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杨显惠在开始创作《夹边沟记事》的时候，面对着一个问题：如何用文学的方式呈现一段尚未被官方历史完全解密的历史？在现代分工完成之后，文学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本不应该再承担记录历史的责任。但是，当夹边沟劳改农场那段被有意尘封的历史以亲历者口述的形式触动着杨显惠的时候，他选择用文学的形式呈现这一段历史：“现在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作者将调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的。”“我们关注前人的历史就是关注我们自己。”①这是杨显惠在《上海文学》发表《上海女人》时的一段写作手记。这段手记表达了他记录历史的自觉。在这一自觉的引导下，《夹边沟记事》就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叙事文体。在某种程度上，它回归了中国旧有的，属于历史学的纪传叙事传统。
历史与文学杂糅：纪传史学精神的复活
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分为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类。纪传体历史叙事虽不是历史叙事的主流，但却是最具有文学影响的历史叙事类型。中国的纪传叙事传统之集大成者为《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史记》的叙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承袭自《左传》，但与《左传》不同，《史记》的叙事重心由事转为人②。这一叙事重心的转变，使得《史记》不同于一般的纪事性历史著作：人成为历史叙事的目的。其高度文学价值也由此产生。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应该正是从这一层面出发的。人成为历史叙事的目的，与司马迁的个人遭际密切相关。如果司马迁没有遭遇那惨绝人寰的宫刑，《史记》中的郁愤可能不会如此突出，人也不可能成为其叙事的中心。诚如司马迁所自承：这一奇耻大辱使得他“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报任安书》）。司马迁的“发愤”——即创作主体的情感投入——使得《史记》具有了鲜明的文学性：“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③“不拘于史法”使《史记》不同于一般的史官叙事，“发于情，肆于心”则使其叙事近于文学。正是由于此，《史记》才成功地勾连起历史与文学。李长之先生曾经表彰过司马迁的这一特点：“情感者，才是司马迁的本质。他的书是赞叹，是感慨，是苦闷，是情感的宣泄，总之，是抒情的而已！不惟抒自己的情，而且代抒一般人的情，这就是他之伟大处！”“就他的文学才情言，《史记》又是非常主观的。他渲染上许多许多的感情，他也费了不少精力在琢磨他的文章上。在这方面看，《史记》在史书之外，乃是一部像近代所谓小说或者抒情诗式的创作。”④当然，《史记》的伟大之处还不仅仅来自其情感性，更来自司马迁从史事中发现的人作为类存在的超越性意义，即李长之所称的“代抒一般人的情”。用司马迁自己的说法就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的写作目标中有着对人的类本质的确证和感性表现。因此，它也是审美的。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史记》也是一部亘古弥新的经典。它所创造出的历史与文学合一“杂文学”史传传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学，流惠所至，在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中又浮现出来。
在为数不多的创作谈中，杨显惠没有谈到《史记》对他的影响，相反，他谈得更多的是俄苏文学和鲁迅先生对他的巨大影响，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夹边沟记事》中看出《史记》的影子：因为一个民族的文脉有时候是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显现在某一作家创作实践中。在这种情形里，作家并不总是能够意识到民族集体无意识对他的影响。相对于俄苏文学、鲁迅先生文学实践中的批判精神和人道主义内涵这些显明的影响因素，夹边沟右派们遭遇、当下史学界的现状所刺激出来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则是杨显惠所不自觉的深层影响因素。在《夹边沟记事》中，我们同样看到了一个与司马迁类似的愤懑、悲悯的历史叙事者。杨显惠首先并不是以一个单纯的文学实践者的身份写作，而是以一个历史的文学记录者的身份进行写作。上引杨显惠在初次发表《夹边沟记事》时写下的《写作手记》中的那段话十分清楚地显示出他在创作过程中对这一段历史的态度：首先，他的写作是为了保存、发掘那段被人故意遗忘的历史。这段历史之所以需要一个文学实践者来挖掘，其中的原因是当代史学界在这一段历史叙事中的缺位。杨显惠在与那些历史幸存者交流的过程中察觉到了这一缺位。正是他骨子里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在起作用，使得他自觉地承担起记录这段历史的责任。杨显惠在不同的场合谈到过，那段惨烈历史对他形成强烈的震撼。无论是他所说的面对这段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还是他说，“我放不过去，我要表达愤怒，做个‘愤怒的作家’”⑤，第一性的要素是《夹边沟记事》所涉及的那段历史。可以这样说，首先是夹边沟的历史成就了杨显惠。当然，如果没有杨显惠这样一个实践主体，夹边沟曾经发生过的惨烈事件可能淹没在时间的洪流中。夹边沟作为一个实在事件能够被呈现出来，其权威性来自杨显惠自觉不自觉地在我们民族史传传统中所赋予的道德意义。面对那些存在各种各样缺陷的关于这段历史的叙事，他认为，“需要我们今天的作家站在新时期的门槛上重新审视那段历史，要重新去写，把真实的历史告诉读者，要还历史以真面貌”⑥。他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甘南纪事》等都是体现着这样的意图。在这一意义上，杨显惠所认可的“文学的边缘人，史学的门外汉，新闻的越位者”这一标签中的“史学的门外汉”就是他对自己作为历史叙事者身份的认可⑦。在一位中国作家身上所显现出来的对历史记录的自觉承当，正是中国史学优秀传统的显现，也是自古以来中国“杂文学”传统的当下呈现。
