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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翻译的研究总体可分为翻译的过程和结果两大方面。其中，翻译的过程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人的大脑究竟是如何将一种语言符号加以理解并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符号的呢？人类大脑的共性决定了语言符号理解和生成机制具有共性，同时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理解与生成过程也有其特性。语言符号转换的内在过程就是译者进行双语思维的过程，就是语言符号理解和生成机制发生两次甚至多次作用的过程。
[关键词] 思维 语言符号转化 语言编译机制 语言理解机制 语言生成机制
一、翻译的本质过程—译者的思维
在翻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范畴中，什么是翻译的本质过程这个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我们知道，翻译不仅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作品，更有一个复杂的翻译过程。前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在《语言与翻译》一书中曾专门作过阐述，说翻译一词用于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一定过程的结果’，即译文本身；二是指‘翻译过程本身’，即翻译这一动词表示的行为，而这一行为的结果则是上面说过的译文。”[1]可见，忽视翻译过程的翻译理论是不完整、不健全的，对翻译过程进行研究对于完善翻译理论和提高翻译水平都是十分有益的。那么，翻译的过程是什么呢？从表面上看，翻译始于一种语言，终于另一种语言，似乎只是一个语言之间的转换。然而，深究这种转换的实质，我们发现，任何语言转换都是在译者的大脑指挥下发生的，用谭载喜的话说，“从原文到译文的转换都只能在个人的大脑里进行。……真正的转换却似乎只是一刹那即可完成。”[2]人的大脑里是不是存在一个转换机制，“好比铁路的道岔扳子，一扳，某个信息就从一种语言轉移到了另一种语言”[3]？从个体来看，译者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以及翻译态度直接作用于翻译结果，产生出不同风格的作品；
而从整体来看，不论是什么样的翻译，都需要经过译者的思维才能实现语言的转换，并且，由于人脑的共同物质基础，这种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共性，因此，我们认为，“翻译活动的过程，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都是一种思维过程，并且是一种有别于任何其他语言活动的思维过程”。[4]翻译过程，无论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语际转换过程，还是跨文化交际学所说的文化心理的转换过程，其核心和本质都是译者的思维过程。
二、语言信息加工的大脑机制——语言编译机制
从人类现实的思维活动来看，思维处理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而是经过大脑编译的各种符号信息代码。因此，思维内容转化为外部语言以及外部语言转化为主体的思维内容都是经过多次编码和转译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人们开始致力于研究人类生成和理解语言的内部机制，用科学的实验对思维和语言关系问题进行深究。总结当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深入研究思维活动中的语言编译机制，有利于人们更深刻地把握思维操作过程，特别是了解思维活动中语言的理解和生成的过程。
控制论对许多人们无法知道的信息系统的研究提出了“黑箱”方法。人们常常将大脑中的语言和思维转换也看作是黑箱，语言现象就是这个黑箱的输入和输出，黑箱中的操作就是大脑的语言编译机制发生作用的过程。语言编译机制既能生成语言又能理解语言，同时还可以对语言信息进行反馈监视。语言在大脑机制中生成和理解的过程是不同的，它们各自的起点和终点不同，所涉及的大脑区域不同，但各功能区域又是相互联系的。现有研究成果表明，语言的“理解机制大约涉及音位辨别和单独词义识别的颞叶，结构语义理解的布洛卡区及概念语义推导的额叶内侧深部”[5]；而语言的“生成机制大约涉及语篇谋划、动机的额叶，与句法结构产生有关的布洛卡区和生成音位的颞叶”[6]。我们所说的语言编译机制便是语言信息的理解和生成处理的综合。