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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踞龙蟠的南京古城虽曾是六朝古都，但近代以来连年遭遇战乱，民国初年的南京城仅剩下城南一片旧民居，面积仅为原有城市的1/3，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公共设施。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首都建设成为迫切任务，不仅要安置大量的中央行政机构及人员，还要以此为契机建造一座中国现代都市作为“全国城市之模范，并足比伦欧美名城”的首善之区。
城市设计被置于一种异乎寻常的突出地位。1928年1月发布的“南京特别市政公报”中明确表示，“只有把首都建成中国最好、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中国才能谈得上是第一等的国家。”
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首都建设委员会”（后称“首建会”），罕见地以国家的力量来执掌南京城市的规划建设，由孙中山之子孙科担任主席。孙科早年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研习市政、规划、政治与经济等课程，并在担任广州市长期间有过城市建设的经验，是国民党党内著名的市政专家。首建会聘请美国专家墨菲和古力治担任技术顾问，前者擅长结合中西方建筑文化，后者则是美国1910年前后城市规划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城市建设的黄金十年
这部由国人自主进行的《首都计划》，其调研、讨论、编制工作耗时一年，于1929年完成，被视为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开端。整套方案采用当时国际最先进的功能分区和邻里单位等理念，并主张对“不符中国国情，不能直接用于南京发展的欧美原则进行调整后再予运用”，建筑建造强调中国传统的美学风格，成为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实践的先河。
南京城也因此迎来了“城市建设的黄金十年”（1927～1937），由此开启了古城南京自明朝以降500年间最大规模的城市形态变迁。
随着中山大道的完成，南京城市的中心逐渐从城南向新街口一带北移。代表现代风貌的城市空间大量兴建;城市电力、卫生、供水、学校等公共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人口结构中政府雇员、教授、记者、工商业者的增多催生了新的住宅区、商店、银行、公园、旅馆、酒吧、电影剧院、舞厅等休闲场所在南京的聚集。
当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对南京如此描述：“从一个破败、被巨大的城墙所环绕的农村地区，一跃而成为中国发展最猛的都市，使人们不得不对新时代下过着新生活的中国人印象深刻。”
首都规划的新气象带动了国内的城市建设热情，上海、天津、青岛先后开始制定自己的现代规划方案，其核心理念、建筑风格乃至执事人员都受到《首都计划》的深刻影响。
在1914年之前，《首都计划》的支持者墨菲还只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一名普通建筑师，在中国营造的一系列“融合式建筑”不仅使他逐渐成名，还使他成为海归华人建筑师圈子的社交中心，其中包括参与清华设计的庄俊、参与金陵女大设计的吕彦直、参与国军阵亡将士公墓设计的董大酉等，这个圈子逐渐演变为中国第一个建筑师行业社团组织：中国建筑师学会。
据曾撰文研究南京《首都计划》的新华社记者王军介绍，1928年到1937年，“西方大萧条，建筑师没有活儿，都跑到中国来”，在中国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得以营造自己的作品。中国建筑师学会的董大酉后来参与主持了大上海计划的制定和建设，吕彦直制定了南京明故宫中央行政区的布局方案。
十年建设奠定了近现代城市生长的肌理，作家叶兆言认为，这份80多年前的城市规划书，改变了当时南京破烂不堪的外貌，“不仅立刻让南京受惠，而且吃足了老本。”
城市规划是对社会利益的再分配
考虑到因行政机构大增和首都的聚集效应带来的人口激增问题，为了确保土地空间充足和城市交通顺畅，《首都计划》提出要引导现有城市内外的平衡发展，拟定在紫金山南麓设中央政治区、在明故宫一带设商业区，就可以中山大道为发展轴，与城南旧区（南唐故城）、鼓楼、五台山一带的文化教育区和计划中的市行政区相连，形成一个多中心的带状结构，以有效避免出现单中心城市结构必定引发的严重拥堵。
南京的道路系统规划亦采用方格网，有利于最大效率地贯通城市腹地，交通组织灵活。而道路系统则分为干道、次要道路、环城大道、林荫大道四种。《首都计划》首次在国内城市建设中提出“林荫大道”概念，拟沿秦淮河、明城墙建两条林荫大道，公园与林荫道占据全城面积的14.4%，平均每个市民可享有近9平方米的公园——超过当时的伦敦、巴黎和柏林。
除了行政、工商区域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份规划还包括很多“平衡城市权利”的市政制度主张。如在城市建设和城市空间权益的分配上，该计划强调“应供一般人民之享用，不能为有汽车者所独占”。