当然，《史记》的纪传叙事传统对《夹边沟记事》的影响如羚羊挂角，是通过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发生的。在杨显惠的显意识中，他自认是“史学的门外汉”，所谓“门外汉”者，即并非以历史为本业也，那么，他认为的本业应该是什么？更多的时候，他还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文学实践者。从这一自居出发，人成为他文学实践始终关注的焦点：“在我看来，文学性就是人在社会中的命运、生存状态及其精神追求。文学要表现人性、人的本质，但人是社会中的人，目前文坛写出的作品是空洞的抽象的人。文学应该全面研究人，人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离开人的思想、社会性，文学也就不存在了。”⑧杨显惠不同于司马迁，他不是一个职业的历史记录者。但是，夹边沟右派们的遭遇作为杨显惠文学实践的触发器，使他的文学实践上升到对于人性的超越性考察。在这一点上，他又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相遇：二人同是发愤抒情以记录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夹边沟记事》，其深层指向是当下和未来的人——“我们关注前人的历史就是关注我们自己”。这一价值指向和司马迁在《史记》里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的关注是相通的。司马迁所追求的“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杨显惠所强调的写作要表现“时代精神”都是他们试图通过历史记录达到一种对人的超越性理解。事实上，他们也都做到了。《史记》对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体悟不必说，在中国历史的变迁中已经体现出其超越性。而《夹边沟记事》从那种种极端的情境中所拷问出的人性之真何尝不是在人类发展史上难得一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夹边沟记事》在极端情境中所拷问出来的人性之真与《史记》通过那一幕幕壮阔的历史场景，一个个鲜活的形象所显现出了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规律性认识是异代同构的。 杨显惠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作家应该表现“时代精神”。“时代精神的内涵不仅是物质和文化积累在一个历史节点显现出的精神成果，也不仅是某一种价值取向或理性指向的意识形态应用，而是历史现实的多重因素通过超越性精神凝聚的时代力量。……时代精神作为时代内涵的精华，是历史文化的深度沉淀，是现实因素的价值凝聚，是未来超越的特有指向，精神的形而上特质由此彰显。”⑨基于此，我认为，杨显惠所理解的时代精神不是指1959 —1960年在夹边沟发生的惨剧，也不是指作为后来人对那段历史的猎奇，甚至不包括廉价的同情在内，而是在今天的语境中对那段历史所进行的透彻反思。这一反思包括几个层面的内涵：首先是对造成这一“人相食”惨剧的历史因素的探询；其次是寻求这些历史因素在今天的遗留；最终将写作指向人的终极存在。在这些不同层面的内涵中，《夹边沟记事》所蕴涵的时代精神既有对既往历史的追溯与批判，也有对现时中国的关注，更有对于国人未来的忧思。这样深沉的精神追求在当下的文学场域中是极其独特的，杨显惠认可的“文学的边缘人”，也是因为他自己的写作与当下作家们的普遍写作状态有着鲜明的区隔。有些批评者认为，《夹边沟记事》没有给人以积极的情感，“如此‘触目惊心’的‘事例’并没有强烈地激起读者建构理想的热望，作品给人的‘力量’不是很足，显得作品的结构不是很完整。”⑩很显然，这种论调没有充分理解《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记事》等作品对人的深沉思考，仍然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规范来评判之。杨显惠的这些思考显然不是局限于一时一地之用，而是超越于具体时空条件，从类本质的高度来思考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杨显惠在历史、文学两个领域赋予《夹边沟记事》以道德意义。在历史领域，中国的忠实记事的史学传统是他最重要的驱动力，他自居为历史记录者；在文学领域，他将之看作是人性，人之本质的体现。杨显惠将《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记事》的写作看作是自己“进入到了表现时代精神的阶段”，显示出这两部作品的写作对象让他找到了将历史、现实与未来联结在一起的契合点11。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杨显惠选择了夹边沟与定西孤儿院，而是夹边沟与定西孤儿院成就了杨显惠，使得他特出于腐败的当下文学场。从这段历史里，他不仅发现了写作的源泉，也发现了写作的旨归，甚至被这段历史的记录过程（他自己的文学实践）所塑造。
形式的张力：纪传叙事模式的现代复活
历史与文学的杂糅使得《夹边沟记事》的属性变得十分复杂。作为历史文本，它追求历史记录的忠实；作为文学文本，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虚构成分。这种复杂性使得学术界对它的定位出现了争议。谢纳认为：“杨显惠的苦难叙述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质，其叙事策略有别于一般的文学叙事方式，以至于我们很难准确地将其文本界定或归类为某种特定的文体类型，它究竟是文学？还是历史？究竟是采访？还是创作？究竟是口述？还是书写？究竟是纪实？还是虚构？究竟是传奇？还是现实？各种叙述策略似乎都依稀可见，但又边界模糊。”12有人把《夹边沟记事》与《定西孤儿院纪事》的文体看作是一种跨文体，而陈冲则把《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的文体看作是“一种全新的、独立的文体”。无论是跨文体，还是边界模糊的文体，还是全新的文体，这些定位都注意到了《夹边沟记事》叙事模式的形式张力。
这种形式张力从哪里来？陈冲认为，杨显惠的全新文体来自他写作的对象：“正是杨显惠所要表达的独特的内容，‘逼’着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体形式，磨炼出这种难度极高、又必须是看上去举重若轻的技巧。”陈冲所说的杨显惠的“技巧”，主要是指《定西孤儿院记事》中“用细节去尽量拼接”历史的“全貌”或“原貌”——这是在无法真正还原历史全貌或者原貌的时候“最好的替代办法”13。我认为陈冲的前半部分评价是正确的，即杨显惠的独特文体来源于其独特的内容。但是，他结论的后半部分——即杨显惠的技巧旨在以细节拼接历史——还有待商榷。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矮化了杨显惠的文本所蕴含的价值。内容与形式（技巧）只是研究者为了分析的方便而人为分开的文本的一体两面。事实上，绝没有什么离开形式的内容，也不会有脱离内容的形式。《夹边沟记事》在文体上的创新——形式的张力——也来源于《夹边沟记事》中历史与文学的糅合。历史与文学二者兼容，必定在文本形式上呈现出一种不可避免的矛盾。杨显惠的写作必须面对这一问题。《夹边沟记事》所呈现出来的形式张力就是杨显惠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审美效果。
