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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不是官办机构和明星独霸公益江湖的时代。蜂拥而起的民间公益人，经历着募款能力、透明化等考验，开始走出单纯的爱心与帮扶的施予情怀。在这群公益“盗火者”的努力耕耘下，志愿精神与制度创新的种子，难以阻遏地落地生根。
2008年10月，一个令孙春龙刻骨铭记的国庆假期。他偷偷别过妻子，躲在外省的朋友家，经常一个人抽烟沉思。“银行卡密码什么的全告诉老婆了。”
两月前，山西省娄烦县一铁矿发生的山体滑坡事故彻底将孙春龙卷入危险旋涡。时为记者的孙春龙经多方调查暗访，确认娄烦事故存在着瞒报谎报，不是自然灾害，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次举报无果，就毅然在网上发表《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尽管孙春龙受邀参加了国家安监局的调查小组，但是“压力”还是“排山倒海”而来，他一度对家门口停着的陌生汽车感到紧张，躲避远方，甚至想到了托孤。
多年后，已从总编辑助理位置上卸任，专职从事公益的孙春龙回忆自己惊险的新闻生涯，有留恋亦有释然。“以前做记者是监督强权，现在做公益是扶助弱者，不是逃避，是迂回；其实两者有一个共通的地方：都是为了自己生存环境的日益趋好。”从总编辑助理位置毅然辞职，转身做公益，孙春龙相信后者更是一个力所能及的，能让自己感到有力，能让更多的人感到温暖的事情。
从温暖弱者，到温暖自己
公益不是慈善，公益人不一定是捐赠人。公益人是整合社会资源的核心人群。他们在以爱与行动温暖权益缺失的人群时，亦感受到人性的斑驳。
2005年缅甸的一次采访，无疑是孙春龙生命的转折时刻。一位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指着孙春龙的鼻子说：“你说我们不抗日，那么你去国殇墓园看一看，看看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因为我都不知道国殇墓园到底在哪里，是怎么回事。”孙春龙告诉记者，他从这个老人的眼睛里看出一丝绝望。
2008年初，孙春龙去了腾冲的国殇墓园。“门非常小，进去之后全是非常小的墓碑，漫山遍野。”他一下被震撼了。
于是救赎之旅开始了，从2008年起，他开始帮助流落在缅甸、云南的中国远征军找家，并寻找资助帮他们回家。四十多位老兵，在志愿者的爱心接力下，长达约七十年的远征，方告结束。
“我是从监狱里面刚刚出来的人，我希望给你捐一点钱，帮助那些流落在缅甸的老兵回家，我没有钱，只能捐一点点，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是一位网友在孙春龙博客上的留言。孙春龙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感叹：“当我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们帮助的是老兵，但温暖的是我们自己。”
温暖自己，成为孙春龙作为专职公益人以来最大的心灵触动。
而身为微基金的发起人，梁树新的感触更为复杂。2011年，微基金有一次收到一笔通过网银汇进的10万元捐款。梁树新查到留言，只有一句话：李阳全家的一点心意。梁树新收到“李阳”10万捐款，特意查证过，此李阳不是疯狂英语的那个李阳。那时，微基金刚成立不久。一般，微基金的捐款数目都是五元十元的，“因为一份虚拟爱心午餐的定价是五元，所以就是五元起捐的。那个网友在捐款前后，一直没和我们联系过，甚至也没有要发票。”这种绝对信任让梁树新和他的团队唏嘘不已，“当时，郭美美事件已经曝光，在公众对慈善和公益的信任危机那么严重的情况下，还对我们那么支持，确实很让人感动。”
让梁树新委屈的杂音也不时响起。有人就当面说：“你就会忽悠别人捐款，自己不掏钱，有本事你把房子车子卖掉用自己的钱去做公益。”批评者的意思是说梁用大家的钱来做公益，梁收获了名利。
