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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德克·巴莱》在台湾上映的第一天，42岁的导演魏德圣没有像往常一般，骑着摩托车，送老婆去银行上班。他也没有偷偷去戏院观察票房，因为“走到哪里都会被认出来”。
当他确定票房大好，在傍晚时分，来到台北最大的影城“信义威秀”答谢观众，他从新光三越过马路走到戏院的路上，甚至当他只是站在厕所门口等待，都有十几台摄影机包围着他。强烈的灯光让他渗出汗来，认出他的民众举起手机拍照，惊呼“魏德圣！”之余，还加了一句：“他怎么这么小一只！”
在《小导演失业日记》中，魏德圣说，由于他瘦弱，别人常轻视他，不知道他有颗狮子的心。而在《赛德克·巴莱》上映后，全世界都知道了这颗狮子心。这位“失业小导演”、虔诚的基督教徒，不仅有霸气，还能坚持，为了拍摄《赛德克·巴莱》，他等了12年，即便是票房大热的《海角七号》，也只是一个过渡的中场而已。
在《赛德克·巴莱》的拍摄中，虽然有许多“天使”愿意借钱资助，但资金缺口似乎永远都补不足，剧组曾连薪水都发不出，工作人员也罢过工。导演陈国富曾与魏德圣合作过《双瞳》，他半开玩笑地说，魏德圣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把这段历史讲出来，“上面的那位（上帝）或许告诉了他什么，那是我们一般人不能理解的。”
为信仰而战
《赛德克·巴莱》讲述的是发生在1930年10月27日的“雾社事件”。当时，离1895年清廷割让台湾给日本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雾社事件”是台湾日治期间最后一次武装抗日行动，台湾总督府理蕃政策遭到挑战，且因此事件的处理方式遭日本帝国议会强烈质疑，台湾总督石冢英藏与总务长官人见次郎等人遭撤换。
“雾社事件”的导火索是，1930年10月7日上午，日本巡查吉村克己等人经过马赫坡社，当时社中正举行婚宴，吉村等人受邀进去参观。吉村与男子达多·莫那产生摩擦，并用手杖打了达多·莫那的手。这是对达多·莫那的侮辱，进而达多·莫那殴打了吉村。事后，马赫坡社头领莫那·鲁道担心受到严惩，也担心自己的位置被取代，于是利用族人不满，决定起事。莫那·鲁道作为领导者曾被送往日本“参观”，与日本殖民者打交道数十年，他明白一旦起义，除了赴死别无他途。但他的族人坚持要反，他最后还是认可了他们。
莫那原本希望11社共同参与，但最后只有6社参加。举事的日子定在10月27日，当天是雾社每年举行盛会的日子，辖下的十个学校和教育所，集合在雾社公学校举行各种活动。当时来参加的日本人有200多人。当日上午8时，雾社族人袭击在雾社公学校的日本人，军警、妇女儿童几乎被杀尽。据统计，日本人共死亡139人。
但很快，日本军警迅速赶到，从10月28日开始至12月26日镇压结束，参与起事的6社总人口1234人中，共死亡644人，几乎减少一半。在镇压过程中，日方可能使用了毒气，并动用飞机进行轰炸。另外，日方还利用“味方番”一起镇压6社，“味方番”就是和日本人关系友好的少数民族，也就是所谓“以夷制夷”、“以番制夷”，诱使有山林作战经验的少数民族讨伐族人，当时的价格是，男丁人头100元，女人30元，儿童20元。1931年4月，“味方番”道泽社在日本当局的纵容下，大举袭击了“雾社事件”的幸存者，杀害6社族人214人，导致“反抗番”人口最后仅剩298人，这些人后又被强制迁居到川中岛。这就是所谓“第二次雾社事件”。
