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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苗）：聂老师，您好。首先，很高兴也很荣幸给您做这期访谈。我知道，您的父辈是中医，而您却并没有依照传统思想子承父业，而是选择了写作，请谈谈您是如何走上这条路的？
（以下简称聂）：谢谢苗梅玲女史的访谈。在古城湘潭，我的父亲曾一直供职于中药、中医界，退休后因病于1984年逝世。如今我已是六十有五的人了。他生前确实希望几个子女中有人再杏林悬壶，但一个都没有。我的四弟聂鑫汉曾进入中药行业，尔后又因文学创作调到湘潭市文联去了。我是长子，父亲自小传教过我许多中药、中医知识，同时又在古典文学和学习书法上对我严加课读，他的原意是让我将来有机会去作一个儒医。他与朋友们相聚饮酒闲谈，也喜欢把我带在身边，他们的举止言谈，让我得到人生的启示和生活视野的开拓。但我没有兴趣子承父业，反而因他的启蒙，让我对读课外书籍和文学创作发生了浓厚兴趣。中学时代我在《湘潭日报》发表散文时，他读过之后没有一句表扬的话，他说：“古人云，家有万金不如薄技在身。将来你还是学医吧。”到初中毕业时，正好株洲木材厂到湘潭来招工，我瞒着父母去报名和参加考试，直到录取了我才告诉他们，时为1965年秋。因为在那个年代，文学要反映的是工农兵的火热生活，所以我进了工厂。在我简单的行李里，我将平日读过的唐诗、宋词、新诗集还有几本短篇小说集带上了。父亲很难过，但又无可奈何。到工厂上班几个月后，我写了一篇关于祖父的纪实散文，刊于《株洲日报》。接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之所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首先源于父亲的“无心插柳柳成荫”，以及我由不自觉而变成自觉的兴趣和爱好所致。
苗：您最初是以诗歌创作成名，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算是少年作家，后来诗歌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还记得曾读过何立伟先生写得关于您的一篇印象记，其中有这么一段让我记忆犹新：“有一则朋友间流传的段子形容他诗歌产量之高，是这么讲的：有甲乙两人聊天，甲说，聂鑫森的诗歌遍地都是，你随遍翻开任何一本文学杂志，上头必有他的诗作。乙不信，于是甲与他打赌，找来一大叠文学刊物，随便翻开一本，果有聂诗。再翻，再有。一直翻到最后一本，终于发现诗歌栏目里这一回没有聂鑫森三个字，乙于是得意，说，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吧？甲不服，把那最后一本杂志又细细看了一回，呼道：这一期没有，但是你看下期预告，不是明明白白有聂鑫森的诗吗？”然而，就在此时，您却转型开始写小说了，为何要转型呢，由诗歌转向小说，毕竟是不同的文体，您在创作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您是如何突破的呢？
聂：何立伟老友的话，是鞭策和鼓励，当然有夸张的成份。但那些年我确实发表了数量不少的新诗，以后结集的就有《地面和地底的开拓》《他们脖子上挂着钥匙》。但在读诗、写诗的同时，我还读过不少的小说，也写过一些小说，只是没有拿出去发表。正式发表小说已是1981年，1983年始就专意写作和发表小说了，诗歌则写在练习本上，很少拿出去发表。其原因是我对古城湘潭的前世今生，通过读书、采访有了更多的了解，特别是对父亲及他周围朋友的生存状况十分熟谙，那些发生在新旧时代的故事别有系人心处；此外我工作的株洲是一个全国有名的工业重镇，我积累了不少工矿生活的素材，都为写小说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我的小说阅读中，对一些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尤感兴趣，比如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白先勇、契诃夫、梅里美、蒲宁、舒克申、舍伍德·安德森、莫拉维亚……他们不十分注重故事、情节，注重的是文化品格的追求、诗意化的充盈，讲究文体的精致和语言的简洁纯净，与诗歌的潜质极为相近。