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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生长点”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与热点。在洪子诚的“读书类”著作中，“个人史”与“文学史”互相激活、良性互动，其中蕴含着无限丰富的当代文学研究的“生长点”。在他的“史料类”著述中，洪子诚将当代文学自身的“复杂性”与“历史性”较好地呈现出来。
关键词：文学研究 个人史 文学史 史料史
“生长记”这个题目，就套用洪子诚先生的文章《<爸爸爸>：丙崽“生长记”》。近二十余年来，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生长点”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与热点所在。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开疆拓土”似的“空白地带”似乎越来越少，为了突破学术研究和学术增长的“瓶颈”，大家纷纷去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然而，这种寻找对于相当数量的研究者而言，都是无功而返，苦苦寻找后仍然是“一无所有”。但我们读洪子诚先生的一系列学术著述，我们在可见当代文学研究的“生长点”。
“个人史”与“文学史”
正如洪子诚先生所言：“读作品记’和前些年出版的《我的阅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有关系，但也不同。主要是减弱了‘阅读’在自己身上留下痕迹的记录，而侧重延伸、扩展到对当代一些思想、文学问题的讨论。”（洪子诚：《读作品记序》）《读作品记》一如既往地保持了《我的阅读史》中的“轻松”风格，但洪子诚先生又把“个人史”与“文学史”融合在一起，在“轻松”之余，还有强烈的“历史感”。用自己的阅读史与生命体验（尤其是一些涉及个人趣味的艺术形式）去激活当代文学史中的问题。同时，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也能够将他“亲历历史”的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再度激动。正是在“个人史”与“文学史”互相激活的良性互动中，蕴含着无限丰富的当代文学研究的“生长点”。
在《读作品记》中有一篇《与音乐相遇》。看到这篇文章时，我立即想起了钱理群先生的《与鲁迅相遇》。我记得钱理群先生在《与鲁迅相遇》的后记中说起他与鲁迅相遇的“机缘”。他说，一个人在顺境的时候是不会与鲁迅相遇的，只有在逆境时才会“与鲁迅相遇”。思想性、精神性的“相遇”与人世间所有的“相遇”一样，都是需要“机缘”的。这种“机缘”未必一定是“逆境”或“顺境”，但一定会与某种历史的、现实的人生境遇相关。从文章中看得出来，洪子诚先生应该是一个古典音乐的“发烧友”。我对古典音乐一无所知，但读《与音乐相遇》时，我看到洪子诚先生在这篇看似只谈个人“趣味”而无关“文学史”的随笔中的“历史记忆”与“闲笔不闲”之处。洪子诚先生是在“文革”结束后，才知道作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名字，但是后来他才知道“60年代才华横溢的上海女钢琴家顾圣婴，就曾排练、演奏过这部协奏曲。顾圣婴在那个时代，其才情不在刘诗昆、殷承宗之下。她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批斗，1967年2月1日凌晨，和她妈妈、弟弟一起自杀身亡，年仅30岁；她死时，因为潘汉年案蒙冤的父亲还在狱中”。我知道顾圣婴的经历遭遇，是读到赵越胜发表在《读书》2010年第6期上的《若有人兮山之阿》。洪子诚先生在谈到拉赫玛尼诺夫时，完全可以不谈及顾圣婴的，但却要荡开一笔说上几句顾圣婴，也足见洪子诚先生的“历史意识”。也是在这篇文章中，洪子诚先生谈及他1990年除夕夜，在蔚秀园的家中听北京台立体声音乐频道的感受：
那年，北京还没有禁放鞭炮，却好像没有多少鞭炮声，换气也烧得不大好，那個住宅小区确实“冷寂”。不是太清楚当时收听的是哪个广播电台……一开始就是沉重的定音鼓的敲击，这种敲击持续不断。同样持续不断的是或低沉，或锐利的哀吟和叹息。这样造成的压抑感，和这个传统团聚的节日需要的温暖、欢乐构成的对比，在当时给我诧异的冲击。将这首追悼亡灵的乐曲安置在除夕夜，产生这样念头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乐曲本身，转而和那个不知名姓的节目制作人对话。
生活里这样的零碎细节当然不会得到记载，也很快就会销声匿迹；连同当时的情绪。这是需要细心保护的，因为在人的意识中，它们属于“最微妙和最不明确”的部分，而且往往寄存于心中的，自己有时也容易忽略的角落。