在起事过程中，莫那·鲁道率领番丁和家人逃到马赫坡岩窟，在杀死家人后，莫那独自在深山自尽。其长子达多和次子巴索继续奋战，最后拒绝归降也都自杀身亡。“雾社事件”成为当时日本殖民政府“理蕃”的一个转折点，给了正举杯庆祝第一个殖民地成功经营的日本当头一棒。
1998年，魏德圣通过邱若龙绘制的“雾社事件”调查报告漫画，了解到跟小学教科书不一样的“雾社事件”，立即动念将“雾社事件”改拍成电影。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落败，国民党政权统治台湾后，尽管将莫那·鲁道视为抗日英雄写入课本，却从未解释他抗日的理由，因为对国民党而言，“抗日”本是天经地义的事。粗梳的历史书写，如果没有人干预，莫那·鲁道和“雾社事件”难逃被遗忘的命运。
当时还是一个穷酸小导演的魏德圣，开始收集资料，写剧本，其间，邱若龙拿起摄影机拍摄纪录片《Gaya─1930年的雾社事件与赛德克族》，魏德圣不支薪参与了拍摄。和邱若龙在一起工作，魏德圣学习并了解了原住民的部落、历史、传统、人物。尽管这部纪录片在次年的金马奖上引起的关注有限，但对魏德圣却意义非凡，因为它奠定了《赛德克·巴莱》的基础和切入点。
而正在此时，魏德圣还发现了由文史工作者邓相扬撰写的《雾社事件》一书。邓相扬当时是南投埔里的医检师，曾帮一位“雾社事件”的遗族原住民看病。两人聊天之际，邓相扬产生了兴趣，决心深入研究。他花费十余年进行田野调查、搜集史料，完成了《雾社事件》。书中详列1930年10月27日前后发生的事，巨细靡遗的人物、时事年表，让魏德圣进一步建立了《赛》片的完整架构。
为什么魏德圣对“雾社事件”如此执著？如果只是多年的积怨引发反抗，这样的电影已经很多，恐怕不足以让魏德圣这么坚持一定要拍这部电影。后来出任《赛德克·巴莱》文化历史顾问的邓相扬是第一个从信仰角度解释莫那·鲁道抗日的学者。邓相扬认为，本身是虔诚基督教徒的魏德圣，一定是被赛德克族的精神力量强烈撼动了。魏德圣在一次解释拍片缘起时的一段话，也印证了邓相扬的猜测：“全世界英雄主义都在争自由，身体的自由，生存的自由。可是这个族群很特别，他们反而是在一个最安定的年代作这个反抗，他们要的是灵魂的自由，他们要的是延续传统信仰与文化的自由。”
“面对历史”的野心
发生“雾社事件”时，日本对台湾的统治基础已经非常稳固，雾社甚至还是日本人锐意经营的“模范部落”。在电影《赛德克·巴莱》中，“雾社事件”发生时，一向对赛德克族态度友好的日本警察小岛源治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却都在雾社公学校遇害，他不禁愤怒地吶喊：“我对你们不好吗？这就是你们报答我的方式吗？”
在日本人统治山地部落时期，可谓用心良苦，日本政府先以武力迫使台湾高山族归顺，取得统治权后，随即将现代文明引进山地，于各个山地部落广设“蕃童教育所”与“蕃人公学校”，由官方出资，免费入学，鼓励蕃童就学，希望透过教育的方式，引导山地部落迈向文明社会。
根据日本政府统计，至1926年（昭和元年）时，台湾高山族儿童就学率已达71.8%，而当时台湾人（汉族）儿童的就学率仅28.4%。
日本人教导赛德克族的孩子，赛德克族的猎人头及文面，是不文明的野蛮行为，恶习必须革除。日本人教育赛德克族人，在山林打猎是原始落伍的生存方式，必须学习新的耕种技术，才能改善生活，迈向文明社会。日本人没收猎枪，缩减猎场，禁止各社之间彼此仇杀。
异族带来的文明与价值，却消灭了部族传统的文化史，随之而来的是民族尊严的失落与生命的茫然。莫那·鲁道认为，再过二十年，恐怕就没有真正的赛德克人，大家都变成日本人了。“雾社事件”看似偶然发生，其实仇恨早已埋下。“赛德克·巴莱可以输掉身体，但是一定要赢得灵魂！”魏德圣说，“在一般人眼中，这是一场必死的抗争，但在赛德克人眼中，这是一场可以赢得灵魂的自由之役。”