对于像《夹边沟记事》这样的历史—文学杂糅文本来说，首要的是真实。这是杨显惠以这段历史作为文学实践的对象的初心所决定的。所谓真实，并非是老老实实地摹写事件的细节，而是人的意识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它的对象，即写出它的真精神。《夹边沟记事》与《定西孤儿院纪事》虽然都注重历史细节的真实，但杨显惠显然并不是以追求历史细节为目的。如果他只是以此为目的，那么，他的作品就不会成为文学作品，至多不过是报告文学，甚或就是新闻特写。他所要追求的是这些历史细节背后的“真实”——这“真实”即杨显惠一再宣称的，他写作所要体现的时代精神。他追求细节、故事中的“核儿”，就是从细节、故事中去发掘那些细节、故事的价值和意义。在杨显惠看来，《夹边沟记事》中的“时代精神”才是他文学实践的核心。从这一动机出发，杨显惠文学实践中的历史细节的采撷与呈现就具有十分丰富的价值。
作为历史记录，其叙事有一定的规范。史学家们称赞司马迁的《史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实录，首先是指对于事件穷究真相的精神，即所谓“不虚美，不隐恶”；其次，也是对于叙事文体的要求，即所谓“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正是秉承着我们这种优良的实录史传传统。杨显惠是他所描写的那段历史的后来者。他从亲历者口中得知这段历史的存在是一个偶然。因此，杨显惠在呈现这段历史的时候就必然面临着叙事权威赋权的焦虑。对于叙事主体来说，杨显惠通过在历史、文学两个领域的道德赋权获得了这一权威。但是，这一赋权只有获得了历史事件的真实合法性才有效。因此，如何获得历史事件的真实合法性是他——这个历史事件后来者——在面对既往实在的事件如何呈现的时候所无法回避的难题。多年以前，他偶然从那些幸存者那里听到夹边沟故事所受到的震撼成为他解决这一难题的契机。他所预设的读者也应该是像他这样的后来者，对这段历史闻所未闻。在这样的叙事预期的引导下，采访成为杨显惠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许多批评者津津乐道于《夹边沟记事》写作过程中的采访环节。在一段访谈中，杨显惠也向访谈者谈及他访谈的艰难。邵燕君以社会主义文学体制的“下生活”来比拟杨显惠的采访。事实上，杨显惠的采访与“下生活”有着鲜明的区别。“下生活”作为社会主义文学一体化体制的构成部分，其体制化的色彩十分鲜明：固定的对象、固定的观念、固定的模式（无论是柳青们的“三同”，还是后来作家们的“省亲”式，都是如此，无法改变“下生活”的性质）。在社会主义文学体制中，叙事权威先验地来自意识形态生产体制，采访只是这一体制所规定的生产手段之一。它本身并没有叙事的权威。杨显惠的采访却与此不同。他的采访是其叙事权威赋权的过程，即由此获得所叙述的历史事件的真实合法性。这也是杨显惠区别于社会主义文学体制生产者的地方。首先，采访使他的叙事获得内容——存在于亲历者记忆中的实在事件。他的采访钩沉出即将淹没的实在事件，这并不仅仅指的是冷冰冰的数字，还包括亲历者的切身体验。在《夹边沟记事》中，大多数的叙事是以第一人称体验视角叙述出来的，如《上海女人》《李祥年的爱情故事》《驿站长》《憎恨月亮》《饱食一顿》《逃亡》《夹农》《在列车上》《这就好了》《医生的回忆》《邹永泉》等。这些第一人称体验视角的叙事以其亲历性展示出夹边沟那段历史刻骨铭心的惨痛。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第一人称体验性叙事赋予这些作品真实合法性。上述这些第一人称经验性视角的小说大都具有口述历史的意味。杨显惠的工作就是将这些口述历史加以剪裁，使之具有文学的形式。 当然，第一人称体验性叙事并不总是能够赋予所叙事件以真实合法性。杨显惠在处理这一问题时，通过采访过程的展示赋予这些第一人称叙事者以权威。因此，采访（这个新闻术语用在这里显然不足以体现其丰富性）在《夹边沟记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其重要的，不仅采访的内容以第一人称经验叙事的方式直接成为他的小说的基本内容，而且，采访的过程也直接成为他小说的内容。例如，《上海女人》开头一句：“这段故事是一位名叫李文汉的右派讲给我听的。”接着，“我”讲述了李文汉的右派经历以及与“我”相识的经过：“于是，他就成了我们十四连畜牧班的放牧员，和我同住在羊圈旁的一间房子里。在一起生活得久了。相互有了了解，也信任对方了，他便陆陆续续对我讲了许多夹边沟农场的故事。”“我”用了大量笔墨强调“我”与李文汉的交往。不仅如此，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作为历史亲历者、故事讲述者的李文汉不时有和“我”——一个采访者——对话的行动呈现出来：“今天我再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我跟你说过……文大业的死我记得很清楚……什么，你说人们为什么不逃跑吗？有逃跑的。崔毅不是跑了吗，后来钟毓良和魏长海也跑了。……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说过了吗？……”类似的故事讲述者与“我”的对话不仅在《上海女人》中频繁出现，而且在《夹边沟记事》中也是随处可见。同时，杨显惠有意识地建构作为采访者的“我”与现实中的作者之间的互文性。这些采访过程的故意展示，其意图就是要增加小说叙述者讲述故事来源的可靠性。因此，采访在小说中的出现，一方面又使那段历史以第一人称体验视角呈现出来，给预设读者以情绪的震撼；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以此赋予作家所叙述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以合法性。当然，采访过程在小说中的呈现不仅仅是一种叙事权威的赋权行为，它还增加了小说的意义内涵，使得故事的意义得以增值：夹边沟的惨痛历史在与当下的对话中延伸出更为深广的价值。
从形式上看，采访进入小说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小说文体的基本规范——虚构。这是导致一些批评者对《夹边沟记事》的文体认识产生混乱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把《夹边沟记事》不仅仅看作是文学作品，而是看作一种历史—文学杂糅文本，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一新文体。按照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的观点，历史话语需要借助叙事这一文学形式来完成一种意义建构。同时，他认为，历史编纂学与文学、神话共享“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种文化之历史经验的精华”的意义生产体系。作为新历史主义历史学家，海登·怀特着意钩沉历史与文学的同构关系14。从这一认识论出发，我们就容易理解《史记》这一不朽的历史文本中的文学魅力：历史真实的呈现与文学叙事（想象，情节剪裁）的有机结合正是其魅力来源之一。实际上，《史记》不同于编年史的价值恰是它以高超的叙事手段激活了历史中沉睡在帝王家谱中的鲜活个体。《夹边沟记事》的初衷也是作为历史文本，它的叙事在杨显惠那里并不仅仅是作为单纯的文学形式而存在，而是担负着呈现历史真实的任务。采访，这一看似非叙事的方式能够进入小说这一文体，就是为了保证其所叙述的内容能够达到所叙述事件的真实性。