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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朱闰生，是朱自清的次子。《荷塘月色》里有一段描述“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那个“闰儿”就是我父亲。
1925年父亲出生后，祖父朱自清经胡适和俞平伯介绍，到清华学校大学部任教。1927年，父亲被祖父接到北京生活，不幸的是，1929年祖母去世，父亲和两位姑姑回到了扬州，与曾祖父曾祖母生活在一起。父亲一直生活在扬州，直到19岁时离开。
我是在祖父去世11年后才出生的，所以没有见过祖父本人。我对他的了解和认识一开始也是比较模糊的。2004年，我从北方调回扬州，从事文化工作，才开始整理祖父的资料，看他留下的日记，寻访他走过的足迹。
祖父朱自清也是个普通人，他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在生活中有欢乐也有苦恼，有成功也有坎坷。他的兴趣很广泛，嗜好美食，喜欢烫千丝、狮子头、包子点心，特别喜欢吃花生米。他喜爱旅游，对山水格外留恋。他对先生和老师永远保持着一份敬重。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聪明，因而学习总是很努力，从小梦想做一个文学家，到最后真的梦想成真了。
朱家没有明文的家规家训，也没有刻意营造过家风，但是朱家几代人，确实都具有一些共同的性格和品质，这也许就是无形家风的力量吧。
父亲“闰儿”临终前的几个月，我在家陪侍他老人家。为了让他开心，我用戏谑的笔法写了一篇父亲的小传。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其人心地良善，性情平和。一身正气，崇德向善，诚以待人，讷于言而实于行，上尊长辈，下示后代。不喜名利而尤嗜美食。今虽八十有六，疾患在身而此性未改。岂非人生一大乐耶？”
父亲当时已疾病缠身，又患老年痴呆症，看完小传，他老人家露出了蔼然宽和的笑容，提笔哆哆嗦嗦地在那段话后面写下“很好”两个字。对“一身正气，崇德向善，诚以待人”几句，他特别认可。这也是朱家几代人一致的风格，姑且看作是朱家的家风吧。
至情至性，清正为人
有人说朱家在扬州是“名门望族”，其实不是。我的曾祖父、高祖父，当过芝麻小官，朱家最多只是个小康家庭。曾祖父当了十几年的小官吏，深知官场的黑暗和险恶，他希望儿女远离官场，饱读诗书并学有所成，于是借苏东坡“腹有诗书气自华”诗句中“自华”两字给儿子起名。所以祖父朱自清的原名叫朱自华。
祖父不负众望，刻苦读书，终于考上北京大学。随着岁龄增长，祖父觉得光读书是不够的，首先要做好人，于是改名“自清”，意在勉励自己做一个清正之人。
祖父自小酷爱读书。听长辈们讲，他读起书来，可以整天足不出户，吃饭也要别人提醒。在扬州中学念书时，他就把经史子集中的基本典籍读了个遍。但后来，几次家庭变故使朱家家道中落了，无忧无虑的读书时光成为过去式。
中落到什么程度呢？《背影》里有几句话：“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番破败景象，就是祖父朱自清考大学时的光景。这样的生活境遇，使得祖父很小就对穷苦人生活有深切体会。他对下层劳动人民充满同情，这种感情贯穿了他的一生。
比如1923年他在温州教书，亲眼目睹一个几岁的小女孩被卖掉，只卖了7毛钱，为此他写了一篇散文《生命的价格一一七毛钱》。他在文中悲叹道：“她的悲剧是终身的。”后来祖父到清华大学任教，他与学校工友处得很好，平时在路上相遇，他都打招呼。有的时候当差给他送信，他会专门多给当差一点钱。工友们帮他做了什么事，他都很客气地说：“劳驾，谢谢！”大概说得太多，这种习惯居然发展到家里来。有一次祖父叫孩子帮忙倒水，顺口就说：“劳驾，倒杯水。”我的继祖母陈竹隐后来说他：“以后不要这样和孩子讲，显得没有父子情分。”祖父这才注意不在家里用“劳驾”这样的词语。
我有一次去北京看望继祖母，她说扬州人受不了北京冬天的冷，祖父当时只有一床薄被子，冷得不行，躺下以后，让人用绳子把被子绑在脚底下，防止走风。祖父就这样在被子里读书。还有一次，祖父在书店看中—本新版韦伯斯特英语大辞典，定价14元，相当于他一个学期的学杂住宿费。他咬咬牙，把那件在《背影》中出现过的紫毛大衣当了，买了辞典。而那件紫毛大衣，再也没有赎回。
