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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作为推进经济发展和结构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已成为政策共识。但是，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具体内涵以及对经济的可能影响众说纷纭。现有的讨论着重于新型城镇化可能带来的消费和投资等需求面的扩张，我们需要从供给面关注劳动力增长放缓及房地产泡沫等对未来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解读新型城镇化，我们发现相关政策更多指向分配领域，有利于解决当前收入分配不均、消费占比过低等结构性问题。但如何在分配调整的过程中保证经济效率的提高，是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需要更广泛的体制和结构改革来配合。
在我国的城镇化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1年51%，年均增长约1个百分点，同期我国人均GDP实际年均增速近9%。虽然一般的预期是经济增长已经开始了中长期放缓的过程，但城镇化的进一步提高往往被认为是保持较快增长的重要动力。
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是什么样的关系？城镇化率在统计上体现为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于城镇常住人口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城镇化率主要取决于非农产业的发展程度。经济学中一个普遍成立的定律是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的增长，食品消费在全部消费中占比下降。因此，收入增长将自然推动对于非农产业的需求，从而提高经济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比例，导致城镇化率上升。
所以城镇化首先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但城镇化本身也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改善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一个渠道是城乡效率差别。
由于城镇人均所拥有的资本和技术比农村高，城镇生产效率一般比农村高，人口从生产效率低的农村地区转入生产效率高的城镇，拉升社会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另一个渠道是，当人口聚集在城市后，产生规模效应、知识与技能传播效应、信息传播效应，可能提高城镇内部的劳动生产率。
就中国而言，有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从两个方面提高了潜在增长率。第一，进城民工从原来的农村失业或者不充分就业转换为产业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第二，大量的劳动力供应压低了工资，收入分配上造成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的挤压，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拉大，由此带来消费率下降，投资率上升，资本存量的扩张增加了经济的供给能力。
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后，我国进入人口红利时期，加大了劳动年龄人口的供应和相应储蓄率的提升。根据我们的测算，这个时期总劳动生产率，即每个劳动者对应的实际GDP，以每年8.3%的高速在提升，加上较快的劳动力供应增长，使得总体经济增长很快，过去的城镇化受到供给面的限制比较小。
目前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已经步入尾声，农村富余劳动力也大幅减少，劳动力市场变紧，工资上升加快，工资从过去的体现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变为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相一致，也就是通常说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这意味着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经济供给面改善的特殊历史时期已经结束，供给将成为未来城镇化的新瓶颈。
从需求端来看，城镇化的过程伴随较高的投资率（基础设施、住房、公共服务等）。这是因为，随着供给的扩张，国民收入增加，需求相应增长。新增需求中，非农产品需求超过农产品需求。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由于非农产品相应的收入弹性较高，新增国民收入所带来的非农产品需求增加也就相对较多。事实上，过去十几年我国投资率大幅提升，带来了是否过度投资的争议。
那么，为什么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对非农产品的需求更多体现为投资扩张，而不是消费增加呢？这里面有基本面的因素，比如过剩的劳动力，意味着资本的边际回报率较高，刺激投资需求。但也有制度性的因素，包括收入分配方面的公司对投资者分红派息不足，利率管制压制居民的存款收入，政府支出重投资、轻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等。
这些因素加剧了政府和企业部门在可支配收入上对居民部门的挤压，同时拉大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差距，降低了平均的消费率，提高了储蓄率。事实上，尽管过去十几年投资率很高，但还是赶不上储蓄率的提升，带来持续的贸易顺差。也就是说，国外消费需求是我国非农产品需求的一部分，弥补了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出口帮助消化了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带来的供给的扩张。
总之，过去的城镇化，是在国民经济蛋糕快速做大的背景下实现的，供给面的限制不显著。但是供给将逐渐成为下一阶段城镇化的瓶颈，需求端也面临改善结构的挑战。
判断未来城镇化发展对经济的影响重在如何看待两个方面的因素：劳动力转移的空间，以及制度变革将如何影响经济的需求和供给面。成功的新型城镇化，必然是一方面通过提高效率保持总供给一定的增速，同时通过改善分配来拉动需求的可持续增长。
从人口转移的空间看，一方面目前的城镇化水平还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别较大，我国显然还存在城镇化继续推进的空间；另一方面，农业人口老龄化、城市房产泡沫化，又在侵蚀、限制劳动力城乡转移的空间。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力量，造成现在研究者在农村劳动力可转移空间的数量估算上存在较大分歧。