梁树新苦笑了一下说：批评者不了解公益与慈善的区别。慈善更多是个人的行动，存在施与受的关系，是个人让出一部分财富或资源给有需要的人群。公益是整合社会的资源，再次合理地分配，是争取公众本该享有的基本权益。“这些本来就是社会应该给大家的，不是施与受的关系，是国家欠的，不是额外要的。2008年是公益元年，催生了更多公益组织，千方百计争取公众的合理权益。”梁树新告诉记者，从这个角度来说，“攻击我的人把公益和慈善的概念混淆了，等同了。我现在没有能力像史玉柱那样，粉丝到100万就捐100万元。这个社会99%的人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这不影响我们做公益，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才能和一些力量，大家去整合社会资源，尽量去弥补政府缺位的一些权益。”
要激情公益，更要制度创新
“他唯一不讲黄色笑话的地方，大家想来，大概就是在这里的会场上。”规则的确立和大家对规则的逐渐尊重，令阿拉善生态协会的大佬学会了开会，冯仑的变化有目共睹。
2003年，袁天鹏与大部分海归一样选择回国创业。他和两位同学开办了一家提供移动增值服务的公司。很快，袁天鹏发现，三个股东内部缺乏制衡，开会的时候没人说真话，都在绕圈子，私下里还两两沟通。这令袁天鹏感到不解，曾任阿拉斯加大学学生议会议员的他干脆推开一切工作，翻译罗氏规则。2008年，袁天鹏翻译的《罗伯特议事规则》正式出版，袁当年成为世界权威议事规则研究机构NAP的第一名中国会员，他开始利用各种场合推广这套关于“如何开会”的理论。
事实上，袁天鹏不是第一个推广者。九十多年前，孙中山最早把《罗伯特议事规则》翻译并介绍给中国人。这位中国的共和之父把“提高国人议事能力”视为民主政治的基石，在《民权初步》中加以推崇。但从那时至今，罗伯特规则在中国鲜为人知，几近失传。
2008年，时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的杨鹏与四处找项目的袁天鹏接上了头。一个苦于开会时没有规矩的人，和一个苦于“酒香无人品尝”的人，就这样，因缘际会。
杨鹏想因地制宜，以规则将协会里这些习惯一人说了算、开会无章法的“老虎”赶进“笼子”。经过反复磋商，俩人最后磨出了43条条款，详细规定了发言、辩论、动议、表决、选举、会议议程等规则。这大概是国内第一份公益组织拟订的议事规则。
在袁天鹏看来，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精髓就是“自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可以不要规则，只要绝对的自由，因为那样实际上大家都不能得到自由。规则无非是要通过边界的划定来平衡地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 在杨鹏的记忆中，2008年12月底，这部规则在执行理事会上通过，正式成为协会第四版章程附件。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开始运用这套规则议事。
袁天鹏回忆道，时任会长的王石的表现尤令他感动，当别的理事说受不了那么多条框限制时，王石说，规则是一种平衡，不能只顾自己酣畅淋漓，别人没有表达机会。他当主持人时，不发表观点；不当主持人时发言主动举手，等主持同意后才开口。每次开会，秘书处必然带着一本章程，以供参会者随时查阅。
多年下来，据联和运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阿拉善SEE协会前副会长张树新观察，王石最初来开会时的表情，跟后来都不一样。这位强势的企业家自己就曾多次说过，在他原先的词典里就没有“妥协”这个词，但现在他学会了妥协。而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则变得认真了。“他唯一不讲黄色笑话的地方，大家想来，大概就是在这里的会场上。”
引进罗伯特议事规则，是杨鹏为了确保公益活动的民主化、制度化而做出的一个积极探索。之后他作为壹基金秘书长，同样找来袁天鹏，进行规则的培训和制定。
在制度创新上，杨鹏更进一步，壹基金与银行签约，银行代替基金会管理资金，年底有托管报告。“我们的钱花到哪里去了，是由银行而不是由我们来说的。像这样公益基金做托管的有几家我不知道。”
根据多年的公益实践与思考，2012年6月，杨鹏出版《为公益而共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组织规范之路》一书，“作为亲历者、研究者，他的思考和记录都可以为转型时代提供很好的参考，此书的意义要远远大于生态环保本身”（傅国涌）。