祖父还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唯其如此，他的散文才注满情义，打动人心。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有写父子之爱的《背影》，有写夫妻之情的《给亡妇》，有写儿女之乐的《儿女》。散文家李广田评价《背影》最能代表祖父的为人。这篇文章论行数不满50，论字数不过千五百言，却有历久传诵的感染力，不是靠宏伟的结构或者华丽的文字，只是凭了它的老实和真实感情。这种至情至性，也表现在他平时的为人处世中。
在祖父的日记中，我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字眼：“我太自私了”“过于懒惰”“不够努力”等等。1926年，他亲身经历了“三·一八”惨案，目睹了血雨腥风的场面，后来写成了《执政府大屠杀记》一文，痛斥反动政府的暴行，但他也坦率承认，自己当时有点害怕。对于自己的“由怕而归于木木然”，他自责道：“实在是很可耻的。”这正是他诚朴正直天性的自然表露。
一身正气三兄弟
“北有朱自清，南有朱物华，一文一武，一南一北，双星闪耀”，这是中国知识界、教育界对朱家两兄弟的赞誉。
祖父的二弟朱物华，是我国电子学科和水声学科奠基人、中科院院士，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培养的学生中有杨振宁、邓稼先等。他和兄长朱自清—样，一身正气，热爱祖国，严谨治学。他们两人就连生活中待人接物的方式也很相似。那时候二叔祖已经是一级教授，每个月工资365元，但他只拿300元，说人不能太贪心。
1955年，二叔祖奉调从上海交大去哈尔滨工业大学，走前处理房产，他把自己买的衡山路3层小楼以2000块的低价卖给一对退休夫妻，因为老人拿不出更多的钱了，他很同情这对老人。周围的同事提起这件事，都说二叔祖“迂啊”。
二叔祖80多歲时，交大的领导看他年事已高，给他配了专车。他不肯要，再三推辞，终于拗不过众人，被大家拥进车里。车子载他回家以后，他—下车，便做了一件惊人的事：立即步行返回学校，再步行回家，以此证明“我还有行走能力，不必乘车”的决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二叔祖随政府代表团出国访问，看到有媒体报道，说朱物华教授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还用3个月的时间掌握了俄语。二叔祖大为光火：“胡说八道，我哪有这样的本事！”他让人去和媒体交涉，要求更正。
他有3个孩子，老大考到交大时，他有点不高兴，觉得有瓜田李下的嫌疑，怕别人说他是搞关系，于是宣布另外两个儿子不准考交大。结果一个儿子以第七名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二叔祖还不信，让人打电话问招生办是不是搞错了名字，要求对方务必仔细核对名字。
1989年秋，87岁的二叔祖上班步行途中，被一个冒失的年轻人骑自行车撞倒，头部血流不止，急送医院。交警扣下了年轻人的自行车。年轻人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带着礼品到医院探望，二叔祖只说了一句“不收”，随后挣扎着起来，颤颤巍巍赶到交警队，为年轻人说情：“他不是故意的，把车还给他，以后小心就行了。”拿到车子，二叔祖让年轻人把礼品挂在车把上，说一声“去吧”，对方望着头缠绷带的二叔祖，一时恍惚，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祖父的三弟朱国华，厦门大学法律系毕业，拿全额奖学金，还是学生会主席，抗战胜利后在无锡地方法院担任检察官。
有一次，他在路上遇见一名富商，富商见到他就弯腰鞠躬，他一时没反应过来，富商迅速拿出几根金条往他怀里塞。三叔祖吃了一惊，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这是一位开银楼的商人，有桩官司经叔祖审理获得胜诉，使其免于破产，富商以此表示感谢。三叔祖就说，胜和败都靠法律依据，我没有做什么，东西不能拿。富商掏出一支派克笔，一定要做个纪念。他一看推不掉，转身就走了。