从这一点上，我们再来理解杨显惠所自居“新闻的越位者”，就更容易理解其中所蕴涵的意味：采访在杨显惠那里，是他抵达历史真实、再现真实事件的一种“具有特定语言、语法、修辞特色的话语，即叙事历史（narrative history）”15。这一特殊的话语方式很接近《史记》的“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的历史话语。因此，将《夹边沟记事》中的采访上升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学话语方式，我们才能够真正呈现它的价值和意义。杨显惠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谈到普利策新闻奖获奖报告文学作品对他的影响，“它的文字切入主题直截了当，是新闻语言，却有很强的文学性。我喜欢这样的语言，这样的风格。我认为这种直接性正好切中文学的奥妙和本质，有点海明威语言的味道。……但美国作家我喜欢海明威的作品，很简洁、很漂亮”16。杨显惠青睐于新闻语言的简洁，是由于它能够构成其特殊的话语方式。而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正是夹边沟对杨显惠的塑造。可以这样说，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成为杨显惠的区隔性标志。我们对读一下《夹边沟记事》与其之前的作品如《野马滩》《不知道他是谁》《小赤佬》《贵妇人》等作品，就很容易发现这种话语方式的特色及其区隔性。那些以杨显惠个人插队经历为蓝本的作品，无论是主题的开掘、情节的安排，还是叙事的行为、语言、修辞的方式等均无法与《夹边沟记事》同日而语。杨显惠把《夹边沟记事》之前的这些创作统统看作是“学习写作的阶段，是寻找写作风格寻找自己位置的过程。我真正的创作开始于‘夹边沟’，然后是‘定西孤儿院’。这是写历史题材，写我们民族的历史，我们民族的苦难。我的写作自此进入到了表现时代精神的阶段”17。杨显惠的这一自我评判很好地显示出《夹边沟记事》在其话语方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除了独特的话语方式的形成，《夹边沟记事》的互文、爱奇等叙事手法也不自觉地继承了《史记》。《史记》的互文是历来研究者关注的叙事手法。在进行历史叙事的过程中，受纪传文体的限制，重章互文就成为司马迁经常借用的手法。通过重章互文，司马迁绘制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刻画了丰富多面的人物形象。杨显惠采访了一百余人，最终写成二十一篇短篇小说。《夹边沟记事》所及地域不出夹边沟农场，时间集中在1959—1961年间，人物却达数十。如何在二十一篇小说中全面展示这段惨痛的历史？《夹边沟记事》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史记》的重章互文（见）手法。重章互文，首先使夹边沟右派事件从不同层面得以呈现。其次，重章互文也不断从不同人的口述中强调所叙事件的真实性。二十一篇小说回旋往复，奏响了一曲千古悲歌。
《史记》的爱奇，按照刘振东先生的说法，是指司马迁对于“‘奇人’——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的推崇与偏爱”。司马迁所推崇的包括以下四类人物：“处于弱者地位而富于抗暴精神、在与强者的斗争中显示出刚烈气节、精神上反而占有压倒优势的人物。”“虽然是社会地位低微，没有依托势乘，为上层统治者所不齿，而能显示出高尚的品节，取得卓著功业的人物。”“那些身居高位，禄厚势重，而不居尊自傲，凭势凌人，偏能屈身就下，敬贤礼士的人物。”“那些命运偃蹇、遭际坎坷而忍辱负重、遏蹶奋斗，最后终成功业或名重后世的人物。”刘振东先生认为，司马迁的爱奇显示出他的民主精神、积极进取精神和批判精神，“奠定了中国叙事文学民族传统特色”18。《夹边沟记事》所记载的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其中“奇人”“奇事”也颇为可观。杨显惠显然继承了《史记》所缔造的追求传奇性的民族传统。当然，这种继承就如同上述的互文一样，并不一定是杨显惠自觉的选择。在一次访谈中，他说，他的小说的“核儿”是来自他的采访。“那些打动你的地方应该也是采访的时候打动我的地方。调查的时候听到很多东西也是雷同的，但总能找到新东西，也就是那些能够作为小说“核儿”的东西，有时是一个情节，一个有意味的细节，有时只是一个场景，一句话。如果采访对象提供的材料丰富的话，就单独写一篇。若不完整，就去调度其他人提供的材料，组合成一篇。应该说是有多少“核儿”，才能写多少篇故事。……那些经验都是平常人没有的，你可能挨过饿，但不知道人真快饿死的时候什么样。你吃过糠，吃过野菜，不知道人骨头、兽骨头怎么个吃法。要不是身临其境听人讲，凭自己想是想像不出来的。”19杨显惠所说的“核儿”就是体现在他小说中的那些传奇性的情节，这些情节是太平时代的顺民们所永远无法想象，也无法相信的。他却敏锐地将之纳入自己的文学实践中。但是，与《史记》所推崇的那些光耀千秋的“奇人”不同，《夹边沟记事》所记载的都是普通人，虽有“贱民”身份，但其特出之处却不在此，而是他们在那些活下去就是最大的道德的极端环境下，所做出的常人所难以想象的事情。比如，吃人肉，吃呕吐物、排泄物……这些“奇事”及其背后的普通人，虽然不能如《史记》中的项羽、陈涉、荆轲那样光耀千古，但是其中同样蕴涵着强烈的民主精神、人道精神和批判精神。这正是中国史传传统最宝贵的内核。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遥想太史公当年壮游名山大川，遍访遗老翁媪，沾溉大儒遗风，亲历西汉的政治活动，遂成不朽之绝唱。两千多年后的杨显惠虽没有太史公那样的雄浑气魄，丰富阅历，但他两年多，采访一百余人，恂恂如也的实录仍可以看作是他对司马迁精神的传承。
【注释】
①杨显惠：《写作手记夹边沟记事之一——上海女人》，载《上海文学》2000年第7期。
②可永雪：《论〈史记〉在叙事上对〈左传〉的继承和发展》，载《内蒙古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
③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见《鲁迅全集》第9卷，4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92、142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⑤⑦⑧19杨显惠、邵燕君：《文学，作为一种证言——杨显惠访谈录》，载《上海文学》2009年第12期。
⑥111617吕东亮、杨显惠：《为时代立心为生民立命——杨显惠访谈录》，载《小说评论》2012年第1期。
⑨陆杰荣、张丽：《时代精神的权力及其微观转化探释》，载《哲学研究》2014年第12期。
⑩哈建军：《论杨显惠的“纪事”系列小说》，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9期。
12谢纳：《论〈夹边沟记事〉的苦难叙事》，载《小说评论》，2014年第6期。
13陈冲：《历史的细节和由细节拼接的历史——读〈定西孤儿院纪事〉》，载《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
