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施永青的人生可以三段论，愤青期、事业期、慈善期。施永青什么都敢批，批政府、批特首、批同行。施永青什么都不怕，他说我知道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施永青裸捐了，但他强调，我依然是个商人。
2012年9月6日，新一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宣布了一项针对香港房市的“港人港地”政策，新政准备辟出专门住宅用地，在土地上建成的房屋单位，首次出售对象和之后30年的转售对象，买方必须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且不可以使用公司名义购买。
特区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认为这项政策很切合香港人的需要。施永青则持有异议。三年前，施永青还是香港中原集团董事局主席。有一天乘地铁，一位青年人走过来，“我出来工作没多久，发觉楼价跟我未来的预期收入越来越脱节，我看不到自己将来有机会在香港能买得起房子。”青年人知道施永青参与了特区政府战略委员会和房委会工作，想透过他让政府想办法多替年轻一代考虑，否则就没有着想了。
施永青提出了“港人港地”想法。可惜，一直得不到政府正面回应。直到梁振英竞选期间，“港人港地”才被纳入他的参选政纲。
港人港地
1978年，做了8年“啃老族”的施永青下决心做一番事业，35年过去，施永青开创了香港最知名的地产经纪公司—中原集团，目前，中原集团在内地、香港和澳门三地的分公司加起来有一千余间，员工两万多名。60岁时，施永青退休了。退休之时，他有了“港人港地”的想法。尽管在三年后，“港人港地”成为了新任特首最显眼的新政之一，施永青并不买账。
“政府终于决定试推‘港人港地’，但理念却与我的并不完全一致。”差异在施永青历数起来，条条明显：政府的港人港地只规定这些土地上建出来的楼要卖给香港人，不能卖给外地人，施永青则不只要求卖给香港人，还规定只能卖给香港的首次置业者。港人港地上所建的楼，香港人买了之后，可以自住，亦可以出租，施永青设想只可自住，不能出租；港人港地在建楼时没有规定大小尺数，施永青建议只能建五百至六百平方英尺一厅两房小单位，这样一来，富有人群就没了购买兴趣；港人港地虽有再次转售的限制，但时限只有三十年，三十年后就可以卖给非港人，施永青则认为此限制应列明在地契条文里，在土地批租年期里一直有效。
“政府推出新政，目的是为了解决香港年青一代的房子问题，梁振英政府的做法是将问题提出来，并没有真正去解决。”施永青习惯于解决问题，于是，他不停地重申自己的理念，不管在香港还是内地，在官方还是其他场合，不厌其烦地推进这项政策的进一步合理化。
施永青从不避讳与政府“叫板”，这在香港众所周知。梁振英一上台，他评议“梁振英班底仍是炒杂烩”，“起初还以为梁振英会起用一批清一色的全新的领导班子，但现在看来，梁振英的班子仍是炒杂烩，并非全是与他理念一致的人，真不知道他们可以如何发挥政治问责的功能”。
施永青在内地也并不陌生，中原地产随处可见，一旦被知晓他中原集团创始人兼董事的身份，关于房地产行业的问题和好奇总是源源而来。而只要有人提问，施永青一定作答，正不正确他不敢保证，总归所有的问题在施永青处都能找到答案。
管与不管
上世纪60年代，施永青成为受内地“文革”深刻影响的香港青年之一。在香港，左派青年的标配同样是手拿“红宝书”、高唱《社会主义好》、《大海航行靠舵手》。施永青还是行动派，他从香港跑到内地，拿着“红宝书”在天安门前留了影。“我要投身到解放全人类的洪流中，无产阶级只有先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施永青当时坚信于此。
40年过去了，施永青的“愤青”一面依然未改。看到有问题，他一定要讲。愿意讲的施永青被香港多家电台邀去做节目。最开始在一档娱乐和知识混合性节目《开心日报》做了两年。在香港商业电台一档叫《革新香港人》的脱口秀节目做了一年多，还做过一档早间时事评述节目。施永青的关注面从年轻时就跨域极广，讲之外，他还被要求写。香港的《星报》、《东方》、《太阳》、《苹果日报》、《明报》、《新周刊》等绝大多数纸媒上，施永青都写过专栏。