魏德圣的野心在于“面对历史”，“我们怎么不去问当事人的动机？只追究是不是做过不对的事，这样其实把人性的规格弄得太小了。大家不妨回到1930年代那个时空背景，当你的世界只有族人和异族人，只有传统信仰时，面对异族压迫，你会怎么作判断？设身处地去想，就会了解为什么他们会做出那些事。”
也因为魏德圣选择忠实于历史，而非美化历史，因此他将“出草”（也称猎人头，意指将敌人的头颅割下的行为，泰雅语称mgaya“姆嘎亚”）的习俗、原住民不同部落的斗争杀戮，以及莫那·鲁道的性格缺陷都呈现在电影中。
影片中过多的暴力镜头，也引来不少非议，观众难以理解，战争尚未开始，妇女孩子们就聚集在树下自尽，即便可以接受战士在战场上砍人头，也无法接受赛德克小孩把无辜的日本妇女与小孩，甚至连自己的日本老师都给“出草”了。有影评评价《赛德克·巴莱》是一部“以拳头和刀剑为手段从头打到尾的故事”，一颗颗日本人的头颅落地，一次次受辱后的隐忍和爆发。
“我们必须从当时的文化与环境来理解‘出草’。狩猎是为了生存，猎杀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邱若龙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这是魏德圣对赛德克族传统的尊重，“人类任何文明都有杀戮，赛德克人其实对敌人和善：生前是敌人，死后猎头挂在家屋供养、一起喝酒吃肉，敌人的灵魂成为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永远的朋友，这是族人与敌人和解的方式。”
赛德克族遵奉Gaya，Gaya是族人共同遵守的律法、宇宙观，也是最高指导原则，无法解决的争端以“出草”（猎人头）方式执行Gaya，族人们相信Gaya会站在正义一方。赛德克族坚信奉行Gaya才能成为“赛德克·巴莱”（真正的人）。赛德克族男子要有狩猎技巧、成功“出草”后在下巴文颐纹，女人要会编织、在两颊刺颊纹。带有文面者，死后灵魂才能越过彩虹桥回到祖先的灵界，成为善灵庇护族人。若违反Gaya者，有可能会遭到灾难或横死，死后成为恶灵与游魂，不能越过彩虹桥，还会继续危害族人。
赛德克族后代认为根据Gaya祖训，莫那·鲁道绝不会杀自己人。《赛德克·巴莱》总顾问郭明正来自清流部落，是抗暴六社里马赫坡社的后裔子孙，魏德圣在拍摄这场戏前，郭曾告知他，若拍出莫那·鲁道枪杀老婆与孙子，会引发族人抗议。
魏德圣认为，我们都能接受“为了和平，我们必须战斗！”，那么“为了恢复Gaya，必须先破坏Gaya”，又有什么难以理解之处？但他还是以较隐晦的方式处理这场戏。邓相扬也质疑，帮小孩上吊，或把婴儿扔下悬崖，不也是违反Gaya？为何枪杀就不行。
魏德圣想要传达的不是“对立”，而是“化解”与“沟通”。日本人，一个信仰太阳的族群，坚守宁愿失去自我的生命也要捍卫名誉的武士精神；赛德克族，一个信仰彩虹的族群，他们相信生前要克尽身为男人与女人的职责，死后才能以脸上的文面获得灵魂的永生。
“信仰彩虹的族群和信仰太阳的族群为了彼此的信仰而战，但他们却忘记了，其实他们信仰的是同一片天空，他们的精神其实是相通的。”这就是魏德圣想在这部电影里传达的重点。
从过去想想未来
在《赛德克·巴莱》中，原住民自己也在互相杀害。观众不了解他们的新仇旧恨，也看不出部族服饰的差异，根本搞不清楚哪一族在杀哪一族，以及为什么有人宁愿跟日本人站在同一边。