虽然对目前剩余劳动力存量众说纷纭，但是有两点应该没有大的争议。第一，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在下降。从对经济的影响看，重要的是边际的变化，而不是绝对量的多少。按照我们的估算，2000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1.9亿人，2010年约为1.2亿人。剩余劳动力的存量在2000年-2010年十年间减少了7000万。
第二，人口老龄化加大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难度。我国农业就业平均年龄2000年为39岁，2010年上升至43岁，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50岁左右。根据我们的估算，在2010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1.2亿人之中，16岁-34岁的年轻人不足3500万，剩余劳动力年龄明显偏大。国家统计局2011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倾向随着年龄的提高而下降。 实际上，民工工资相对上升，已经说明人口转移的经济空间在萎缩。一个商品的稀缺性往往更准确地反映在其价格的变化上。在需求增速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劳动力供给增速放缓，将带来工资上涨。2009年以来农民工工资增速超过城镇单位工资增速，农民工与城镇平均工资比值在降至50.8% （2008年）的低点后开始回升，2011年升至58.3%。农民工工资近几年在总需求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仍然快速上升，反映农民工供给显著趋紧。
和其他国家过往的经验比较，我国城镇化的特殊挑战在于，必须在老龄化阶段完成城镇化。我国人口中生产者（25岁-64岁人口）对消费者（24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人口）人数的比例将在2015年见顶，然后逐步回落。在城镇化完成之前，我国人口红利将经历从上升到下降的拐点。而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均在人口红利发生之前完成。
根据十八大报告精神，未来的城镇化将不再是钢筋水泥式的城镇化，新模式更强调消费结构升级、信息化城市、智能化城市。基于现有的政策描述，我们总结出新型城镇化所指向的四个方面。
首先，放松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落户条件。国务院近期颁布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在总结近年来各地城镇化经验基础上，提出户籍制度改革应以“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为核心，遵循城市越小放松程度越大的原则。
第二，土地制度改革，一方面提高农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另一方面降低土地供给的垄断。前者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和集约用地；后者有利于控制城镇地价和房价的上升。近期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作出修改，预计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势在必行。在打破土地供给垄断方面，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完善、统一的城乡土地流转市场，这方面的改革涉及的问题较多，未来的发展有待于更明确的政策方向。
第三，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破除城镇内部二元结构。我国的城镇常住人口内部逐步产生了二元结构，大量在城镇常住的农村户籍人口，虽然为城镇的财政贡献收入，但是却享受不到相应的公共服务。破除城镇内部二元结构，不仅需要推进城镇居民保障性安居工程，解决城镇常住人口的住房问题，也需要全面促进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涉及包括教育、医疗、交通在内的公共资源。
第四，推动农业现代化，统筹城乡发展。长期以来，政策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农业和农村为城镇发展作出了牺牲。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应该相互支持，协调发展。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促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降低农业所需要的劳动人口，有助于城镇化进程。
新型城镇化的这些政策措施，更多强调资源分配，对改善需求结构的意义大于改善供给。对在城镇常住但没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来讲，劳动力转移已经发生，其对供给面贡献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不大。新型城镇化将提高这部分已转移人口的收入和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使其真正融入所在城镇。
当然也有两个因素会帮助供给面的改善。第一，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其下一代的教育，因此有利于改善未来的劳动力素质。第二，对于目前仍然留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新型城镇化的政策提高了向城镇转移后的福利水平，有利于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城，从而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供给。但这些显然和过去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劳动力转移的动力不可比。
新型城镇化在注重改善分配的同时，需要更广泛的经济结构与体制改革，来缓解经济供给面临的瓶颈问题。
更广泛的有助于增加供给的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破除垄断，增加竞争，鼓励民间投资。第二，推进结构性减税，最终的结果应该是降低总体的税负。相应地，在政府支出方面，应该减少投资，增加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类支出，使更多资源向民生领域倾斜。金融体制方面，则要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鼓励民营金融机构发展。