多年对于规则的坚守，杨鹏颇有感慨：“中国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经济如何可持续发展；二是公共领域如何更加民主法治。平等的人在一起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是需要训练的。而这种训练，应该当成现阶段非常重要的任务，从娃娃开始。”
不能只会授人以鱼
与来越多的公益人相信，“授人以渔，扩大了的公益资源，让受益人能获得获得生存与发展的资本，从而断奶，放大了基金的价值。”
“我做公益的最后目标，是希望同时搞活当地的经济，并把当地文化推向复兴。”坐在记者面前的荣海兰，衣着入时、一口流利的纽约腔英语的外表下，却有一颗迥异于别的公益人的佛心。
荣海兰，美国龙族集团董事长，身为中国著名荣氏家族的第三代，她收养过二百多个孩子，也是中华慈善总会的永久理事，目前在内地积极开展公益活动。
荣海兰回忆，小时候祖父常说：“你在吃的时候，不要忘记没有吃的人。”母亲则告诉她：“不要浪费，现在很多人没有东西吃。”荣家的这一朴素的财富分享观和回馈社会的家训，是荣海兰慈善事业的最初萌芽。在没有来中国前，从帮助厄瓜多尔以罐头盒为玩具的穷苦孩子，到为残疾人提供培训岗位，荣海兰和她的家族就已经开始帮助很多人。
与其他公益人士突出的不同是，她有更大的野心和梦想：做慈善不是单纯地“救人”，而是让人学会自救。有一次，在西部地区做慈善事业时，她惊奇地发现西夏文化有很多美丽的传说，“火是做什么的，日是什么意思，月是什么意思，珠帘垂下来是什么意思，每一样都有浪漫的故事”。荣海兰觉得，如果政府在当地出资打造“羌城”，让当地居民靠文化来赚取旅游和演艺收入，便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这一规划现在已经展开，荣海兰成为正在排演中的“羌文化舞台剧”的顾问，而“羌城”则准备完全按照西夏城池的样子开建，“希望这一模式可以成功，因为在这样的模式中，当地居民可以自己工作赚钱，不需要社会的资助” 。
荣海兰说她做公益，喜欢环环相扣。“要和当地企业、政府等等资源都联合在一起，缺一不可。”
与荣海兰探求公益的可持续性相较，经济学家茅于轼1993年在山西创办的“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是一种更严谨的制度创新。互助基金的章程规定，基金有两种用途：扶贫基金用于治病、治伤及求学，可贷款一年，不收利息，期满只须还本金；付息基金用于生产，如买化肥、经商、出门打工等，可借款6个月，要收息。茅于轼认为，基金帮助村民治病，其实也是帮他们恢复劳动资本，而借给村民的付息基金，更是让欠债者琢磨着该干点事儿。
如今，小额贷款公司在成都开枝散叶。据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发起人之一吴敬琏介绍，成都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规模大过山西的。而且基金会现在与社会企业家合作，搞无公害蔬菜的生产与流通。“为当地解决就业问题，让农民能富起来。”
要透明、公开，不只享受荣耀
在交通和信息成本降低的时代，对公众人物的信任，开始过渡到对透明制度的拥护，甚至捐款人已不太希望“被代表”，要去实地看个究竟。
“我们至今一年多，才筹集了不到600万元，仅仅救治了523人。所救人数远没有在我们这里申请的农民兄弟的十分之一，是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的万分之一。很着急，没有比救命更急迫的。”被外界喻为“公益清教徒”的公益人王克勤，2012年11月9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爱清尘基金从2011年成立至今没有发生过一分钱的餐费，这些款项主要是通过微博募集完成的。
在公益界，“邓飞（免费午餐发起人）在发动企业家捐赠这块做得相对充分点，我自己的工作有意远离资本与权力，以保持自己的独立。这对于做公益而言，是重大缺陷。”王克勤说，“我自己无法改变这些原则，所以期望有更有能力的人加入进来。”
对王克勤和孙春龙而言，他们掌舵的公益基金会，发起人都因工作而关注被社会遗忘的弱势群体，但募集资金成为比较头疼的事情，对于未来基金会能走多远，他们都没有确定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透明度与规范化上，他们一点点摸索，譬如，大爱清尘基金曾凭借公开透明的运作模式多次被评为中国微公益典范。