雾社地区的原住民有泰雅族、赛德克族与布农族，而赛德克族又分为德克达亚群、道泽群与托洛库群。每个群又有少则五个，多则三十个部落。莫那·鲁道是德克达亚群马赫坡社这个部落的头目，铁木·瓦力斯领导道泽群势力最大的屯巴拉社，并成为赛德克道泽群的总头目。道泽群与德克达亚群之间长年有猎场的纷争，双方长期各据一方，势不两立。
最近几十年来，在国民党的诠释下，受日本威逼利诱而帮忙围剿莫那·鲁道的铁木·瓦力斯被贴上“亲日”标签。为了不让观众把铁木·瓦力斯视为反派，魏德圣不用素人，而是找正派形象的马志翔饰演这个角色，一开始就扭转了观众的思维。然而就连自己是赛德克族道泽群后代的马志翔，也无法完全认同这位祖先，在接演前非常挣扎。
“因为铁木·瓦力斯成为‘味方番’（受日本人胁迫袭击族人的原住民），所以他就是坏人吗？这部电影要谈的是不同立场所面临的不同抉择。”魏德圣以此说服马志翔。当时原住民效忠的是部落而非国家，德克达亚群抢夺猎场带来生存威胁，一样也是道泽群的敌人。
铁木·瓦力斯在下集片尾的浅溪大战是一场重头戏，魏德圣思考的不只是打斗精彩，还有，“要怎样让观众在看族人互相杀戮的过程中，感受到每一位角色的立场？他们又是为了什么而战？是信仰？是祖灵？虽然是彼此猎杀，但其实双方的角度是一样的。”
当马志翔与饰演道泽群的演员们越来越能认同自己饰演的角色后，也希望能像抗日的战士一样走上彩虹桥，便派马志翔去向魏德圣争取，魏德圣思考后也同意了，因为他们一样也是在遵奉Gaya。
《赛德克·巴莱》的终极疑问就是，莫那·鲁道究竟是不是英雄？
在电影中，魏德圣选择呈现他的性格，而将众说纷纭的争议历史冷处理。在猎人头时不慎射杀跑到他前方的同族，他的反应不是立刻道歉，而是宣示：“谁都不能跑到我前面，战斗时若有人跑到我前面，我一定先射杀他。”莫那·鲁道看到还只是个小孩子的铁木·瓦力斯，就威胁他说：“我不会让你长大。”这些行为看起来更像黑道头子，而不像正义的化身。
“有了这层体会，对于历史的仇恨，是不是就可得到相当程度的化解？特别是对于有着历史矛盾的台湾人，我希望《赛德克·巴莱》能够带动反省，从过去想想我们的未来。”魏德圣说。
当他确定票房大好，在傍晚时分，来到台北最大的影城“信义威秀”答谢观众，他从新光三越过马路走到戏院的路上，甚至当他只是站在厕所门口等待，都有十几台摄影机包围着他。强烈的灯光让他渗出汗来，认出他的民众举起手机拍照，惊呼“魏德圣！”之余，还加了一句：“他怎么这么小一只！”
在《小导演失业日记》中，魏德圣说，由于他瘦弱，别人常轻视他，不知道他有颗狮子的心。而在《赛德克·巴莱》上映后，全世界都知道了这颗狮子心。这位“失业小导演”、虔诚的基督教徒，不仅有霸气，还能坚持，为了拍摄《赛德克·巴莱》，他等了12年，即便是票房大热的《海角七号》，也只是一个过渡的中场而已。
在《赛德克·巴莱》的拍摄中，虽然有许多“天使”愿意借钱资助，但资金缺口似乎永远都补不足，剧组曾连薪水都发不出，工作人员也罢过工。导演陈国富曾与魏德圣合作过《双瞳》，他半开玩笑地说，魏德圣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把这段历史讲出来，“上面的那位（上帝）或许告诉了他什么，那是我们一般人不能理解的。”
为信仰而战
《赛德克·巴莱》讲述的是发生在1930年10月27日的“雾社事件”。当时，离1895年清廷割让台湾给日本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雾社事件”是台湾日治期间最后一次武装抗日行动，台湾总督府理蕃政策遭到挑战，且因此事件的处理方式遭日本帝国议会强烈质疑，台湾总督石冢英藏与总务长官人见次郎等人遭撤换。
