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孙绍振教授在《名作细读》中，曾就语文教师的使命指出：“他们面对的不是惶惑的未知者，而是自以为是的‘已知者’。如果不能从其已知中揭示未知，指出他们感觉和理解上的盲点，再雄辩地揭示深刻的奥秘，让他们恍然大悟，就可能辜负教师这个光荣的称号。”
　　感于斯，我想到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语文课堂，想到了我们站于三尺讲台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想到了那些流露着期待和信任眼神的孩子，我不禁想：我们的师者在语文神圣的殿堂里将把孩子引渡向何方？
　　我的疑惑和忧虑，缘于我们的语文课堂被无数教师坦然乐观接受并践行的现状。几年里一次次目睹如是的教学图景。
　　被选入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的鲁迅的经典散文《风筝》，被人误读误教久矣。不知是编者有意而为之，还是“阴差阳错”，将其置于第五单元（感悟亲情），并在篇首加上了这样的导语：“在温馨与和美中有亲情，在误解和冲突中也有亲情。本文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我们的教师不辨“去伪存真”之道，将错就错在语文课堂里大肆演绎兄弟亲情之真，学生的生活体验被全然激发，教师意犹未尽地让学生说说自己身边的亲情，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参与讨论之踊跃，不能不令听课的人判定这是一堂符合新课程理念的成功的课。我却哑然失语。只能在听课笔记一端流泻一时的感受。这样的解读“到位”了吗？风筝的故事承载的难道只是“误解和冲突”中的亲情？若是，篇首文末何以两次写那个被压抑、被封锁住的春天，且“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使我有着“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的威逼感？如此热闹的课堂沉寂之后，孩子们又收获了什么？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告诫的“为学生一生的发展打下个‘精神的底子’”的“目标”又何从实现？
　　对语文教学的恐慌感与日俱增，尽管我知道站立于讲台我有为师的威严，我有大学中文系几年的知识结构的支撑，我有被众教师奉若神明的“教学参考书”，我无须战战兢兢。但讲台上的我临于学生求知若渴的目光，脑中充溢的是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孩子们也是，虽然他们是脆弱的芦苇，但他们是有思想的芦苇。念于此，我不免怀疑自己所讲的是对他们思想的戕害，还是教给他们不曾有的东西，让他们茁壮成长，把他们带出原先的处境。当如山西大学刘庆昌教授所语，教师应“具有解放者的品行”。
　　面对语文教学，我的惶恐、迷茫和疑惑接踵而至。直到不久前的一次市区教研活动，这一切使我不忍卒于听所有的公开课和观摩课。观摩课的内容是人教版八年级上册杨绛的经典散文《老王》。教师熟谙公开课教学的技术，教学内容围绕老王的善良和杨绛一家的善良展开，之后在屏幕上出现一个巨大的“爱”，余时则伴随煽情的《让世界充满爱》的旋律，一组组关爱弱势群体的图片相继迭出，营造高潮的氛围似乎想赚得一把听者的眼泪。我无泪可施，是我的心与《老王》隔膜了吗？听后，我发现《老王》的篇首竟也有一段荒唐的迷惑“善良”的老师和学生的导语，现录之于下。
　　在我们的周围，有一些像老王这样生活艰难的人。他们不被人重视，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你体悟到这些人的善良了吗？你是怎样对待他们的？读一读这篇课文吧，也许你会有不少感触。
　　即使无师可引，我们的孩子几分钟的时间里也可以通过阅读知晓善良之于老王和杨绛一家。我们的语文教师竟耗费一堂课的时间去“咀嚼”孩子们一览无余的“善良”，可谓“用心良苦”。如此，学生自然被降格为略无尊严和思想的“芦苇”。语文课堂长久如是为之，自然失去思辨、质疑、独立、自由思想和深度思维的土壤，学生自然会落得个个精神贫瘠，遂成“精神侏儒”。无怪乎《中国教育报》曾以一篇“语文课该是什么样子”的报道引人深思，我们的语文课堂的不容乐观的现实，我们可以从学生对理想语文课的企望，诸如“是欣赏的天堂”“像天堂一样美好，令人向往”“是活跃的天堂，那里是我们这些小精灵跳跃的地方”，直面我们的语文课堂，“小精灵被无情地禁锢”“天堂不再是心灵的故乡”。我们把孩子的精神引向了何方？每一个肩负良知的语文教师都应扪心自问。我们的语文课堂是培养“思想大师”，还是造就“精神侏儒”？
　　教材永远只是一块帮助学生思维起跳的跳板。我们的教师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作独特的领悟、探索和发现，借助跳板的力量，开启学生思维的大门，撒下人文精神的种子。我们的语文课堂当远离孙绍振教授所言“无效重复者有之，顾左右而言他者有之，滑行表层者有之，胡言乱语者有之，洋相百出者有之，装腔作势，借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术语以吓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更有之”的现象。否则，恕我大放厥词：批判精神既然已被逐出课堂，一批批思想的懒汉、文本的奴才和毫无创造力的侏儒被源源不断地从学校制造出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想起了原杭州外国语学校的郭初阳老师和他的令语文教师惊诧的语文课堂。学者涂国文先生在《言说引爆沉默：解读郭初阳》中给予他恳切的谀词：“郭初阳课堂的意义，首先在于他为教师的才、学、识树立了一个标杆。语文教师才、学、识的高度，既是语文课堂取得高效优质的教学成果的前提条件，又代表着语文课堂的文化高度。郭初阳的探索，目前当然还谈不上代表了语文课堂教学改革的方向——他也没有充当‘方向’的义务和野心，但它却在真真切切地告知我们：好的语文课堂应该是一种‘思想的课堂’‘文化的课堂’。”
　　今日重读南京师大附中吴非老师的教育随笔集《不跪着教书》。不跪着教书，首先要有站起来的勇气，要有视野的宽度、知识的厚度、思想的深度。吴非先生认为：“教师不能跪着教书，如果教师是跪着的，那他的学生只能趴着了。”跪着教书，“学校只能教出一群精神侏儒，只能培养驯服的思想奴隶”。
　　教师应该首先成为一个思想者，一个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教师的人格独立了，才能给学生良好的示范；思想独立了，才能教会学生用智慧去怀疑，去判断，去立论，去创新！吴非先生的句句良言温暖了我的心，让我在迷茫的前行中辨清了远行未知的路。
　　我一直在琢磨郭初阳老师的课，为何能震动语文界，掀起轩然大波。原来，郭初阳老师的课是在努力锻造学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此才会惹得那些着意于造就“精神侏儒”的教师群体的不解和抨击，可见语文教育界固守的“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传统观念何等牢固，教师破旧立新给学生一个精神故乡的探索又是何等艰难。
　　不言而喻，我们的语文教育必然要让孩子成为“思想的大师”，远离“精神的侏儒”。那么我们来听一听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告诫：“儿童的心变成什么样子，变成鲜花还是枯树皮，取决于教师。”如果我们每一天的课堂都能成为学生思维磨砺的训练场，如果我们的每一个教师都能给学生适度的精神引领，那么我们可以相信，每一个孩子都能接近思想的大师，这是皮格马利翁效应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不能满足于做一个教书匠，那么做一个好的引路人，做一个好的精神导师吧，给学生一个精神的故乡，做学生心灵的朋友。我们要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带领学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