越写越过瘾，越写越有得写。2005年，施永青和朋友一起在香港创办了免费报纸《am730》，“以前写人家的，从《am730》我写自己的。”创号以来，施永青写了八年，每天六点半起床，开始写稿，最晚写到八点半，一千多字，时事、政治、教育、投资、经济、战争、甚至连“剩女”这样的话题，都会出现在他的专栏里。
2008年，施永青60岁。春节一过，时任中原集团副主席黎明楷正式接班，成为中原集团董事局主席。黎明楷职业经理人出身，施永青最看重他什么地方？黎明楷答，我不擅于创新。
2012年，卸任四年的施永青依然常态地去中原集团位于香港中环的办公室上班，开会、受访，处理一些需要他解决的事务。我们的采访就在中原集团的会议室进行，拿着黎明楷的答案跟施永青聊，施永青说：“我认为创新在底层，不在高层。真正接触社会和顾客的员工才有创意，高层管理者能做到不干涉员工去创新，就足够了。”
中原集团从香港发展到整个中国，拥有了“地大物博”的版图。创新是一个尝试犯错的过程，管理模式不能用于严格控制犯错率，有了犯错率，才会知道哪些创意应该被保留下来。这样的管理者才会让公司有保障。施永青在自己创业过程的中后期，就一直这样注释自己的“无为”。施永青相信中原集团遍布中国的两万多名中介比他自己更懂晓如何将一套房子销售出去。
卸任前，施永青做的最后一个大动作是将中原天下一分为三。中原集团利润的1/3归员工，1/3归股东，余下的1/3用来投资再发展。“现代公司管理有两个问题：分配不公平和工作同质化”，在拥有这样观点的施永青管理模式中，所有员工都享有盈利，才会有一种本能去自寻发展。施永青现在之于中原集团，没有人找他，什么都不管。有人找，有精力就管一管。
1968年到1978年，施永青曾在一家有左派背景的夜校教书，月工资350块港币，是当时香港普通公司文员的1/3。施永青无法养活自己，做了10年“啃老族”。后来，施永青在房产中介公司工作，长期打工的经历让他最怕“爱管事”的领导。做地产行业，能接触到最直接、最新、最具体的社会状态。因此，在中原集团成为大企业的过程中，施永青从来没有设过发言人制度。“他们说他们的，我说我的，说的不一样也没关系，各说各样。”到了黎明楷也是，需要参加的一些公司会议，施永青无话则免，有话直讲。 施永青将自己做大中原集团的缘由同样归于两个“无为”意志。一个是求生意志，一个是繁殖意志。公司要活下去，要找吃的，要有商业资源，求生意志就被逼出来了。活了下来，想生孩子，想后继有人，就是繁殖意志。“这其实是人的本性，尤其是中国人，到了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有无尽的办法让自己活下来。”所以，管理公司，施永青用有病再治的方法，“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没有胃病的时候不吃胃药。有了问题才处理，没有问题各干各的。”
不仅在企业管理中，从愤青到知名企业家，中年时，施永青将“无为而治”贯入到几乎他所有的行事里面。
资本家
2005年，施永青做《am730》的时候，香港只有《都市日报》一份免费报纸。现在香港已经有六份免费报纸，每天晨间，香港的任一地铁站口都可以看到不同免费报纸的派送员。创办时，施永青心里比较踏实，现在则只有三份有钱赚，《am730》以40万份的发行量排在第三。
以每份成本1.5元计，每天发行40万份要支出60万。以每页广告2.5万元计，10页才25万。即每日可能要损失30万。一个月有20个发行日，要蚀600万，一年蚀7200万。这样的烧钱速度，大多数传统的香港收费报都玩不起。做《am730》不是做慈善，施永青当然希望盈利，而不是亏本。
除了最主要的地产经纪，中原集团的业务包括了风险投资和资产管理。2012年，整个中原集团营业额超过一百个亿，内地市场贡献了一半。比起2011好一点，但依然不是好日子，裁员比例达到15%至20%。“不着急，房地产就是经济走向的另一面，总体经济不好，房地产当然有问题。”对施永青来说，他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不是急于让中原集团的营业状况好转，而是在商业运营不景气的情况下，如何不影响做慈善。
1994年，初在内地拓业不久的施永青成立了“施永青慈善基金会”，资助“苗圃行动”。在湖南、甘肃、云南等地的农村，“施永青慈善基金会”建立了一些小学校。后来，内地政府集中力量和资源建大学校，学校建大建好了，政府管得多了，其他问题也出现了，比如有些学生上学路途更远了，教育理念也得不到更新等。