在谈及文学批评尤其是文学史研究的时候，我们常说要“客观”，但我们不要忘了文学创作与历史记忆不仅是“客观”的，更是有“温度”的，有“表情”的，所以纯粹的“客观”知识并不能完全激活文学创作与文学史中的全部问题，那些“最微妙和最不明确”的部分，的确是需要与之相称的“微妙”和“不明确”去触碰、去相遇、去激活。而我们读洪子诚先生的著述尤其是《我的阅读史》与《读作品记》常常可见洪子诚先生旁逸斜出的“微妙”与“温度”。这些“有情”的记忆与体验，恰恰是当代文学研究“生长记”的重要来源与精神力量。
当代文学“史料学”
洪子诚先生在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史写作中，最为人称道的或者常被捉及的学术优长就是他在研究中对当代文学史料搜集、使用的自觉意识。在当代文学史料学上的学术优长和主要成就，集中体现在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该说》等著述中。
近年来，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大家越来越重视“史料”的价值与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在时下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已经发生了“史料学”的转向。在我看来，是否存在“史料学”的转向，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但至少发掘、使用“史料”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洪子诚先生算是比较早的在当代文学史料上用力甚深的研究者。但以我阅读洪子诚先生著述的体会而言，我以为，洪子诚先生对于“史料”的挖掘、选择和使用，与时下当代文学研究界流行的“史料学”研究有着明显的不同。当下当代文学研究界热衷的“史料学”研究，还是以“铺陈”史料居多，对于史料本身缺少一种学术的自觉意识（即何为当代文学史料、史料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作用”与“边界”等重要问题，缺少学术性的思考），对于不同的史料也缺少“甄别”意识。对此，洪子诚先生在《关于当代文学的史料》一文中，就曾指出在整理当代文学史料时应该注意史料的“边界”与“范围”： 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更加紧密，不仅是中国社会政治，而且是世界政治局势、运动，甚至有时候就是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史料整理区分文学与政治的界限不是那么容易，这就牵涉到范围、边界的问题。如果局限于“纯文学”，显然难以呈现其面目，但过于放大，又会失去边界。
（《关于当代文学的史料》）
尽管洪子诚先生在当代文学史料用力甚多，但他不是那种陷入“史料”中不能“自拔”的学者。同时，洪子诚先生不仅重视对当代文学史料的使用，而且有时是一种“创造性”的使用，这集中体现在他的《材料与注释》一书中。我们可以说“材料与注释”是洪子诚先生“发明”的一种带有史料性、自我学术个性的学术研究“文体”。他以当代文学史中的重要现象或重要人物为核心，让不同性质的史料、不同时期的史料，在同一个学术场域中进行对话、辩难，在一个“互动性”的过程中，将当代文学自身的“复杂性”与“历史性”较好地呈现出来。洪子诚先生对于当代文学史料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实存性”上，同时他也看到了“史料”的不“纯粹性”，即看到了“史料”的“价值论”意义：
史料工作，有时候被看作只是为研究建立基础。其实，创造性的史料工作，就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近年来风行的文学编年史，有史料汇集的性质，实际上也是另一种文学史；因而，不同的“编年史”的价值，和不同的文学史一样，相差很大。严格说，史料的菟集、整理很难说有“纯粹”的，它总是与文学典律确立，与对文学历史的理解，以及与现实的问题意识有密切关系。我们总不会去做任一作家的年谱，不会做任一作品的版本校勘或发表时间考证，也大概不会耗费精力去寻找任一作家的轶文、书信，搜寻文坛上的任一奇闻轶事；除非有这样的癖好。选择、判断和采用相应方法本身，就不是技术性工作。
（《关于当代文学的史料》）
洪子诚先生关于史料在“价值论”意义上的洞见，以及史料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作用与局限，为当下当代文学研究界流行的“史料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反思的立场与视角。史料在文学研究中是基础，固然很重要，但也不应有“史料崇拜”，尤其应该意识到史料自身的“有限”价值。