“雾社事件”的导火索是，1930年10月7日上午，日本巡查吉村克己等人经过马赫坡社，当时社中正举行婚宴，吉村等人受邀进去参观。吉村与男子达多·莫那产生摩擦，并用手杖打了达多·莫那的手。这是对达多·莫那的侮辱，进而达多·莫那殴打了吉村。事后，马赫坡社头领莫那·鲁道担心受到严惩，也担心自己的位置被取代，于是利用族人不满，决定起事。莫那·鲁道作为领导者曾被送往日本“参观”，与日本殖民者打交道数十年，他明白一旦起义，除了赴死别无他途。但他的族人坚持要反，他最后还是认可了他们。
莫那原本希望11社共同参与，但最后只有6社参加。举事的日子定在10月27日，当天是雾社每年举行盛会的日子，辖下的十个学校和教育所，集合在雾社公学校举行各种活动。当时来参加的日本人有200多人。当日上午8时，雾社族人袭击在雾社公学校的日本人，军警、妇女儿童几乎被杀尽。据统计，日本人共死亡139人。
但很快，日本军警迅速赶到，从10月28日开始至12月26日镇压结束，参与起事的6社总人口1234人中，共死亡644人，几乎减少一半。在镇压过程中，日方可能使用了毒气，并动用飞机进行轰炸。另外，日方还利用“味方番”一起镇压6社，“味方番”就是和日本人关系友好的少数民族，也就是所谓“以夷制夷”、“以番制夷”，诱使有山林作战经验的少数民族讨伐族人，当时的价格是，男丁人头100元，女人30元，儿童20元。1931年4月，“味方番”道泽社在日本当局的纵容下，大举袭击了“雾社事件”的幸存者，杀害6社族人214人，导致“反抗番”人口最后仅剩298人，这些人后又被强制迁居到川中岛。这就是所谓“第二次雾社事件”。
在起事过程中，莫那·鲁道率领番丁和家人逃到马赫坡岩窟，在杀死家人后，莫那独自在深山自尽。其长子达多和次子巴索继续奋战，最后拒绝归降也都自杀身亡。“雾社事件”成为当时日本殖民政府“理蕃”的一个转折点，给了正举杯庆祝第一个殖民地成功经营的日本当头一棒。
1998年，魏德圣通过邱若龙绘制的“雾社事件”调查报告漫画，了解到跟小学教科书不一样的“雾社事件”，立即动念将“雾社事件”改拍成电影。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落败，国民党政权统治台湾后，尽管将莫那·鲁道视为抗日英雄写入课本，却从未解释他抗日的理由，因为对国民党而言，“抗日”本是天经地义的事。粗梳的历史书写，如果没有人干预，莫那·鲁道和“雾社事件”难逃被遗忘的命运。
当时还是一个穷酸小导演的魏德圣，开始收集资料，写剧本，其间，邱若龙拿起摄影机拍摄纪录片《Gaya─1930年的雾社事件与赛德克族》，魏德圣不支薪参与了拍摄。和邱若龙在一起工作，魏德圣学习并了解了原住民的部落、历史、传统、人物。尽管这部纪录片在次年的金马奖上引起的关注有限，但对魏德圣却意义非凡，因为它奠定了《赛德克·巴莱》的基础和切入点。
而正在此时，魏德圣还发现了由文史工作者邓相扬撰写的《雾社事件》一书。邓相扬当时是南投埔里的医检师，曾帮一位“雾社事件”的遗族原住民看病。两人聊天之际，邓相扬产生了兴趣，决心深入研究。他花费十余年进行田野调查、搜集史料，完成了《雾社事件》。书中详列1930年10月27日前后发生的事，巨细靡遗的人物、时事年表，让魏德圣进一步建立了《赛》片的完整架构。
为什么魏德圣对“雾社事件”如此执著？如果只是多年的积怨引发反抗，这样的电影已经很多，恐怕不足以让魏德圣这么坚持一定要拍这部电影。后来出任《赛德克·巴莱》文化历史顾问的邓相扬是第一个从信仰角度解释莫那·鲁道抗日的学者。邓相扬认为，本身是虔诚基督教徒的魏德圣，一定是被赛德克族的精神力量强烈撼动了。魏德圣在一次解释拍片缘起时的一段话，也印证了邓相扬的猜测：“全世界英雄主义都在争自由，身体的自由，生存的自由。可是这个族群很特别，他们反而是在一个最安定的年代作这个反抗，他们要的是灵魂的自由，他们要的是延续传统信仰与文化的自由。”
