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只要提到老浙大的中文系，有几位大师的名字就会涌现出来，比如说姜亮夫、夏承焘、胡士莹、吕漠野、蒋礼鸿、王焕镳、任铭善、陆维钊、倪宝元、刘操南、吴熊和、徐朔方、郭在贻等以及今天仍然在世的沈文倬先生。那可不同于时下人们已经动辄说滥了的所谓“国学大师”，从前但凡说到的“国学大师”，是浙江人的章太炎、王国维、马一浮以及陈寅恪、吴梅和吕叔湘、王力等等，至于“浙大文科二宝”的姜亮夫先生和夏承焘先生，他们一是集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于一身的大师，一是词学大师，谓其为“国学大师”，可谓名至实归。
　　比如说姜亮夫先生吧，他是浙江王国维和章太炎的弟子，早年即精通小学，后有《夏殷民族考》以及皇皇巨著《楚辞通故》等，在当时已是其同代侪辈所不能望其项背者，而他的学贯中西，著述等身（据说姜亮夫一生著述可近亿字，这可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又是不可不说的一桩传奇
　　姜亮夫（1902-1995），原名寅清，字亮夫，云南昭通人。出身名门，他的父亲曾是滇东昭通十二州县反清“光复”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后来回忆说：“我父亲有一件事情使我非常感动，他喜欢文天祥的《正气歌》，几乎每年都要写一次，并且都写成大的条幅，可以在墙上挂的。所以，我八岁时就把它背熟，父亲给我讲解，我一生之所以有一些爱国主义思想，恐怕要数父亲的影响来得大。”
　　1921年，姜亮夫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1926年，他又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诸先生。“水木清华”的学习和研究更让他奠定了一生从事学术的根基，此后，他经常怀念那些问学清华的岁月。在1946年，姜亮夫曾收集了许多材料，编纂了《四先生合谱》一书，记述他先后问学的导师——廖平、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这四人的学术活动；自文革结束之后，他又写了《思师录》，于四川林山腴、龚向农之外，又特别列举了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和陈寅恪诸先生对自己的教诲之恩。我们说姜亮夫先生的学问阔大，若究其实，确是兼采众长、自成一家的，这恰恰是过去学者必具的一种大家风度。据说姜亮夫晚年曾有“三恨事”，其一是他多年写的一部书稿《诗骚连绵自考》遗失了一部分，那上面还曾有王国维先生的批语；此外是他写的《四先生合传》也在文革中因怕惹祸而被自己亲手烧毁了……
　　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姜亮夫曾先后执教于江苏南通中学、无锡中学，后来他又在大夏大学、济南大学、复旦大学、河南大学任教，并在上海北新书局担任编辑，这期间，他曾师从于章太炎先生。那时，他还广泛浏览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摩尔根、穆勒利尔、梭罗金、涂尔干等人的著作，并于1935年赴欧洲自费留学。我曾读过姜亮夫后来回忆他留学生涯的回忆录，所谓“花都巴黎”，确实是大开眼界。当时他在巴黎大学进修考古学，其间又与马伯乐、伯希和、戴密微、叶慈、翟理斯等一批英国和法国的汉学家结识，他还应当时也在法国从事研究的王重民先生的邀请，共同“泡”在图书馆里检阅“敦煌卷子”，其间多有收获。
　　姜亮夫在巴黎，那一段生活其实过得非常清苦。他往往早上从租住的屋子出发，带上干面包和白开水，坐车到了博物馆。在那里，他有一个固定的座位，于是坐下开始一天的抄录工作，这样一直到晚上博物馆关门。回到住处，自己弄点晚饭，一般就是用菜叶和米煮点粥。就是这样，姜亮夫和王重民潜心在“花都巴黎”清点和研究了中国流失到法国的许多珍贵文物，并进行拍片、拓摹、抄录，其中姜亮夫就拍到三千多张。那时，他一天的生活费是二十多法郎，但拍一张照片就需要十四个法郎，那么他的生活费的水平就可想而知了。为了抄录和拍照以及描摹大量的中国古物，如青铜器皿、石刻碑传、敦煌经卷等，他的眼睛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他对这一切都毫不在意。也是在这之后，他毅然放弃攻读考古博士学位的机会，专心致志地在巴黎图书馆抄录被伯希和等人窃走的“敦煌卷子”中的音韵学等部分。到了1937年，他带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踏上了回国的征程。当时，他还把他从巴黎抄录的“敦煌卷子”，结合了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加以整理、校录和研究，汇集成当时中国第一部抄录和研究“敦煌学”的巨著《瀛涯敦煌韵辑》。