“大家要透明、要公开、要真相，希望建立一个真实、信息平等、人格平等地交往的社会模式。”杨鹏说，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公益组织承担了不可承受之重，承担着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期望。
壹基金每年都由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德勤进行审计，并向社会公示。“但我想这还不够，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东西—被代表的时代结束了。以前因为德勤很权威、很专业，所以它审出来的报告大家也就相信了。现在还会这样吗？大家要看，我的钱什么时候进去的、我的钱到哪儿去了我要查得到。我今天捐钱进去，明天我要知道到它到哪儿了、到谁手里了、效果怎么样。”杨鹏说他遇到好几例这样的情况：捐赠者捐钱之后，壹基金把使用情况汇报给捐赠人，第二天对方就坐飞机到现场去了。“他捐了一万块钱，机票也一万块，但他就愿意去看，看你是真的假的。”
尽管做公益在中国困难重重，但公益人的坚持，各有各的坚韧。在孙春龙的博客里，有这样一段来自2011年3月的记述：
“我们去探访仰光盟军墓地，负责人奥斯卡前来问好，对话至今难忘：
“你们是韩国人？日本人？”“中国。”
“来缅甸做石油生意？木材生意？”“我们是来找老兵的。”
“真的？我第一次见中国人来这里找老兵。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想，是不是你们比较健忘？”
显然，孙春龙不希望自己，不希望自己这一代人，是健忘的。
孙春龙说在缅甸遇到很多这种事情。问当地人在缅甸的外国人里哪个国家的最多，每一次回答都一样，是日本人和中国人，而且每次不等问第二句，对方就会主动说日本人是寻找他们的烈士，中国人是做生意的。这种刺激，让孙春龙常常深怀内疚，他也坚定了把抗战老兵带回家的信念，尽最大努力，能带回几个是几个。
孙春龙曾说过：“只期望，这个国家不再用GDP或者飞船上天展示自己的强大，而是务实地俯首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尊重与平等，几近是这些公益人倍加珍惜的精神资源。“我们做的就是随手公益。”微博打拐等活动发起人于建嵘喜欢这种从自己做起的公益方式，“随心而为，手有余香，让相互帮助的公益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2008年10月，一个令孙春龙刻骨铭记的国庆假期。他偷偷别过妻子，躲在外省的朋友家，经常一个人抽烟沉思。“银行卡密码什么的全告诉老婆了。”
两月前，山西省娄烦县一铁矿发生的山体滑坡事故彻底将孙春龙卷入危险旋涡。时为记者的孙春龙经多方调查暗访，确认娄烦事故存在着瞒报谎报，不是自然灾害，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次举报无果，就毅然在网上发表《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尽管孙春龙受邀参加了国家安监局的调查小组，但是“压力”还是“排山倒海”而来，他一度对家门口停着的陌生汽车感到紧张，躲避远方，甚至想到了托孤。
多年后，已从总编辑助理位置上卸任，专职从事公益的孙春龙回忆自己惊险的新闻生涯，有留恋亦有释然。“以前做记者是监督强权，现在做公益是扶助弱者，不是逃避，是迂回；其实两者有一个共通的地方：都是为了自己生存环境的日益趋好。”从总编辑助理位置毅然辞职，转身做公益，孙春龙相信后者更是一个力所能及的，能让自己感到有力，能让更多的人感到温暖的事情。
从温暖弱者，到温暖自己
公益不是慈善，公益人不一定是捐赠人。公益人是整合社会资源的核心人群。他们在以爱与行动温暖权益缺失的人群时，亦感受到人性的斑驳。
2005年缅甸的一次采访，无疑是孙春龙生命的转折时刻。一位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指着孙春龙的鼻子说：“你说我们不抗日，那么你去国殇墓园看一看，看看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因为我都不知道国殇墓园到底在哪里，是怎么回事。”孙春龙告诉记者，他从这个老人的眼睛里看出一丝绝望。
2008年初，孙春龙去了腾冲的国殇墓园。“门非常小，进去之后全是非常小的墓碑，漫山遍野。”他一下被震撼了。
