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山西，当局扛起尊儒大旗，民国元年（1912）公历6月，赵戴文（次陇）等组织宗圣社，继而刊行《宗圣汇志》（《宗圣学报》）与《来复》周刊，天下文人地不分南北，学不分东西，纷纷聚集太原。此间，除了官办色彩的宗圣社、洗心社、育才馆、体育社、精武社、教育社、中医改进研究会等，还形成了韬园诗社等诸多民间性文人群体。这一风气不仅风靡省城太原，还直接影响到县域。民国《榆次县志》（卷八·教育考）记载，榆次县曾设有“劝学所”“教育会”“文庙图书馆”“阅报室”“宗圣会”“冼心社”“雅乐传习所”“国学专修馆”“民众教育馆”“医学堂”等文教机构。“宗圣会，以中华民国三年成立，地址在文庙，斋室设正副会长各一人，学界同人俱为会员。”“冼心社，在学宫明伦堂，中华民国七年俞县长家骥奉省令设正副社长各一人，每届礼拜日约聘讲师讲演，后废。”“雅乐传习所，附设于教育会内，民国十二年会长常赞春商同城关各学校，遴选诸生传习雅乐，凡六阅月止。”“国学专修馆，为同善社所创办，以民国十四年成立初在该社附设，后移文庙神厨，十五年同善社解散，遂归停顿。”民国《太谷县志》（卷四·教育·教育机关）中同样记有“宗圣会”“冼心社”“教育会”“教育协会”“劝学所”“山西私立铭贤中学校”。“宗圣社，民国三年知事金宝瑔联合学界人员共同组织，设会长一人，副会长一人，学界同人俱为会员，地址在旧儒学敬一亭内。”“洗心社，民国七年知事安恭己联合学界人员共同组织，公推社长一人，副社长一人，讲长十人，速记生二人，每星期日讲演德育要旨。地址在旧儒学明伦堂。”
　　在众多的文人群体中，有这样一个群体十分特别，他们因古琴而聚，弘扬雅乐文化，使太原一度成为琴人汇聚之地，由此诞生了元音琴社。赵炳麟（竺垣）《赵柏岩集·柏岩感旧诗话》中这样记述：“中国此时琴学之盛，当推晋阳。”
　　民初三晋琴事
　　民国八年（1919），川派琴人顾卓群（荦）应阎锡山（百川）之邀赴晋，一为宗圣社祭孔雅乐之需，二为担任自省堂鼓琴之聘。次年（1920）仲春，李冠亭（德懋）邀集同好，在山西体育会创立琴社，孙净尘（森）题额，名曰“元音”。发起者计有十余人，顾卓群、李冠亭、招学庵（鉴芬）、孙净尘、傅侠仙（文绮）等。其时，顾卓群为洗心社、自省堂主讲，亦为琴社主讲。民国十年（1921），当局倡导雅乐，时任元音琴社主讲的顾卓群与山西育才馆教务长张芹荪（鸿藻）联袂举荐顾梅羹（焘）、彭祉卿（庆寿）、沈伯重（增厚）、杨友三（树森）等名家莅晋授琴。在育才馆设雅乐班，国民师范学校设雅乐研进社，四君赴晋，各出所学，传琴之余撰述讲义。彭祉卿于民国十年（1921）撰成《琴学概要》首、上、下三篇，论析指法、琴律甚为详悉。孙净尘、顾梅羹深究律吕，日事研求，成《五均图》及《五均图疑义问答》付梓流传。顾卓群于民国十一年（1922）著成《元音琴谱》，赵炳麟为序。顾梅羹等撰《山西育才馆雅乐讲义》及《中国音乐史讲义》。彭祉卿、张芹荪、顾梅羹等编著《雅乐集》，厘定宫商，堪为研习古乐者之圭臬。于斫琴，孙净尘精研琴理，民国九年（1920）至十二年（1923）聘五台琴工方进升，二人联袂，三年间斫琴二百余床，制瑟十余张;虞铭新（和钦）也身躬斫琴，与潞安琴工秦华共造“虞韶”百床。