　　甘肃敦煌的藏经洞被发现于1900年，那时由于清政府昏庸腐败，外国的一些“探险家”乘机窃走了藏经洞中大量的珍贵文献资料，直到1924年，陈垣先生在整理敦煌残存的文献资料时还不禁感慨道：“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然而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等一批本土的“敦煌学”学者先后回到祖国，并开始了他们的整理、研究工作。岂料，日本侵略者的炮声又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当时姜亮夫已完成的《瀛涯敦煌韵辑》无法出版，规模宏大的《敦煌志》手稿也因战乱而遗失，他从海外辛苦带回来的大量珍贵资料除三百余张“敦煌卷子”的照片得以幸存之外，其余均毁于战火。
　　姜亮夫于1937年经莫斯科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东北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后因被国民党特务所盯梢，他转赴苏州，担任英士大学教授兼文理院院长。1949年5月，姜亮夫受命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云南省军政委员会文教处处长，后又在云南革命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1952年，他被安排在云南博物馆工作。
　　自1953年起，姜亮夫奉调浙江杭州，先后在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任教，其间先后任中文系教授、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等。1955年，他又担任浙江省政协委员。“文革”中，他遭到了迫害和歧视，其间曾被迫以打扫楼梯为业。
　　改革开放之后，姜亮夫已是八旬高龄的老人，但他焕发了学术青春，他不顾身衰体病，先后创办研究所、开设讲习班，招收博士、硕士学生数十人，并主持多种学会，出版十余部专著和百余篇论文。当时，面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处境，他与国内许多著名学者联名呼吁重视“敦煌学”的研究。此后，他毅然接受教育部的委托，主持开办了“敦煌学”讲习班，并先后推出《敦煌学概论》、《莫高窟年表》等多部新作。
　　姜亮夫晚年有一篇《谢本师：学术研究方法的自我剖析》，他说：“我一生的学术，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同这几位先生都有关系，道路是他们给我指引的，目标也是他们给我定的，等我走上道了，我就吸收了当前学术界许多新资料、新观点进我的思想体系中来，形成自己学术研究思想体系，但他们指引我的基本思想体系未变。”他还总结说：“在我的学术研究中，有时用国外的方法及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来解决中国人的问题，而不是用外国人的资料来解决中国人的问题。因此我研究学术的方法和观点，严格说来是奉行‘八不主义’，即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汉不唐、不心不物。不中不西：不是中国的，也有中国的；不是西洋的，也有西洋的。不古不今：不是完全古代的，也有古代的；不是完全现代的，也有现代的。不汉不唐：不完全根据汉代人注，也不完全根据唐代人的注释。不心不物：我既不是唯心主义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这很好地诠释了他一生的学术风貌，为此他还曾题其书斋为“八不斋”，又自称“八不斋主”。
　　这也是他的学有所本。如他早年追随王国维从事研究，曾归纳学术研究的方法，即“博览以见异说”、“贯通以求重点”、“温故以寻流变”、“比较以得是非”。后来他在从事《楚辞》研究时，又作了新的开拓，即“穷原竟委，以明其所以然之故”、“自整体推断，不为割裂分解了”、“从比较得真相”、“自矛盾或正反之端，综合以求其实”、“以实证定结论，无证不断”等。由于他学有所本且有所创新，加上他一生的惨淡经营，于是学术成就斐然，硕果累累。1995年12月4日，姜亮夫先生逝世，享年九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