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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年轻人需要被引导和感染的是思考，去思考他活着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如果没有追求，没有理想，穷得只剩金钱，还谈什么快乐？』
“咚”，瓶盖应声落地。张四十三给自己满上一杯酒：“不来点儿找不到感觉。”
张四十三，台湾最有种的独立音乐厂牌创办人，“带头大哥”的长相搭配着温软的台湾口音。
张四十三的创业史，不仅与台湾独立音乐发展史交叠，也见证着原住民音乐逆袭主流。现在，横跨唱片、音乐节、音乐剧等领域的角头音乐在台湾自成一派。“你以为一开始我们就这么有种？刚创办时，谁都不知道怎么弄。几个合伙人经常大半夜耗在公司边喝酒边扯淡，顺便再骂几句娘。”
2012年中国大陆巡回讲座广州站。采访前，藏有全套角头唱片、曾托张四十三从仓库里扒出库存的铁粉DJ杨樾曾嘱咐：“好好问，他是有故事的人。”张四十三果然得意地仰起头：“我的厉害之处在于，我不直接卖唱片给别人，而是先讲故事。”
态度结交知音
张四十三喜欢用“十年”当计量单位。
1967年，他出生在以出产“流氓”闻名的云林。二十多岁专科毕业，在主流唱片公司做企划。三十岁，1998年，他用借来的钱创办角头音乐。角头，台语意为“黑社会老大”，为致敬儿时对黑社会文化的憧憬，在他看来这也是性格决定命运。
事实也确实如此，角头没有主流唱片公司的规矩：不签约，不以商业为主要目的。
张四十三为人豪气，偶尔小酌，爱辽阔苍劲的音乐、最好带点异域风情。前年，在草莓音乐节见到杭盖乐队演出，他们穿着古长袍，指着天空说，看！好多老鹰。“然后主唱比划着拿一个弓射给你看，啪，我们都鼓掌说：啊，行动艺术哎！”张四十三坐在椅子上左右开弓，亲身模仿着。
张四十三也出唱片，《我的内分泌有点失调》还曾入围第十一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不过，歌词中粗口、荷尔蒙堆积，与现在插着口袋、乐呵呵的他判若两人。“我也曾是歌手，只不过唱片卖得很烂。”他调侃自己。
在旗下歌手陈建年打败陶、王力宏、张学友、庾澄庆赢得金曲奖前，角头音乐不名一文。他也被迫身兼企划、销售甚至送货，那段时光辛苦、焦虑也快乐。“我们不断想着新点子，比如给普通唱片做黑胶那么大的封套，摆在外面很拉风。”张四十三津津有味地回忆包装由来。而截至现在，角头已经斩获10多座台湾金曲奖。
崔健是我的偶像
唱片获得主流奖项肯定，让张四十三寻找更大舞台播种“角头态度”变为可能。2000年，他得到投资和政府批文，承办台湾的伍德斯托克“海洋音乐祭”。
“你知道我办海洋音乐祭暗藏的梦想是什么吗？”张四十三压低声音，“就是有朝一日一定要请崔健来，这件事我的合作伙伴都知道。”他第一次露出羞涩的表情。
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对外通讯闭塞。彼时张四十三尚在世新大学修读电影专业，对大陆的了解除了红歌一无所知，崔健的横空出世像把刀子戳中心房，对自由的朦胧向往迅速在崔健的歌词里找到寄托。
“我想你也很清楚，我们有生之年能在台湾看到崔健有多难。”经过数次送审失败，这个梦想酝酿到2007年才最终得以成型。
“我永远记得崔健来的那天，自己激动得像小歌迷一样尾随其后。”张四十三难掩兴奋，也记得崔健彩排的那个下午，他站在沙滩远远地看着自己促成的一切，贡寮阳光很大，海浪轻拍沙滩，《一块红布》前奏甫出，他的眼泪已在眼眶打转。更忘不了当晚的演出吸引了众多台湾乐手、主播甚至政治人物到场，很多人不计形象地落泪。
这场演出的符号意义远高于现实意义。红五星棒球帽、紧身纯色T恤，他的打扮原来和偶像有着隐秘联系。
“海洋音乐祭”已举办13年，给大批年轻人创造了朝圣去处，也让贡寮乡扬名世界。其一年一度竞赛单元为陈绮贞、苏打绿、张悬、卢广仲等独立音乐人搭造成名舞台，张四十三说：“台湾对世界来说是小小的一隅，年轻人找到机会，往往就会很尽力地表现自己。”
三十岁之前是不哭的