于是救赎之旅开始了，从2008年起，他开始帮助流落在缅甸、云南的中国远征军找家，并寻找资助帮他们回家。四十多位老兵，在志愿者的爱心接力下，长达约七十年的远征，方告结束。
“我是从监狱里面刚刚出来的人，我希望给你捐一点钱，帮助那些流落在缅甸的老兵回家，我没有钱，只能捐一点点，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是一位网友在孙春龙博客上的留言。孙春龙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感叹：“当我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们帮助的是老兵，但温暖的是我们自己。”
温暖自己，成为孙春龙作为专职公益人以来最大的心灵触动。
而身为微基金的发起人，梁树新的感触更为复杂。2011年，微基金有一次收到一笔通过网银汇进的10万元捐款。梁树新查到留言，只有一句话：李阳全家的一点心意。梁树新收到“李阳”10万捐款，特意查证过，此李阳不是疯狂英语的那个李阳。那时，微基金刚成立不久。一般，微基金的捐款数目都是五元十元的，“因为一份虚拟爱心午餐的定价是五元，所以就是五元起捐的。那个网友在捐款前后，一直没和我们联系过，甚至也没有要发票。”这种绝对信任让梁树新和他的团队唏嘘不已，“当时，郭美美事件已经曝光，在公众对慈善和公益的信任危机那么严重的情况下，还对我们那么支持，确实很让人感动。”
让梁树新委屈的杂音也不时响起。有人就当面说：“你就会忽悠别人捐款，自己不掏钱，有本事你把房子车子卖掉用自己的钱去做公益。”批评者的意思是说梁用大家的钱来做公益，梁收获了名利。
梁树新苦笑了一下说：批评者不了解公益与慈善的区别。慈善更多是个人的行动，存在施与受的关系，是个人让出一部分财富或资源给有需要的人群。公益是整合社会的资源，再次合理地分配，是争取公众本该享有的基本权益。“这些本来就是社会应该给大家的，不是施与受的关系，是国家欠的，不是额外要的。2008年是公益元年，催生了更多公益组织，千方百计争取公众的合理权益。”梁树新告诉记者，从这个角度来说，“攻击我的人把公益和慈善的概念混淆了，等同了。我现在没有能力像史玉柱那样，粉丝到100万就捐100万元。这个社会99%的人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这不影响我们做公益，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才能和一些力量，大家去整合社会资源，尽量去弥补政府缺位的一些权益。”
要激情公益，更要制度创新
“他唯一不讲黄色笑话的地方，大家想来，大概就是在这里的会场上。”规则的确立和大家对规则的逐渐尊重，令阿拉善生态协会的大佬学会了开会，冯仑的变化有目共睹。
2003年，袁天鹏与大部分海归一样选择回国创业。他和两位同学开办了一家提供移动增值服务的公司。很快，袁天鹏发现，三个股东内部缺乏制衡，开会的时候没人说真话，都在绕圈子，私下里还两两沟通。这令袁天鹏感到不解，曾任阿拉斯加大学学生议会议员的他干脆推开一切工作，翻译罗氏规则。2008年，袁天鹏翻译的《罗伯特议事规则》正式出版，袁当年成为世界权威议事规则研究机构NAP的第一名中国会员，他开始利用各种场合推广这套关于“如何开会”的理论。
事实上，袁天鹏不是第一个推广者。九十多年前，孙中山最早把《罗伯特议事规则》翻译并介绍给中国人。这位中国的共和之父把“提高国人议事能力”视为民主政治的基石，在《民权初步》中加以推崇。但从那时至今，罗伯特规则在中国鲜为人知，几近失传。
2008年，时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的杨鹏与四处找项目的袁天鹏接上了头。一个苦于开会时没有规矩的人，和一个苦于“酒香无人品尝”的人，就这样，因缘际会。
杨鹏想因地制宜，以规则将协会里这些习惯一人说了算、开会无章法的“老虎”赶进“笼子”。经过反复磋商，俩人最后磨出了43条条款，详细规定了发言、辩论、动议、表决、选举、会议议程等规则。这大概是国内第一份公益组织拟订的议事规则。
在袁天鹏看来，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精髓就是“自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可以不要规则，只要绝对的自由，因为那样实际上大家都不能得到自由。规则无非是要通过边界的划定来平衡地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 在杨鹏的记忆中，2008年12月底，这部规则在执行理事会上通过，正式成为协会第四版章程附件。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开始运用这套规则议事。