朱家三兄弟都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祖父朱自清病逝前不到两个月，在家境十分艰难、身体极度衰弱的情况下，毅然在拒领美援面粉的声明上签名，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二弟朱物华、三弟朱国华则以另一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家国情怀。1961年，正是国家遭遇自然灾害时期，朱物华时任上海交大副校长，他谢绝国家为他配置的花园住宅，谢绝按规定小车接送的待遇，还多次谢绝增加工资，看病求医也不出示公费卡，节衣缩食，默默地为国家分忧解愁。三弟朱国华，在任之时也是两袖清风、廉洁自守。
家风如水滋养后人
我父亲这辈兄弟姐妹七八个，几乎都继承了祖父、叔祖父的遗风。
我的叔叔朱乔森，是中央党校知名的党史专家、教授。当年，祖父朱自清在拒领面粉的声明上签名后，正是朱乔森亲手退回了面粉票，当时他只有15岁。受祖父影响，他一生十分看重节操、修养，爱国敬业，廉洁奉公。他在生活上非常简朴，除了参加重要活动穿一身西服外，几乎没什么像样的衣服。代步工具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生病戒烟之前，他抽的都是价格最低廉的香烟。但他在对待别人或公家时却表现得非常慷慨。每次为灾区捐款捐物，他几乎是所在教研部里捐得最多的，一次捐款就高达千元。有一次捐衣被，—吓捐了几十件，而且是拖着病弱之躯亲自送到教研部。
1994年，他被查出身患癌症。手术化疗住院期间，他把病房变成了书房、课堂，在病房里读书写作，给博士生讲课。死神逼近时，他几乎已经无力说话了，依然支撑着虚弱的身体，为博士生批改论文。2002年，68岁的他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我的大伯父朱迈先是朱自清的长子。1933年，朱自清把他接到北京，他考上了崇德中学，并在学校入了党。他曾对他的好多同学产生过影响：孙道临、黄宗江、杨振宁。在孙道临、黄宗江的回忆文章里，都曾提到朱迈先。孙道临说自己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在朱迈先鼓励下写的。
2009年我接待杨振宁先生时，他跟我提起朱迈先，说两人是北京崇德中学的好友，他曾专门询问朱迈先的下落。大伯父朱迈先在卢沟桥事变前已经入党，一直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据与他共事八年的抗战老兵谭涛说，朱迈先平时喜欢学习，看进步书报，文化水平很高，有学者风度，没有官僚习气，平等待人，以理服人。他还给同事介绍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后来策动了国民党一个师起义。大伯父曾经说：“以我的职位捞点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不能给父亲脸上抹黑，更不能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老百姓的事。”
我三叔祖的孩子朱韵，小学毕业后因故辍学，十六七岁从上海去云南務农，回城后当车工，自学文化课。1988年，她参加招干考试，此时她正好在上海郊区给一个干部的子弟补课。那位干部说：“报考我们这里的单位吧，我来帮你安排。”她拒绝了，她认为如果考得不好而被录取，这对考得好的人是一种不公平。结果，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中国银行录取。
到了我这一辈，我想说说我的堂兄、朱自清的长孙朱寿康。他大学毕业后，回到母校南宁三中当老师，几乎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还被评为全国师德模范、广西特级教师。多少年过去了，提起朱老师，认识他的老师、学生仍然竖起大拇指。他曾对我说过：“我虽然没有见过祖父，但祖父的人格和品行，是我永远都要学习的。”
或许是家庭规模不够大，或许是族人天各—方过于分散，朱家并没有专门制定家规家训，但是我的前辈们在生活和事业上留下的点点滴滴、枝枝叶叶，像清澈的溪水，一直在滋养着朱家后人。这种家风的传承方式除长辈们讲道理外，更多更主要的是他们行为举止上的率先垂范。
