月12日下午发生里氏7.3级强烈地震)，首都太子港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受灾情况严重，截至2010年1月26日，海地地震进入第15天，世界卫生组织确认，此次海地地震已造成11.3万人丧生，19.6万人受伤。至北京时间2月23日，死亡人数达到30万人。
考验灾害救援体系
考验救援机制
1995年1月17日凌晨5时46分，以日本神户为中心的阪神地区发生里氏7.3级强烈地震。许多人尚在睡梦中就被倒塌的房屋压住或被大火吞噬。地震造成6000多人死亡，3万多人受伤，数十万人无家可归。地震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0万亿日元(当时约相当于1000亿美元)，总损失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1.5％。这是日本战后遭遇的最大一次自然灾害。
日本是一个地震频发国，频繁的地震灾害令日本蒙受巨大的损失。金钱、财产的损失还是其次，人命关天。为了令国民在地震灾害中最大限度地保存生命，日本政府在宣传教育方面花了不少功夫。日本国内负责火山地震预防和处置的行政机构是内阁府，内阁府在宣传防震抗灾知识、普及防震自救技能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建立完善的地震救助体系
日本的地震救助体系分自救、政府救助和社会救助三大部分，其中，以自救和政府救助为主，社会救助为辅。
在自救方面，日本自1966年起就建立了完善的地震保险制度，人们只要参加了地震保险，就能获得保险公司的赔付金，这大大减轻了灾民在重建过程中的经济负担。日本的地震保险为非强制性购买，民众可以根据自己对灾害保险的认识和对本地区的地震危险性等进行综合判断后，考虑是否购买地震保险。总体而言，因为地处地震频发地区，日本民众的地震保险意识较高，全国的地震保险平均参保率约达20％。地震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为日本地震灾后重建、帮助灾民尽快恢复生活和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政府救助是灾民在重建过程中最重要的救助来源，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地震保险再保险的方式，帮助和促使保险公司积极开展地震保险业务并按标准进行赔付；另一种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据受灾的严重程度和自救能力，直接向灾民提供资金救助。为减轻灾民重建时的负担，政府还根据《灾害减免法》不同程度地减免对灾民的所得税和固定资产税等其他赋税。
在社会救助方面，除社会各界捐款救助外，日本的金融机构也会出台一些救济措施，如临时缓缴按揭贷款、减少贷款利息等来减轻灾民负担。另外，一些地方团体也会向政府呼吁要求延长受灾者按揭贷款的偿还期限，并免除因此而增加的利息负担等。
法律保障灾后重建工作
日本非常重视依据法律对灾害危机进行管理以及实施灾后重建工作。日本有完善的防灾减灾法律法规体系，按照法律内容和性质分为基本法、灾害预防和防灾规划相关法、灾害应急相关法、灾后重建和恢复法以及灾害管理组织法等5大类共52部法律。
根据这些相关法律，破坏性严重的地震灾害发生后，日本政府向灾民紧急提供饮水、食品、衣物等救济物品，而且免费提供一日三餐。对于房屋全部倒塌或已无法居住而又无法获得资金重建家园的灾民，政府还须提供临时住宅。阪神大地震时，日本政府紧急建造了近4万户临时住宅。此外，法律还对违规使用赈灾款项等投机倒把行为作出了具体惩罚规定，以防止灾害救助资金损失、浪费及挥霍等现象发生。
分阶段实施灾后重建工程
阪神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内部成立了首相咨询机构“阪神·淡路复兴委员会”，派遣市街重建调查团奔赴地震现场，调查灾区的交通设施、生活基础设施等的受损情况，汇总成《阪神·淡路大震灾调查报告》，对住宅、城市规划、产业复兴等提出对策建议，在广泛征集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首先制定了灾民住房、公路、铁路和港湾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建计划，即紧急复兴三年计划。从结果上看，阪神大地震的灾后重建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地震发生后一年左右的时间，为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的准备阶段；第二阶段从1995年底开始到1998年初，为全面灾后重建和对灾区进行全面援助时期；第三阶段是从1998年初到2000年前后，为灾区全面恢复和自立支援时期。在每一个阶段中，政府都会根据受灾的实际情况，进行不同内容、不同形 式的大规模援助。
建立地震灾害重建基金