张四十三从不觉得自己真进入主流了，“做点文化得不到媒体关注，全天下都一样。”但是四十岁，他圆了一个更大的梦。
一切源于十多年前一次醉酒。当时，他和制作人郑捷任制作纪晓君第一张专辑，一筹莫展。郑捷任赌气道：“我要叫她买最贵的票去‘国家音乐厅’，开始前最安静那会把歌直接吼出来！”但“国家音乐厅”，向来只接受西方古典音乐，而对民歌与流行大门紧闭。“别傻了。”张四十三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多年后，电影音乐剧《很久没有敬我了你》入选“国家音乐厅”年度旗舰计画。张四十三在原声封面印了一行小字：“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个声音带到’国家音乐厅‘去。”
“三十岁之前我明明不哭的。”四十岁有了家庭和孩子，他承认自己越来越感性。简文彬指挥的交响乐团第一次排练，张四十三趴在椅背上像个小男孩般呜咽。
在他看来，将原住民音乐带进台湾最高艺术殿堂需要天大的勇气。首先，在山野之间歌唱的原住民不懂章法，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非要到这个大房子里唱歌。“哎呦，又错了。”在被简文彬打断第三次后，头发花白的胡德夫擦拭汗珠：“我从来没有数过拍子啊，让我一个老人家一遍一遍重来，我受不了。”其次，国家音乐厅舞台限制严格，要把吴米森的电影融入音乐剧，甚至需要对这个传统的舞台进行改造。
张四十三是主心骨，靠着一张嘴游说周旋。“你说我的梦想？那其实都是四十三在说啦……”郑捷任推托。“我要斡旋这么多创作者，每个人都不肯让步。”张四十三抓耳挠腮。“开始还会争，后来发现成形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配乐李欣芸说。
首演当天座无虚席，所有辛苦得到回报。后台，演员们打仗一样鱼贯而入，如临大敌。舞台上，胡德夫唱出了第一个音，郑捷任笑得滚落地面：“他又快了啦！”而这边厢，张四十三则双手合十，哭个痛快。
音乐剧结束以后，演员和民众聚在音乐厅外跳舞、唱歌、喝高粱酒。陈文茜评价：“它改变了‘国家音乐厅’的风格”。第一场庆功宴设在首演结束后音乐厅的楼顶。“很官式，就我们导演、制作组的同事去了，演员们很不喜欢不自在的地方。”第二场庆功宴，张四十三把一间麻辣火锅店全部订下，和演员们一起大醉一晚。 为母亲改名
五十岁，张四十三想回归母性。“我自己的两个音乐节，海洋音乐祭摇滚、热血，爱爱帐篷音乐节则充满爱与和平。从两个音乐节的属性，我观察到自己性格的转变。”
他想做有趣的事。第一个计划是在大陆开创女性独立音乐厂牌。第二个计划是女性音乐节：“不在于真正的男女，而在于用女性的观点和消费意识去思考，做反常的事情。在现场开辟一个臭男生舞台，让她们自己选谁来表演，只要是帅哥音乐不好听也没关系。压轴我要找来一票猛男脱光光穿底裤，衬着Disco音乐跳脱衣舞。”天马行空完，他坦言迟迟不办因为年纪没到：“现在办，结果很可能只是对抗性的，即用对抗父权的方式表达，不是母性的根本。”
成长与转变，如等待沸水慢慢变温。现在的状况对他来说刚刚好。他开始在阳台种花，欣赏柔软的事物：“我们来自母体，当生命到最终的时候最怀念的就是母亲。”母亲在四十三岁高龄时生下他，在他念大一时去世。他把“张议平”改为“张四十三”，用一生在怀念她。
【对话张四十三】
你不能表达吗？
记者：早期学电影的经历对你做音乐有帮助吗？
张四十三：应该这样说，艺术都大同小异，电影有很多美学的概念，在思考很多创意的时候有画面化的处理。因此，我和我的员工，歌手，设计师聊天的时候，往往会讲一些故事，他们就能准确地知道我要表达的意境。我给予歌手最大的音乐制作空间，且完全尊重每一个唱片环节的创意。希望能让每一个阶段的工作者，在唱片制作的过程里，享受最大的创作乐趣。其实我2013年还会有第一部电影作品问世，算是一种回归，我也在挑战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记者：你最喜欢的大陆独立音乐有哪些？