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通过长期的进化获得了潜在的语言能力，遗传机制又使得单个的语言主体具有这种能力。但是，这种天生的语言能力并不是语言活动本身。正如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所认为的，“在人类各种各样的语言中存在着某种普遍的或共同的语法结构即深层结构，它深深地扎根在人的语言能力中，具有天赋的语言编译机能，能够编译自己所不曾见到过和不曾听到过的语句”[7]。从个体来看，这种潜在的语言编译能力使思维的编码和语言与思维的转换成为可能，它是“思维主体的语言编译机制发生的源头”[8]。从人类社会的历史来看，这种潜在的语言编译能力“既是各民族长期的语言编译活动的产物，又是各民族素质进化的积淀物。语言编译能力是主体语言发展的前提和条件”[9]。
语言编译机制的形成不但要有人的潜在的语言能力，而且还要有激发这种能力的人的现实的活动。人的“活动”包括内在活动和外在活动，其中外在活动主要是指对实物的操作活动以及语言交际、文字处理等，而内在活动主要是指主体的内心活动，如语言编译活动的信息处理过程，以及情感活动和非逻辑化的思维活动等。语言编译机制只是大脑内部信息处理过程的一个环节，它的形成又有着一定的特殊性。这主要表现在成人的言语活动是激发儿童形成语言编译能力、语言编译机制的重要条件，并且主体的活动特别是语言活动是语言编译机制发展的动力。随着语言与思维的双向编译过程的频繁进行，主体的语言编译能力日趋成熟。[10]
三、语言编译机制的操作过程
语言编译机制的操作过程即思维和语言在大脑中的相互转化，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思想经过语言编译机制生成外部语言，另一方面，外部语言又通过语言编译机制转化为思维语言并进入现实的思维活动之中，这是语言的理解过程。
1、语言的生成机制
语言的生成主要在大脑的左半球完成。非语言的交际动机转化为语言行为的过程必须根据语言的语法结构将大脑中形成的概念和思想转化为声音或文字。它通常需要经过谋篇和动机概念区、语词概念区、句法结构区、音位区，最后由躯体运动区发出“指令”，发音器官或书写动作便执行这一“指令”。[11]
语言的生成首先要有一定的动机。动机，既是言语交际的心理条件，又是言语表述的起点。在《MIT认知科学百科全书》中还把动机简单地看作是一种“信号”，一座连接语言和思维的桥梁。“虽然这种信号的内容和结构目前还知之甚少，但是它至少应该包括概念分类以及便于区别的各种信息”[12]。具体来说，语言生成的动机包括以下几种：陈述思想、表示愿望、加强接触、表达感情、承诺义务和宣布结论等[13]。
其次，语言生成的过程还包括语法和语音的编码转换，它直接作用于语言信息的转换。其中，语法编码指的是根据语法环境安排、调整并修改所用词语的一种认知机制；语音编码则是根据语音环境安排、调整并修改所用语音的机制。
在人的大脑神经网络中存在着语词概念区、句法结构区和音位区，这些结构是语法编码和语音编码的基础。其中，语词概念散布在神经网络组织中，没有固定的区域。具体物质的概念除了和语言组织连接外，还和视觉、听觉等区域连接。如，概念“烤鸭”既有视觉信息的连接关系，嗅觉信息的连接关系，也有听觉语音的连接关系，听见或看见这个词就会联想到它的形象、气味等特征。句法结构区在左额叶后部下方和布洛卡区。这些部位受伤的患者能够重复单词，但无法连词成句。音位区位于大脑左半球的中央后区下部。[14]
所有这些部位在动机的驱使下协调运作，最终完成语言的生成过程。
2、语言的理解机制
语言的理解包括语音的识别和处理、词汇的识别、组词成句的语法处理，以及语义推导等。
首先，对于话语交际来说，语音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入大脑颞叶两侧，进行语音的识别和处理。
词语的识别可以是单个词或组合结构中语词的识别。颞叶和中央后区之间的联络机制将语音串和语义之间的聯络神经机制激活，便可达到对语词的识别。[15]
单个语词的理解可以不涉及句法，但语词组合的理解却离不开句法结构。研究证明，布洛卡区除了在组词成句的语言发生过程中起作用，同时也在句子理解中起作用。
语言理解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语义推导。经过前面几个环节对语音、语词和句法的理解，最终通过额叶内侧深部达到对语义的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人的语言编译机制并不是一种语言系统。根据当代认知心理学以及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它实际上是由语言符号的“结构模型” 、“意义模型”和“语义表象”所组成的，这三个方面构成了语言编译的三维空间。三者互相制约，共同确定语言的结构和含义，从而能够顺利地把思维内容转化为语言，或者把日常语言分解为几个维度，并编译成适合于人类思维过程的信息代码。
