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大陆的陈凯歌、张艺谋，台湾的侯孝贤、杨德昌，香港的许鞍华、王家卫，还有美国的李安、王颖等导演陆续出道，让全世界影迷对华语电影刮目相看。
　　那个年代，我本人正处于青春高峰期，从家乡东京到北京、广州，又越洋赴多伦多，再到香港，提着大皮箱每年换一次窝，屈指数一数总共搬了十次家。海外浪子的生活犹如没完没了的连续剧，充满着喜怒哀乐各种色彩的真实对白，好在那段时间里，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在银幕上看到华语新片，令我感到永不孤独。
　　《黄土地》、《霸王别姬》、《红高粱》、《活着》、《恋恋风尘》、《悲情城市》、《海滩的一天》、《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倾城之恋》、《客途秋恨》、《阿飞正传》、《重庆森林》、《喜宴》、《饮食男女》、《点心》、《喜福会》等经典片，我都会在公映后第一时间内在世界各地的影院里看的。也许每人都有代表自己青春期的几部电影吧，从这角度来说，我的青春期真是丰富多彩，豪华极了。
　　《黄土地》我是在东京新宿的东急电影广场戏院看的，《喜福会》则在多伦多国际影展上，记得还参加了王颖导演的记者会。《倾城之恋》和《重庆森林》都在香港看了，尤其是后者于1994年问世的时候，我就住在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上面的星街七号，影片和人生在澳洲奇人杜克风手持的摄影机镜头里交融一般的感觉，令人印象好深刻，恐怕一辈子都忘不了。顺便说一句，流行歌曲方面，有创作歌手罗大佑唱的《皇后大道东》，那段时间担任了我个人和殖民地末期香港的主题曲。
　　转眼之间，二十年过去了。其间全世界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迅速发展，是没人能预测到的。同一时期，围绕着华语电影的情形也变化了许多。进入21世纪后，针对本土观众的中国电影大为流行起来，先有冯小刚的一系列贺岁片，后来更出现了陈可辛《投名状》等跟好莱坞媲美的大型制作。不用说，这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国内电影市场成熟的缘故。
　　如今的华语片导演为国内观众拍戏，而不再为国际观众特别是影展裁判团拍戏了。听起来再理所当然不过吧，可是二十年以前，张艺谋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作品就受到“媚外”的谴责，也是有根有据的。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2003年，中国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从这时开始，港产片和国产片的区别逐渐消失。果然，政治和经济决定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这些年，无论是许鞍华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还是王家卫的《一代宗师》，与其说是香港电影，倒不如说是香港导演拍的中国电影了。
　　再想想，其实许导和王导都是中国大陆出生的人；许导生在东北鞍山，王导则在上海出生。正如曾经割让或出租的土地给拿回来，曾经出境的赤子也重新被母国拥抱，也算是顺理成章。
　　只是已消灭或失去的事物总让人有怀念之情。在大学课堂上，给日本学生看着《重庆森林》，我想起尖沙嘴重庆大厦内的印度餐厅，中环户外电梯边的云吞面馆，位于兰桂坊文化界人士聚集的那家酒吧，听说店主格雷丝如今在别处经营着七一吧，有机会真想去跟她叙旧一番。
　　记得王家卫的另一部作品《阿飞正传》在铜锣湾皇后饭店取景，我曾去吃过基辅式炸鸡肉。铺子里展览着影片中用过的道具，包括老式的电话亭。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多多少少继承着老上海十里洋场的氛围，而在电影界，王家卫是典型的海派代表。
　　我是四大天王、梅艳芳的同代人，被他们的影片吸引而去香港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已有150年历史的这块英国殖民地，摆脱不了电影布景般的肤浅与虚假，但东方珍珠的魅力就在那里，至少曾经如此。
　　都快二十年了，恐怕很多事情不再一样，影片里却保存着昔日时光。《重庆森林》中的金城武，借用兰桂坊深夜快车快餐店的电话一直讲个不停，如今的学生不明白为何他不用自己的手机。殖民地香港属于前手机时代，那确实是跟今天相当不同的一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