张四十三：我最喜欢“二手玫瑰”，我2013年想把他们的唱片代理到台湾，我和梁龙某些意念是很接近的。蒙古的杭盖乐队我也很喜欢，据我所知，他们很喜欢在演出的时候喝酒，感觉和台湾原住民一样很豪放，很自然。许巍的声音一直是我喜欢的声音，五条人、米粉、海盗船长的演出我都有看过，我觉得有一点异国风情、有别于“汉人”的味道，我最喜欢。
记者：有没有考虑在其他地方复制“海洋音乐祭”？
张四十三：2011年，我在香港尝试办过一场海洋音乐祭，反响很好。但是，大陆我觉得难度颇大，因为有太多的批文，不是我这样一个身份可以去胜任的，我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伙伴才有可能。这是我的梦想，但或许不是这两三年，四五年后也许会实现吧。不过，前年，我曾在通州的草莓音乐节带了台湾的18个乐团包括胡德夫来，这可能是首次草莓音乐节在中国的土地上做出台湾舞台。2013年我们可能会在上海、广州或者其他地方找合适的音乐节做尝试，既然我自己的音乐节不能来，我可以用这样的形式，让大家知道台湾人在音乐节的举办和舞台的制作方面，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记者：《很久没有敬我了你》做了两年，你有没有经济方面的压力？
张四十三：其实没有。回顾台湾历史，早期3C产业勃发，但中后期世界范围内削价竞争激烈，台湾相对被挤压。那时，当局就开始思考，台湾的文化特色或许可以经过包装，和不同产业跨界结合，变成一个我们可以对外输出的一个产品。这对我们这样的团队来讲是个好事，这几年当局开始拨很多资金，例如国家义务发展基金，让民间的投资单位寻找值得投资的案子。尤其是近三年来，当局在文创产业里的预算投资每一年都在增长。
记者：随着两岸三地交流演出，你对大陆、香港年轻人的看法如何？
张四十三：因为每次去香港或大陆，大部分都是工作或者演讲交流。其实接触的大都是音乐圈的同好或者同业。比较少有机会跟一般的时下年轻人有较深渡的对谈与相处。也许我可以用这样一个简单的观点来表达我的想法：香港年轻人逐渐自卑，大陆年轻人日渐自大，而台湾年轻人则一直很自我。我始终觉得，年轻人需要被引导和感染的是思考，思考他活着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追求，没有理想，穷得只剩金钱，还谈什么快乐？
如果没有追求，没有理想，穷得只剩金钱，还谈什么快乐？』
“咚”，瓶盖应声落地。张四十三给自己满上一杯酒：“不来点儿找不到感觉。”
张四十三，台湾最有种的独立音乐厂牌创办人，“带头大哥”的长相搭配着温软的台湾口音。
张四十三的创业史，不仅与台湾独立音乐发展史交叠，也见证着原住民音乐逆袭主流。现在，横跨唱片、音乐节、音乐剧等领域的角头音乐在台湾自成一派。“你以为一开始我们就这么有种？刚创办时，谁都不知道怎么弄。几个合伙人经常大半夜耗在公司边喝酒边扯淡，顺便再骂几句娘。”
2012年中国大陆巡回讲座广州站。采访前，藏有全套角头唱片、曾托张四十三从仓库里扒出库存的铁粉DJ杨樾曾嘱咐：“好好问，他是有故事的人。”张四十三果然得意地仰起头：“我的厉害之处在于，我不直接卖唱片给别人，而是先讲故事。”
态度结交知音
张四十三喜欢用“十年”当计量单位。
1967年，他出生在以出产“流氓”闻名的云林。二十多岁专科毕业，在主流唱片公司做企划。三十岁，1998年，他用借来的钱创办角头音乐。角头，台语意为“黑社会老大”，为致敬儿时对黑社会文化的憧憬，在他看来这也是性格决定命运。
事实也确实如此，角头没有主流唱片公司的规矩：不签约，不以商业为主要目的。
张四十三为人豪气，偶尔小酌，爱辽阔苍劲的音乐、最好带点异域风情。前年，在草莓音乐节见到杭盖乐队演出，他们穿着古长袍，指着天空说，看！好多老鹰。“然后主唱比划着拿一个弓射给你看，啪，我们都鼓掌说：啊，行动艺术哎！”张四十三坐在椅子上左右开弓，亲身模仿着。
张四十三也出唱片，《我的内分泌有点失调》还曾入围第十一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不过，歌词中粗口、荷尔蒙堆积，与现在插着口袋、乐呵呵的他判若两人。“我也曾是歌手，只不过唱片卖得很烂。”他调侃自己。