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绝句、小令、散曲，往往只写一个场景、一束情绪、一个故事的片断、一两个人物的关系，其实可看作是小说短制的取材和结构方式，给过我很多启发。如唐人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稍加扩展和填充，不就是一个短篇小说么？我由写诗转向写小说，没有什么太多的障碍，但我的小说不在故事、情节上下太多的功夫，注重的是诗意化的表达，倾慕一种古典的人文情怀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守望和坚持；讲究结构的精致、语言的雅洁。虽涂鸦几十年，仍自感粗疏，还要“活到老，学到老”。
苗：您如何比较诗歌与小说创作的异同？
聂：您问到诗歌与小说的异同，回答上一个问题时我已涉及。小说必须有人物、故事、情节（尽管可以淡化），这是和诗歌（叙事诗除外）最大的不同处。除此之外，对我个人而言，两者之间似乎相同处更多。
苗：转型后的您在小说创作方面可谓出手不凡，一年之中在《人民文学》连发五个短篇，此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直到现在，您也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您一直处于创作的盛期，令人敬慕，勤奋者常有，而几十年坚持葆有创作的热情却不常有，真正的是文坛的长青树，您是如何做到的？您的创作习惯是什么？
聂：1983年我开始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这一年发了两篇。1984年发一篇。1985年王蒙先生任主编时，第三期发短篇小说《悼》，第十一期发《桃花井》《黑窗帘》《呼儿湾的童话》《荒园》四个短篇小说。不敢说我是文坛的“长青树”，只是到了今天创作热情犹未衰减而已。之所以能如此，其一是读书所致，除文学书籍之外，对文史、民俗、天文、地理之类都有兴趣。除出版文学著作外，我撰写的文史、文化类专著，就有二十余本，谈姓氏学、书画、古玩、古建筑、老节令、老行当、老兵器、老游艺、俗语今释、酒与茶等等。这些知识的摄取，对于小说创作大有裨益。此外，几十年来我爱好书法、国画、喝酒、品茶，既提高了自已的素养，也结交了许多朋友，无形中扩大了生活视野，积累了素材。我的创作习惯，就形制而言，虽写过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但最钟情的却是短篇小说和小小说；在写作之前，我想好小说的大体内容、结构、语感，然后是一口气在稿纸上写成，再修改后上电脑打字。我喜欢笔触纸面的那种感觉。
苗：您的短篇写得非常精粹干练，作品极具地域化风格，以湖南湘中古城风貌为背景揭示一个人的生存状态，篇幅虽短，但三教九流，涉及到社会层面却非常广泛。我认为，这给地方文化小说提供了优秀的范例。于此，您是如何选材并进行创作的？ 聂：短篇小说或小小说，确实是我最喜欢的文学样式，长者万字，短者二三千字，林林总总，有好几百篇。小说的背景，多是千年古城湘潭，或钩沉历史，或切入现实。此中的人物，有学林艺苑的巨擘，有五行八作的能工巧匠，有小街小巷的寻常人物，我希望在他们身上凸现地域文化的符码，家世、职业、素养、情怀、技艺，既有恒定不变的基调，也有因人因时因事所表现出来的迥异之处。我的小说往往是从古城“文化”这个层面上展开的，写人物的文化品格，写故事和情节所氲氤的文化氛围。对这种不着意去写故事和情节的小说，我常用的是揉杂着诗性的散文体，也就是汪曾祺先生所称的“散文体小说”。您所说的“地方文化小说”，现当代作家中，鲁迅之写绍兴，沈从文之写湘西，汪曾祺之写高邮，都给我提供了最好的学习范本。
苗：读过您的小说，您有一套写作短篇小说的理论，故事从高潮写起，然后跌宕起伏中展开，最后往往有惊人的发现，这是对传统短篇经典写法的继承和升华，讲究精巧的布局，例如《天福堂》等，是这样吗？
聂：您说得很准确，从小说高潮即将来临时切入，开始我的小说叙述，是我喜欢使用的方法之一。《天福堂》是个小中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这可以避免结构和行文的单调，也可以缩短小说的长度。我还从古今中外的短篇小说名作中，学习和借鉴过很多方法，在我的短篇小说创作谈中会较为详细地谈及。