被“藏”起来的理论
因为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史写作，均是以“史料”见长的，所以大家往往将洪子诚先生归入“史料派”，学者孟繁华先生就曾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一文中盛赞洪子诚先生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贡献，他说：“当代文学研究，既有当下的文学批评，同时也有对历史材料的关注，这样才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完整格局，才会将当代文学做成一门学问。这方面的成就和影响，首先是洪子诚教授。”孟繁华先生对洪子诚先生这样的赞誉是恰如其分的，但从我阅读洪子诚先生著述的感受来说，除了洪子诚先生在研究中的史料成就外，我认为，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史写作都是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性”的。我记得洪子诚先生在《问题与方法》一书中，提及一次北大中文系请来了一位西方的理论家来讲座，陈平原先生还特意叮嘱洪子诚先生去听讲座。洪子诚先生说，大概是陈平原先生觉得他太缺少理论了，所以才叮嘱他去听讲座。从洪子诚先生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幽默感。其实，洪子诚先生对于理论的关注，从“文革”结束之后就开始了：
“文革”后的一段时间，有两份可以个人订阅的“内部刊物”，在我的学习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是外文出版局的《编译参考》，另一就是文学所的《文学研究参考》……80年代的《文学研究参考》，译介了不少外国重要文学论著，以及外国学者（竹内好、普实克、夏志清、浦安迪、韩南、叶维廉、佛克马等）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著作。
（《当代的文学制度问题》）
对于理论问题的关切，一直贯穿在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写作之中。从他与吴晓东先生关于“文学性和文学批评”的对话及收入《读作品记》中的其他文章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洪子诚先生对于理论问题的敏感与思考，他在那里提及了马尔库塞、竹内好、别尔嘉耶夫、萨义德、苏珊·朗格、以赛亚·伯林等著名的现代理论家、思想家。这是洪子诚先生提及的理论资源，但洪子诚先生更多的理论阅读与理论思考，已经转化或内化到他对当代文学问题的论述中，我想这些就是被“藏”起来的理论。例如：
由这两个方面，我想到“生长”这个词。文学作品，包括里面的人物，它们的诞生，不是就固化、稳定下来了；如果还有生命力，还继续被阅读、阐释，那就是在“活着”，意味着生长……“生长”由两种因素促成。文本内部进行着的，是作家（或他人）对作品的修订、改写（改编）。文本外的因素，则是变化着的情景所导致的解读、阐释重点的偏移和变异。
（《（爸爸爸）：丙崽生长记》）
“经典”基本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的选择，经典化实际上就是一个精英化的过程，即使文本当初带有大众流行的性质。这里的“精英化”，既指文本（剧目）的性质、等级，也指接受、阅读的情况。经典的阅读、欣赏，常带有更多精英的、个人化的、鉴赏的意味。
（《革命样板戏：内部的困境》）
“同情”“尊重”等，本来就与人的情感、感性生活相关。它们不仅关乎概念、理论、逻辑，更包含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的历史经验、感性生活内容。在研究历史上，知识与信仰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个人经验在人文学术工作中需要加以警惕还是应该积极加入，这些都曾有过争论。但不管怎么说，研究者的身份认定，个人经验是无法完全排除在外的。
（《“作为方法”的八十年代》）
从以上引述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现代史学的、文化研究的、新历史主義的基本理论阅读，是不大会提出上述问题的，即便能有与上述问题有关的论述，也完全不是这样的表述方式。因为我们的观察总是被理论“污染”的，有什么样的理论资源就会看到什么样的“问题”，同样有什么样的理论资源就会有什么样解决问题、论述问题的方式。