首先，语言的“结构模型”表现语句的顺序和词语的搭配等关系。但它不是具体的句法结构，而只是抽象地表示语句的顺序和搭配。其次，语言的“意义模型”是以信息代码的形式表示、贮存和编译语言意义的系统。它潜在地包含着语词、语句的各种可能的语义关系。最后，“语义表象”是言语的意义在思维活动中所引起的能代表这个意义的感性形象，它实际上是把语言编译成某种更具体、更形象的思维表象，能够更准确更形象地表示语言的含义。这为主体进行形象性思维活动创造了条件。[16]
四、翻译思维的特点和过程
以上，我们简要分析了人类思维的一般过程以及思维和语言在大脑中的转换机制。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外界的客观现实相同之处多于相异之处，人们认识世界的思维过程也是大同小异，所以尽管世界上有几千种不同的语言，但是它们反映的客观现实大致相同，思维过程也大致相同，这是各语言之间能够互译的基础。但同时，地球各地域的自然条件又各有特色，各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认识客观世界的方式也有小异，再加上各种语言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在语言符号的翻译过程中有某些成分不完全可译，甚至完全不可译。但总的来说，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是翻译思维的基础。没有共同的大脑构造和思维规律，没有相同的语言编译机制，人们就不可能用截然不同的语言表达共同的思想，因此，“人类思维所具有的这种内在转译机制是各种不同语言相互转译的基本条件。”[17]
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在其深层发生机制上都必须经过语言符号与思维之间的转化。翻译活动就其本质而言是译者的大脑进行思维的过程、是原文及其他有关方面作用于译者的感官之后，促使译者的大脑进行的一系列思维活动、是大脑中的语言编译机制发生作用的过程、是语言到思维再到语言的转化过程。
但是和人类一般的思维过程相比，翻译思维中的语言编译机制还具有自身的特点，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翻译思维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心理’的语言思维活动”[18]，这就意味着“翻译永远不可能只局限于语内的‘语义-思维’表达活动，它可能永远是一种语际的‘语义-思维’转换表达活动”。[19]这个特点是通过与原文创作的思维过程相比得出的结论。在原文创作中，作者对客观世界进行观察，提取信息，通过语言理解机制的运作，形成自己的理解，这种思维的结果又通过大脑的语言生成机制转化为外部语言，从而进行信息的传递，于是创作就基本完成了。这是语言和思维之间一个单纯的语内转换过程。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创作的过程可以视为“理解——表达”，或者“提取信息——传递信息”。而翻译的思维活动则是在原文作者思维的基础上用原语和译语双语进行的，它没有直接的客观世界作为思维对象，而只能以原文的文字作为自己的思维对象和信息加工的材料，间接地提取信息，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上去。译者的翻译思维过程是译者以主体方式对原作意义把握的过程，其思维建构涉及到双语乃至多语，具有双重性：没有原文就无以产生译文，原文是翻译的客观前提和条件，原语思维是翻译思维的基础和起点；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没有译者对原文进行译语思维并加以译语创作也不会产生译文，译文是译者对原文进行理解并在内部言语阶段加以双语思维后再进行表达的产物。可见，翻译的过程涉及不同语言符号的转换，是一个语际转换的过程，在理解和表达之间有一个双语的“内部言语”过渡过程。傅敬民在《试论翻译的思维建构问题》一文中说到，“翻译活动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理解（感觉、知觉、思维）——思维建构或内部言语的形成——表达。也就是说，当译者完成了理解之后，他必然要先进入思维建构阶段后才能达到表达。”[20]同时，他还提出了翻译的思维建构是双语性甚至多语性的，因而整个翻译过程可以在语言和思维两个层面上描述：
“1.语言层面：原语语言过程→内部言语过程→译语语言过程
2.思维层面：原语思维过程→双语思维过程→译语思维过程”[21]
刘宓庆在《当代翻译理论》中对翻译思维的全过程做了分析，指出“翻译思维的特点是：翻译者所接收到的‘直接现实’是SL的语言信息系统，是SL的语言表层，而不是SL深层的概念。”[22]于是翻译者的任务便是“以SL的表层信息系统为依据，通过自己头脑的判断和推理，解决词语语义系统中的各层次（语法的、逻辑的、修辞的）的关系，进入概念系统，即SL的深层结构”[23]，进而形成内部言语；然后“内部言语经过人脑的言语生成机制，运用语法和惯用法规律加以‘编码’成为语言群体所共用的语言符号系统，通过语音器官发之于外，就是人们所能接收（通过视觉、听觉或触觉器官）的媒介，即语言信息系统”。[24]他同时给出了翻译换码的思维过程：[25]
翻译中的解码—换码模式