如今，朱家后人中没有做大官的，也没有富豪，都过着平凡普通的生活，但是内心宁静、平凡普通的生活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1925年父亲出生后，祖父朱自清经胡适和俞平伯介绍，到清华学校大学部任教。1927年，父亲被祖父接到北京生活，不幸的是，1929年祖母去世，父亲和两位姑姑回到了扬州，与曾祖父曾祖母生活在一起。父亲一直生活在扬州，直到19岁时离开。
我是在祖父去世11年后才出生的，所以没有见过祖父本人。我对他的了解和认识一开始也是比较模糊的。2004年，我从北方调回扬州，从事文化工作，才开始整理祖父的资料，看他留下的日记，寻访他走过的足迹。
祖父朱自清也是个普通人，他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在生活中有欢乐也有苦恼，有成功也有坎坷。他的兴趣很广泛，嗜好美食，喜欢烫千丝、狮子头、包子点心，特别喜欢吃花生米。他喜爱旅游，对山水格外留恋。他对先生和老师永远保持着一份敬重。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聪明，因而学习总是很努力，从小梦想做一个文学家，到最后真的梦想成真了。
朱家没有明文的家规家训，也没有刻意营造过家风，但是朱家几代人，确实都具有一些共同的性格和品质，这也许就是无形家风的力量吧。
父亲“闰儿”临终前的几个月，我在家陪侍他老人家。为了让他开心，我用戏谑的笔法写了一篇父亲的小传。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其人心地良善，性情平和。一身正气，崇德向善，诚以待人，讷于言而实于行，上尊长辈，下示后代。不喜名利而尤嗜美食。今虽八十有六，疾患在身而此性未改。岂非人生一大乐耶？”
父亲当时已疾病缠身，又患老年痴呆症，看完小传，他老人家露出了蔼然宽和的笑容，提笔哆哆嗦嗦地在那段话后面写下“很好”两个字。对“一身正气，崇德向善，诚以待人”几句，他特别认可。这也是朱家几代人一致的风格，姑且看作是朱家的家风吧。
至情至性，清正为人
有人说朱家在扬州是“名门望族”，其实不是。我的曾祖父、高祖父，当过芝麻小官，朱家最多只是个小康家庭。曾祖父当了十几年的小官吏，深知官场的黑暗和险恶，他希望儿女远离官场，饱读诗书并学有所成，于是借苏东坡“腹有诗书气自华”诗句中“自华”两字给儿子起名。所以祖父朱自清的原名叫朱自华。
祖父不负众望，刻苦读书，终于考上北京大学。随着岁龄增长，祖父觉得光读书是不够的，首先要做好人，于是改名“自清”，意在勉励自己做一个清正之人。
祖父自小酷爱读书。听长辈们讲，他读起书来，可以整天足不出户，吃饭也要别人提醒。在扬州中学念书时，他就把经史子集中的基本典籍读了个遍。但后来，几次家庭变故使朱家家道中落了，无忧无虑的读书时光成为过去式。
中落到什么程度呢？《背影》里有几句话：“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番破败景象，就是祖父朱自清考大学时的光景。这样的生活境遇，使得祖父很小就对穷苦人生活有深切体会。他对下层劳动人民充满同情，这种感情贯穿了他的一生。
比如1923年他在温州教书，亲眼目睹一个几岁的小女孩被卖掉，只卖了7毛钱，为此他写了一篇散文《生命的价格一一七毛钱》。他在文中悲叹道：“她的悲剧是终身的。”后来祖父到清华大学任教，他与学校工友处得很好，平时在路上相遇，他都打招呼。有的时候当差给他送信，他会专门多给当差一点钱。工友们帮他做了什么事，他都很客气地说：“劳驾，谢谢！”大概说得太多，这种习惯居然发展到家里来。有一次祖父叫孩子帮忙倒水，顺口就说：“劳驾，倒杯水。”我的继祖母陈竹隐后来说他：“以后不要这样和孩子讲，显得没有父子情分。”祖父这才注意不在家里用“劳驾”这样的词语。
我有一次去北京看望继祖母，她说扬州人受不了北京冬天的冷，祖父当时只有一床薄被子，冷得不行，躺下以后，让人用绳子把被子绑在脚底下，防止走风。祖父就这样在被子里读书。还有一次，祖父在书店看中—本新版韦伯斯特英语大辞典，定价14元，相当于他一个学期的学杂住宿费。他咬咬牙，把那件在《背影》中出现过的紫毛大衣当了，买了辞典。而那件紫毛大衣，再也没有赎回。