上述关于被“藏”起来的理论，是源自我阅读洪子诚先生著述的感受与“猜想”。也可能洪子诚先生的这些问题与论述，不是来自于相关的理论资源，而是另有来路。
关键词：文学研究 个人史 文学史 史料史
“生长记”这个题目，就套用洪子诚先生的文章《<爸爸爸>：丙崽“生长记”》。近二十余年来，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生长点”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与热点所在。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开疆拓土”似的“空白地带”似乎越来越少，为了突破学术研究和学术增长的“瓶颈”，大家纷纷去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然而，这种寻找对于相当数量的研究者而言，都是无功而返，苦苦寻找后仍然是“一无所有”。但我们读洪子诚先生的一系列学术著述，我们在可见当代文学研究的“生长点”。
“个人史”与“文学史”
正如洪子诚先生所言：“读作品记’和前些年出版的《我的阅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有关系，但也不同。主要是减弱了‘阅读’在自己身上留下痕迹的记录，而侧重延伸、扩展到对当代一些思想、文学问题的讨论。”（洪子诚：《读作品记序》）《读作品记》一如既往地保持了《我的阅读史》中的“轻松”风格，但洪子诚先生又把“个人史”与“文学史”融合在一起，在“轻松”之余，还有强烈的“历史感”。用自己的阅读史与生命体验（尤其是一些涉及个人趣味的艺术形式）去激活当代文学史中的问题。同时，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也能够将他“亲历历史”的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再度激动。正是在“个人史”与“文学史”互相激活的良性互动中，蕴含着无限丰富的当代文学研究的“生长点”。
在《读作品记》中有一篇《与音乐相遇》。看到这篇文章时，我立即想起了钱理群先生的《与鲁迅相遇》。我记得钱理群先生在《与鲁迅相遇》的后记中说起他与鲁迅相遇的“机缘”。他说，一个人在顺境的时候是不会与鲁迅相遇的，只有在逆境时才会“与鲁迅相遇”。思想性、精神性的“相遇”与人世间所有的“相遇”一样，都是需要“机缘”的。这种“机缘”未必一定是“逆境”或“顺境”，但一定会与某种历史的、现实的人生境遇相关。从文章中看得出来，洪子诚先生应该是一个古典音乐的“发烧友”。我对古典音乐一无所知，但读《与音乐相遇》时，我看到洪子诚先生在这篇看似只谈个人“趣味”而无关“文学史”的随笔中的“历史记忆”与“闲笔不闲”之处。洪子诚先生是在“文革”结束后，才知道作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名字，但是后来他才知道“60年代才华横溢的上海女钢琴家顾圣婴，就曾排练、演奏过这部协奏曲。顾圣婴在那个时代，其才情不在刘诗昆、殷承宗之下。她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批斗，1967年2月1日凌晨，和她妈妈、弟弟一起自杀身亡，年仅30岁；她死时，因为潘汉年案蒙冤的父亲还在狱中”。我知道顾圣婴的经历遭遇，是读到赵越胜发表在《读书》2010年第6期上的《若有人兮山之阿》。洪子诚先生在谈到拉赫玛尼诺夫时，完全可以不谈及顾圣婴的，但却要荡开一笔说上几句顾圣婴，也足见洪子诚先生的“历史意识”。也是在这篇文章中，洪子诚先生谈及他1990年除夕夜，在蔚秀园的家中听北京台立体声音乐频道的感受：
那年，北京还没有禁放鞭炮，却好像没有多少鞭炮声，换气也烧得不大好，那個住宅小区确实“冷寂”。不是太清楚当时收听的是哪个广播电台……一开始就是沉重的定音鼓的敲击，这种敲击持续不断。同样持续不断的是或低沉，或锐利的哀吟和叹息。这样造成的压抑感，和这个传统团聚的节日需要的温暖、欢乐构成的对比，在当时给我诧异的冲击。将这首追悼亡灵的乐曲安置在除夕夜，产生这样念头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乐曲本身，转而和那个不知名姓的节目制作人对话。
生活里这样的零碎细节当然不会得到记载，也很快就会销声匿迹；连同当时的情绪。这是需要细心保护的，因为在人的意识中，它们属于“最微妙和最不明确”的部分，而且往往寄存于心中的，自己有时也容易忽略的角落。
在谈及文学批评尤其是文学史研究的时候，我们常说要“客观”，但我们不要忘了文学创作与历史记忆不仅是“客观”的，更是有“温度”的，有“表情”的，所以纯粹的“客观”知识并不能完全激活文学创作与文学史中的全部问题，那些“最微妙和最不明确”的部分，的确是需要与之相称的“微妙”和“不明确”去触碰、去相遇、去激活。而我们读洪子诚先生的著述尤其是《我的阅读史》与《读作品记》常常可见洪子诚先生旁逸斜出的“微妙”与“温度”。这些“有情”的记忆与体验，恰恰是当代文学研究“生长记”的重要来源与精神力量。