袁天鹏回忆道，时任会长的王石的表现尤令他感动，当别的理事说受不了那么多条框限制时，王石说，规则是一种平衡，不能只顾自己酣畅淋漓，别人没有表达机会。他当主持人时，不发表观点；不当主持人时发言主动举手，等主持同意后才开口。每次开会，秘书处必然带着一本章程，以供参会者随时查阅。
多年下来，据联和运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阿拉善SEE协会前副会长张树新观察，王石最初来开会时的表情，跟后来都不一样。这位强势的企业家自己就曾多次说过，在他原先的词典里就没有“妥协”这个词，但现在他学会了妥协。而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则变得认真了。“他唯一不讲黄色笑话的地方，大家想来，大概就是在这里的会场上。”
引进罗伯特议事规则，是杨鹏为了确保公益活动的民主化、制度化而做出的一个积极探索。之后他作为壹基金秘书长，同样找来袁天鹏，进行规则的培训和制定。
在制度创新上，杨鹏更进一步，壹基金与银行签约，银行代替基金会管理资金，年底有托管报告。“我们的钱花到哪里去了，是由银行而不是由我们来说的。像这样公益基金做托管的有几家我不知道。”
根据多年的公益实践与思考，2012年6月，杨鹏出版《为公益而共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组织规范之路》一书，“作为亲历者、研究者，他的思考和记录都可以为转型时代提供很好的参考，此书的意义要远远大于生态环保本身”（傅国涌）。
多年对于规则的坚守，杨鹏颇有感慨：“中国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经济如何可持续发展；二是公共领域如何更加民主法治。平等的人在一起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是需要训练的。而这种训练，应该当成现阶段非常重要的任务，从娃娃开始。”
不能只会授人以鱼
与来越多的公益人相信，“授人以渔，扩大了的公益资源，让受益人能获得获得生存与发展的资本，从而断奶，放大了基金的价值。”
“我做公益的最后目标，是希望同时搞活当地的经济，并把当地文化推向复兴。”坐在记者面前的荣海兰，衣着入时、一口流利的纽约腔英语的外表下，却有一颗迥异于别的公益人的佛心。
荣海兰，美国龙族集团董事长，身为中国著名荣氏家族的第三代，她收养过二百多个孩子，也是中华慈善总会的永久理事，目前在内地积极开展公益活动。
荣海兰回忆，小时候祖父常说：“你在吃的时候，不要忘记没有吃的人。”母亲则告诉她：“不要浪费，现在很多人没有东西吃。”荣家的这一朴素的财富分享观和回馈社会的家训，是荣海兰慈善事业的最初萌芽。在没有来中国前，从帮助厄瓜多尔以罐头盒为玩具的穷苦孩子，到为残疾人提供培训岗位，荣海兰和她的家族就已经开始帮助很多人。
与其他公益人士突出的不同是，她有更大的野心和梦想：做慈善不是单纯地“救人”，而是让人学会自救。有一次，在西部地区做慈善事业时，她惊奇地发现西夏文化有很多美丽的传说，“火是做什么的，日是什么意思，月是什么意思，珠帘垂下来是什么意思，每一样都有浪漫的故事”。荣海兰觉得，如果政府在当地出资打造“羌城”，让当地居民靠文化来赚取旅游和演艺收入，便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这一规划现在已经展开，荣海兰成为正在排演中的“羌文化舞台剧”的顾问，而“羌城”则准备完全按照西夏城池的样子开建，“希望这一模式可以成功，因为在这样的模式中，当地居民可以自己工作赚钱，不需要社会的资助” 。
荣海兰说她做公益，喜欢环环相扣。“要和当地企业、政府等等资源都联合在一起，缺一不可。”
与荣海兰探求公益的可持续性相较，经济学家茅于轼1993年在山西创办的“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是一种更严谨的制度创新。互助基金的章程规定，基金有两种用途：扶贫基金用于治病、治伤及求学，可贷款一年，不收利息，期满只须还本金；付息基金用于生产，如买化肥、经商、出门打工等，可借款6个月，要收息。茅于轼认为，基金帮助村民治病，其实也是帮他们恢复劳动资本，而借给村民的付息基金，更是让欠债者琢磨着该干点事儿。