奈达也提出过自己的翻译过程模式：[26]
原语译入语
显然，奈达的模式过于简单化，对于最重要的“转换”这一环节没有具体分析，没有抓住翻译的本质问题。要深入挖掘翻译思维的内在转换机制，最重要的一环便是翻译过程中语言与思维的转换过程，即内部言语形成的过渡过程。在翻译过程中，内部言语的形成过程在由原文向译文转化的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
刘祖培在《译学的信息-思维模式》一文中指出“翻译过程与思维运动及信息传递在本质上是同一的”。[27]并认为翻译活动是“一种物质流动、符号系统转换和信息传递的综合过程。”[28]在此过程中，“文本、话语（信源）信号通过译者解码转换成为信息，而后输入译本、译语（信道）进行编码，最终作为思维信息传递到受众（信宿）。……在符号系统转换、信息传递的循环往复过程中，译者作为信道主体，在文本、话语与译本、译语之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译者大脑贮存的文化知识单元相似块始终制约着翻译的全过程。”[29]
刘绍龙提出的翻译意义生成过程为：[30]
本文认为，翻译的思维过程须经历较为复杂的四个阶段：“原语语言符号信息进入译者大脑提取信息语言与思维的转换（运用语言编译机制进行编码的内部言语过渡过程）形成译语语言符号信息”。 其中，“语言与思维的转换”过程中又可细分为“原语语言符号经过编码转化为思维形成短期记忆——大脑从长期记忆中提取贮存的信息——短期记忆与长期记忆的信息相匹配产生理解即内部言语——大脑的语言编译机制再经过编码将内部言语转化为译语语言符号信息”。
我们这里讨论的翻译思维过程是一般的普遍的模式。当然，由于译者具有个体差异，如不同的习惯思维方式、心理条件和不同的原文等，某个译者的某个具体翻译思维过程可能存在特殊性，这里就不再讨论。
参考文献：
[1]引自巴尔胡达罗夫著、蔡毅等编译，1985，《语言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1页。
[2][3] 引自谭载喜，1994，“试论翻译学”，《翻译新论（1983-1992）》，杨自俭、刘学云编，第298页。
[4]转引自蒋素华，1998，“关于翻译过程的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第55页。
[5][6]引自程琪龙编著，2001，《认知语言学概论——语言的神经认知基础》，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53页。
[7][8][9][10]引自王晓升著，1994，《语言与认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参见程琪龙编著，2001，《认知语言学概论——语言的神经认知基础》，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49-51页。
[12]本文译，引自 Wilson, Robert A. & Frank C. Keil，2000，The MIT Encyclopedia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s，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第453页。
[13]这六种划分参见王德春等编著，1997，《神经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第73-74页。
[14][15]参见程琪龙编著，2001，《认知语言学概论——语言的神经认知基础》，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51、52页。
[16]有关语言编译机制中的语言“结构模型”、“意义模型”和“语义表象”的论述参见王晓升著，1994，《语言与认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45-146页。
[17]参见王晓升著，1994，《语言与认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41页。
[18][19]引自劉宓庆著，2001，《翻译与语言哲学》，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376页。
[20][21]引自傅敬民，2002，“试论翻译的思维建构问题”，《译学新探》，杨自俭主编，青岛：青岛出版社，第203\204页。
[22][23][24][25]引自刘宓庆著，1999，《当代翻译理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6]转引自蒋素华，1998，“关于翻译过程的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第55页。
[27][28][29]引自刘祖培，2002，“译学的信息-思维模式”，《译学新探》，杨自俭主编，青岛：青岛出版社。