1415[美]海登·怀特著：《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60-62、78页，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
18刘振东：《论司马迁之“爱奇”》，载《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
（徐仲佳，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历史与文学杂糅：纪传史学精神的复活
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分为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类。纪传体历史叙事虽不是历史叙事的主流，但却是最具有文学影响的历史叙事类型。中国的纪传叙事传统之集大成者为《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史记》的叙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承袭自《左传》，但与《左传》不同，《史记》的叙事重心由事转为人②。这一叙事重心的转变，使得《史记》不同于一般的纪事性历史著作：人成为历史叙事的目的。其高度文学价值也由此产生。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应该正是从这一层面出发的。人成为历史叙事的目的，与司马迁的个人遭际密切相关。如果司马迁没有遭遇那惨绝人寰的宫刑，《史记》中的郁愤可能不会如此突出，人也不可能成为其叙事的中心。诚如司马迁所自承：这一奇耻大辱使得他“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报任安书》）。司马迁的“发愤”——即创作主体的情感投入——使得《史记》具有了鲜明的文学性：“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③“不拘于史法”使《史记》不同于一般的史官叙事，“发于情，肆于心”则使其叙事近于文学。正是由于此，《史记》才成功地勾连起历史与文学。李长之先生曾经表彰过司马迁的这一特点：“情感者，才是司马迁的本质。他的书是赞叹，是感慨，是苦闷，是情感的宣泄，总之，是抒情的而已！不惟抒自己的情，而且代抒一般人的情，这就是他之伟大处！”“就他的文学才情言，《史记》又是非常主观的。他渲染上许多许多的感情，他也费了不少精力在琢磨他的文章上。在这方面看，《史记》在史书之外，乃是一部像近代所谓小说或者抒情诗式的创作。”④当然，《史记》的伟大之处还不仅仅来自其情感性，更来自司马迁从史事中发现的人作为类存在的超越性意义，即李长之所称的“代抒一般人的情”。用司马迁自己的说法就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的写作目标中有着对人的类本质的确证和感性表现。因此，它也是审美的。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史记》也是一部亘古弥新的经典。它所创造出的历史与文学合一“杂文学”史传传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学，流惠所至，在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中又浮现出来。
在为数不多的创作谈中，杨显惠没有谈到《史记》对他的影响，相反，他谈得更多的是俄苏文学和鲁迅先生对他的巨大影响，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夹边沟记事》中看出《史记》的影子：因为一个民族的文脉有时候是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显现在某一作家创作实践中。在这种情形里，作家并不总是能够意识到民族集体无意识对他的影响。相对于俄苏文学、鲁迅先生文学实践中的批判精神和人道主义内涵这些显明的影响因素，夹边沟右派们遭遇、当下史学界的现状所刺激出来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则是杨显惠所不自觉的深层影响因素。在《夹边沟记事》中，我们同样看到了一个与司马迁类似的愤懑、悲悯的历史叙事者。杨显惠首先并不是以一个单纯的文学实践者的身份写作，而是以一个历史的文学记录者的身份进行写作。上引杨显惠在初次发表《夹边沟记事》时写下的《写作手记》中的那段话十分清楚地显示出他在创作过程中对这一段历史的态度：首先，他的写作是为了保存、发掘那段被人故意遗忘的历史。这段历史之所以需要一个文学实践者来挖掘，其中的原因是当代史学界在这一段历史叙事中的缺位。杨显惠在与那些历史幸存者交流的过程中察觉到了这一缺位。正是他骨子里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在起作用，使得他自觉地承担起记录这段历史的责任。杨显惠在不同的场合谈到过，那段惨烈历史对他形成强烈的震撼。无论是他所说的面对这段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还是他说，“我放不过去，我要表达愤怒，做个‘愤怒的作家’”⑤，第一性的要素是《夹边沟记事》所涉及的那段历史。可以这样说，首先是夹边沟的历史成就了杨显惠。当然，如果没有杨显惠这样一个实践主体，夹边沟曾经发生过的惨烈事件可能淹没在时间的洪流中。夹边沟作为一个实在事件能够被呈现出来，其权威性来自杨显惠自觉不自觉地在我们民族史传传统中所赋予的道德意义。面对那些存在各种各样缺陷的关于这段历史的叙事，他认为，“需要我们今天的作家站在新时期的门槛上重新审视那段历史，要重新去写，把真实的历史告诉读者，要还历史以真面貌”⑥。他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甘南纪事》等都是体现着这样的意图。在这一意义上，杨显惠所认可的“文学的边缘人，史学的门外汉，新闻的越位者”这一标签中的“史学的门外汉”就是他对自己作为历史叙事者身份的认可⑦。在一位中国作家身上所显现出来的对历史记录的自觉承当，正是中国史学优秀传统的显现，也是自古以来中国“杂文学”传统的当下呈现。
