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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春，在经济热潮从南方铺卷而来的当口，我进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那是一个质疑“教授值多少钱一斤”时代，也是一个“历史系是否还能存在下去”的时代。正是在人文知识分子斯文扫地的关口，思想界迸发了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1993年，《东方》杂志创刊。在今天看来，那是一本具有转型意义的杂志，它的创刊极具象征意义，具有理想和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怎样正视当下所发生的一切，将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两难话题，这也正是思想史上以不同变形所频频出现的思想史命题。
的确，如同高速公路的转弯处一样，思想史上的事故多发一般都是处于政治、经济、文化诸种社会因素的加速转型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经济”是一次地地道道的转型，这种转型在知识分子中的表现主要是心态的失衡以及调整。或许是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社会症候触动了我，或许是二十世纪初年的知识分子心灵启发了我，《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的论文选题就落在了我的名下。十分巧合的是，自从我进入南京大学的那一刻起，我的导师就鼓励我选择“五四”激进派作为学术“志业”。
我心理很清楚，包括像我导师蔡少卿先生这样有着深厚学术素养的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难免经历着这样或那样的两难。“五四”一代包括“五四”前后几代的知识分子曾经经历过，我们这些后来者也正在经历着或说承受着。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时代转型时期的活生生晴雨表。虽然这没有“to be or not to be”来得直接，但我自己已经感受到它有着“是生存还是死亡”一般的真切和深切。在我论文写作过程中，适逢美国杜克大学德里克教授以及他的博士生一起来南京访问，德里克先生关于中国近代史写作范式由“革命”到“现代性”转型的反思也给予了很大的启发。
这本书1998年学林出版社出版时，那是大陆学术界“转型”时期第一本研究“五四”激进派的专著。光阴荏苒，一晃十年过去了，当年触摸历史人物的情形还历历在目。尽管今天看来这本小册子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同样是处于“历史”的原因，我更愿意“立此存照”，将那一特定时期的困惑、迷茫与挣扎“完整”流布。如同我愿意将“五四”激进派作为中国现代性演进的一个历史注脚提供一样（这我在结语中曾经述说过），这里我更愿意将自己的写作和我的思想史研究对象一起打包，为二十一世纪的思想史研究提供双重的注脚。这也是本人在征求编辑先生的意见后，除却写下一个再版序言而不动任何“干戈”的一个根本原因。
1993年，我的毕业论文写作进入了着手阶段。《东方》杂志的创刊号上的四篇文章赫然映现在封面上：刘东的《中国能否走通“东亚”道路》、陈平原的《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陈来的《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杨东平的《现代中国的〈双城记〉》。尤其是二陈的文章更是切中时代脉搏、撩人心扉。以陈平原先生的文章之开头和结尾的两小段文字为例，它颇能映射一代学人的心态：
“人文学者”并非荣誉称号，只是一种职业选择；因此，已经“为宦”或“下海”的“前学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不涉及教授卖馅饼倒汽车或者进政协议朝政之类的热门话题，而是思考愿意并仍在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的命运及其可能的选择——因后者更多困惑与迷惘，更值得理解与同情。讲“命运”及“选择”，在纵论“天下大势”时，不免渗进一己之体验，且注重现实对策而不是理论分析。这种带“可行性论证”色彩的思考，某种意义上是在为文化转型期的人文学者重新定位。
人文学者的“命运”如此受关注，而且需要“重新定位”，这几乎到了和当年失去科举这一条“独木桥”时的状态没有什么两样，知识分子有一种进退失据的两难。就是在陈平原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大学教授的薪水大约相当于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十分之一。人文学者的被边缘化到了令人瞠目结舌、胆战心惊的地步，于是，不能不开始认真的反思和重新定位，而且需要再来一次“我是谁”的追问。斯文扫地的“寒士”重新出现了“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的感叹，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不但受到他人的怀疑，最可悲的是这个价值受到了他们自身的怀疑和拷问，这也是陈文在最后一个部分以“重建学术自信”为题给学术界开出的处方。