“施永青慈善基金会”开始做一些生活和教学资源的配套。施永青有三个子女，对教育也有自己的想法。“家长不应放弃管教子女”、“教育不能强制”、“最好的教育方法是让孩子对知识增加胃口”……与香港开放式教育迥异的内地教育令做教育慈善让施永青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2008年，施永青卸任时，将自己所拥有的中原集团的全部股份捐给“施永青慈善基金”。按照当年市价，这些占有中原45%的股份被估值45亿港币。之后，施永青开始将基金会项目转向内地农村建设。“我是商人，最直接改变生活的方式是让农民创造更多的财富”，为了弱化纯资助方式，“施永青慈善基金会”还更名为“施永青基金会”。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施永青做左派青年时到过湖南乡下，“真是穷”，他到现在仍禁不住感叹。现在在施永青眼里，内地穷困农村的基础建设还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模样。至2012年，施永青基金会每年用于慈善项目的资金在两千万以上。
作为香港企业家，把慈善从香港嫁接到内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施永青用香港账户无法向内地大额汇钱，起初，他请亲戚朋友一点点地往内地带。“我在违规操作”，施永青说。后来，“施永青基金会”挂在了中国民促会下一个叫“中国农合之家”的机构，基金会通过农合之家转账，支付3%至5%的管理费。
施永青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基金会在内地种树，需要交地租，这是香港企业家在内地做慈善不能理解的事情之一，施永青呵呵一笑，该交什么交什么，该做什么自顾继续。
除了修桥、铺路、打水井，做农村组织合作社是施永青接下来的想法。先把零散的农民和他们的收成组织起来，基金会代他们找企业谈判，统购统销，形成一个产业链，一年四季都有销路。在甘肃、云南，还有一些其他地区，施永青建立了一些仓库，收成季节时，卖价低，先将农作物保存起来，过三四个月，价格涨了，再卖出去。仓库不是免费保存，要收租。租金由基金会先贷给农民，卖出去再加利息收回来。
和合作社一起做的还有小额贷款。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因做小额贷款成为诺贝尔和平家得主。尤努斯说他创办的格莱珉银行，无抵押贷款偿还率高达98%，施永青有所怀疑。“还不了的农民很多，就比如我们在农民家打一口水窖，之前挑水的两三个小时节省出来了，有的人陪孩子，做其他劳动，也有的人用来跟老婆吵架，还不还款，和我们做的慈善有没有效果一样，都不是我说了算。”
施永青基金会现在有三个办公室，一个在甘肃，一个在云南，一个在北京。施永青自己也经常带着农民去台湾、韩国这些农业发达的地方观摩。
在中原集团 “不是过好日子”的情况下，施永青开始用其他方式保证基金会的奖金投入。“我不能只依靠中原集团每年的股息做基金会，有些项目不是一年的项目，而是三年五年的项目，我不能说‘不好意思，今年收入不好，我不做了’。我把一部分股份用来投资，这样就可以永远做下去，除非投资出了大问题。”金融危机开始时，施永青派了近6个亿做投资，每年5%的收益算下来有3000万，基本保证了基金会的资金运转。
对施永青来说，做基金会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人力。为了保证效率，他和基金会一直亲自做，减少对其他机构的依附，而组建一个专业的基金会班底却是异常艰难。“大学生从农村出来，第一件事是想离开农村。我要找人做这种事，比较辛苦。”对于子女，施永青也只能鼓励他们参与，“我没有理由让子女继续我的事，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和选择”。和内地的慈善机构不一样，施永青的基金会是家庭做董事。邀请了子女做理事，施永青的家庭成员也承担着委任工作人员这样的工作。
施永青并不确定现在做的这些领域在将来有哪个会更具专门性。多种尝试之后，判断适合做什么，再总结出一些规律，然后给大家一起做。这是施永青的想法。