当然，《史记》的纪传叙事传统对《夹边沟记事》的影响如羚羊挂角，是通过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发生的。在杨显惠的显意识中，他自认是“史学的门外汉”，所谓“门外汉”者，即并非以历史为本业也，那么，他认为的本业应该是什么？更多的时候，他还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文学实践者。从这一自居出发，人成为他文学实践始终关注的焦点：“在我看来，文学性就是人在社会中的命运、生存状态及其精神追求。文学要表现人性、人的本质，但人是社会中的人，目前文坛写出的作品是空洞的抽象的人。文学应该全面研究人，人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离开人的思想、社会性，文学也就不存在了。”⑧杨显惠不同于司马迁，他不是一个职业的历史记录者。但是，夹边沟右派们的遭遇作为杨显惠文学实践的触发器，使他的文学实践上升到对于人性的超越性考察。在这一点上，他又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相遇：二人同是发愤抒情以记录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夹边沟记事》，其深层指向是当下和未来的人——“我们关注前人的历史就是关注我们自己”。这一价值指向和司马迁在《史记》里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的关注是相通的。司马迁所追求的“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杨显惠所强调的写作要表现“时代精神”都是他们试图通过历史记录达到一种对人的超越性理解。事实上，他们也都做到了。《史记》对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体悟不必说，在中国历史的变迁中已经体现出其超越性。而《夹边沟记事》从那种种极端的情境中所拷问出的人性之真何尝不是在人类发展史上难得一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夹边沟记事》在极端情境中所拷问出来的人性之真与《史记》通过那一幕幕壮阔的历史场景，一个个鲜活的形象所显现出了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规律性认识是异代同构的。 杨显惠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作家应该表现“时代精神”。“时代精神的内涵不仅是物质和文化积累在一个历史节点显现出的精神成果，也不仅是某一种价值取向或理性指向的意识形态应用，而是历史现实的多重因素通过超越性精神凝聚的时代力量。……时代精神作为时代内涵的精华，是历史文化的深度沉淀，是现实因素的价值凝聚，是未来超越的特有指向，精神的形而上特质由此彰显。”⑨基于此，我认为，杨显惠所理解的时代精神不是指1959 —1960年在夹边沟发生的惨剧，也不是指作为后来人对那段历史的猎奇，甚至不包括廉价的同情在内，而是在今天的语境中对那段历史所进行的透彻反思。这一反思包括几个层面的内涵：首先是对造成这一“人相食”惨剧的历史因素的探询；其次是寻求这些历史因素在今天的遗留；最终将写作指向人的终极存在。在这些不同层面的内涵中，《夹边沟记事》所蕴涵的时代精神既有对既往历史的追溯与批判，也有对现时中国的关注，更有对于国人未来的忧思。这样深沉的精神追求在当下的文学场域中是极其独特的，杨显惠认可的“文学的边缘人”，也是因为他自己的写作与当下作家们的普遍写作状态有着鲜明的区隔。有些批评者认为，《夹边沟记事》没有给人以积极的情感，“如此‘触目惊心’的‘事例’并没有强烈地激起读者建构理想的热望，作品给人的‘力量’不是很足，显得作品的结构不是很完整。”⑩很显然，这种论调没有充分理解《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记事》等作品对人的深沉思考，仍然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规范来评判之。杨显惠的这些思考显然不是局限于一时一地之用，而是超越于具体时空条件，从类本质的高度来思考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杨显惠在历史、文学两个领域赋予《夹边沟记事》以道德意义。在历史领域，中国的忠实记事的史学传统是他最重要的驱动力，他自居为历史记录者；在文学领域，他将之看作是人性，人之本质的体现。杨显惠将《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记事》的写作看作是自己“进入到了表现时代精神的阶段”，显示出这两部作品的写作对象让他找到了将历史、现实与未来联结在一起的契合点11。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杨显惠选择了夹边沟与定西孤儿院，而是夹边沟与定西孤儿院成就了杨显惠，使得他特出于腐败的当下文学场。从这段历史里，他不仅发现了写作的源泉，也发现了写作的旨归，甚至被这段历史的记录过程（他自己的文学实践）所塑造。
形式的张力：纪传叙事模式的现代复活
历史与文学的杂糅使得《夹边沟记事》的属性变得十分复杂。作为历史文本，它追求历史记录的忠实；作为文学文本，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虚构成分。这种复杂性使得学术界对它的定位出现了争议。谢纳认为：“杨显惠的苦难叙述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质，其叙事策略有别于一般的文学叙事方式，以至于我们很难准确地将其文本界定或归类为某种特定的文体类型，它究竟是文学？还是历史？究竟是采访？还是创作？究竟是口述？还是书写？究竟是纪实？还是虚构？究竟是传奇？还是现实？各种叙述策略似乎都依稀可见，但又边界模糊。”12有人把《夹边沟记事》与《定西孤儿院纪事》的文体看作是一种跨文体，而陈冲则把《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的文体看作是“一种全新的、独立的文体”。无论是跨文体，还是边界模糊的文体，还是全新的文体，这些定位都注意到了《夹边沟记事》叙事模式的形式张力。
这种形式张力从哪里来？陈冲认为，杨显惠的全新文体来自他写作的对象：“正是杨显惠所要表达的独特的内容，‘逼’着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体形式，磨炼出这种难度极高、又必须是看上去举重若轻的技巧。”陈冲所说的杨显惠的“技巧”，主要是指《定西孤儿院记事》中“用细节去尽量拼接”历史的“全貌”或“原貌”——这是在无法真正还原历史全貌或者原貌的时候“最好的替代办法”13。我认为陈冲的前半部分评价是正确的，即杨显惠的独特文体来源于其独特的内容。但是，他结论的后半部分——即杨显惠的技巧旨在以细节拼接历史——还有待商榷。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矮化了杨显惠的文本所蕴含的价值。内容与形式（技巧）只是研究者为了分析的方便而人为分开的文本的一体两面。事实上，绝没有什么离开形式的内容，也不会有脱离内容的形式。《夹边沟记事》在文体上的创新——形式的张力——也来源于《夹边沟记事》中历史与文学的糅合。历史与文学二者兼容，必定在文本形式上呈现出一种不可避免的矛盾。杨显惠的写作必须面对这一问题。《夹边沟记事》所呈现出来的形式张力就是杨显惠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审美效果。
对于像《夹边沟记事》这样的历史—文学杂糅文本来说，首要的是真实。这是杨显惠以这段历史作为文学实践的对象的初心所决定的。所谓真实，并非是老老实实地摹写事件的细节，而是人的意识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它的对象，即写出它的真精神。《夹边沟记事》与《定西孤儿院纪事》虽然都注重历史细节的真实，但杨显惠显然并不是以追求历史细节为目的。如果他只是以此为目的，那么，他的作品就不会成为文学作品，至多不过是报告文学，甚或就是新闻特写。他所要追求的是这些历史细节背后的“真实”——这“真实”即杨显惠一再宣称的，他写作所要体现的时代精神。他追求细节、故事中的“核儿”，就是从细节、故事中去发掘那些细节、故事的价值和意义。在杨显惠看来，《夹边沟记事》中的“时代精神”才是他文学实践的核心。从这一动机出发，杨显惠文学实践中的历史细节的采撷与呈现就具有十分丰富的价值。