当代文学“史料学”
洪子诚先生在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史写作中，最为人称道的或者常被捉及的学术优长就是他在研究中对当代文学史料搜集、使用的自觉意识。在当代文学史料学上的学术优长和主要成就，集中体现在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该说》等著述中。
近年来，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大家越来越重视“史料”的价值与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在时下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已经发生了“史料学”的转向。在我看来，是否存在“史料学”的转向，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但至少发掘、使用“史料”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洪子诚先生算是比较早的在当代文学史料上用力甚深的研究者。但以我阅读洪子诚先生著述的体会而言，我以为，洪子诚先生对于“史料”的挖掘、选择和使用，与时下当代文学研究界流行的“史料学”研究有着明显的不同。当下当代文学研究界热衷的“史料学”研究，还是以“铺陈”史料居多，对于史料本身缺少一种学术的自觉意识（即何为当代文学史料、史料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作用”与“边界”等重要问题，缺少学术性的思考），对于不同的史料也缺少“甄别”意识。对此，洪子诚先生在《关于当代文学的史料》一文中，就曾指出在整理当代文学史料时应该注意史料的“边界”与“范围”： 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更加紧密，不仅是中国社会政治，而且是世界政治局势、运动，甚至有时候就是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史料整理区分文学与政治的界限不是那么容易，这就牵涉到范围、边界的问题。如果局限于“纯文学”，显然难以呈现其面目，但过于放大，又会失去边界。
（《关于当代文学的史料》）
尽管洪子诚先生在当代文学史料用力甚多，但他不是那种陷入“史料”中不能“自拔”的学者。同时，洪子诚先生不仅重视对当代文学史料的使用，而且有时是一种“创造性”的使用，这集中体现在他的《材料与注释》一书中。我们可以说“材料与注释”是洪子诚先生“发明”的一种带有史料性、自我学术个性的学术研究“文体”。他以当代文学史中的重要现象或重要人物为核心，让不同性质的史料、不同时期的史料，在同一个学术场域中进行对话、辩难，在一个“互动性”的过程中，将当代文学自身的“复杂性”与“历史性”较好地呈现出来。洪子诚先生对于当代文学史料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实存性”上，同时他也看到了“史料”的不“纯粹性”，即看到了“史料”的“价值论”意义：
史料工作，有时候被看作只是为研究建立基础。其实，创造性的史料工作，就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近年来风行的文学编年史，有史料汇集的性质，实际上也是另一种文学史；因而，不同的“编年史”的价值，和不同的文学史一样，相差很大。严格说，史料的菟集、整理很难说有“纯粹”的，它总是与文学典律确立，与对文学历史的理解，以及与现实的问题意识有密切关系。我们总不会去做任一作家的年谱，不会做任一作品的版本校勘或发表时间考证，也大概不会耗费精力去寻找任一作家的轶文、书信，搜寻文坛上的任一奇闻轶事；除非有这样的癖好。选择、判断和采用相应方法本身，就不是技术性工作。
（《关于当代文学的史料》）
洪子诚先生关于史料在“价值论”意义上的洞见，以及史料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作用与局限，为当下当代文学研究界流行的“史料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反思的立场与视角。史料在文学研究中是基础，固然很重要，但也不应有“史料崇拜”，尤其应该意识到史料自身的“有限”价值。
被“藏”起来的理论