苗：您的作品不仅注重作品的布局，在语言方面更是给人一种精致的体验，您喜用短句子，有着强烈的节奏感、律动感，铿锵有力，又特别注意在情节舒缓处制造一波三折，蜿蜒曲折，读后余味悠长。您对语言的要求是什么？
聂：您过奖了。我的小说语言，力图做到雅洁、精致、从容，有诗性的色彩，这与我痴好中国古典文学不无关系。即便是要使用口语、俗语、方言，也会想方设法融入到这种格局之中。我很喜欢鲁迅、沈从文、汪曾祺的小说语言，文白夹杂，有效地避免了语言的过度欧化和俚俗，体现出一种传统文化的韵味与气象。
苗：请谈谈您的小说观。
聂：就题材而言，非常重大的现时态社会事件与突发的新闻事件，很少进入我的小说。我喜欢将那种经过岁月淘洗后仍有余香的人和事，作为我的小说素材，尽管其不具有什么轰动效应，却能体现一种传统文化的恒定价值，并对现实生活具有观照性。即便是写现时态的寻常生活，也能触摸到悠远岁月的“草蛇灰线”，具有一种文化传承的韵味。对于短篇小说或小小说，我不注重故事和情节的编排，正如西方哲人所言：“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塑造人物重在氛围和细节。我很看重小说文体的精致，力图去掉人工斧凿的痕迹，使其呈现一种自然而从容的状态。我觉得小说不能不讲究语言，不能不讲究语感。当然，这只是我的愿景，我还得不断努力，以便有所收益。
苗：在您的作品里还有一点深刻的感受，除了你深厚的古文功底，再就是您对中华精粹传统文化的熟悉和恰到好处的运用让作品增色不少，意韵突显，比如戏剧律典、金石书画等等，在这方面，是什么影响您？
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因各种遭逢际遇，接触过许多有特色的人物，如戏剧演员、金石书画家、名老中医、雕塑家、园林艺术家；还有不少能工巧匠，如大木匠、细木匠、泥瓦匠、做泥人的、糊风筝的、变戏法的……他们的为人处世态度、磊落不羁的胸怀、高超的技艺，使我惊使我喜使我思。加之我喜读杂书，又因要更好地了解他们，便有意识地寻觅、收藏、研读有关书籍，也就粗浅地具备了这些方面的知识。当我与他们聚首时，彼此有了合适的话题，增加了亲近感，他们的述说变得更加坦诚和真切，于是我得到了更多的小说素材。
苗：那么关于阅读，除了我国的经典作品，对于外国文学，你喜欢哪些作品和作家，您怎么看他们？
聂：外国文学我也读过不少。以短篇小说而言，我喜欢俄国的契诃夫、舒克申、蒲宁，美国的海明威、欧·亨利、舍伍德·安德森、赛林格，英国的奈保尔，意大利的莫拉维亚，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捷克的米兰·昆德拉，日本的川端康成，等等。他们各有各的特色，恕我不一一列举。比如舍伍德·安德森的短篇小说集《小城畸人》，描写的小城镇生活的心理气氛，几乎每一篇都是小人物灵魂的探究，充满了精神经验的细节。他凭借敏感的想象力和透视力，抓住一种氛围或是一种情调，一个地方或是一个人物，一股狂热或是一种梦幻，来结构他的小说，令人钦服。又如英国奈保尔的短篇小说集《米舍尔大街》，此中的《博加特》，以“不定点”的叙述特色造就小说人物的种种悬念；《没有名字的东西》，表现出的“道”与“器”的意旨；《烟花专家》中的浓重的反讽效果，都让人砰然心动。我读外国的短篇小说，有的是粗读，有的细读或反复读，后一种情况是因为其小说的取材、文体、题旨、意韵，在某个方面让我发生兴趣、得到启示。
苗：回溯您的创作，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发表处女作至今，已有四十余年，关键是您创作的速度又快，质量又好，这个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所以我个人认为，以您的作品对于文坛的贡献，文坛的关注有些少，对您的评价也还远远不够。接下来您有什么创作计划吗？
聂：对于写作，我是一种爱好，它让我过得很充实，这便是最大的奖励，所以能坚持不辍。我没有当过一天专业作家，先是当工人尔后是报社副刊编辑直至退休，是个地道的业余作家，故而没有任何压力。以后，我仍然是以写短篇小说、小小说为主，兼及写一些文史、文化类的专著。读和写之外，习字、画画、写旧体诗词，和朋友们饮酒、喝茶，让每一天过得有意思过得快乐。我在《2013年元旦后大雪》七律中写道：“昨夜风言雪语窗，晓看天地白茫茫。青蝇客死梅花笑，紫砚墨浓曲赋香。休管炎凉驹过隙，只凭老健酒温肠。等闲又候东君醒，何处湖山访稻桑。”这大概就是我眼下的心境了。