最后，作者为同仁描绘出了这样一个可供选择的“选择”：“我曾经试图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这一学术思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三句大白话中，隐含着一代读书人艰辛的选择。三者之间互有联系，三者并非逻辑推演；很大程度仍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挑战的一种‘回应’——一种无可奈何但不乏进取之心的‘回应’。”正是在这种无可奈何之中，作者还守护着最后的底线。这从作者针对于“三句大白话”的脚注中不难窥见其人文的坚挺性：“关于雅、俗文化之间的对峙与转化，是笔者近年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其基本立场是理解通俗文化，坚持精英文化。之所以郑重提及，是因为国内有些朋友一提‘民间社会’，继而滑向‘民间文化’，再一转就几乎成了‘大众文化’，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在拷问中无奈，在无奈中坚守，在坚守中转型，人文知识分子正在经受新一轮的两难。
应该说，这是我当初以“两难”作为关键词考察“五四”激进派的基本思想文化背景。与此同时，我毕竟是以激进派作为研究对象的，而且对他们当年追求的理想和担当、光荣和梦想有着一种自然的历史亲和性。同是在《东方》杂志的创刊号上，陈来的文章把我要谈论的命题推向了极致。这篇文章既包括了对“五四”的反省，也有对戊戌的非难。在当时国内思想氛围十分消沉的情况下，这篇文章的出台无疑给极其困惑的我“雪上加霜”。同是在那篇论文里，诸如“退而结网”、“向内转”、“比慢”的深沉提法开始被我关注，以下这段话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的片断：
当然，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确实面临着困境，一方面，民主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超前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文化批判与其他批判的纠缠又无法真正避免。在最近的一次文化运动中，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始终把学术和文化工作看成工具性的，藉学术或文化的名义达成政治目的，以文化批判当作政治批判，这是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根源。由于这些学者从政治需要出发评论文化问题，对文化的分析不可能依照文化发展的内在价值和理路加以评判。其典型的提法是把儒家当作专制体制的意识形态，以为彻底打破儒家的价值系统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把儒家思想作为一切现实问题不得解决之根源加以批判，其毛病与“五四”批判家是一致的。
将“五四”的激进主义说成是一个“毛病”，而且在最后借用一位海外知识分子的评论确认并强调说：“十年前，余英时先生在《论中国文化的重建》一文中，针对近代以来的过激思想，五四以来以政治为第一义而不严守学术岗位的风气和心态，面对中国知识分子缺乏民主素养和近代中国政治素质普遍低落的现实，明确指出其重要原因是学术衰微，提出应‘退而结网’，把注意力从政治的领域转到学术思想的阵地上来，强调不在学术思想方面发生建设性的根本变化是不可能促进中国变革和进步的。文中所说，在今天看来，仍切中时弊。今天，客观情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术转向的机会，但要看知识分子肯不肯坚守学术阵地，为文化运动的再出发打下稳固的基础。”“十年前”就有的观点到了十年后才去重复，而且说“客观情势”为“我们”提供力了一个“学术转向的机会”，大有欢欣鼓舞之情。一时间，大陆知识分子将余英时、林毓生、张灏等海外知识分子的学术观点奉为圭臬，这一类的检讨激进主义的著作在当时也是一时“纸贵”。
不难看出，我是在人文学者命运危机四伏与保守主义行情见涨的双重历史坐标中来审视“五四”激进派之来龙去脉的。那时，不但有张灏的《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的反思，更有林毓生将“文革”与“五四”同日而语的历史溯源。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上发生的那场余英时和姜义华的关于“激进与保守”的论证余音未断，李泽厚等人的“告别革命”的论调则如日中天。我在南京大学参与的一次学术对话也正应验了大陆学术界的思想气候。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术界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思想的淡出。当八十年代末思想的风波消失在云围之中后，一时间对二十世纪激进主义的检讨成为一种时尚。固然，这种时尚的形成也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发现，仍是海外来风吹拂的结果。