因为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史写作，均是以“史料”见长的，所以大家往往将洪子诚先生归入“史料派”，学者孟繁华先生就曾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一文中盛赞洪子诚先生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贡献，他说：“当代文学研究，既有当下的文学批评，同时也有对历史材料的关注，这样才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完整格局，才会将当代文学做成一门学问。这方面的成就和影响，首先是洪子诚教授。”孟繁华先生对洪子诚先生这样的赞誉是恰如其分的，但从我阅读洪子诚先生著述的感受来说，除了洪子诚先生在研究中的史料成就外，我认为，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史写作都是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性”的。我记得洪子诚先生在《问题与方法》一书中，提及一次北大中文系请来了一位西方的理论家来讲座，陈平原先生还特意叮嘱洪子诚先生去听讲座。洪子诚先生说，大概是陈平原先生觉得他太缺少理论了，所以才叮嘱他去听讲座。从洪子诚先生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幽默感。其实，洪子诚先生对于理论的关注，从“文革”结束之后就开始了：
“文革”后的一段时间，有两份可以个人订阅的“内部刊物”，在我的学习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是外文出版局的《编译参考》，另一就是文学所的《文学研究参考》……80年代的《文学研究参考》，译介了不少外国重要文学论著，以及外国学者（竹内好、普实克、夏志清、浦安迪、韩南、叶维廉、佛克马等）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著作。
（《当代的文学制度问题》）
对于理论问题的关切，一直贯穿在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写作之中。从他与吴晓东先生关于“文学性和文学批评”的对话及收入《读作品记》中的其他文章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洪子诚先生对于理论问题的敏感与思考，他在那里提及了马尔库塞、竹内好、别尔嘉耶夫、萨义德、苏珊·朗格、以赛亚·伯林等著名的现代理论家、思想家。这是洪子诚先生提及的理论资源，但洪子诚先生更多的理论阅读与理论思考，已经转化或内化到他对当代文学问题的论述中，我想这些就是被“藏”起来的理论。例如：
由这两个方面，我想到“生长”这个词。文学作品，包括里面的人物，它们的诞生，不是就固化、稳定下来了；如果还有生命力，还继续被阅读、阐释，那就是在“活着”，意味着生长……“生长”由两种因素促成。文本内部进行着的，是作家（或他人）对作品的修订、改写（改编）。文本外的因素，则是变化着的情景所导致的解读、阐释重点的偏移和变异。
（《（爸爸爸）：丙崽生长记》）
“经典”基本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的选择，经典化实际上就是一个精英化的过程，即使文本当初带有大众流行的性质。这里的“精英化”，既指文本（剧目）的性质、等级，也指接受、阅读的情况。经典的阅读、欣赏，常带有更多精英的、个人化的、鉴赏的意味。
（《革命样板戏：内部的困境》）
“同情”“尊重”等，本来就与人的情感、感性生活相关。它们不仅关乎概念、理论、逻辑，更包含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的历史经验、感性生活内容。在研究历史上，知识与信仰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个人经验在人文学术工作中需要加以警惕还是应该积极加入，这些都曾有过争论。但不管怎么说，研究者的身份认定，个人经验是无法完全排除在外的。
（《“作为方法”的八十年代》）
从以上引述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现代史学的、文化研究的、新历史主義的基本理论阅读，是不大会提出上述问题的，即便能有与上述问题有关的论述，也完全不是这样的表述方式。因为我们的观察总是被理论“污染”的，有什么样的理论资源就会看到什么样的“问题”，同样有什么样的理论资源就会有什么样解决问题、论述问题的方式。
上述关于被“藏”起来的理论，是源自我阅读洪子诚先生著述的感受与“猜想”。也可能洪子诚先生的这些问题与论述，不是来自于相关的理论资源，而是另有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