如今，小额贷款公司在成都开枝散叶。据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发起人之一吴敬琏介绍，成都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规模大过山西的。而且基金会现在与社会企业家合作，搞无公害蔬菜的生产与流通。“为当地解决就业问题，让农民能富起来。”
要透明、公开，不只享受荣耀
在交通和信息成本降低的时代，对公众人物的信任，开始过渡到对透明制度的拥护，甚至捐款人已不太希望“被代表”，要去实地看个究竟。
“我们至今一年多，才筹集了不到600万元，仅仅救治了523人。所救人数远没有在我们这里申请的农民兄弟的十分之一，是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的万分之一。很着急，没有比救命更急迫的。”被外界喻为“公益清教徒”的公益人王克勤，2012年11月9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爱清尘基金从2011年成立至今没有发生过一分钱的餐费，这些款项主要是通过微博募集完成的。
在公益界，“邓飞（免费午餐发起人）在发动企业家捐赠这块做得相对充分点，我自己的工作有意远离资本与权力，以保持自己的独立。这对于做公益而言，是重大缺陷。”王克勤说，“我自己无法改变这些原则，所以期望有更有能力的人加入进来。”
对王克勤和孙春龙而言，他们掌舵的公益基金会，发起人都因工作而关注被社会遗忘的弱势群体，但募集资金成为比较头疼的事情，对于未来基金会能走多远，他们都没有确定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透明度与规范化上，他们一点点摸索，譬如，大爱清尘基金曾凭借公开透明的运作模式多次被评为中国微公益典范。
“大家要透明、要公开、要真相，希望建立一个真实、信息平等、人格平等地交往的社会模式。”杨鹏说，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公益组织承担了不可承受之重，承担着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期望。
壹基金每年都由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德勤进行审计，并向社会公示。“但我想这还不够，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东西—被代表的时代结束了。以前因为德勤很权威、很专业，所以它审出来的报告大家也就相信了。现在还会这样吗？大家要看，我的钱什么时候进去的、我的钱到哪儿去了我要查得到。我今天捐钱进去，明天我要知道到它到哪儿了、到谁手里了、效果怎么样。”杨鹏说他遇到好几例这样的情况：捐赠者捐钱之后，壹基金把使用情况汇报给捐赠人，第二天对方就坐飞机到现场去了。“他捐了一万块钱，机票也一万块，但他就愿意去看，看你是真的假的。”
尽管做公益在中国困难重重，但公益人的坚持，各有各的坚韧。在孙春龙的博客里，有这样一段来自2011年3月的记述：
“我们去探访仰光盟军墓地，负责人奥斯卡前来问好，对话至今难忘：
“你们是韩国人？日本人？”“中国。”
“来缅甸做石油生意？木材生意？”“我们是来找老兵的。”
“真的？我第一次见中国人来这里找老兵。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想，是不是你们比较健忘？”
显然，孙春龙不希望自己，不希望自己这一代人，是健忘的。
孙春龙说在缅甸遇到很多这种事情。问当地人在缅甸的外国人里哪个国家的最多，每一次回答都一样，是日本人和中国人，而且每次不等问第二句，对方就会主动说日本人是寻找他们的烈士，中国人是做生意的。这种刺激，让孙春龙常常深怀内疚，他也坚定了把抗战老兵带回家的信念，尽最大努力，能带回几个是几个。
孙春龙曾说过：“只期望，这个国家不再用GDP或者飞船上天展示自己的强大，而是务实地俯首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尊重与平等，几近是这些公益人倍加珍惜的精神资源。“我们做的就是随手公益。”微博打拐等活动发起人于建嵘喜欢这种从自己做起的公益方式，“随心而为，手有余香，让相互帮助的公益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