对可以预见的“汽车城市”的增长，《首都计划》前瞻性地规划了南京城区内的汽车使用之原则。汽车在商业区或其他繁华区域施行“限时停车”，“停留时间以不过一小时为限”。
为了应对居住困难的都市问题，《首都计划》提出应借鉴欧美各国发展公营住宅的经验，对居住困难者予以救济。其中，“以中央出资、市府营建为普遍，此种住宅，或收回低微之租金，或更免费借住，视其种种情形之如何而定”。虽然上述方案最后因政府的财政困难而搁浅，但以“廉租房”平衡城市居住权利的理念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城市建设渐渐失信于民
1929年，随着下野蒋介石的再次上台，刚刚完成的《首都计划》引发了“首都中央行政区”选址之争。表面上紫金山南麓“中国国会山”与明故宫“中正之地”的技术争论，实际上则是国民政府内部的党派权力斗争。
最终，首都计划脱离原有的技术轨道，沦为各种政治势力斗争的牺牲品，推翻前案，以明故宫旧址为政治和城市空间中心，公共交通、商业布局都需大幅调整，具体方案迟迟未能出台。
数年后，王军在回顾首都计划时扼腕叹曰：“如果中央政治区真的能按照规划建造起来，南京的城市发展肯定会在几十年前就会向东、向南推进，而不必经历先开发浦口、再经营河西，最后再发展江宁的尴尬辗转，且南京古城风貌也会尽可能多地保留下来。”
旧城新建的困境其实在当时就已凸现。明故宫被国民政府定为中央行政区后，直至1935年，长达5年间，政府既不准市民自由买卖或建筑，又不对其予以征收，导致该地区居民既不能自由使用土地，又不能得到卖出土地的地价，只能求助政府救济，增加了巨大的财政负担。
原本就入不敷出的南京市政府不但没有从城市土地经营上得到收入，新方案中大量道路和市政实施须经老城区营建，更使其大伤元气。力求“革命”的建设者奉行“大马路主义”，道路拓宽工程所到之处必将大量拆毁沿街商户民房，引发来自商会和市民的反抗。初期，市民呈请江苏省政府、国民政府和总司令部，请求“保全城市元气，体恤市民生计”。市政府却态度坚决，并批评市民“为自身小利，不顾全大局”。
1929年6月，江苏省政府常务委员钮永健、叶楚伧在呈国民政府的公函中批评“市府在未付地价的情况下限期拆除民居，规定未免不合人情、太过急促，建议国民政府进行干预”。民众则痛斥“政府独裁，民众无权参与”，“倒行逆施，坐视人民生死于不顾，为少数人利欲”。官民征地拆迁冲突一再升级，城市建设渐渐失信于民。
单独以政治力量来推动的城市营造，使城市建设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动力薄弱的先天不足。在中国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首都计划》的兴与衰是强权造城的一个典型。
（本研究得到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中国城市遗产保护领域公共商议的媒介化特征与影响”的资助。）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首都建设成为迫切任务，不仅要安置大量的中央行政机构及人员，还要以此为契机建造一座中国现代都市作为“全国城市之模范，并足比伦欧美名城”的首善之区。
城市设计被置于一种异乎寻常的突出地位。1928年1月发布的“南京特别市政公报”中明确表示，“只有把首都建成中国最好、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中国才能谈得上是第一等的国家。”
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首都建设委员会”（后称“首建会”），罕见地以国家的力量来执掌南京城市的规划建设，由孙中山之子孙科担任主席。孙科早年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研习市政、规划、政治与经济等课程，并在担任广州市长期间有过城市建设的经验，是国民党党内著名的市政专家。首建会聘请美国专家墨菲和古力治担任技术顾问，前者擅长结合中西方建筑文化，后者则是美国1910年前后城市规划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城市建设的黄金十年
这部由国人自主进行的《首都计划》，其调研、讨论、编制工作耗时一年，于1929年完成，被视为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开端。整套方案采用当时国际最先进的功能分区和邻里单位等理念，并主张对“不符中国国情，不能直接用于南京发展的欧美原则进行调整后再予运用”，建筑建造强调中国传统的美学风格，成为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实践的先河。
南京城也因此迎来了“城市建设的黄金十年”（1927～1937），由此开启了古城南京自明朝以降500年间最大规模的城市形态变迁。
随着中山大道的完成，南京城市的中心逐渐从城南向新街口一带北移。代表现代风貌的城市空间大量兴建;城市电力、卫生、供水、学校等公共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人口结构中政府雇员、教授、记者、工商业者的增多催生了新的住宅区、商店、银行、公园、旅馆、酒吧、电影剧院、舞厅等休闲场所在南京的聚集。