“将来我主要做公益”，这一点对施永青来说毋庸置疑。“我以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唱《国际歌》，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现在我是资本家。”施永青将自己所做的慈善归于资本家范畴，他鼓励中国内地成立更多的家庭基金会，这样会有更多的力量一起做。“比尔·盖茨，彼得·巴菲特裸捐，但他们不是捐给别人，而是成立自己的基金会。让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公司和身家捐掉，怎么可能？说到底，我依然是个商人。” [记者手记]
厕所悟道
施永青是上海人，上海话讲得不好。四岁时移居香港，尽管普通话也讲不标准，但在香港，已然地道。多年写下来，问施永青任何问题都不会遭到拒答。“随便问，不懂的我也会回答，就是不知道准不准。”施永青最新关注的有“待产假的需求和成本”、“中国文化和养老安排”、“打工怎能不讲钱”以及“小班更需要好老师”这些“题外话”。他不认为想法应该有禁忌和限制，天马行空，无为而为。
施永青最多被问及的问题依然有关地产，无论走到哪里。“地产的问题，全香港问我当然是最合适的。”他自己说。不论香港还是整个内地，作为首要的经济拉动产业，地产被注予太多标签。施永青从不认为地产商的做法有什么不合理。商人肯定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任何时候，商人肯定比政府、比管理会都会盘算。“居者有其屋”在施永青看来首先是个理想，“当然不可能实现每个人都有房，有些人更努力，不旅游，更刻苦，进得了好公司，他们当然应该先得到，其他人自然就落后面了。”
那么，价格是否合理？这个观点首先就是错的，施永青摇头否认。只要是依据市场定价，没有合不合理，到了大多数人买不起房时，问题出现了，政府协助市场解决。
价格降不下来，地产商成为众矢之的。施永青不认同。他有一个很直接的观点，“道德是个人体会，外加于商业没用”。“严格来说，只有人才会有道德感，商业机构只是法人，非自然人，很难想象它的道德感，是如何产生及起作用。”施永青信奉老子，但他不谈上善若水，而是按孔家儒法。说“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可以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商业机构能有这种道德境界吗？“他反问。
施永青养成了一种胸有成竹的不疾不徐。中原集团的日子不好过，他把精力放在慈善上。做慈善对他亦没有道德优越，只是到了这个阶段，想做了，就彻底开始做。他不说帮人，而是说“我是唱过《国际歌》的资本家。”“中国人说‘时穷节乃现’，有人以为是教养问题。但如果我的基因中没有先天的利他倾向，单凭教养也没有用。”人是社会动物，利他精神能在基因中与利己精神并存，就是因为这有助于种族的繁衍。人类的所谓高尚情操，也是为了这种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这与施永青的两重创业意志又完全重合，先讲求生意志，再讲繁殖意志。
施永青讲无为而治。年轻时，他对老子的学说其实一点好感都没有。未正式读《道德经》时，听过国文老师说老子的理想世界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施永青心想，这样的思想在农业社会或许还可以，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一定不合时宜。后来有一次，施永青急于上厕，没有时间拣书，随手在书架上抽了一本，坐下才发现是《道德经》，心里失望，为时已晚，姑且一读。那年，施永青已经做了中原地产十余年，也或者是他当天精神状态特别好，坐在厕板上，忽然产生了与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厕所悟道的这一节在施永青的记忆里特别清楚。当时，中原集团的管理层正为员工的衣着而争论不休，施永青非常烦恼。“得道”后，他便不管了。之后的方式就是对症下药，跟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员工穿什么衣服，本身受到社会制约，公司自己管，简直是自寻烦恼。让事情自然发展，它一样受到“道”的制约，效果可能比人为更好。施永青从那时起这么想。
