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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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6日晚上的伦敦,和平时的周末夜晚没什么不同,安逸而平静。我调小了电脑里播放的维瓦尔第《四季》的音量,泡上一杯伯爵红茶,手里捧着英国著名作家安德鲁·玛的《现代英国史》开始阅读。
  花了两个小时读了一部分,有些感觉到,其实手中这本600多页的作品大部分就像它所描述的英国社会一样,严谨而缺乏新意。不过,书中描写“英国病”的一段还算有点意思,看看战后英国的逐步衰退,再想想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颇让人有些感触。
  然而10点半左右,天空新闻台在屏幕下方蹦出一个红色的滚动条来:伦敦北部的托特纳姆发生骚乱,两辆警车被点燃。
  虽然今年以来在电视上已经看惯了示威人群与警察发生冲突的消息,但那是在开罗、大马士革或雅典,在伦敦这样平静的社会里,有几百人聚在一起闹事,甚至袭警可是有几十年没发生过了。
  托特纳姆的火光不仅烧毁了两辆警车,也烧毁了这个城市安宁的神话。看来这个周末,伦敦注定不会平静。而自从开始看到暴乱的消息后,《现代英国史》就被我放在了一边。不过,“英国病”这个词却是牢牢记住了。
  所谓“英国病”,指的是有自我毁灭倾向的民族怀疑悲观情绪。这种“病”起初是由英国精英阶层中所谓的舆论制造者们散布的,他们自以为知道什么是大家的最佳选择。“病症”表现为:总喜欢轻视自己的国家,赞扬别的国家;贬低自己的成就,羡慕别人的成就;蔑视自己的国家制度,赞许其他民族的制度……另外一个层面上,二战结束后英国经济出现了滞胀状态,而且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三十年,英国在世界列强中的地位下降,人们通常称它作“英国病”或“英国的衰退”。
  8月9日早上看报纸,发现《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头版都用了同一张照片:一名女子因公寓被纵火,而不得不跳楼逃生。照片背景中熊熊的火光,空中无助的身影,都让这张骚乱的标志图片浓缩反映了伦敦在过去两天里发生的一切。
  在伦敦西区,我曾看过一出名叫《舞动人生》的音乐剧,该剧的开头就是抗议人群与警方发生冲突,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骚乱。而在8月7日和8日两天,舞台上的一切都眼睁睁地在伦敦街头的现实中上演。
  我还清楚地记得,不到两周前,在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上举行奥运倒计时一周年时,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当着数万人自信满满地喊出了“最好的城市,最好的奥运”的口号。现在看来,那样的宣言简直变成了一个笑话。身边的人都在担心,整个伦敦正在陷入一个无法无天的夏天而无法自拔。
  伦敦街头燃烧的照片在全球广为传播,这也使得英国政府大为尴尬。警方失去了对首都一些地区的控制,尽管调集了数以千计的警力,但他们并不能阻止成群结伙的暴徒抢劫商店,点燃房屋和车辆。英国警方甚至拿出了对付恐怖分子的劲头来进行“平乱”,而他们的对手则只是一大群陷入狂躁的年轻人,有的甚至还不满十岁。
  其实几年前刚到英国时,就有人告诫我说,最好离那些穿着帽衫、哼着古怪旋律、手臂上露出一点文身的年轻人远点,他们都是青春狂躁症患者,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对身边的人进行无差别攻击。听了朋友的劝告,我一直对这类人敬而远之。虽然我没招惹他们,可这次骚乱却也亲眼见到了这些青年巨大的破坏力。
  显然,英国青年并不都像哈利·波特那样温文尔雅并充满正义感,他们转眼就会让伏地魔控制了心灵。可如果说半年前看到埃及和希腊等国的人上街游行,还是有明确诉求的话,那么现在英国这些青年人上街制造骚乱,更多是出于无聊,而非绝望;更多是出于精神空虚,而非谋求变革。
  骚乱者似乎没有那么明确的目标,尽管零售店看上去像是受到集中攻击的对象。那些骚乱分子只盯着酒、电器、服装和体育用品,年轻人们呼朋引伴,兴高采烈地砸开橱窗,带走电视机、运动鞋等任何看得上眼的物品,有人甚至还嬉笑着将满满一购物车的东西搬回家。其实这些行为就像是我在5岁时,也有过打劫糖果店的想法—不过,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竟然把它变成了现实。
  其实,物质和沮丧带来的无畏与盲动,不正是典型的“英国病”吗?
  8月9日下午,我决定去曾发生过骚乱的区域看看,切身感受一下“英国病”的影响。当得知我这个想法后,不少朋友都觉得有些疯狂。
  有人苦口婆心地告诉我,如果执意要去,最好还是带点家伙防身。据统计,几天来英国亚马逊网站上棒球棒、警棍与雪铲等商品销量剧增。这当然不会是因为棒球迷的购买力集体井喷,看看一些商品介绍就会一目了然。一个卖棒球棒的商户在产品简介里写道:“这根球棒用起来十分趁手,适合所有保护自己财产的英国人。其符合人类工程学的手柄使它能轻松打碎膝盖骨、头骨或任何其他类型的骨头。我个人建议您再买一双手套,以便握得更紧。”
  我当然不会带着棒球棒上街,否则很可能率先成为那1.6万名警察中某位的目标。但必要的谨慎却是不可少的,我把手机的快捷键全部设成了紧急号码“999”,这样至少可以一有情况就报警求助。然而等到了卡姆登漫步在街头时,才发现自己实在有些过度紧张,因为这里看上去和以往没什么不同。一样充斥着喧嚣的音乐,一样挤满了各式各样奇装异服的年轻人,可能唯一的区别就是多了几个巡逻的警察。
  虽然伦敦市长可以在一天之内就把骚乱后的街道打扫干净,但想抚平骚乱后人们受惊的心灵却需要更长的时间。更何况现在人们还处于反思阶段—还在对“英国病”进行会诊,暂时谈不上疗伤。
  8月9日照片中跳楼逃生的主角、32岁的波兰人莫妮卡就认为英国病得不轻:“我原先以为英国是一个文明国家,但现在病了。在遭到暴徒和小偷的袭击后,我不得不跳楼逃生。他们很高兴看到我死去,就像是贪婪自私的动物。”她的看法得到了英国官方的认同,因为英国首相卡梅伦也承认,骚乱表明英国社会在某些方面真的“生病了”。
  英国确实病得不轻,面临国力衰退和经济低迷风刀霜剑的紧逼,帝国寥落的背景在夕阳的余晖中被不断揪长,虽然可以用王子大婚的狂欢和对奥运会的期盼进行自我麻痹,可只要抬头往前,很多人看到的只是无边的黑暗。这种自我怀疑腐蚀着人们对制度的认可,使国家被进一步削弱。这个社会在面对战争的灾难时曾经具有很高的抗御力,可是在面临和平时期的失望时却缺乏相应的精神力量。失望情绪导致年轻人沉湎于自哀自怜和妄自菲薄,曾经对多元文化宽容的优良传统已经蜕变为走向虚无主义的新倾向。
  其实类似的骚乱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出现,当时为了治愈“英国病”,“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花了整整十年时间。现在又见“英国病”,不知治愈之时还要等上几年。
  
  现在英国这些青年人上街制造骚乱,更多是出于无聊,而非绝望;更多是出于精神空虚,而非谋求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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