一个历史转型的关口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思想史上的表现就是一些精神现象的纷纷走上前台。《读书》上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东方》上的“告别革命”，《二十一世纪》上的“激进与保守”的论争，这一切精神事件的发生似乎在表明，在经济转型的同时，文化界也在力求要将二十世纪这最后一页尽快掀过去。那是一个潜伏着读书无用论的“经济”时代，“十亿人民八亿商，还有两亿待开张”就最那个时代的形象表述。朱学勤先生在《读书》上的那篇文章《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曾撩拨了我那枝敏感的神经末梢。这也就是我在当年出版“后记”中曾经描述的那样：“博士毕业后的两年，我曾为糊口做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正如我后来所感觉到的那样：当那些在书斋尚未“下海”知识分子在嘲弄暴发户“穷得只剩下钱”的时候，也只能做“我富得只剩下文”的自我安慰状。
我渐渐发现，贬低激进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时尚，而选择“五四”激进派这一命题作为博士论文太沉重了。勿庸讳言，有一段时间，我针对自己的选题本身一度“两难”：一方面是割舍不断的“五四”情怀；另一方面又的的确确看到了“五四”的软肋。
我得承认，道德理想主义之乌托邦政治情怀并不是应有的依托。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理想主义的情怀又是在野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人文关怀。这也是笔者一直信奉这样一个思想史逻辑的依据所在：在朝的激进主义容易事故多发，而在野的激进主义不但不可怕，相反倒是一种守成者保持必要张力的合理存在。如果说对“五四”的情怀有什么依恋的话，那就是她的理想主义。对此，笔者在本论再版之际还是想借用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为我们和王中江先生共同主编的回眸《回眸〈新青年〉》序言中的一段话诠释我们的共同的情怀：“中国已回到市场经济的路子上来。社会富裕、物质生活大幅改善，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梦想。但在一条鞭地追求经济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也失去很多。不要说一般大众，即使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青年），也已快被经济大潮所淹没。大家的生活只顾今天，不顾明天；只顾现实，不重理想。就当前迫切要求的社会改革、文化更新这两大目标而言，知识分子丧失理想，实是严重的危机。理由很简单，不论是了解问题或是解决问题，都需要具有智慧和创新能力的人才，这种人才必定富有理想主义的精神。自古至今，有无数的例子可以证明：要求社会进步和文化创新，理想主义的精神以及由它激发出来的奉献热忱，永远是最大的资源与动力。回看‘五四’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对我们能没有一点感应和启示吗？”
在对高调理想冷静反思的二十一世纪，身处边缘的知识分子还有重审理想主义的必要吗？回答是肯定的！正是这点理想主义的情怀陪伴我们走过了二十世纪。
的确，如同高速公路的转弯处一样，思想史上的事故多发一般都是处于政治、经济、文化诸种社会因素的加速转型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经济”是一次地地道道的转型，这种转型在知识分子中的表现主要是心态的失衡以及调整。或许是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社会症候触动了我，或许是二十世纪初年的知识分子心灵启发了我，《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的论文选题就落在了我的名下。十分巧合的是，自从我进入南京大学的那一刻起，我的导师就鼓励我选择“五四”激进派作为学术“志业”。
我心理很清楚，包括像我导师蔡少卿先生这样有着深厚学术素养的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难免经历着这样或那样的两难。“五四”一代包括“五四”前后几代的知识分子曾经经历过，我们这些后来者也正在经历着或说承受着。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时代转型时期的活生生晴雨表。虽然这没有“to be or not to be”来得直接，但我自己已经感受到它有着“是生存还是死亡”一般的真切和深切。在我论文写作过程中，适逢美国杜克大学德里克教授以及他的博士生一起来南京访问，德里克先生关于中国近代史写作范式由“革命”到“现代性”转型的反思也给予了很大的启发。
这本书1998年学林出版社出版时，那是大陆学术界“转型”时期第一本研究“五四”激进派的专著。光阴荏苒，一晃十年过去了，当年触摸历史人物的情形还历历在目。尽管今天看来这本小册子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同样是处于“历史”的原因，我更愿意“立此存照”，将那一特定时期的困惑、迷茫与挣扎“完整”流布。如同我愿意将“五四”激进派作为中国现代性演进的一个历史注脚提供一样（这我在结语中曾经述说过），这里我更愿意将自己的写作和我的思想史研究对象一起打包，为二十一世纪的思想史研究提供双重的注脚。这也是本人在征求编辑先生的意见后，除却写下一个再版序言而不动任何“干戈”的一个根本原因。