（以下简称聂）：谢谢苗梅玲女史的访谈。在古城湘潭，我的父亲曾一直供职于中药、中医界，退休后因病于1984年逝世。如今我已是六十有五的人了。他生前确实希望几个子女中有人再杏林悬壶，但一个都没有。我的四弟聂鑫汉曾进入中药行业，尔后又因文学创作调到湘潭市文联去了。我是长子，父亲自小传教过我许多中药、中医知识，同时又在古典文学和学习书法上对我严加课读，他的原意是让我将来有机会去作一个儒医。他与朋友们相聚饮酒闲谈，也喜欢把我带在身边，他们的举止言谈，让我得到人生的启示和生活视野的开拓。但我没有兴趣子承父业，反而因他的启蒙，让我对读课外书籍和文学创作发生了浓厚兴趣。中学时代我在《湘潭日报》发表散文时，他读过之后没有一句表扬的话，他说：“古人云，家有万金不如薄技在身。将来你还是学医吧。”到初中毕业时，正好株洲木材厂到湘潭来招工，我瞒着父母去报名和参加考试，直到录取了我才告诉他们，时为1965年秋。因为在那个年代，文学要反映的是工农兵的火热生活，所以我进了工厂。在我简单的行李里，我将平日读过的唐诗、宋词、新诗集还有几本短篇小说集带上了。父亲很难过，但又无可奈何。到工厂上班几个月后，我写了一篇关于祖父的纪实散文，刊于《株洲日报》。接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之所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首先源于父亲的“无心插柳柳成荫”，以及我由不自觉而变成自觉的兴趣和爱好所致。
苗：您最初是以诗歌创作成名，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算是少年作家，后来诗歌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还记得曾读过何立伟先生写得关于您的一篇印象记，其中有这么一段让我记忆犹新：“有一则朋友间流传的段子形容他诗歌产量之高，是这么讲的：有甲乙两人聊天，甲说，聂鑫森的诗歌遍地都是，你随遍翻开任何一本文学杂志，上头必有他的诗作。乙不信，于是甲与他打赌，找来一大叠文学刊物，随便翻开一本，果有聂诗。再翻，再有。一直翻到最后一本，终于发现诗歌栏目里这一回没有聂鑫森三个字，乙于是得意，说，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吧？甲不服，把那最后一本杂志又细细看了一回，呼道：这一期没有，但是你看下期预告，不是明明白白有聂鑫森的诗吗？”然而，就在此时，您却转型开始写小说了，为何要转型呢，由诗歌转向小说，毕竟是不同的文体，您在创作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您是如何突破的呢？
聂：何立伟老友的话，是鞭策和鼓励，当然有夸张的成份。但那些年我确实发表了数量不少的新诗，以后结集的就有《地面和地底的开拓》《他们脖子上挂着钥匙》。但在读诗、写诗的同时，我还读过不少的小说，也写过一些小说，只是没有拿出去发表。正式发表小说已是1981年，1983年始就专意写作和发表小说了，诗歌则写在练习本上，很少拿出去发表。其原因是我对古城湘潭的前世今生，通过读书、采访有了更多的了解，特别是对父亲及他周围朋友的生存状况十分熟谙，那些发生在新旧时代的故事别有系人心处；此外我工作的株洲是一个全国有名的工业重镇，我积累了不少工矿生活的素材，都为写小说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我的小说阅读中，对一些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尤感兴趣，比如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白先勇、契诃夫、梅里美、蒲宁、舒克申、舍伍德·安德森、莫拉维亚……他们不十分注重故事、情节，注重的是文化品格的追求、诗意化的充盈，讲究文体的精致和语言的简洁纯净，与诗歌的潜质极为相近。