最后，还需要控制房地产价格的上升。过去十几年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对其他的行业造成挤压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地价上涨对生产成本的抬升，构成了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行的压力来源之一。抑制城镇房价和地价的上涨，有利于增加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扩大对非农产业的需求，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最近李克强副总理指出推动“新四化”，要靠改革创新。要深化企业、财税、金融、户籍、土地管理制度、价格等改革，最终使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得到发展的红利，而不能通过人为“造城”实现所谓的城镇化。但从各地出台的措施来看，大多把中央政府城镇化的号召当成扩大投资和放松房地产调控的机会，提出的规划主要是大量的新建项目，没有在户籍管理、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提出有先行性的变革措施。
我们相信，随着总体改革的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新”意将逐渐体现出来，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将在下一个十年对中国经济产生实质性的有别于过去的影响。首先，新型城镇化难以改变增长趋势放缓的态势，但相关配套改革的落实将有利于控制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幅度。
其次，经济结构将改善，新城镇化的政策主线在于改善资源在部门间、地区间、人群间的配置，降低收入分配的差距，从而改善需求的结构，体现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的此消彼长上。
新型城镇化将加速中国消费时代的来临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将提升居民消费率，而消费结构的变化主要来自收入上升以及城乡消费习惯转化两个方面。农民工的收入提升，以及城镇新移民，一方面会促进服务消费的增长，商品消费占比相对下降；另一方面意味着城镇居民的大众消费（如快餐店、中低端品牌服饰）获得支撑。
消费率上升，意味着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也将相应地下降。新型城镇化难以支持再一轮的房地产扩张，但市政民生投资还有较大空间。我国储蓄率在2009年达到52%的峰值后，2011年已下降1个百分点，拐点已经发生，未来还将持续下降。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仍然不高，总投资需求受到一定的支持，而且政府主导的投资冲动还有制度惯性，预计未来投资率下降的幅度将小于储蓄率下降的幅度。
储蓄与投资的相对变化，将导致目前不足GDP3%的经常账户顺差在未来进一步缩小，意味着今后我国资本净出口将下降甚至消失。储蓄率下降将影响货币信用条件，体现为货币增长放缓，货币增长方式变化，回归到主要靠信贷而不是外汇占款增加。反映到价格上，实际利率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而下降，但是下降的幅度相对有限，房地产将面临去泡沫化的压力。
作者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解读新型城镇化，我们发现相关政策更多指向分配领域，有利于解决当前收入分配不均、消费占比过低等结构性问题。但如何在分配调整的过程中保证经济效率的提高，是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需要更广泛的体制和结构改革来配合。
供给将成城镇化新瓶颈
在我国的城镇化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1年51%，年均增长约1个百分点，同期我国人均GDP实际年均增速近9%。虽然一般的预期是经济增长已经开始了中长期放缓的过程，但城镇化的进一步提高往往被认为是保持较快增长的重要动力。
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是什么样的关系？城镇化率在统计上体现为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于城镇常住人口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城镇化率主要取决于非农产业的发展程度。经济学中一个普遍成立的定律是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的增长，食品消费在全部消费中占比下降。因此，收入增长将自然推动对于非农产业的需求，从而提高经济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比例，导致城镇化率上升。
所以城镇化首先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但城镇化本身也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改善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一个渠道是城乡效率差别。
由于城镇人均所拥有的资本和技术比农村高，城镇生产效率一般比农村高，人口从生产效率低的农村地区转入生产效率高的城镇，拉升社会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另一个渠道是，当人口聚集在城市后，产生规模效应、知识与技能传播效应、信息传播效应，可能提高城镇内部的劳动生产率。
就中国而言，有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从两个方面提高了潜在增长率。第一，进城民工从原来的农村失业或者不充分就业转换为产业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第二，大量的劳动力供应压低了工资，收入分配上造成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的挤压，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拉大，由此带来消费率下降，投资率上升，资本存量的扩张增加了经济的供给能力。
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后，我国进入人口红利时期，加大了劳动年龄人口的供应和相应储蓄率的提升。根据我们的测算，这个时期总劳动生产率，即每个劳动者对应的实际GDP，以每年8.3%的高速在提升，加上较快的劳动力供应增长，使得总体经济增长很快，过去的城镇化受到供给面的限制比较小。