[30]引自刘绍龙，2007，《翻译心理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第270页。
作者简介：
李 莉（1977—），女，安徽合肥人，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大学英语教学。
[关键词] 思维 语言符号转化 语言编译机制 语言理解机制 语言生成机制
一、翻译的本质过程—译者的思维
在翻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范畴中，什么是翻译的本质过程这个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我们知道，翻译不仅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作品，更有一个复杂的翻译过程。前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在《语言与翻译》一书中曾专门作过阐述，说翻译一词用于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一定过程的结果’，即译文本身；二是指‘翻译过程本身’，即翻译这一动词表示的行为，而这一行为的结果则是上面说过的译文。”[1]可见，忽视翻译过程的翻译理论是不完整、不健全的，对翻译过程进行研究对于完善翻译理论和提高翻译水平都是十分有益的。那么，翻译的过程是什么呢？从表面上看，翻译始于一种语言，终于另一种语言，似乎只是一个语言之间的转换。然而，深究这种转换的实质，我们发现，任何语言转换都是在译者的大脑指挥下发生的，用谭载喜的话说，“从原文到译文的转换都只能在个人的大脑里进行。……真正的转换却似乎只是一刹那即可完成。”[2]人的大脑里是不是存在一个转换机制，“好比铁路的道岔扳子，一扳，某个信息就从一种语言轉移到了另一种语言”[3]？从个体来看，译者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以及翻译态度直接作用于翻译结果，产生出不同风格的作品；
而从整体来看，不论是什么样的翻译，都需要经过译者的思维才能实现语言的转换，并且，由于人脑的共同物质基础，这种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共性，因此，我们认为，“翻译活动的过程，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都是一种思维过程，并且是一种有别于任何其他语言活动的思维过程”。[4]翻译过程，无论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语际转换过程，还是跨文化交际学所说的文化心理的转换过程，其核心和本质都是译者的思维过程。
二、语言信息加工的大脑机制——语言编译机制
从人类现实的思维活动来看，思维处理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而是经过大脑编译的各种符号信息代码。因此，思维内容转化为外部语言以及外部语言转化为主体的思维内容都是经过多次编码和转译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人们开始致力于研究人类生成和理解语言的内部机制，用科学的实验对思维和语言关系问题进行深究。总结当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深入研究思维活动中的语言编译机制，有利于人们更深刻地把握思维操作过程，特别是了解思维活动中语言的理解和生成的过程。
控制论对许多人们无法知道的信息系统的研究提出了“黑箱”方法。人们常常将大脑中的语言和思维转换也看作是黑箱，语言现象就是这个黑箱的输入和输出，黑箱中的操作就是大脑的语言编译机制发生作用的过程。语言编译机制既能生成语言又能理解语言，同时还可以对语言信息进行反馈监视。语言在大脑机制中生成和理解的过程是不同的，它们各自的起点和终点不同，所涉及的大脑区域不同，但各功能区域又是相互联系的。现有研究成果表明，语言的“理解机制大约涉及音位辨别和单独词义识别的颞叶，结构语义理解的布洛卡区及概念语义推导的额叶内侧深部”[5]；而语言的“生成机制大约涉及语篇谋划、动机的额叶，与句法结构产生有关的布洛卡区和生成音位的颞叶”[6]。我们所说的语言编译机制便是语言信息的理解和生成处理的综合。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通过长期的进化获得了潜在的语言能力，遗传机制又使得单个的语言主体具有这种能力。但是，这种天生的语言能力并不是语言活动本身。正如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所认为的，“在人类各种各样的语言中存在着某种普遍的或共同的语法结构即深层结构，它深深地扎根在人的语言能力中，具有天赋的语言编译机能，能够编译自己所不曾见到过和不曾听到过的语句”[7]。从个体来看，这种潜在的语言编译能力使思维的编码和语言与思维的转换成为可能，它是“思维主体的语言编译机制发生的源头”[8]。从人类社会的历史来看，这种潜在的语言编译能力“既是各民族长期的语言编译活动的产物，又是各民族素质进化的积淀物。语言编译能力是主体语言发展的前提和条件”[9]。