其间各地琴家赴晋琴会者甚众，以民国十一年（1922）7月杨时百（宗稷）应彭祉卿、顾梅羹之邀人晋传琴为最，寓居虞铭新（和钦）“莳熏精舍”近半载。一时间，太原成为琴人汇聚之地，雅集频频。民国九年公历11月14日下午，元音琴社在山西陆军审判处东园第一次弹奏雅集，有十六人参加，其中十三人抚曲。民国十年（1921）公历7月3日，仍在东园举行第二次大型弹奏雅集，人数上升到数十人，独奏、合奏，琴箫合奏二十二曲。民国十一年公历9月10日，还是在东园举行第三次弹奏雅集，到会百余人，九嶷山人杨时百亲抚《渔歌》《高山》《流水》，各琴家紛纷献艺，独奏，或二人、三人，乃至五人合奏，琴箫合奏，凡二十首，盛况空前，余音绕梁。各处琴家齐集，三晋乐风为之一正。其时三晋雅乐之盛在赵炳麟《赵柏岩集·柏岩感旧诗话》中多有记述，其三子成武婚，张芹荪、彭祉卿等参用《御纂<诗经>乐谱》，为奏《螽斯》《麟趾》两章。每弹奏《渔歌》《潇湘云水》诸操，令人一往情深;奏《孔子读<周易>》，仿佛见夫子为山东口音。赵炳麟与善于斫琴的教育厅长虞铭新结成亲家，子、媳从顾卓群习琴。而且也留下诸多琴人交往的诗词佳话。仅赵炳麟《赵柏岩集·潜并庐诗存》中就有五首与琴人琴事相关的诗篇：《壬戌夏在并市得康熙时孙良臣古琴，偶拈小句》《和钦亲家为余督工修理孙氏旧琴，赋此赠之并录琴腹》《张芹荪鸿藻在东园赏牡丹以诗见示，依韵和之》《江东布衣为四子钦武督工造琴，赋谢》《催江东布衣孙靖尘造琴》。其间可圈可点的琴人记有顾卓群、招学庵、窦翘芝、李冠亭、王和斋、李赞臣、冯鹏翥（运青）、孙异同、李梅夫、吴季宏、林子仁、张友生、孙森、吴明复、马季青、张少陔、段忠甫、郑华甫、刘乙青、祁亚静、吴眠甫、虞和钦、王瀚如、叶伯樵、赵达久、张芹荪、李幼斋、杨时百、彭祉卿、顾梅羹、顾国屏、孙异同、王聚魁、耿莱瀛、李保衡、王建武、徐明性、孙竹荪、吕宜弟、池佩兰、张秀兰、虞雅、秦玉楼等。所弹奏琴曲记有《风雷引》《平沙落雁》《墨子悲丝》《长门怨》《高山》《渔樵问答》《普庵咒》《忆故人》《归去来辞》《梅花三弄》《阳关三叠》《陋室铭》《凤求凰》《醉渔唱晚》《潇湘水云》《释谈章》《孔子读易》《渔歌》《昭君怨》《流水》《汉宫秋月》等。尽管时局动荡，甲子岁诸琴人多风流云去，彭、杨、沈、顾功成去晋，招学庵（师从顾敏卿）调沪上邮务总局会计长，顾卓群南旋，傅侠仙回省任省府科长，但三晋琴音未断，孙净尘、李冠亭、荣甲三（鸿胪）、冯运青、吴明复、郑华甫等老同社及后学诸人一直到日寇犯晋前始终活跃于太原。在国师雅乐研进社、育才馆雅乐班先后培养出的琴人中，尤以顾梅羹亲授国师雅乐研进社王聚魁（梅岩）一支传承有序。王聚魁在国民师范传琴，翘楚者有国师学生程继元（帘栅）、郭维芝（少先）等，程继元授高寿田、李庆天。高寿田于日本投降后在太原文庙成立唐风琴社，授琴李庆中、张亮垣。李庆中于新世纪再次复兴三晋琴学，元音琴社复社。 　　明清三晋琴考