目前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已经步入尾声，农村富余劳动力也大幅减少，劳动力市场变紧，工资上升加快，工资从过去的体现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变为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相一致，也就是通常说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这意味着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经济供给面改善的特殊历史时期已经结束，供给将成为未来城镇化的新瓶颈。
从需求端来看，城镇化的过程伴随较高的投资率（基础设施、住房、公共服务等）。这是因为，随着供给的扩张，国民收入增加，需求相应增长。新增需求中，非农产品需求超过农产品需求。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由于非农产品相应的收入弹性较高，新增国民收入所带来的非农产品需求增加也就相对较多。事实上，过去十几年我国投资率大幅提升，带来了是否过度投资的争议。
那么，为什么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对非农产品的需求更多体现为投资扩张，而不是消费增加呢？这里面有基本面的因素，比如过剩的劳动力，意味着资本的边际回报率较高，刺激投资需求。但也有制度性的因素，包括收入分配方面的公司对投资者分红派息不足，利率管制压制居民的存款收入，政府支出重投资、轻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等。
这些因素加剧了政府和企业部门在可支配收入上对居民部门的挤压，同时拉大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差距，降低了平均的消费率，提高了储蓄率。事实上，尽管过去十几年投资率很高，但还是赶不上储蓄率的提升，带来持续的贸易顺差。也就是说，国外消费需求是我国非农产品需求的一部分，弥补了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出口帮助消化了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带来的供给的扩张。
总之，过去的城镇化，是在国民经济蛋糕快速做大的背景下实现的，供给面的限制不显著。但是供给将逐渐成为下一阶段城镇化的瓶颈，需求端也面临改善结构的挑战。
判断未来城镇化发展对经济的影响重在如何看待两个方面的因素：劳动力转移的空间，以及制度变革将如何影响经济的需求和供给面。成功的新型城镇化，必然是一方面通过提高效率保持总供给一定的增速，同时通过改善分配来拉动需求的可持续增长。
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减少
从人口转移的空间看，一方面目前的城镇化水平还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别较大，我国显然还存在城镇化继续推进的空间；另一方面，农业人口老龄化、城市房产泡沫化，又在侵蚀、限制劳动力城乡转移的空间。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力量，造成现在研究者在农村劳动力可转移空间的数量估算上存在较大分歧。
虽然对目前剩余劳动力存量众说纷纭，但是有两点应该没有大的争议。第一，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在下降。从对经济的影响看，重要的是边际的变化，而不是绝对量的多少。按照我们的估算，2000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1.9亿人，2010年约为1.2亿人。剩余劳动力的存量在2000年-2010年十年间减少了7000万。
第二，人口老龄化加大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难度。我国农业就业平均年龄2000年为39岁，2010年上升至43岁，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50岁左右。根据我们的估算，在2010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1.2亿人之中，16岁-34岁的年轻人不足3500万，剩余劳动力年龄明显偏大。国家统计局2011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倾向随着年龄的提高而下降。 实际上，民工工资相对上升，已经说明人口转移的经济空间在萎缩。一个商品的稀缺性往往更准确地反映在其价格的变化上。在需求增速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劳动力供给增速放缓，将带来工资上涨。2009年以来农民工工资增速超过城镇单位工资增速，农民工与城镇平均工资比值在降至50.8% （2008年）的低点后开始回升，2011年升至58.3%。农民工工资近几年在总需求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仍然快速上升，反映农民工供给显著趋紧。
和其他国家过往的经验比较，我国城镇化的特殊挑战在于，必须在老龄化阶段完成城镇化。我国人口中生产者（25岁-64岁人口）对消费者（24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人口）人数的比例将在2015年见顶，然后逐步回落。在城镇化完成之前，我国人口红利将经历从上升到下降的拐点。而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均在人口红利发生之前完成。
新型城镇化之“四新”
根据十八大报告精神，未来的城镇化将不再是钢筋水泥式的城镇化，新模式更强调消费结构升级、信息化城市、智能化城市。基于现有的政策描述，我们总结出新型城镇化所指向的四个方面。
首先，放松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落户条件。国务院近期颁布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在总结近年来各地城镇化经验基础上，提出户籍制度改革应以“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为核心，遵循城市越小放松程度越大的原则。
第二，土地制度改革，一方面提高农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另一方面降低土地供给的垄断。前者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和集约用地；后者有利于控制城镇地价和房价的上升。近期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作出修改，预计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势在必行。在打破土地供给垄断方面，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完善、统一的城乡土地流转市场，这方面的改革涉及的问题较多，未来的发展有待于更明确的政策方向。