1993年，我的毕业论文写作进入了着手阶段。《东方》杂志的创刊号上的四篇文章赫然映现在封面上：刘东的《中国能否走通“东亚”道路》、陈平原的《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陈来的《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杨东平的《现代中国的〈双城记〉》。尤其是二陈的文章更是切中时代脉搏、撩人心扉。以陈平原先生的文章之开头和结尾的两小段文字为例，它颇能映射一代学人的心态：
“人文学者”并非荣誉称号，只是一种职业选择；因此，已经“为宦”或“下海”的“前学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不涉及教授卖馅饼倒汽车或者进政协议朝政之类的热门话题，而是思考愿意并仍在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的命运及其可能的选择——因后者更多困惑与迷惘，更值得理解与同情。讲“命运”及“选择”，在纵论“天下大势”时，不免渗进一己之体验，且注重现实对策而不是理论分析。这种带“可行性论证”色彩的思考，某种意义上是在为文化转型期的人文学者重新定位。
人文学者的“命运”如此受关注，而且需要“重新定位”，这几乎到了和当年失去科举这一条“独木桥”时的状态没有什么两样，知识分子有一种进退失据的两难。就是在陈平原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大学教授的薪水大约相当于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十分之一。人文学者的被边缘化到了令人瞠目结舌、胆战心惊的地步，于是，不能不开始认真的反思和重新定位，而且需要再来一次“我是谁”的追问。斯文扫地的“寒士”重新出现了“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的感叹，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不但受到他人的怀疑，最可悲的是这个价值受到了他们自身的怀疑和拷问，这也是陈文在最后一个部分以“重建学术自信”为题给学术界开出的处方。最后，作者为同仁描绘出了这样一个可供选择的“选择”：“我曾经试图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这一学术思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三句大白话中，隐含着一代读书人艰辛的选择。三者之间互有联系，三者并非逻辑推演；很大程度仍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挑战的一种‘回应’——一种无可奈何但不乏进取之心的‘回应’。”正是在这种无可奈何之中，作者还守护着最后的底线。这从作者针对于“三句大白话”的脚注中不难窥见其人文的坚挺性：“关于雅、俗文化之间的对峙与转化，是笔者近年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其基本立场是理解通俗文化，坚持精英文化。之所以郑重提及，是因为国内有些朋友一提‘民间社会’，继而滑向‘民间文化’，再一转就几乎成了‘大众文化’，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在拷问中无奈，在无奈中坚守，在坚守中转型，人文知识分子正在经受新一轮的两难。
应该说，这是我当初以“两难”作为关键词考察“五四”激进派的基本思想文化背景。与此同时，我毕竟是以激进派作为研究对象的，而且对他们当年追求的理想和担当、光荣和梦想有着一种自然的历史亲和性。同是在《东方》杂志的创刊号上，陈来的文章把我要谈论的命题推向了极致。这篇文章既包括了对“五四”的反省，也有对戊戌的非难。在当时国内思想氛围十分消沉的情况下，这篇文章的出台无疑给极其困惑的我“雪上加霜”。同是在那篇论文里，诸如“退而结网”、“向内转”、“比慢”的深沉提法开始被我关注，以下这段话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的片断：
当然，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确实面临着困境，一方面，民主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超前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文化批判与其他批判的纠缠又无法真正避免。在最近的一次文化运动中，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始终把学术和文化工作看成工具性的，藉学术或文化的名义达成政治目的，以文化批判当作政治批判，这是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根源。由于这些学者从政治需要出发评论文化问题，对文化的分析不可能依照文化发展的内在价值和理路加以评判。其典型的提法是把儒家当作专制体制的意识形态，以为彻底打破儒家的价值系统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把儒家思想作为一切现实问题不得解决之根源加以批判，其毛病与“五四”批判家是一致的。