　　其实，民初天下琴人汇聚三晋，还另有其因，那便是在富甲天下的晋商腹地寻找散落民间的传世名琴。据《今虞·古琴征访录》记述，民国初年，招学庵与孙净尘、顾卓群均从太谷、榆次购得旧琴。招学庵“民七年得自山西太谷庙会，二十年送存广州被窃”。此琴招氏名之“江城篴”。孙氏之“龙门风雨”琴，连珠式，“池上朱书‘龙门风雨’四字，下有三寸方‘道君皇帝之宝金印’，一方无年月”，“此琴于民国八年以重价易得。初予琴师卓群，亲往榆次就琴所在地试。上新苏弦弹之，音韵不佳，拒绝而返。正与卓群同餐，忽桌上月明沧海琴四弦不弹而断，即易前弦，音忽不佳，始悟乃苏弦之过也。二次又追至榆次，在火车上琴价两交。此时琴贾正登车返京，几乎富而失之。月明沧海琴之与此琴，有因缘也。沧海后为至友让去”。另有一琴“潢堂道人”制，孔子式，“池腹朱书‘大明甲子获古良材益国潢南道人制’，“此琴先为西人李提摩太所得，后李去晋，售于孙省伯岳丈陈君，省伯为予同事，由其代为易得。时在民国七年除夕日也。南海布衣招勋极赞许之”。赵炳麟在其《赵柏岩集·潜并庐诗存》中还记录了壬戌夏在并市得康熙时孙良臣古琴并拈小句，后请虞铭新督工修理孙氏旧琴事。
　　《今虞·古琴征访录》记载了两张与晋土有关的古琴。一是南京净莲居士王蔼南所藏“霜钟”，“池上有晋王之印”，“腹内有九嶷山人重斫朱字”;二是桂阳玄楼李静（伯仁）所藏“凤凰”，琴体有“明河东晋王斫于景贤书院”题记。
　　上列孙净尘得自晋地“龙门风雨”与孙良臣古琴不论，本文仅就李静所藏“凤凰”、王蔼南所藏“霜钟”以及招学庵得而复失之“江城篴”与三晋相关之三琴追根溯源。
　　关于“凤凰”与“霜钟”琴，“凤凰”为桂阳李静珍藏，特别注明：“唐人诗云，凤凰琴里落梅花，因以为名，非赵飞燕琴名也。”孔子式，桐质，梅花流水，螺徽、象牙、轸足，琴体有“明河东晋王斫于景贤书院”题记。其斫琴人，斫琴地点似一目了然。但明代晋藩十传十二王，究竟是哪代晋王？景贤书院又在哪里？均无确指。“霜钟”琴也仅“池上有晋王之印”。此二琴有无关联，晋王是否同一人，均需要进一步考证。
　　放眼全国，陕西渭南有景贤书院，但为清代下邦人唐顺祖父子创办，不足论。安徽合肥有景贤书院，始建于唐，鼎盛在宋，为宋代全国著名四书院之一，也不足论。山西介休景贤书院，明万历《汾州府志》（卷之四·书院）记载：“介休县，景贤书院，旧在东南城上，年久拆毁，有孝义赵讷撰《记》。”乾隆《汾州府志》（卷五·学校）记载：“景贤书院，旧《府志》于介休县云‘在郭林宗祠’，今废。”介休志书记载也有所不同，嘉庆《介休县志》（卷三·学校）记载：“景贤书院：在东南城上，今废。”民国《介休县志》（卷十五·营建考·庙学）记载：“景贤书院，在东南城上，今废。”可见，在晋地景贤书院的记载中，能找到的最早记载为明万历《汾州府志》，而且记之为“年久拆毁”，说明早在此前即已有之，尽管孝义赵讷撰《记》无法寻得，但可确定无疑。赵讷，万历《汾州府志》卷九（选举类·举人）、卷十一（人物类·乡贤）有记载，均未涉及景贤书院。但从其己未进士，七十九岁卒可以推断，赵讷撰《记》时间应在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之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汾州设府，府志由三十六年任知府的王道一纂修，志成在次年，说明赵讷撰《记》应在嘉靖三十八年至万历三十七年的五十年间，而此时景贤书院早已“年久拆毁”，赵讷撰《记》只能是对景贤书院存废历史的记载或考证。