在旗下歌手陈建年打败陶、王力宏、张学友、庾澄庆赢得金曲奖前，角头音乐不名一文。他也被迫身兼企划、销售甚至送货，那段时光辛苦、焦虑也快乐。“我们不断想着新点子，比如给普通唱片做黑胶那么大的封套，摆在外面很拉风。”张四十三津津有味地回忆包装由来。而截至现在，角头已经斩获10多座台湾金曲奖。
崔健是我的偶像
唱片获得主流奖项肯定，让张四十三寻找更大舞台播种“角头态度”变为可能。2000年，他得到投资和政府批文，承办台湾的伍德斯托克“海洋音乐祭”。
“你知道我办海洋音乐祭暗藏的梦想是什么吗？”张四十三压低声音，“就是有朝一日一定要请崔健来，这件事我的合作伙伴都知道。”他第一次露出羞涩的表情。
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对外通讯闭塞。彼时张四十三尚在世新大学修读电影专业，对大陆的了解除了红歌一无所知，崔健的横空出世像把刀子戳中心房，对自由的朦胧向往迅速在崔健的歌词里找到寄托。
“我想你也很清楚，我们有生之年能在台湾看到崔健有多难。”经过数次送审失败，这个梦想酝酿到2007年才最终得以成型。
“我永远记得崔健来的那天，自己激动得像小歌迷一样尾随其后。”张四十三难掩兴奋，也记得崔健彩排的那个下午，他站在沙滩远远地看着自己促成的一切，贡寮阳光很大，海浪轻拍沙滩，《一块红布》前奏甫出，他的眼泪已在眼眶打转。更忘不了当晚的演出吸引了众多台湾乐手、主播甚至政治人物到场，很多人不计形象地落泪。
这场演出的符号意义远高于现实意义。红五星棒球帽、紧身纯色T恤，他的打扮原来和偶像有着隐秘联系。
“海洋音乐祭”已举办13年，给大批年轻人创造了朝圣去处，也让贡寮乡扬名世界。其一年一度竞赛单元为陈绮贞、苏打绿、张悬、卢广仲等独立音乐人搭造成名舞台，张四十三说：“台湾对世界来说是小小的一隅，年轻人找到机会，往往就会很尽力地表现自己。”
三十岁之前是不哭的
张四十三从不觉得自己真进入主流了，“做点文化得不到媒体关注，全天下都一样。”但是四十岁，他圆了一个更大的梦。
一切源于十多年前一次醉酒。当时，他和制作人郑捷任制作纪晓君第一张专辑，一筹莫展。郑捷任赌气道：“我要叫她买最贵的票去‘国家音乐厅’，开始前最安静那会把歌直接吼出来！”但“国家音乐厅”，向来只接受西方古典音乐，而对民歌与流行大门紧闭。“别傻了。”张四十三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多年后，电影音乐剧《很久没有敬我了你》入选“国家音乐厅”年度旗舰计画。张四十三在原声封面印了一行小字：“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个声音带到’国家音乐厅‘去。”
“三十岁之前我明明不哭的。”四十岁有了家庭和孩子，他承认自己越来越感性。简文彬指挥的交响乐团第一次排练，张四十三趴在椅背上像个小男孩般呜咽。
在他看来，将原住民音乐带进台湾最高艺术殿堂需要天大的勇气。首先，在山野之间歌唱的原住民不懂章法，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非要到这个大房子里唱歌。“哎呦，又错了。”在被简文彬打断第三次后，头发花白的胡德夫擦拭汗珠：“我从来没有数过拍子啊，让我一个老人家一遍一遍重来，我受不了。”其次，国家音乐厅舞台限制严格，要把吴米森的电影融入音乐剧，甚至需要对这个传统的舞台进行改造。
张四十三是主心骨，靠着一张嘴游说周旋。“你说我的梦想？那其实都是四十三在说啦……”郑捷任推托。“我要斡旋这么多创作者，每个人都不肯让步。”张四十三抓耳挠腮。“开始还会争，后来发现成形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配乐李欣芸说。
首演当天座无虚席，所有辛苦得到回报。后台，演员们打仗一样鱼贯而入，如临大敌。舞台上，胡德夫唱出了第一个音，郑捷任笑得滚落地面：“他又快了啦！”而这边厢，张四十三则双手合十，哭个痛快。
音乐剧结束以后，演员和民众聚在音乐厅外跳舞、唱歌、喝高粱酒。陈文茜评价：“它改变了‘国家音乐厅’的风格”。第一场庆功宴设在首演结束后音乐厅的楼顶。“很官式，就我们导演、制作组的同事去了，演员们很不喜欢不自在的地方。”第二场庆功宴，张四十三把一间麻辣火锅店全部订下，和演员们一起大醉一晚。 为母亲改名