2012年9月6日，新一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宣布了一项针对香港房市的“港人港地”政策，新政准备辟出专门住宅用地，在土地上建成的房屋单位，首次出售对象和之后30年的转售对象，买方必须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且不可以使用公司名义购买。
特区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认为这项政策很切合香港人的需要。施永青则持有异议。三年前，施永青还是香港中原集团董事局主席。有一天乘地铁，一位青年人走过来，“我出来工作没多久，发觉楼价跟我未来的预期收入越来越脱节，我看不到自己将来有机会在香港能买得起房子。”青年人知道施永青参与了特区政府战略委员会和房委会工作，想透过他让政府想办法多替年轻一代考虑，否则就没有着想了。
施永青提出了“港人港地”想法。可惜，一直得不到政府正面回应。直到梁振英竞选期间，“港人港地”才被纳入他的参选政纲。
港人港地
1978年，做了8年“啃老族”的施永青下决心做一番事业，35年过去，施永青开创了香港最知名的地产经纪公司—中原集团，目前，中原集团在内地、香港和澳门三地的分公司加起来有一千余间，员工两万多名。60岁时，施永青退休了。退休之时，他有了“港人港地”的想法。尽管在三年后，“港人港地”成为了新任特首最显眼的新政之一，施永青并不买账。
“政府终于决定试推‘港人港地’，但理念却与我的并不完全一致。”差异在施永青历数起来，条条明显：政府的港人港地只规定这些土地上建出来的楼要卖给香港人，不能卖给外地人，施永青则不只要求卖给香港人，还规定只能卖给香港的首次置业者。港人港地上所建的楼，香港人买了之后，可以自住，亦可以出租，施永青设想只可自住，不能出租；港人港地在建楼时没有规定大小尺数，施永青建议只能建五百至六百平方英尺一厅两房小单位，这样一来，富有人群就没了购买兴趣；港人港地虽有再次转售的限制，但时限只有三十年，三十年后就可以卖给非港人，施永青则认为此限制应列明在地契条文里，在土地批租年期里一直有效。
“政府推出新政，目的是为了解决香港年青一代的房子问题，梁振英政府的做法是将问题提出来，并没有真正去解决。”施永青习惯于解决问题，于是，他不停地重申自己的理念，不管在香港还是内地，在官方还是其他场合，不厌其烦地推进这项政策的进一步合理化。
施永青从不避讳与政府“叫板”，这在香港众所周知。梁振英一上台，他评议“梁振英班底仍是炒杂烩”，“起初还以为梁振英会起用一批清一色的全新的领导班子，但现在看来，梁振英的班子仍是炒杂烩，并非全是与他理念一致的人，真不知道他们可以如何发挥政治问责的功能”。
施永青在内地也并不陌生，中原地产随处可见，一旦被知晓他中原集团创始人兼董事的身份，关于房地产行业的问题和好奇总是源源而来。而只要有人提问，施永青一定作答，正不正确他不敢保证，总归所有的问题在施永青处都能找到答案。
管与不管
上世纪60年代，施永青成为受内地“文革”深刻影响的香港青年之一。在香港，左派青年的标配同样是手拿“红宝书”、高唱《社会主义好》、《大海航行靠舵手》。施永青还是行动派，他从香港跑到内地，拿着“红宝书”在天安门前留了影。“我要投身到解放全人类的洪流中，无产阶级只有先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施永青当时坚信于此。
40年过去了，施永青的“愤青”一面依然未改。看到有问题，他一定要讲。愿意讲的施永青被香港多家电台邀去做节目。最开始在一档娱乐和知识混合性节目《开心日报》做了两年。在香港商业电台一档叫《革新香港人》的脱口秀节目做了一年多，还做过一档早间时事评述节目。施永青的关注面从年轻时就跨域极广，讲之外，他还被要求写。香港的《星报》、《东方》、《太阳》、《苹果日报》、《明报》、《新周刊》等绝大多数纸媒上，施永青都写过专栏。
越写越过瘾，越写越有得写。2005年，施永青和朋友一起在香港创办了免费报纸《am730》，“以前写人家的，从《am730》我写自己的。”创号以来，施永青写了八年，每天六点半起床，开始写稿，最晚写到八点半，一千多字，时事、政治、教育、投资、经济、战争、甚至连“剩女”这样的话题，都会出现在他的专栏里。