祖父还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唯其如此，他的散文才注满情义，打动人心。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有写父子之爱的《背影》，有写夫妻之情的《给亡妇》，有写儿女之乐的《儿女》。散文家李广田评价《背影》最能代表祖父的为人。这篇文章论行数不满50，论字数不过千五百言，却有历久传诵的感染力，不是靠宏伟的结构或者华丽的文字，只是凭了它的老实和真实感情。这种至情至性，也表现在他平时的为人处世中。
在祖父的日记中，我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字眼：“我太自私了”“过于懒惰”“不够努力”等等。1926年，他亲身经历了“三·一八”惨案，目睹了血雨腥风的场面，后来写成了《执政府大屠杀记》一文，痛斥反动政府的暴行，但他也坦率承认，自己当时有点害怕。对于自己的“由怕而归于木木然”，他自责道：“实在是很可耻的。”这正是他诚朴正直天性的自然表露。
一身正气三兄弟
“北有朱自清，南有朱物华，一文一武，一南一北，双星闪耀”，这是中国知识界、教育界对朱家两兄弟的赞誉。
祖父的二弟朱物华，是我国电子学科和水声学科奠基人、中科院院士，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培养的学生中有杨振宁、邓稼先等。他和兄长朱自清—样，一身正气，热爱祖国，严谨治学。他们两人就连生活中待人接物的方式也很相似。那时候二叔祖已经是一级教授，每个月工资365元，但他只拿300元，说人不能太贪心。
1955年，二叔祖奉调从上海交大去哈尔滨工业大学，走前处理房产，他把自己买的衡山路3层小楼以2000块的低价卖给一对退休夫妻，因为老人拿不出更多的钱了，他很同情这对老人。周围的同事提起这件事，都说二叔祖“迂啊”。
二叔祖80多歲时，交大的领导看他年事已高，给他配了专车。他不肯要，再三推辞，终于拗不过众人，被大家拥进车里。车子载他回家以后，他—下车，便做了一件惊人的事：立即步行返回学校，再步行回家，以此证明“我还有行走能力，不必乘车”的决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二叔祖随政府代表团出国访问，看到有媒体报道，说朱物华教授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还用3个月的时间掌握了俄语。二叔祖大为光火：“胡说八道，我哪有这样的本事！”他让人去和媒体交涉，要求更正。
他有3个孩子，老大考到交大时，他有点不高兴，觉得有瓜田李下的嫌疑，怕别人说他是搞关系，于是宣布另外两个儿子不准考交大。结果一个儿子以第七名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二叔祖还不信，让人打电话问招生办是不是搞错了名字，要求对方务必仔细核对名字。
1989年秋，87岁的二叔祖上班步行途中，被一个冒失的年轻人骑自行车撞倒，头部血流不止，急送医院。交警扣下了年轻人的自行车。年轻人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带着礼品到医院探望，二叔祖只说了一句“不收”，随后挣扎着起来，颤颤巍巍赶到交警队，为年轻人说情：“他不是故意的，把车还给他，以后小心就行了。”拿到车子，二叔祖让年轻人把礼品挂在车把上，说一声“去吧”，对方望着头缠绷带的二叔祖，一时恍惚，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祖父的三弟朱国华，厦门大学法律系毕业，拿全额奖学金，还是学生会主席，抗战胜利后在无锡地方法院担任检察官。
有一次，他在路上遇见一名富商，富商见到他就弯腰鞠躬，他一时没反应过来，富商迅速拿出几根金条往他怀里塞。三叔祖吃了一惊，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这是一位开银楼的商人，有桩官司经叔祖审理获得胜诉，使其免于破产，富商以此表示感谢。三叔祖就说，胜和败都靠法律依据，我没有做什么，东西不能拿。富商掏出一支派克笔，一定要做个纪念。他一看推不掉，转身就走了。