当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对南京如此描述：“从一个破败、被巨大的城墙所环绕的农村地区，一跃而成为中国发展最猛的都市，使人们不得不对新时代下过着新生活的中国人印象深刻。”
首都规划的新气象带动了国内的城市建设热情，上海、天津、青岛先后开始制定自己的现代规划方案，其核心理念、建筑风格乃至执事人员都受到《首都计划》的深刻影响。
在1914年之前，《首都计划》的支持者墨菲还只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一名普通建筑师，在中国营造的一系列“融合式建筑”不仅使他逐渐成名，还使他成为海归华人建筑师圈子的社交中心，其中包括参与清华设计的庄俊、参与金陵女大设计的吕彦直、参与国军阵亡将士公墓设计的董大酉等，这个圈子逐渐演变为中国第一个建筑师行业社团组织：中国建筑师学会。
据曾撰文研究南京《首都计划》的新华社记者王军介绍，1928年到1937年，“西方大萧条，建筑师没有活儿，都跑到中国来”，在中国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得以营造自己的作品。中国建筑师学会的董大酉后来参与主持了大上海计划的制定和建设，吕彦直制定了南京明故宫中央行政区的布局方案。
十年建设奠定了近现代城市生长的肌理，作家叶兆言认为，这份80多年前的城市规划书，改变了当时南京破烂不堪的外貌，“不仅立刻让南京受惠，而且吃足了老本。”
城市规划是对社会利益的再分配
考虑到因行政机构大增和首都的聚集效应带来的人口激增问题，为了确保土地空间充足和城市交通顺畅，《首都计划》提出要引导现有城市内外的平衡发展，拟定在紫金山南麓设中央政治区、在明故宫一带设商业区，就可以中山大道为发展轴，与城南旧区（南唐故城）、鼓楼、五台山一带的文化教育区和计划中的市行政区相连，形成一个多中心的带状结构，以有效避免出现单中心城市结构必定引发的严重拥堵。
南京的道路系统规划亦采用方格网，有利于最大效率地贯通城市腹地，交通组织灵活。而道路系统则分为干道、次要道路、环城大道、林荫大道四种。《首都计划》首次在国内城市建设中提出“林荫大道”概念，拟沿秦淮河、明城墙建两条林荫大道，公园与林荫道占据全城面积的14.4%，平均每个市民可享有近9平方米的公园——超过当时的伦敦、巴黎和柏林。
除了行政、工商区域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份规划还包括很多“平衡城市权利”的市政制度主张。如在城市建设和城市空间权益的分配上，该计划强调“应供一般人民之享用，不能为有汽车者所独占”。
对可以预见的“汽车城市”的增长，《首都计划》前瞻性地规划了南京城区内的汽车使用之原则。汽车在商业区或其他繁华区域施行“限时停车”，“停留时间以不过一小时为限”。
为了应对居住困难的都市问题，《首都计划》提出应借鉴欧美各国发展公营住宅的经验，对居住困难者予以救济。其中，“以中央出资、市府营建为普遍，此种住宅，或收回低微之租金，或更免费借住，视其种种情形之如何而定”。虽然上述方案最后因政府的财政困难而搁浅，但以“廉租房”平衡城市居住权利的理念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城市建设渐渐失信于民
1929年，随着下野蒋介石的再次上台，刚刚完成的《首都计划》引发了“首都中央行政区”选址之争。表面上紫金山南麓“中国国会山”与明故宫“中正之地”的技术争论，实际上则是国民政府内部的党派权力斗争。
最终，首都计划脱离原有的技术轨道，沦为各种政治势力斗争的牺牲品，推翻前案，以明故宫旧址为政治和城市空间中心，公共交通、商业布局都需大幅调整，具体方案迟迟未能出台。
数年后，王军在回顾首都计划时扼腕叹曰：“如果中央政治区真的能按照规划建造起来，南京的城市发展肯定会在几十年前就会向东、向南推进，而不必经历先开发浦口、再经营河西，最后再发展江宁的尴尬辗转，且南京古城风貌也会尽可能多地保留下来。”
旧城新建的困境其实在当时就已凸现。明故宫被国民政府定为中央行政区后，直至1935年，长达5年间，政府既不准市民自由买卖或建筑，又不对其予以征收，导致该地区居民既不能自由使用土地，又不能得到卖出土地的地价，只能求助政府救济，增加了巨大的财政负担。
原本就入不敷出的南京市政府不但没有从城市土地经营上得到收入，新方案中大量道路和市政实施须经老城区营建，更使其大伤元气。力求“革命”的建设者奉行“大马路主义”，道路拓宽工程所到之处必将大量拆毁沿街商户民房，引发来自商会和市民的反抗。初期，市民呈请江苏省政府、国民政府和总司令部，请求“保全城市元气，体恤市民生计”。市政府却态度坚决，并批评市民“为自身小利，不顾全大局”。
1929年6月，江苏省政府常务委员钮永健、叶楚伧在呈国民政府的公函中批评“市府在未付地价的情况下限期拆除民居，规定未免不合人情、太过急促，建议国民政府进行干预”。民众则痛斥“政府独裁，民众无权参与”，“倒行逆施，坐视人民生死于不顾，为少数人利欲”。官民征地拆迁冲突一再升级，城市建设渐渐失信于民。
单独以政治力量来推动的城市营造，使城市建设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动力薄弱的先天不足。在中国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首都计划》的兴与衰是强权造城的一个典型。
（本研究得到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中国城市遗产保护领域公共商议的媒介化特征与影响”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