将“五四”的激进主义说成是一个“毛病”，而且在最后借用一位海外知识分子的评论确认并强调说：“十年前，余英时先生在《论中国文化的重建》一文中，针对近代以来的过激思想，五四以来以政治为第一义而不严守学术岗位的风气和心态，面对中国知识分子缺乏民主素养和近代中国政治素质普遍低落的现实，明确指出其重要原因是学术衰微，提出应‘退而结网’，把注意力从政治的领域转到学术思想的阵地上来，强调不在学术思想方面发生建设性的根本变化是不可能促进中国变革和进步的。文中所说，在今天看来，仍切中时弊。今天，客观情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术转向的机会，但要看知识分子肯不肯坚守学术阵地，为文化运动的再出发打下稳固的基础。”“十年前”就有的观点到了十年后才去重复，而且说“客观情势”为“我们”提供力了一个“学术转向的机会”，大有欢欣鼓舞之情。一时间，大陆知识分子将余英时、林毓生、张灏等海外知识分子的学术观点奉为圭臬，这一类的检讨激进主义的著作在当时也是一时“纸贵”。
不难看出，我是在人文学者命运危机四伏与保守主义行情见涨的双重历史坐标中来审视“五四”激进派之来龙去脉的。那时，不但有张灏的《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的反思，更有林毓生将“文革”与“五四”同日而语的历史溯源。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上发生的那场余英时和姜义华的关于“激进与保守”的论证余音未断，李泽厚等人的“告别革命”的论调则如日中天。我在南京大学参与的一次学术对话也正应验了大陆学术界的思想气候。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术界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思想的淡出。当八十年代末思想的风波消失在云围之中后，一时间对二十世纪激进主义的检讨成为一种时尚。固然，这种时尚的形成也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发现，仍是海外来风吹拂的结果。
一个历史转型的关口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思想史上的表现就是一些精神现象的纷纷走上前台。《读书》上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东方》上的“告别革命”，《二十一世纪》上的“激进与保守”的论争，这一切精神事件的发生似乎在表明，在经济转型的同时，文化界也在力求要将二十世纪这最后一页尽快掀过去。那是一个潜伏着读书无用论的“经济”时代，“十亿人民八亿商，还有两亿待开张”就最那个时代的形象表述。朱学勤先生在《读书》上的那篇文章《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曾撩拨了我那枝敏感的神经末梢。这也就是我在当年出版“后记”中曾经描述的那样：“博士毕业后的两年，我曾为糊口做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正如我后来所感觉到的那样：当那些在书斋尚未“下海”知识分子在嘲弄暴发户“穷得只剩下钱”的时候，也只能做“我富得只剩下文”的自我安慰状。
我渐渐发现，贬低激进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时尚，而选择“五四”激进派这一命题作为博士论文太沉重了。勿庸讳言，有一段时间，我针对自己的选题本身一度“两难”：一方面是割舍不断的“五四”情怀；另一方面又的的确确看到了“五四”的软肋。
我得承认，道德理想主义之乌托邦政治情怀并不是应有的依托。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理想主义的情怀又是在野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人文关怀。这也是笔者一直信奉这样一个思想史逻辑的依据所在：在朝的激进主义容易事故多发，而在野的激进主义不但不可怕，相反倒是一种守成者保持必要张力的合理存在。如果说对“五四”的情怀有什么依恋的话，那就是她的理想主义。对此，笔者在本论再版之际还是想借用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为我们和王中江先生共同主编的回眸《回眸〈新青年〉》序言中的一段话诠释我们的共同的情怀：“中国已回到市场经济的路子上来。社会富裕、物质生活大幅改善，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梦想。但在一条鞭地追求经济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也失去很多。不要说一般大众，即使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青年），也已快被经济大潮所淹没。大家的生活只顾今天，不顾明天；只顾现实，不重理想。就当前迫切要求的社会改革、文化更新这两大目标而言，知识分子丧失理想，实是严重的危机。理由很简单，不论是了解问题或是解决问题，都需要具有智慧和创新能力的人才，这种人才必定富有理想主义的精神。自古至今，有无数的例子可以证明：要求社会进步和文化创新，理想主义的精神以及由它激发出来的奉献热忱，永远是最大的资源与动力。回看‘五四’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对我们能没有一点感应和启示吗？”
在对高调理想冷静反思的二十一世纪，身处边缘的知识分子还有重审理想主义的必要吗？回答是肯定的！正是这点理想主义的情怀陪伴我们走过了二十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