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绝句、小令、散曲，往往只写一个场景、一束情绪、一个故事的片断、一两个人物的关系，其实可看作是小说短制的取材和结构方式，给过我很多启发。如唐人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稍加扩展和填充，不就是一个短篇小说么？我由写诗转向写小说，没有什么太多的障碍，但我的小说不在故事、情节上下太多的功夫，注重的是诗意化的表达，倾慕一种古典的人文情怀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守望和坚持；讲究结构的精致、语言的雅洁。虽涂鸦几十年，仍自感粗疏，还要“活到老，学到老”。
苗：您如何比较诗歌与小说创作的异同？
聂：您问到诗歌与小说的异同，回答上一个问题时我已涉及。小说必须有人物、故事、情节（尽管可以淡化），这是和诗歌（叙事诗除外）最大的不同处。除此之外，对我个人而言，两者之间似乎相同处更多。
苗：转型后的您在小说创作方面可谓出手不凡，一年之中在《人民文学》连发五个短篇，此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直到现在，您也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您一直处于创作的盛期，令人敬慕，勤奋者常有，而几十年坚持葆有创作的热情却不常有，真正的是文坛的长青树，您是如何做到的？您的创作习惯是什么？
聂：1983年我开始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这一年发了两篇。1984年发一篇。1985年王蒙先生任主编时，第三期发短篇小说《悼》，第十一期发《桃花井》《黑窗帘》《呼儿湾的童话》《荒园》四个短篇小说。不敢说我是文坛的“长青树”，只是到了今天创作热情犹未衰减而已。之所以能如此，其一是读书所致，除文学书籍之外，对文史、民俗、天文、地理之类都有兴趣。除出版文学著作外，我撰写的文史、文化类专著，就有二十余本，谈姓氏学、书画、古玩、古建筑、老节令、老行当、老兵器、老游艺、俗语今释、酒与茶等等。这些知识的摄取，对于小说创作大有裨益。此外，几十年来我爱好书法、国画、喝酒、品茶，既提高了自已的素养，也结交了许多朋友，无形中扩大了生活视野，积累了素材。我的创作习惯，就形制而言，虽写过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但最钟情的却是短篇小说和小小说；在写作之前，我想好小说的大体内容、结构、语感，然后是一口气在稿纸上写成，再修改后上电脑打字。我喜欢笔触纸面的那种感觉。
苗：您的短篇写得非常精粹干练，作品极具地域化风格，以湖南湘中古城风貌为背景揭示一个人的生存状态，篇幅虽短，但三教九流，涉及到社会层面却非常广泛。我认为，这给地方文化小说提供了优秀的范例。于此，您是如何选材并进行创作的？ 聂：短篇小说或小小说，确实是我最喜欢的文学样式，长者万字，短者二三千字，林林总总，有好几百篇。小说的背景，多是千年古城湘潭，或钩沉历史，或切入现实。此中的人物，有学林艺苑的巨擘，有五行八作的能工巧匠，有小街小巷的寻常人物，我希望在他们身上凸现地域文化的符码，家世、职业、素养、情怀、技艺，既有恒定不变的基调，也有因人因时因事所表现出来的迥异之处。我的小说往往是从古城“文化”这个层面上展开的，写人物的文化品格，写故事和情节所氲氤的文化氛围。对这种不着意去写故事和情节的小说，我常用的是揉杂着诗性的散文体，也就是汪曾祺先生所称的“散文体小说”。您所说的“地方文化小说”，现当代作家中，鲁迅之写绍兴，沈从文之写湘西，汪曾祺之写高邮，都给我提供了最好的学习范本。
苗：读过您的小说，您有一套写作短篇小说的理论，故事从高潮写起，然后跌宕起伏中展开，最后往往有惊人的发现，这是对传统短篇经典写法的继承和升华，讲究精巧的布局，例如《天福堂》等，是这样吗？
聂：您说得很准确，从小说高潮即将来临时切入，开始我的小说叙述，是我喜欢使用的方法之一。《天福堂》是个小中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这可以避免结构和行文的单调，也可以缩短小说的长度。我还从古今中外的短篇小说名作中，学习和借鉴过很多方法，在我的短篇小说创作谈中会较为详细地谈及。