语言编译机制的形成不但要有人的潜在的语言能力，而且还要有激发这种能力的人的现实的活动。人的“活动”包括内在活动和外在活动，其中外在活动主要是指对实物的操作活动以及语言交际、文字处理等，而内在活动主要是指主体的内心活动，如语言编译活动的信息处理过程，以及情感活动和非逻辑化的思维活动等。语言编译机制只是大脑内部信息处理过程的一个环节，它的形成又有着一定的特殊性。这主要表现在成人的言语活动是激发儿童形成语言编译能力、语言编译机制的重要条件，并且主体的活动特别是语言活动是语言编译机制发展的动力。随着语言与思维的双向编译过程的频繁进行，主体的语言编译能力日趋成熟。[10]
三、语言编译机制的操作过程
语言编译机制的操作过程即思维和语言在大脑中的相互转化，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思想经过语言编译机制生成外部语言，另一方面，外部语言又通过语言编译机制转化为思维语言并进入现实的思维活动之中，这是语言的理解过程。
1、语言的生成机制
语言的生成主要在大脑的左半球完成。非语言的交际动机转化为语言行为的过程必须根据语言的语法结构将大脑中形成的概念和思想转化为声音或文字。它通常需要经过谋篇和动机概念区、语词概念区、句法结构区、音位区，最后由躯体运动区发出“指令”，发音器官或书写动作便执行这一“指令”。[11]
语言的生成首先要有一定的动机。动机，既是言语交际的心理条件，又是言语表述的起点。在《MIT认知科学百科全书》中还把动机简单地看作是一种“信号”，一座连接语言和思维的桥梁。“虽然这种信号的内容和结构目前还知之甚少，但是它至少应该包括概念分类以及便于区别的各种信息”[12]。具体来说，语言生成的动机包括以下几种：陈述思想、表示愿望、加强接触、表达感情、承诺义务和宣布结论等[13]。
其次，语言生成的过程还包括语法和语音的编码转换，它直接作用于语言信息的转换。其中，语法编码指的是根据语法环境安排、调整并修改所用词语的一种认知机制；语音编码则是根据语音环境安排、调整并修改所用语音的机制。
在人的大脑神经网络中存在着语词概念区、句法结构区和音位区，这些结构是语法编码和语音编码的基础。其中，语词概念散布在神经网络组织中，没有固定的区域。具体物质的概念除了和语言组织连接外，还和视觉、听觉等区域连接。如，概念“烤鸭”既有视觉信息的连接关系，嗅觉信息的连接关系，也有听觉语音的连接关系，听见或看见这个词就会联想到它的形象、气味等特征。句法结构区在左额叶后部下方和布洛卡区。这些部位受伤的患者能够重复单词，但无法连词成句。音位区位于大脑左半球的中央后区下部。[14]
所有这些部位在动机的驱使下协调运作，最终完成语言的生成过程。
2、语言的理解机制
语言的理解包括语音的识别和处理、词汇的识别、组词成句的语法处理，以及语义推导等。
首先，对于话语交际来说，语音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入大脑颞叶两侧，进行语音的识别和处理。
词语的识别可以是单个词或组合结构中语词的识别。颞叶和中央后区之间的联络机制将语音串和语义之间的聯络神经机制激活，便可达到对语词的识别。[15]
单个语词的理解可以不涉及句法，但语词组合的理解却离不开句法结构。研究证明，布洛卡区除了在组词成句的语言发生过程中起作用，同时也在句子理解中起作用。
语言理解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语义推导。经过前面几个环节对语音、语词和句法的理解，最终通过额叶内侧深部达到对语义的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人的语言编译机制并不是一种语言系统。根据当代认知心理学以及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它实际上是由语言符号的“结构模型” 、“意义模型”和“语义表象”所组成的，这三个方面构成了语言编译的三维空间。三者互相制约，共同确定语言的结构和含义，从而能够顺利地把思维内容转化为语言，或者把日常语言分解为几个维度，并编译成适合于人类思维过程的信息代码。
首先，语言的“结构模型”表现语句的顺序和词语的搭配等关系。但它不是具体的句法结构，而只是抽象地表示语句的顺序和搭配。其次，语言的“意义模型”是以信息代码的形式表示、贮存和编译语言意义的系统。它潜在地包含着语词、语句的各种可能的语义关系。最后，“语义表象”是言语的意义在思维活动中所引起的能代表这个意义的感性形象，它实际上是把语言编译成某种更具体、更形象的思维表象，能够更准确更形象地表示语言的含义。这为主体进行形象性思维活动创造了条件。[16]
四、翻译思维的特点和过程