2008年，施永青60岁。春节一过，时任中原集团副主席黎明楷正式接班，成为中原集团董事局主席。黎明楷职业经理人出身，施永青最看重他什么地方？黎明楷答，我不擅于创新。
2012年，卸任四年的施永青依然常态地去中原集团位于香港中环的办公室上班，开会、受访，处理一些需要他解决的事务。我们的采访就在中原集团的会议室进行，拿着黎明楷的答案跟施永青聊，施永青说：“我认为创新在底层，不在高层。真正接触社会和顾客的员工才有创意，高层管理者能做到不干涉员工去创新，就足够了。”
中原集团从香港发展到整个中国，拥有了“地大物博”的版图。创新是一个尝试犯错的过程，管理模式不能用于严格控制犯错率，有了犯错率，才会知道哪些创意应该被保留下来。这样的管理者才会让公司有保障。施永青在自己创业过程的中后期，就一直这样注释自己的“无为”。施永青相信中原集团遍布中国的两万多名中介比他自己更懂晓如何将一套房子销售出去。
卸任前，施永青做的最后一个大动作是将中原天下一分为三。中原集团利润的1/3归员工，1/3归股东，余下的1/3用来投资再发展。“现代公司管理有两个问题：分配不公平和工作同质化”，在拥有这样观点的施永青管理模式中，所有员工都享有盈利，才会有一种本能去自寻发展。施永青现在之于中原集团，没有人找他，什么都不管。有人找，有精力就管一管。
1968年到1978年，施永青曾在一家有左派背景的夜校教书，月工资350块港币，是当时香港普通公司文员的1/3。施永青无法养活自己，做了10年“啃老族”。后来，施永青在房产中介公司工作，长期打工的经历让他最怕“爱管事”的领导。做地产行业，能接触到最直接、最新、最具体的社会状态。因此，在中原集团成为大企业的过程中，施永青从来没有设过发言人制度。“他们说他们的，我说我的，说的不一样也没关系，各说各样。”到了黎明楷也是，需要参加的一些公司会议，施永青无话则免，有话直讲。 施永青将自己做大中原集团的缘由同样归于两个“无为”意志。一个是求生意志，一个是繁殖意志。公司要活下去，要找吃的，要有商业资源，求生意志就被逼出来了。活了下来，想生孩子，想后继有人，就是繁殖意志。“这其实是人的本性，尤其是中国人，到了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有无尽的办法让自己活下来。”所以，管理公司，施永青用有病再治的方法，“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没有胃病的时候不吃胃药。有了问题才处理，没有问题各干各的。”
不仅在企业管理中，从愤青到知名企业家，中年时，施永青将“无为而治”贯入到几乎他所有的行事里面。
资本家
2005年，施永青做《am730》的时候，香港只有《都市日报》一份免费报纸。现在香港已经有六份免费报纸，每天晨间，香港的任一地铁站口都可以看到不同免费报纸的派送员。创办时，施永青心里比较踏实，现在则只有三份有钱赚，《am730》以40万份的发行量排在第三。
以每份成本1.5元计，每天发行40万份要支出60万。以每页广告2.5万元计，10页才25万。即每日可能要损失30万。一个月有20个发行日，要蚀600万，一年蚀7200万。这样的烧钱速度，大多数传统的香港收费报都玩不起。做《am730》不是做慈善，施永青当然希望盈利，而不是亏本。
除了最主要的地产经纪，中原集团的业务包括了风险投资和资产管理。2012年，整个中原集团营业额超过一百个亿，内地市场贡献了一半。比起2011好一点，但依然不是好日子，裁员比例达到15%至20%。“不着急，房地产就是经济走向的另一面，总体经济不好，房地产当然有问题。”对施永青来说，他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不是急于让中原集团的营业状况好转，而是在商业运营不景气的情况下，如何不影响做慈善。
1994年，初在内地拓业不久的施永青成立了“施永青慈善基金会”，资助“苗圃行动”。在湖南、甘肃、云南等地的农村，“施永青慈善基金会”建立了一些小学校。后来，内地政府集中力量和资源建大学校，学校建大建好了，政府管得多了，其他问题也出现了，比如有些学生上学路途更远了，教育理念也得不到更新等。