第三，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破除城镇内部二元结构。我国的城镇常住人口内部逐步产生了二元结构，大量在城镇常住的农村户籍人口，虽然为城镇的财政贡献收入，但是却享受不到相应的公共服务。破除城镇内部二元结构，不仅需要推进城镇居民保障性安居工程，解决城镇常住人口的住房问题，也需要全面促进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涉及包括教育、医疗、交通在内的公共资源。
第四，推动农业现代化，统筹城乡发展。长期以来，政策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农业和农村为城镇发展作出了牺牲。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应该相互支持，协调发展。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促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降低农业所需要的劳动人口，有助于城镇化进程。
新型城镇化的这些政策措施，更多强调资源分配，对改善需求结构的意义大于改善供给。对在城镇常住但没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来讲，劳动力转移已经发生，其对供给面贡献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不大。新型城镇化将提高这部分已转移人口的收入和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使其真正融入所在城镇。
当然也有两个因素会帮助供给面的改善。第一，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其下一代的教育，因此有利于改善未来的劳动力素质。第二，对于目前仍然留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新型城镇化的政策提高了向城镇转移后的福利水平，有利于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城，从而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供给。但这些显然和过去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劳动力转移的动力不可比。
新型城镇化在注重改善分配的同时，需要更广泛的经济结构与体制改革，来缓解经济供给面临的瓶颈问题。
更广泛的有助于增加供给的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破除垄断，增加竞争，鼓励民间投资。第二，推进结构性减税，最终的结果应该是降低总体的税负。相应地，在政府支出方面，应该减少投资，增加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类支出，使更多资源向民生领域倾斜。金融体制方面，则要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鼓励民营金融机构发展。
最后，还需要控制房地产价格的上升。过去十几年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对其他的行业造成挤压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地价上涨对生产成本的抬升，构成了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行的压力来源之一。抑制城镇房价和地价的上涨，有利于增加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扩大对非农产业的需求，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最近李克强副总理指出推动“新四化”，要靠改革创新。要深化企业、财税、金融、户籍、土地管理制度、价格等改革，最终使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得到发展的红利，而不能通过人为“造城”实现所谓的城镇化。但从各地出台的措施来看，大多把中央政府城镇化的号召当成扩大投资和放松房地产调控的机会，提出的规划主要是大量的新建项目，没有在户籍管理、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提出有先行性的变革措施。
新型城镇化促经济转型
我们相信，随着总体改革的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新”意将逐渐体现出来，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将在下一个十年对中国经济产生实质性的有别于过去的影响。首先，新型城镇化难以改变增长趋势放缓的态势，但相关配套改革的落实将有利于控制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幅度。
其次，经济结构将改善，新城镇化的政策主线在于改善资源在部门间、地区间、人群间的配置，降低收入分配的差距，从而改善需求的结构，体现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的此消彼长上。
新型城镇化将加速中国消费时代的来临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将提升居民消费率，而消费结构的变化主要来自收入上升以及城乡消费习惯转化两个方面。农民工的收入提升，以及城镇新移民，一方面会促进服务消费的增长，商品消费占比相对下降；另一方面意味着城镇居民的大众消费（如快餐店、中低端品牌服饰）获得支撑。
消费率上升，意味着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也将相应地下降。新型城镇化难以支持再一轮的房地产扩张，但市政民生投资还有较大空间。我国储蓄率在2009年达到52%的峰值后，2011年已下降1个百分点，拐点已经发生，未来还将持续下降。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仍然不高，总投资需求受到一定的支持，而且政府主导的投资冲动还有制度惯性，预计未来投资率下降的幅度将小于储蓄率下降的幅度。
储蓄与投资的相对变化，将导致目前不足GDP3%的经常账户顺差在未来进一步缩小，意味着今后我国资本净出口将下降甚至消失。储蓄率下降将影响货币信用条件，体现为货币增长放缓，货币增长方式变化，回归到主要靠信贷而不是外汇占款增加。反映到价格上，实际利率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而下降，但是下降的幅度相对有限，房地产将面临去泡沫化的压力。
作者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