以上，我们简要分析了人类思维的一般过程以及思维和语言在大脑中的转换机制。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外界的客观现实相同之处多于相异之处，人们认识世界的思维过程也是大同小异，所以尽管世界上有几千种不同的语言，但是它们反映的客观现实大致相同，思维过程也大致相同，这是各语言之间能够互译的基础。但同时，地球各地域的自然条件又各有特色，各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认识客观世界的方式也有小异，再加上各种语言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在语言符号的翻译过程中有某些成分不完全可译，甚至完全不可译。但总的来说，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是翻译思维的基础。没有共同的大脑构造和思维规律，没有相同的语言编译机制，人们就不可能用截然不同的语言表达共同的思想，因此，“人类思维所具有的这种内在转译机制是各种不同语言相互转译的基本条件。”[17]
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在其深层发生机制上都必须经过语言符号与思维之间的转化。翻译活动就其本质而言是译者的大脑进行思维的过程、是原文及其他有关方面作用于译者的感官之后，促使译者的大脑进行的一系列思维活动、是大脑中的语言编译机制发生作用的过程、是语言到思维再到语言的转化过程。
但是和人类一般的思维过程相比，翻译思维中的语言编译机制还具有自身的特点，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翻译思维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心理’的语言思维活动”[18]，这就意味着“翻译永远不可能只局限于语内的‘语义-思维’表达活动，它可能永远是一种语际的‘语义-思维’转换表达活动”。[19]这个特点是通过与原文创作的思维过程相比得出的结论。在原文创作中，作者对客观世界进行观察，提取信息，通过语言理解机制的运作，形成自己的理解，这种思维的结果又通过大脑的语言生成机制转化为外部语言，从而进行信息的传递，于是创作就基本完成了。这是语言和思维之间一个单纯的语内转换过程。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创作的过程可以视为“理解——表达”，或者“提取信息——传递信息”。而翻译的思维活动则是在原文作者思维的基础上用原语和译语双语进行的，它没有直接的客观世界作为思维对象，而只能以原文的文字作为自己的思维对象和信息加工的材料，间接地提取信息，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上去。译者的翻译思维过程是译者以主体方式对原作意义把握的过程，其思维建构涉及到双语乃至多语，具有双重性：没有原文就无以产生译文，原文是翻译的客观前提和条件，原语思维是翻译思维的基础和起点；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没有译者对原文进行译语思维并加以译语创作也不会产生译文，译文是译者对原文进行理解并在内部言语阶段加以双语思维后再进行表达的产物。可见，翻译的过程涉及不同语言符号的转换，是一个语际转换的过程，在理解和表达之间有一个双语的“内部言语”过渡过程。傅敬民在《试论翻译的思维建构问题》一文中说到，“翻译活动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理解（感觉、知觉、思维）——思维建构或内部言语的形成——表达。也就是说，当译者完成了理解之后，他必然要先进入思维建构阶段后才能达到表达。”[20]同时，他还提出了翻译的思维建构是双语性甚至多语性的，因而整个翻译过程可以在语言和思维两个层面上描述：
“1.语言层面：原语语言过程→内部言语过程→译语语言过程
2.思维层面：原语思维过程→双语思维过程→译语思维过程”[21]
刘宓庆在《当代翻译理论》中对翻译思维的全过程做了分析，指出“翻译思维的特点是：翻译者所接收到的‘直接现实’是SL的语言信息系统，是SL的语言表层，而不是SL深层的概念。”[22]于是翻译者的任务便是“以SL的表层信息系统为依据，通过自己头脑的判断和推理，解决词语语义系统中的各层次（语法的、逻辑的、修辞的）的关系，进入概念系统，即SL的深层结构”[23]，进而形成内部言语；然后“内部言语经过人脑的言语生成机制，运用语法和惯用法规律加以‘编码’成为语言群体所共用的语言符号系统，通过语音器官发之于外，就是人们所能接收（通过视觉、听觉或触觉器官）的媒介，即语言信息系统”。[24]他同时给出了翻译换码的思维过程：[25]
翻译中的解码—换码模式
奈达也提出过自己的翻译过程模式：[26]
原语译入语
显然，奈达的模式过于简单化，对于最重要的“转换”这一环节没有具体分析，没有抓住翻译的本质问题。要深入挖掘翻译思维的内在转换机制，最重要的一环便是翻译过程中语言与思维的转换过程，即内部言语形成的过渡过程。在翻译过程中，内部言语的形成过程在由原文向译文转化的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