“施永青慈善基金会”开始做一些生活和教学资源的配套。施永青有三个子女，对教育也有自己的想法。“家长不应放弃管教子女”、“教育不能强制”、“最好的教育方法是让孩子对知识增加胃口”……与香港开放式教育迥异的内地教育令做教育慈善让施永青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2008年，施永青卸任时，将自己所拥有的中原集团的全部股份捐给“施永青慈善基金”。按照当年市价，这些占有中原45%的股份被估值45亿港币。之后，施永青开始将基金会项目转向内地农村建设。“我是商人，最直接改变生活的方式是让农民创造更多的财富”，为了弱化纯资助方式，“施永青慈善基金会”还更名为“施永青基金会”。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施永青做左派青年时到过湖南乡下，“真是穷”，他到现在仍禁不住感叹。现在在施永青眼里，内地穷困农村的基础建设还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模样。至2012年，施永青基金会每年用于慈善项目的资金在两千万以上。
作为香港企业家，把慈善从香港嫁接到内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施永青用香港账户无法向内地大额汇钱，起初，他请亲戚朋友一点点地往内地带。“我在违规操作”，施永青说。后来，“施永青基金会”挂在了中国民促会下一个叫“中国农合之家”的机构，基金会通过农合之家转账，支付3%至5%的管理费。
施永青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基金会在内地种树，需要交地租，这是香港企业家在内地做慈善不能理解的事情之一，施永青呵呵一笑，该交什么交什么，该做什么自顾继续。
除了修桥、铺路、打水井，做农村组织合作社是施永青接下来的想法。先把零散的农民和他们的收成组织起来，基金会代他们找企业谈判，统购统销，形成一个产业链，一年四季都有销路。在甘肃、云南，还有一些其他地区，施永青建立了一些仓库，收成季节时，卖价低，先将农作物保存起来，过三四个月，价格涨了，再卖出去。仓库不是免费保存，要收租。租金由基金会先贷给农民，卖出去再加利息收回来。
和合作社一起做的还有小额贷款。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因做小额贷款成为诺贝尔和平家得主。尤努斯说他创办的格莱珉银行，无抵押贷款偿还率高达98%，施永青有所怀疑。“还不了的农民很多，就比如我们在农民家打一口水窖，之前挑水的两三个小时节省出来了，有的人陪孩子，做其他劳动，也有的人用来跟老婆吵架，还不还款，和我们做的慈善有没有效果一样，都不是我说了算。”
施永青基金会现在有三个办公室，一个在甘肃，一个在云南，一个在北京。施永青自己也经常带着农民去台湾、韩国这些农业发达的地方观摩。
在中原集团 “不是过好日子”的情况下，施永青开始用其他方式保证基金会的奖金投入。“我不能只依靠中原集团每年的股息做基金会，有些项目不是一年的项目，而是三年五年的项目，我不能说‘不好意思，今年收入不好，我不做了’。我把一部分股份用来投资，这样就可以永远做下去，除非投资出了大问题。”金融危机开始时，施永青派了近6个亿做投资，每年5%的收益算下来有3000万，基本保证了基金会的资金运转。
对施永青来说，做基金会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人力。为了保证效率，他和基金会一直亲自做，减少对其他机构的依附，而组建一个专业的基金会班底却是异常艰难。“大学生从农村出来，第一件事是想离开农村。我要找人做这种事，比较辛苦。”对于子女，施永青也只能鼓励他们参与，“我没有理由让子女继续我的事，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和选择”。和内地的慈善机构不一样，施永青的基金会是家庭做董事。邀请了子女做理事，施永青的家庭成员也承担着委任工作人员这样的工作。
施永青并不确定现在做的这些领域在将来有哪个会更具专门性。多种尝试之后，判断适合做什么，再总结出一些规律，然后给大家一起做。这是施永青的想法。