“面对历史”的野心
发生“雾社事件”时，日本对台湾的统治基础已经非常稳固，雾社甚至还是日本人锐意经营的“模范部落”。在电影《赛德克·巴莱》中，“雾社事件”发生时，一向对赛德克族态度友好的日本警察小岛源治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却都在雾社公学校遇害，他不禁愤怒地吶喊：“我对你们不好吗？这就是你们报答我的方式吗？”
在日本人统治山地部落时期，可谓用心良苦，日本政府先以武力迫使台湾高山族归顺，取得统治权后，随即将现代文明引进山地，于各个山地部落广设“蕃童教育所”与“蕃人公学校”，由官方出资，免费入学，鼓励蕃童就学，希望透过教育的方式，引导山地部落迈向文明社会。
根据日本政府统计，至1926年（昭和元年）时，台湾高山族儿童就学率已达71.8%，而当时台湾人（汉族）儿童的就学率仅28.4%。
日本人教导赛德克族的孩子，赛德克族的猎人头及文面，是不文明的野蛮行为，恶习必须革除。日本人教育赛德克族人，在山林打猎是原始落伍的生存方式，必须学习新的耕种技术，才能改善生活，迈向文明社会。日本人没收猎枪，缩减猎场，禁止各社之间彼此仇杀。
异族带来的文明与价值，却消灭了部族传统的文化史，随之而来的是民族尊严的失落与生命的茫然。莫那·鲁道认为，再过二十年，恐怕就没有真正的赛德克人，大家都变成日本人了。“雾社事件”看似偶然发生，其实仇恨早已埋下。“赛德克·巴莱可以输掉身体，但是一定要赢得灵魂！”魏德圣说，“在一般人眼中，这是一场必死的抗争，但在赛德克人眼中，这是一场可以赢得灵魂的自由之役。”
魏德圣的野心在于“面对历史”，“我们怎么不去问当事人的动机？只追究是不是做过不对的事，这样其实把人性的规格弄得太小了。大家不妨回到1930年代那个时空背景，当你的世界只有族人和异族人，只有传统信仰时，面对异族压迫，你会怎么作判断？设身处地去想，就会了解为什么他们会做出那些事。”
也因为魏德圣选择忠实于历史，而非美化历史，因此他将“出草”（也称猎人头，意指将敌人的头颅割下的行为，泰雅语称mgaya“姆嘎亚”）的习俗、原住民不同部落的斗争杀戮，以及莫那·鲁道的性格缺陷都呈现在电影中。
影片中过多的暴力镜头，也引来不少非议，观众难以理解，战争尚未开始，妇女孩子们就聚集在树下自尽，即便可以接受战士在战场上砍人头，也无法接受赛德克小孩把无辜的日本妇女与小孩，甚至连自己的日本老师都给“出草”了。有影评评价《赛德克·巴莱》是一部“以拳头和刀剑为手段从头打到尾的故事”，一颗颗日本人的头颅落地，一次次受辱后的隐忍和爆发。
“我们必须从当时的文化与环境来理解‘出草’。狩猎是为了生存，猎杀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邱若龙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这是魏德圣对赛德克族传统的尊重，“人类任何文明都有杀戮，赛德克人其实对敌人和善：生前是敌人，死后猎头挂在家屋供养、一起喝酒吃肉，敌人的灵魂成为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永远的朋友，这是族人与敌人和解的方式。”
赛德克族遵奉Gaya，Gaya是族人共同遵守的律法、宇宙观，也是最高指导原则，无法解决的争端以“出草”（猎人头）方式执行Gaya，族人们相信Gaya会站在正义一方。赛德克族坚信奉行Gaya才能成为“赛德克·巴莱”（真正的人）。赛德克族男子要有狩猎技巧、成功“出草”后在下巴文颐纹，女人要会编织、在两颊刺颊纹。带有文面者，死后灵魂才能越过彩虹桥回到祖先的灵界，成为善灵庇护族人。若违反Gaya者，有可能会遭到灾难或横死，死后成为恶灵与游魂，不能越过彩虹桥，还会继续危害族人。