刘祖培在《译学的信息-思维模式》一文中指出“翻译过程与思维运动及信息传递在本质上是同一的”。[27]并认为翻译活动是“一种物质流动、符号系统转换和信息传递的综合过程。”[28]在此过程中，“文本、话语（信源）信号通过译者解码转换成为信息，而后输入译本、译语（信道）进行编码，最终作为思维信息传递到受众（信宿）。……在符号系统转换、信息传递的循环往复过程中，译者作为信道主体，在文本、话语与译本、译语之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译者大脑贮存的文化知识单元相似块始终制约着翻译的全过程。”[29]
刘绍龙提出的翻译意义生成过程为：[30]
本文认为，翻译的思维过程须经历较为复杂的四个阶段：“原语语言符号信息进入译者大脑提取信息语言与思维的转换（运用语言编译机制进行编码的内部言语过渡过程）形成译语语言符号信息”。 其中，“语言与思维的转换”过程中又可细分为“原语语言符号经过编码转化为思维形成短期记忆——大脑从长期记忆中提取贮存的信息——短期记忆与长期记忆的信息相匹配产生理解即内部言语——大脑的语言编译机制再经过编码将内部言语转化为译语语言符号信息”。
我们这里讨论的翻译思维过程是一般的普遍的模式。当然，由于译者具有个体差异，如不同的习惯思维方式、心理条件和不同的原文等，某个译者的某个具体翻译思维过程可能存在特殊性，这里就不再讨论。
参考文献：
[1]引自巴尔胡达罗夫著、蔡毅等编译，1985，《语言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1页。
[2][3] 引自谭载喜，1994，“试论翻译学”，《翻译新论（1983-1992）》，杨自俭、刘学云编，第298页。
[4]转引自蒋素华，1998，“关于翻译过程的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第55页。
[5][6]引自程琪龙编著，2001，《认知语言学概论——语言的神经认知基础》，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53页。
[7][8][9][10]引自王晓升著，1994，《语言与认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参见程琪龙编著，2001，《认知语言学概论——语言的神经认知基础》，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49-51页。
[12]本文译，引自 Wilson, Robert A. & Frank C. Keil，2000，The MIT Encyclopedia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s，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第453页。
[13]这六种划分参见王德春等编著，1997，《神经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第73-74页。
[14][15]参见程琪龙编著，2001，《认知语言学概论——语言的神经认知基础》，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51、52页。
[16]有关语言编译机制中的语言“结构模型”、“意义模型”和“语义表象”的论述参见王晓升著，1994，《语言与认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45-146页。
[17]参见王晓升著，1994，《语言与认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41页。
[18][19]引自劉宓庆著，2001，《翻译与语言哲学》，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376页。
[20][21]引自傅敬民，2002，“试论翻译的思维建构问题”，《译学新探》，杨自俭主编，青岛：青岛出版社，第203\204页。
[22][23][24][25]引自刘宓庆著，1999，《当代翻译理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6]转引自蒋素华，1998，“关于翻译过程的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第55页。
[27][28][29]引自刘祖培，2002，“译学的信息-思维模式”，《译学新探》，杨自俭主编，青岛：青岛出版社。
[30]引自刘绍龙，2007，《翻译心理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第270页。
作者简介：
李 莉（1977—），女，安徽合肥人，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大学英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