在阪神大地震后，在重建过程中，日本神户市建立了一个重建基金。重建基金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基本基金，主要是政府的投入；第二类是投资基金。基本基金主要是建设基础设施和基本的公共设施项目，而投资基金则是商业性项目，在重建过程中两种基金相互结合发挥作用。重建基金实质上是集国家财力、社会捐助及商业投资于一体，举全国之力来重建新家园。
重视灾民的精神救助
研究表明，重大灾难会给现场人员带来巨大心理创伤，特别是老人和儿童，他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和关切。为此，在日本遇到突发性的灾害危机事件时，一般最先赶到现场的是消防人员、新闻记者和心理咨询人员。此外，在灾害发生后，日本还展开多项针对灾民的精神救助活动，比如派专家定期为幸存者免费进行心理咨询和心理学知识讲座，安排生活援助员和老龄户生活援助员，定期走访老龄人住宅等。应该说，灾后心理重建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它的恢复远比房屋、道路等硬件设施的重建工作艰巨得多。
提高地震灾害应对能力
日本政府从阪神大地震后的1996年开始，连续3次修改《建筑基准法》，大大提高各类建筑的抗震基准，除木结构住宅外，要求商务楼的抗震能力都要达到8级以上，使用期限能够超过100年。
同时，政府加大对国民防灾意识和生存能力的宣传教育力度。日本吸取阪神地震的经验教训，开始重视提高全民的防灾意识，内阁将每年的1月17日定为“防灾和志愿者日”，1月15日至21日被定为“防灾和志愿者周”，全国各地都要进行市民和消防队参加的地震演习，电视台也要播放防灾类节目，目的是让广大市民认识到灾害发生时志愿者活动和自主防灾的重要性。
从上述角度来看，日本有着完善的救灾体系和机制，所思所虑比较齐全长远，对灾后的生活、经济的恢复和规划有很大的助力。日本的这些灾后救援、救助措施值得我们借鉴。
考验道德救援建设
在重大自然灾害之后，最为重要的是加强对灾民的精神救援和心理抚慰。重大灾难所造成的伤害最大的并不是物质损失，而是民众的生命损失和民众面对灾难因悲痛而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和生机，这是无可挽回的。所以现在重大灾害之后，国家和国民都意识到了精神救援的重要性，并积极开展精神援助和心理抚慰，使民众尽快从这种伤害中走出来，重新面对生活，重新树立信心。
另外，重大灾害发生后，在生活物资匮乏、救援物资不是很丰富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也是对灾民的道德精神的重大考验。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成熟度很大程度表现在国民整体的道德素养上，而国民的道德素养很大程度上是在重大事件、重大挫折发生的时候才更为透彻的体现出来。
海地地震后部分民众哄抢救灾物资，砸抢商店，甚至为了物资而伤及他人，全球性的救援虽然持续，尽管许多人感同身受地体验着海地的痛苦，尽管灾难当前人们需要光亮以照耀艰难的前程，但在海地很难找到多少令人慰藉的东西：伤亡继续、疫情发展、抢劫横行、政府瘫痪，社会处于初始状态。强震恶化了原本就险恶的政治和经济生态，地壳运动与空壳政经双重杀伤了原本虚弱的海地，海地人的生存权严重受到威胁。
灾难过后，物质条件匮乏，国家职能和国家上层机构不能起作用或者反应较慢的时候，民众如果在此时、在灾难中放纵自己，没有自我道德约束和行为底线，肆意而为，践踏一切规则规范，那么整个社会文明将会被严重损害。
中国在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的救援中，那些在人群中诞生的英雄，那些为了更大限度的救助灾民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舍小家成大家的英勇事迹，以及人民子弟兵奋不顾身奋斗一线，社会民众积极捐款捐物，甚至亲临现场参与救灾，这些事情所反映出来的在大是大非、大灾大难面前的精神境界和民族大义，充分反映了新时期中国民众的高素质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
考验国家和政府的成熟度
通过各个国家对灾后救援的措施、方法、实效和灾后重建的规划、时间、进度等等，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政府的成熟程度。
灾后反应速度是否及时，能否第一时间现场有序救援，救援的措施是否有效，物资设备是否充足，救援是不是以人为本等等，这些问题是衡量一个国家、一届政府是否具备对突发、重大事件的应急能力和掌控能力。
灾后重建是否完善、成体系，是否具有很好的战略性和科学性，重建的时间、进度，投入的物力、人力、财力等等，这些都在考量国家和政府进行修复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重大自然灾害后，灾民精神上的伤害需要抚慰，如何有效缓解灾民的情绪和心理伤害对于维护灾区稳定及有效开展后续系列重建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如何唤起和凝聚民众的社会责任感，如何使危机成为提升民众道德水平的精神契机，这是在精神和文化管理层面对国家、政府更为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