“将来我主要做公益”，这一点对施永青来说毋庸置疑。“我以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唱《国际歌》，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现在我是资本家。”施永青将自己所做的慈善归于资本家范畴，他鼓励中国内地成立更多的家庭基金会，这样会有更多的力量一起做。“比尔·盖茨，彼得·巴菲特裸捐，但他们不是捐给别人，而是成立自己的基金会。让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公司和身家捐掉，怎么可能？说到底，我依然是个商人。” [记者手记]
厕所悟道
施永青是上海人，上海话讲得不好。四岁时移居香港，尽管普通话也讲不标准，但在香港，已然地道。多年写下来，问施永青任何问题都不会遭到拒答。“随便问，不懂的我也会回答，就是不知道准不准。”施永青最新关注的有“待产假的需求和成本”、“中国文化和养老安排”、“打工怎能不讲钱”以及“小班更需要好老师”这些“题外话”。他不认为想法应该有禁忌和限制，天马行空，无为而为。
施永青最多被问及的问题依然有关地产，无论走到哪里。“地产的问题，全香港问我当然是最合适的。”他自己说。不论香港还是整个内地，作为首要的经济拉动产业，地产被注予太多标签。施永青从不认为地产商的做法有什么不合理。商人肯定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任何时候，商人肯定比政府、比管理会都会盘算。“居者有其屋”在施永青看来首先是个理想，“当然不可能实现每个人都有房，有些人更努力，不旅游，更刻苦，进得了好公司，他们当然应该先得到，其他人自然就落后面了。”
那么，价格是否合理？这个观点首先就是错的，施永青摇头否认。只要是依据市场定价，没有合不合理，到了大多数人买不起房时，问题出现了，政府协助市场解决。
价格降不下来，地产商成为众矢之的。施永青不认同。他有一个很直接的观点，“道德是个人体会，外加于商业没用”。“严格来说，只有人才会有道德感，商业机构只是法人，非自然人，很难想象它的道德感，是如何产生及起作用。”施永青信奉老子，但他不谈上善若水，而是按孔家儒法。说“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可以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商业机构能有这种道德境界吗？“他反问。
施永青养成了一种胸有成竹的不疾不徐。中原集团的日子不好过，他把精力放在慈善上。做慈善对他亦没有道德优越，只是到了这个阶段，想做了，就彻底开始做。他不说帮人，而是说“我是唱过《国际歌》的资本家。”“中国人说‘时穷节乃现’，有人以为是教养问题。但如果我的基因中没有先天的利他倾向，单凭教养也没有用。”人是社会动物，利他精神能在基因中与利己精神并存，就是因为这有助于种族的繁衍。人类的所谓高尚情操，也是为了这种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这与施永青的两重创业意志又完全重合，先讲求生意志，再讲繁殖意志。
施永青讲无为而治。年轻时，他对老子的学说其实一点好感都没有。未正式读《道德经》时，听过国文老师说老子的理想世界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施永青心想，这样的思想在农业社会或许还可以，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一定不合时宜。后来有一次，施永青急于上厕，没有时间拣书，随手在书架上抽了一本，坐下才发现是《道德经》，心里失望，为时已晚，姑且一读。那年，施永青已经做了中原地产十余年，也或者是他当天精神状态特别好，坐在厕板上，忽然产生了与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厕所悟道的这一节在施永青的记忆里特别清楚。当时，中原集团的管理层正为员工的衣着而争论不休，施永青非常烦恼。“得道”后，他便不管了。之后的方式就是对症下药，跟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员工穿什么衣服，本身受到社会制约，公司自己管，简直是自寻烦恼。让事情自然发展，它一样受到“道”的制约，效果可能比人为更好。施永青从那时起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