五十岁，张四十三想回归母性。“我自己的两个音乐节，海洋音乐祭摇滚、热血，爱爱帐篷音乐节则充满爱与和平。从两个音乐节的属性，我观察到自己性格的转变。”
他想做有趣的事。第一个计划是在大陆开创女性独立音乐厂牌。第二个计划是女性音乐节：“不在于真正的男女，而在于用女性的观点和消费意识去思考，做反常的事情。在现场开辟一个臭男生舞台，让她们自己选谁来表演，只要是帅哥音乐不好听也没关系。压轴我要找来一票猛男脱光光穿底裤，衬着Disco音乐跳脱衣舞。”天马行空完，他坦言迟迟不办因为年纪没到：“现在办，结果很可能只是对抗性的，即用对抗父权的方式表达，不是母性的根本。”
成长与转变，如等待沸水慢慢变温。现在的状况对他来说刚刚好。他开始在阳台种花，欣赏柔软的事物：“我们来自母体，当生命到最终的时候最怀念的就是母亲。”母亲在四十三岁高龄时生下他，在他念大一时去世。他把“张议平”改为“张四十三”，用一生在怀念她。
【对话张四十三】
你不能表达吗？
记者：早期学电影的经历对你做音乐有帮助吗？
张四十三：应该这样说，艺术都大同小异，电影有很多美学的概念，在思考很多创意的时候有画面化的处理。因此，我和我的员工，歌手，设计师聊天的时候，往往会讲一些故事，他们就能准确地知道我要表达的意境。我给予歌手最大的音乐制作空间，且完全尊重每一个唱片环节的创意。希望能让每一个阶段的工作者，在唱片制作的过程里，享受最大的创作乐趣。其实我2013年还会有第一部电影作品问世，算是一种回归，我也在挑战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记者：你最喜欢的大陆独立音乐有哪些？
张四十三：我最喜欢“二手玫瑰”，我2013年想把他们的唱片代理到台湾，我和梁龙某些意念是很接近的。蒙古的杭盖乐队我也很喜欢，据我所知，他们很喜欢在演出的时候喝酒，感觉和台湾原住民一样很豪放，很自然。许巍的声音一直是我喜欢的声音，五条人、米粉、海盗船长的演出我都有看过，我觉得有一点异国风情、有别于“汉人”的味道，我最喜欢。
记者：有没有考虑在其他地方复制“海洋音乐祭”？
张四十三：2011年，我在香港尝试办过一场海洋音乐祭，反响很好。但是，大陆我觉得难度颇大，因为有太多的批文，不是我这样一个身份可以去胜任的，我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伙伴才有可能。这是我的梦想，但或许不是这两三年，四五年后也许会实现吧。不过，前年，我曾在通州的草莓音乐节带了台湾的18个乐团包括胡德夫来，这可能是首次草莓音乐节在中国的土地上做出台湾舞台。2013年我们可能会在上海、广州或者其他地方找合适的音乐节做尝试，既然我自己的音乐节不能来，我可以用这样的形式，让大家知道台湾人在音乐节的举办和舞台的制作方面，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记者：《很久没有敬我了你》做了两年，你有没有经济方面的压力？
张四十三：其实没有。回顾台湾历史，早期3C产业勃发，但中后期世界范围内削价竞争激烈，台湾相对被挤压。那时，当局就开始思考，台湾的文化特色或许可以经过包装，和不同产业跨界结合，变成一个我们可以对外输出的一个产品。这对我们这样的团队来讲是个好事，这几年当局开始拨很多资金，例如国家义务发展基金，让民间的投资单位寻找值得投资的案子。尤其是近三年来，当局在文创产业里的预算投资每一年都在增长。
记者：随着两岸三地交流演出，你对大陆、香港年轻人的看法如何？
张四十三：因为每次去香港或大陆，大部分都是工作或者演讲交流。其实接触的大都是音乐圈的同好或者同业。比较少有机会跟一般的时下年轻人有较深渡的对谈与相处。也许我可以用这样一个简单的观点来表达我的想法：香港年轻人逐渐自卑，大陆年轻人日渐自大，而台湾年轻人则一直很自我。我始终觉得，年轻人需要被引导和感染的是思考，思考他活着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追求，没有理想，穷得只剩金钱，还谈什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