苗：您的作品不仅注重作品的布局，在语言方面更是给人一种精致的体验，您喜用短句子，有着强烈的节奏感、律动感，铿锵有力，又特别注意在情节舒缓处制造一波三折，蜿蜒曲折，读后余味悠长。您对语言的要求是什么？
聂：您过奖了。我的小说语言，力图做到雅洁、精致、从容，有诗性的色彩，这与我痴好中国古典文学不无关系。即便是要使用口语、俗语、方言，也会想方设法融入到这种格局之中。我很喜欢鲁迅、沈从文、汪曾祺的小说语言，文白夹杂，有效地避免了语言的过度欧化和俚俗，体现出一种传统文化的韵味与气象。
苗：请谈谈您的小说观。
聂：就题材而言，非常重大的现时态社会事件与突发的新闻事件，很少进入我的小说。我喜欢将那种经过岁月淘洗后仍有余香的人和事，作为我的小说素材，尽管其不具有什么轰动效应，却能体现一种传统文化的恒定价值，并对现实生活具有观照性。即便是写现时态的寻常生活，也能触摸到悠远岁月的“草蛇灰线”，具有一种文化传承的韵味。对于短篇小说或小小说，我不注重故事和情节的编排，正如西方哲人所言：“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塑造人物重在氛围和细节。我很看重小说文体的精致，力图去掉人工斧凿的痕迹，使其呈现一种自然而从容的状态。我觉得小说不能不讲究语言，不能不讲究语感。当然，这只是我的愿景，我还得不断努力，以便有所收益。
苗：在您的作品里还有一点深刻的感受，除了你深厚的古文功底，再就是您对中华精粹传统文化的熟悉和恰到好处的运用让作品增色不少，意韵突显，比如戏剧律典、金石书画等等，在这方面，是什么影响您？
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因各种遭逢际遇，接触过许多有特色的人物，如戏剧演员、金石书画家、名老中医、雕塑家、园林艺术家；还有不少能工巧匠，如大木匠、细木匠、泥瓦匠、做泥人的、糊风筝的、变戏法的……他们的为人处世态度、磊落不羁的胸怀、高超的技艺，使我惊使我喜使我思。加之我喜读杂书，又因要更好地了解他们，便有意识地寻觅、收藏、研读有关书籍，也就粗浅地具备了这些方面的知识。当我与他们聚首时，彼此有了合适的话题，增加了亲近感，他们的述说变得更加坦诚和真切，于是我得到了更多的小说素材。
苗：那么关于阅读，除了我国的经典作品，对于外国文学，你喜欢哪些作品和作家，您怎么看他们？
聂：外国文学我也读过不少。以短篇小说而言，我喜欢俄国的契诃夫、舒克申、蒲宁，美国的海明威、欧·亨利、舍伍德·安德森、赛林格，英国的奈保尔，意大利的莫拉维亚，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捷克的米兰·昆德拉，日本的川端康成，等等。他们各有各的特色，恕我不一一列举。比如舍伍德·安德森的短篇小说集《小城畸人》，描写的小城镇生活的心理气氛，几乎每一篇都是小人物灵魂的探究，充满了精神经验的细节。他凭借敏感的想象力和透视力，抓住一种氛围或是一种情调，一个地方或是一个人物，一股狂热或是一种梦幻，来结构他的小说，令人钦服。又如英国奈保尔的短篇小说集《米舍尔大街》，此中的《博加特》，以“不定点”的叙述特色造就小说人物的种种悬念；《没有名字的东西》，表现出的“道”与“器”的意旨；《烟花专家》中的浓重的反讽效果，都让人砰然心动。我读外国的短篇小说，有的是粗读，有的细读或反复读，后一种情况是因为其小说的取材、文体、题旨、意韵，在某个方面让我发生兴趣、得到启示。
苗：回溯您的创作，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发表处女作至今，已有四十余年，关键是您创作的速度又快，质量又好，这个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所以我个人认为，以您的作品对于文坛的贡献，文坛的关注有些少，对您的评价也还远远不够。接下来您有什么创作计划吗？
聂：对于写作，我是一种爱好，它让我过得很充实，这便是最大的奖励，所以能坚持不辍。我没有当过一天专业作家，先是当工人尔后是报社副刊编辑直至退休，是个地道的业余作家，故而没有任何压力。以后，我仍然是以写短篇小说、小小说为主，兼及写一些文史、文化类的专著。读和写之外，习字、画画、写旧体诗词，和朋友们饮酒、喝茶，让每一天过得有意思过得快乐。我在《2013年元旦后大雪》七律中写道：“昨夜风言雪语窗，晓看天地白茫茫。青蝇客死梅花笑，紫砚墨浓曲赋香。休管炎凉驹过隙，只凭老健酒温肠。等闲又候东君醒，何处湖山访稻桑。”这大概就是我眼下的心境了。