作为历史记录，其叙事有一定的规范。史学家们称赞司马迁的《史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实录，首先是指对于事件穷究真相的精神，即所谓“不虚美，不隐恶”；其次，也是对于叙事文体的要求，即所谓“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正是秉承着我们这种优良的实录史传传统。杨显惠是他所描写的那段历史的后来者。他从亲历者口中得知这段历史的存在是一个偶然。因此，杨显惠在呈现这段历史的时候就必然面临着叙事权威赋权的焦虑。对于叙事主体来说，杨显惠通过在历史、文学两个领域的道德赋权获得了这一权威。但是，这一赋权只有获得了历史事件的真实合法性才有效。因此，如何获得历史事件的真实合法性是他——这个历史事件后来者——在面对既往实在的事件如何呈现的时候所无法回避的难题。多年以前，他偶然从那些幸存者那里听到夹边沟故事所受到的震撼成为他解决这一难题的契机。他所预设的读者也应该是像他这样的后来者，对这段历史闻所未闻。在这样的叙事预期的引导下，采访成为杨显惠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许多批评者津津乐道于《夹边沟记事》写作过程中的采访环节。在一段访谈中，杨显惠也向访谈者谈及他访谈的艰难。邵燕君以社会主义文学体制的“下生活”来比拟杨显惠的采访。事实上，杨显惠的采访与“下生活”有着鲜明的区别。“下生活”作为社会主义文学一体化体制的构成部分，其体制化的色彩十分鲜明：固定的对象、固定的观念、固定的模式（无论是柳青们的“三同”，还是后来作家们的“省亲”式，都是如此，无法改变“下生活”的性质）。在社会主义文学体制中，叙事权威先验地来自意识形态生产体制，采访只是这一体制所规定的生产手段之一。它本身并没有叙事的权威。杨显惠的采访却与此不同。他的采访是其叙事权威赋权的过程，即由此获得所叙述的历史事件的真实合法性。这也是杨显惠区别于社会主义文学体制生产者的地方。首先，采访使他的叙事获得内容——存在于亲历者记忆中的实在事件。他的采访钩沉出即将淹没的实在事件，这并不仅仅指的是冷冰冰的数字，还包括亲历者的切身体验。在《夹边沟记事》中，大多数的叙事是以第一人称体验视角叙述出来的，如《上海女人》《李祥年的爱情故事》《驿站长》《憎恨月亮》《饱食一顿》《逃亡》《夹农》《在列车上》《这就好了》《医生的回忆》《邹永泉》等。这些第一人称体验视角的叙事以其亲历性展示出夹边沟那段历史刻骨铭心的惨痛。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第一人称体验性叙事赋予这些作品真实合法性。上述这些第一人称经验性视角的小说大都具有口述历史的意味。杨显惠的工作就是将这些口述历史加以剪裁，使之具有文学的形式。 当然，第一人称体验性叙事并不总是能够赋予所叙事件以真实合法性。杨显惠在处理这一问题时，通过采访过程的展示赋予这些第一人称叙事者以权威。因此，采访（这个新闻术语用在这里显然不足以体现其丰富性）在《夹边沟记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其重要的，不仅采访的内容以第一人称经验叙事的方式直接成为他的小说的基本内容，而且，采访的过程也直接成为他小说的内容。例如，《上海女人》开头一句：“这段故事是一位名叫李文汉的右派讲给我听的。”接着，“我”讲述了李文汉的右派经历以及与“我”相识的经过：“于是，他就成了我们十四连畜牧班的放牧员，和我同住在羊圈旁的一间房子里。在一起生活得久了。相互有了了解，也信任对方了，他便陆陆续续对我讲了许多夹边沟农场的故事。”“我”用了大量笔墨强调“我”与李文汉的交往。不仅如此，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作为历史亲历者、故事讲述者的李文汉不时有和“我”——一个采访者——对话的行动呈现出来：“今天我再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我跟你说过……文大业的死我记得很清楚……什么，你说人们为什么不逃跑吗？有逃跑的。崔毅不是跑了吗，后来钟毓良和魏长海也跑了。……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说过了吗？……”类似的故事讲述者与“我”的对话不仅在《上海女人》中频繁出现，而且在《夹边沟记事》中也是随处可见。同时，杨显惠有意识地建构作为采访者的“我”与现实中的作者之间的互文性。这些采访过程的故意展示，其意图就是要增加小说叙述者讲述故事来源的可靠性。因此，采访在小说中的出现，一方面又使那段历史以第一人称体验视角呈现出来，给预设读者以情绪的震撼；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以此赋予作家所叙述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以合法性。当然，采访过程在小说中的呈现不仅仅是一种叙事权威的赋权行为，它还增加了小说的意义内涵，使得故事的意义得以增值：夹边沟的惨痛历史在与当下的对话中延伸出更为深广的价值。
从形式上看，采访进入小说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小说文体的基本规范——虚构。这是导致一些批评者对《夹边沟记事》的文体认识产生混乱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把《夹边沟记事》不仅仅看作是文学作品，而是看作一种历史—文学杂糅文本，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一新文体。按照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的观点，历史话语需要借助叙事这一文学形式来完成一种意义建构。同时，他认为，历史编纂学与文学、神话共享“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种文化之历史经验的精华”的意义生产体系。作为新历史主义历史学家，海登·怀特着意钩沉历史与文学的同构关系14。从这一认识论出发，我们就容易理解《史记》这一不朽的历史文本中的文学魅力：历史真实的呈现与文学叙事（想象，情节剪裁）的有机结合正是其魅力来源之一。实际上，《史记》不同于编年史的价值恰是它以高超的叙事手段激活了历史中沉睡在帝王家谱中的鲜活个体。《夹边沟记事》的初衷也是作为历史文本，它的叙事在杨显惠那里并不仅仅是作为单纯的文学形式而存在，而是担负着呈现历史真实的任务。采访，这一看似非叙事的方式能够进入小说这一文体，就是为了保证其所叙述的内容能够达到所叙述事件的真实性。从这一点上，我们再来理解杨显惠所自居“新闻的越位者”，就更容易理解其中所蕴涵的意味：采访在杨显惠那里，是他抵达历史真实、再现真实事件的一种“具有特定语言、语法、修辞特色的话语，即叙事历史（narrative history）”15。这一特殊的话语方式很接近《史记》的“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的历史话语。因此，将《夹边沟记事》中的采访上升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学话语方式，我们才能够真正呈现它的价值和意义。