赛德克族后代认为根据Gaya祖训，莫那·鲁道绝不会杀自己人。《赛德克·巴莱》总顾问郭明正来自清流部落，是抗暴六社里马赫坡社的后裔子孙，魏德圣在拍摄这场戏前，郭曾告知他，若拍出莫那·鲁道枪杀老婆与孙子，会引发族人抗议。
魏德圣认为，我们都能接受“为了和平，我们必须战斗！”，那么“为了恢复Gaya，必须先破坏Gaya”，又有什么难以理解之处？但他还是以较隐晦的方式处理这场戏。邓相扬也质疑，帮小孩上吊，或把婴儿扔下悬崖，不也是违反Gaya？为何枪杀就不行。
魏德圣想要传达的不是“对立”，而是“化解”与“沟通”。日本人，一个信仰太阳的族群，坚守宁愿失去自我的生命也要捍卫名誉的武士精神；赛德克族，一个信仰彩虹的族群，他们相信生前要克尽身为男人与女人的职责，死后才能以脸上的文面获得灵魂的永生。
“信仰彩虹的族群和信仰太阳的族群为了彼此的信仰而战，但他们却忘记了，其实他们信仰的是同一片天空，他们的精神其实是相通的。”这就是魏德圣想在这部电影里传达的重点。
从过去想想未来
在《赛德克·巴莱》中，原住民自己也在互相杀害。观众不了解他们的新仇旧恨，也看不出部族服饰的差异，根本搞不清楚哪一族在杀哪一族，以及为什么有人宁愿跟日本人站在同一边。
雾社地区的原住民有泰雅族、赛德克族与布农族，而赛德克族又分为德克达亚群、道泽群与托洛库群。每个群又有少则五个，多则三十个部落。莫那·鲁道是德克达亚群马赫坡社这个部落的头目，铁木·瓦力斯领导道泽群势力最大的屯巴拉社，并成为赛德克道泽群的总头目。道泽群与德克达亚群之间长年有猎场的纷争，双方长期各据一方，势不两立。
最近几十年来，在国民党的诠释下，受日本威逼利诱而帮忙围剿莫那·鲁道的铁木·瓦力斯被贴上“亲日”标签。为了不让观众把铁木·瓦力斯视为反派，魏德圣不用素人，而是找正派形象的马志翔饰演这个角色，一开始就扭转了观众的思维。然而就连自己是赛德克族道泽群后代的马志翔，也无法完全认同这位祖先，在接演前非常挣扎。
“因为铁木·瓦力斯成为‘味方番’（受日本人胁迫袭击族人的原住民），所以他就是坏人吗？这部电影要谈的是不同立场所面临的不同抉择。”魏德圣以此说服马志翔。当时原住民效忠的是部落而非国家，德克达亚群抢夺猎场带来生存威胁，一样也是道泽群的敌人。
铁木·瓦力斯在下集片尾的浅溪大战是一场重头戏，魏德圣思考的不只是打斗精彩，还有，“要怎样让观众在看族人互相杀戮的过程中，感受到每一位角色的立场？他们又是为了什么而战？是信仰？是祖灵？虽然是彼此猎杀，但其实双方的角度是一样的。”
当马志翔与饰演道泽群的演员们越来越能认同自己饰演的角色后，也希望能像抗日的战士一样走上彩虹桥，便派马志翔去向魏德圣争取，魏德圣思考后也同意了，因为他们一样也是在遵奉Gaya。
《赛德克·巴莱》的终极疑问就是，莫那·鲁道究竟是不是英雄？
在电影中，魏德圣选择呈现他的性格，而将众说纷纭的争议历史冷处理。在猎人头时不慎射杀跑到他前方的同族，他的反应不是立刻道歉，而是宣示：“谁都不能跑到我前面，战斗时若有人跑到我前面，我一定先射杀他。”莫那·鲁道看到还只是个小孩子的铁木·瓦力斯，就威胁他说：“我不会让你长大。”这些行为看起来更像黑道头子，而不像正义的化身。
“有了这层体会，对于历史的仇恨，是不是就可得到相当程度的化解？特别是对于有着历史矛盾的台湾人，我希望《赛德克·巴莱》能够带动反省，从过去想想我们的未来。”魏德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