朱家三兄弟都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祖父朱自清病逝前不到两个月，在家境十分艰难、身体极度衰弱的情况下，毅然在拒领美援面粉的声明上签名，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二弟朱物华、三弟朱国华则以另一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家国情怀。1961年，正是国家遭遇自然灾害时期，朱物华时任上海交大副校长，他谢绝国家为他配置的花园住宅，谢绝按规定小车接送的待遇，还多次谢绝增加工资，看病求医也不出示公费卡，节衣缩食，默默地为国家分忧解愁。三弟朱国华，在任之时也是两袖清风、廉洁自守。
家风如水滋养后人
我父亲这辈兄弟姐妹七八个，几乎都继承了祖父、叔祖父的遗风。
我的叔叔朱乔森，是中央党校知名的党史专家、教授。当年，祖父朱自清在拒领面粉的声明上签名后，正是朱乔森亲手退回了面粉票，当时他只有15岁。受祖父影响，他一生十分看重节操、修养，爱国敬业，廉洁奉公。他在生活上非常简朴，除了参加重要活动穿一身西服外，几乎没什么像样的衣服。代步工具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生病戒烟之前，他抽的都是价格最低廉的香烟。但他在对待别人或公家时却表现得非常慷慨。每次为灾区捐款捐物，他几乎是所在教研部里捐得最多的，一次捐款就高达千元。有一次捐衣被，—吓捐了几十件，而且是拖着病弱之躯亲自送到教研部。
1994年，他被查出身患癌症。手术化疗住院期间，他把病房变成了书房、课堂，在病房里读书写作，给博士生讲课。死神逼近时，他几乎已经无力说话了，依然支撑着虚弱的身体，为博士生批改论文。2002年，68岁的他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我的大伯父朱迈先是朱自清的长子。1933年，朱自清把他接到北京，他考上了崇德中学，并在学校入了党。他曾对他的好多同学产生过影响：孙道临、黄宗江、杨振宁。在孙道临、黄宗江的回忆文章里，都曾提到朱迈先。孙道临说自己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在朱迈先鼓励下写的。
2009年我接待杨振宁先生时，他跟我提起朱迈先，说两人是北京崇德中学的好友，他曾专门询问朱迈先的下落。大伯父朱迈先在卢沟桥事变前已经入党，一直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据与他共事八年的抗战老兵谭涛说，朱迈先平时喜欢学习，看进步书报，文化水平很高，有学者风度，没有官僚习气，平等待人，以理服人。他还给同事介绍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后来策动了国民党一个师起义。大伯父曾经说：“以我的职位捞点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不能给父亲脸上抹黑，更不能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老百姓的事。”
我三叔祖的孩子朱韵，小学毕业后因故辍学，十六七岁从上海去云南務农，回城后当车工，自学文化课。1988年，她参加招干考试，此时她正好在上海郊区给一个干部的子弟补课。那位干部说：“报考我们这里的单位吧，我来帮你安排。”她拒绝了，她认为如果考得不好而被录取，这对考得好的人是一种不公平。结果，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中国银行录取。
到了我这一辈，我想说说我的堂兄、朱自清的长孙朱寿康。他大学毕业后，回到母校南宁三中当老师，几乎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还被评为全国师德模范、广西特级教师。多少年过去了，提起朱老师，认识他的老师、学生仍然竖起大拇指。他曾对我说过：“我虽然没有见过祖父，但祖父的人格和品行，是我永远都要学习的。”
或许是家庭规模不够大，或许是族人天各—方过于分散，朱家并没有专门制定家规家训，但是我的前辈们在生活和事业上留下的点点滴滴、枝枝叶叶，像清澈的溪水，一直在滋养着朱家后人。这种家风的传承方式除长辈们讲道理外，更多更主要的是他们行为举止上的率先垂范。
如今，朱家后人中没有做大官的，也没有富豪，都过着平凡普通的生活，但是内心宁静、平凡普通的生活不也是一种幸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