杨显惠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谈到普利策新闻奖获奖报告文学作品对他的影响，“它的文字切入主题直截了当，是新闻语言，却有很强的文学性。我喜欢这样的语言，这样的风格。我认为这种直接性正好切中文学的奥妙和本质，有点海明威语言的味道。……但美国作家我喜欢海明威的作品，很简洁、很漂亮”16。杨显惠青睐于新闻语言的简洁，是由于它能够构成其特殊的话语方式。而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正是夹边沟对杨显惠的塑造。可以这样说，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成为杨显惠的区隔性标志。我们对读一下《夹边沟记事》与其之前的作品如《野马滩》《不知道他是谁》《小赤佬》《贵妇人》等作品，就很容易发现这种话语方式的特色及其区隔性。那些以杨显惠个人插队经历为蓝本的作品，无论是主题的开掘、情节的安排，还是叙事的行为、语言、修辞的方式等均无法与《夹边沟记事》同日而语。杨显惠把《夹边沟记事》之前的这些创作统统看作是“学习写作的阶段，是寻找写作风格寻找自己位置的过程。我真正的创作开始于‘夹边沟’，然后是‘定西孤儿院’。这是写历史题材，写我们民族的历史，我们民族的苦难。我的写作自此进入到了表现时代精神的阶段”17。杨显惠的这一自我评判很好地显示出《夹边沟记事》在其话语方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除了独特的话语方式的形成，《夹边沟记事》的互文、爱奇等叙事手法也不自觉地继承了《史记》。《史记》的互文是历来研究者关注的叙事手法。在进行历史叙事的过程中，受纪传文体的限制，重章互文就成为司马迁经常借用的手法。通过重章互文，司马迁绘制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刻画了丰富多面的人物形象。杨显惠采访了一百余人，最终写成二十一篇短篇小说。《夹边沟记事》所及地域不出夹边沟农场，时间集中在1959—1961年间，人物却达数十。如何在二十一篇小说中全面展示这段惨痛的历史？《夹边沟记事》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史记》的重章互文（见）手法。重章互文，首先使夹边沟右派事件从不同层面得以呈现。其次，重章互文也不断从不同人的口述中强调所叙事件的真实性。二十一篇小说回旋往复，奏响了一曲千古悲歌。
《史记》的爱奇，按照刘振东先生的说法，是指司马迁对于“‘奇人’——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的推崇与偏爱”。司马迁所推崇的包括以下四类人物：“处于弱者地位而富于抗暴精神、在与强者的斗争中显示出刚烈气节、精神上反而占有压倒优势的人物。”“虽然是社会地位低微，没有依托势乘，为上层统治者所不齿，而能显示出高尚的品节，取得卓著功业的人物。”“那些身居高位，禄厚势重，而不居尊自傲，凭势凌人，偏能屈身就下，敬贤礼士的人物。”“那些命运偃蹇、遭际坎坷而忍辱负重、遏蹶奋斗，最后终成功业或名重后世的人物。”刘振东先生认为，司马迁的爱奇显示出他的民主精神、积极进取精神和批判精神，“奠定了中国叙事文学民族传统特色”18。《夹边沟记事》所记载的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其中“奇人”“奇事”也颇为可观。杨显惠显然继承了《史记》所缔造的追求传奇性的民族传统。当然，这种继承就如同上述的互文一样，并不一定是杨显惠自觉的选择。在一次访谈中，他说，他的小说的“核儿”是来自他的采访。“那些打动你的地方应该也是采访的时候打动我的地方。调查的时候听到很多东西也是雷同的，但总能找到新东西，也就是那些能够作为小说“核儿”的东西，有时是一个情节，一个有意味的细节，有时只是一个场景，一句话。如果采访对象提供的材料丰富的话，就单独写一篇。若不完整，就去调度其他人提供的材料，组合成一篇。应该说是有多少“核儿”，才能写多少篇故事。……那些经验都是平常人没有的，你可能挨过饿，但不知道人真快饿死的时候什么样。你吃过糠，吃过野菜，不知道人骨头、兽骨头怎么个吃法。要不是身临其境听人讲，凭自己想是想像不出来的。”19杨显惠所说的“核儿”就是体现在他小说中的那些传奇性的情节，这些情节是太平时代的顺民们所永远无法想象，也无法相信的。他却敏锐地将之纳入自己的文学实践中。但是，与《史记》所推崇的那些光耀千秋的“奇人”不同，《夹边沟记事》所记载的都是普通人，虽有“贱民”身份，但其特出之处却不在此，而是他们在那些活下去就是最大的道德的极端环境下，所做出的常人所难以想象的事情。比如，吃人肉，吃呕吐物、排泄物……这些“奇事”及其背后的普通人，虽然不能如《史记》中的项羽、陈涉、荆轲那样光耀千古，但是其中同样蕴涵着强烈的民主精神、人道精神和批判精神。这正是中国史传传统最宝贵的内核。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遥想太史公当年壮游名山大川，遍访遗老翁媪，沾溉大儒遗风，亲历西汉的政治活动，遂成不朽之绝唱。两千多年后的杨显惠虽没有太史公那样的雄浑气魄，丰富阅历，但他两年多，采访一百余人，恂恂如也的实录仍可以看作是他对司马迁精神的传承。
【注释】
①杨显惠：《写作手记夹边沟记事之一——上海女人》，载《上海文学》2000年第7期。
②可永雪：《论〈史记〉在叙事上对〈左传〉的继承和发展》，载《内蒙古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
③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见《鲁迅全集》第9卷，4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92、142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⑤⑦⑧19杨显惠、邵燕君：《文学，作为一种证言——杨显惠访谈录》，载《上海文学》2009年第12期。
⑥111617吕东亮、杨显惠：《为时代立心为生民立命——杨显惠访谈录》，载《小说评论》2012年第1期。
⑨陆杰荣、张丽：《时代精神的权力及其微观转化探释》，载《哲学研究》2014年第12期。
⑩哈建军：《论杨显惠的“纪事”系列小说》，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9期。
12谢纳：《论〈夹边沟记事〉的苦难叙事》，载《小说评论》，2014年第6期。
13陈冲：《历史的细节和由细节拼接的历史——读〈定西孤儿院纪事〉》，载《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
1415[美]海登·怀特著：《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60-62、78页，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
18刘振东：《论司马迁之“爱奇”》，载《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
（徐仲佳，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