而赵讷何以为一座年久拆毁的书院撰记？也只能说景贤书院有着特殊意义与价值。按照晋中盆地砖木结构的建筑生命周期分析，哪怕疏于维护，起码一二百年以上不至于倒塌拆毁。就以万历三十六年《汾州府志》纂成上推二百年，介休景贤书院永乐初年即已有之。由此可推知，《今虞》所记之“凤凰”琴所斫之景贤书院当指介休之景贤书院，且只有此景贤书院可与明河东晋王互证。
　　“凤凰”琴既然为明河东晋王所斫，且斫于介休景贤书院，也反证“霜钟”琴所刻（池上）“晋王之印”之晋王当为同一人。关于明代晉王，洪武至明末，晋藩十传十二王。第一代朱桐为朱元璋三子，是为晋恭王。第二代晋王朱济焙为朱桐嫡一子，是为晋定王。曾遭三弟平阳王朱济蟥诬掏，永乐十二年被废为庶人，守恭王坟园。晋王之爵也被平阳王朱济熿攫取，直到宣德二年（1427）朱济熿通朱高煦谋反事发以罪革职，发于高墙。但仁宗仅赐济熺王冠服，由子美圭养。永乐二十一年（1423），美圭受封平阳王，直到宣德十年（1435）才袭封晋王，是为晋宪王。可见，第二代晋王曾有过短暂的易人，晋王朱济焙之位由朱济蟥攫取。而平阳王也曾先后两任，先为朱济蟥，后为朱美圭。为晋王斫琴之景贤书院在介休，属于汾州地界，而汾州又有庆成王（朱济炫）与永和王（朱济娘）两位郡王。与二郡王交好的晋王只有先封平阳王，再攫取晋王之位的朱济熿，且在诬掏朱济焙的问题上，朱济熿与朱济炫结成同盟，致使朱济焙被罢晋王，并由朱济熿取而代之。尽管我们在仅见的史料中不曾发现朱济熿是否善琴，但推理下来，在景贤书院斫琴之晋王只能是朱济熿。此外“池上有晋王之印”与“明河东晋王斫琴于景贤书院”两条记录相互印证，也足证“霜钟”与“凤凰”二琴的主人均为朱济熿。
　　关于“江城篴”琴，招学庵在《今虞》琴刊《听梅楼偶记·江城篴》一文中记载十分详细：“民国七年，学庵供职山右邮局。越三年冬，偶游太谷，于古物列肆中，睹一琴。谛视髹漆晶莹，纹作横斜疏影状，赫然梅花断也。询其值，索《毛诗》数十之一。急市归，调试检视，腹内外无题识，不审为何代物。安弦试之，则音韵清幽，不同凡响。每当黄昏月下，正襟危坐，为奏《梅花三弄》，不觉暗香徐来，如坐罗浮香雪中。不自知此身尚在人间也。爰取唐人‘楼中玉笛五月落梅’诗句，名日江城笛。题短识岳山上，款镌南海布衣。自此朝夕相随，珍同拱璧。二十一年南返，携庋广州寓斋，名其楼曰听梅。忽一日为胠箧者携去，审察余物无所失，似专为此琴来者。连年踪迹，竟不可得。琴乎琴乎，如果落知音之手，则物得其主，余复何憾。然而听梅楼头，玉笛独响，居今思昔，能无黯然！因援笔记之，以示余之不能忘情云。”可见前述《今虞》琴刊《古琴征访录》”记述的招学庵“民七年得自山西太谷庙会，二十年送存广州被窃”有误，招氏得“江城篴”应在民国十年，即1921年冬。此琴“断纹漆色”为“梅花断，黑如汉铜镜之黑漆;水银古光可鉴人”。从其“梅花断”断纹漆色可以初断“江城篴”应为唐琴，但招氏购得前的拥有者究为何人却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